監察院的預算又被刪了，又加上監察委員的洩密案。這樣的一個『死衙門』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中國自古以來有很多制度的設計是很有趣的。以監察權為例，這項制度的設計本來就是部落政治轉換成集權政治下的產品。
中國在秦始皇併六合，吞八荒，一統天下之後，中國的疆域與制度開始奠定了基礎。這是一個劃時代的變化，因為中國從此以後不再是部落式的共主政治，而是集權式的帝皇政治。也由於是過去的共主政治轉變成唯我獨尊的帝皇政治，所以有許多制度開始進行大變革。但是，任何制度的變革都是延續前者而進行改造，所以孔子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便是這個道理。
御史大夫的設立基本上有兩個層次的意義。第一自然是專制帝王為了控制臣下所設立的制度。在這一層的意義中，我們可以發現，雖然秦王朝是專制王朝的開端，但由於是集權政治首次轉變，所以身為皇帝並不能完全的擁有權力，相反的是要與丞相分享政權，因此有內朝與外朝之分。內朝以皇帝為尊，外朝則是以丞相為主，所以丞相可以挾百官與皇帝抗衡。在這種情形之下，皇帝為了害怕外朝的丞相奪權，所以設立御史大夫以便監控丞相。在制度上，丞相有開府的權力，為百官之首，御史大夫無論是地位或是俸祿皆遠低於丞相。但是御史大夫有一項權力，就是糾舉百官之權，並且若糾舉屬實，御史大夫可以取而代之，即使是一躍而為丞相亦可。而且御史大夫有一項特色，便是年紀絕大部分很輕。由於年紀輕，所以血氣方剛，不畏權勢﹔加上品秩較低，所以勇於糾彈百官。因此，御史大夫敢於打蒼蠅，更敢於打老虎。
御史大夫還有另一個層次的意義，就是糾舉皇帝的過失。早期的中國是屬於共主政治，所以無論是夏天子、殷天子或是周天子都只是名義上的共主，對於其他的部落或是諸侯國而言，他們的地位雖然是較為尊貴，但是在某些意義上面，兩者都還是平等的，例如彼此都是部落諸侯，差別只是在於部落領土的大小。所以周公要制禮作樂，目的就是要利用血緣的宗族關係來將周天子置於更高的層級。但無論如何，共主的佐臣基本上都是大部落諸侯所擔任，例如堯帝時期的四岳、舜帝時期的鯀和禹、甚至是周平王的鄭莊公都是以大諸侯的地位擔任共主的佐臣。既然是在某些意義上共主與諸侯是平等的地位，所以對於共主自然也會有一些反制的措施，以免共主假借其地位而壓迫諸侯。史官的建立便世界遊記言語記事來牽制共主，久而久之，便轉變成御史了。
御史地位的演變隨著帝王專制程度的增加而逐漸改變，原本糾舉皇帝過失的功能性逐漸降低，糾彈百官的功能相對性地增加，其中的轉變以唐宋為轉戾點。宋代的御史大夫可以『風聞彈事』，而且有言論免責權，地位崇高。這樣的一個情況對宋代有利亦有弊。利的是，宋代的士大夫重視自身的氣節與風骨，弊的是，宋代的政治始終混亂。
現在，監察院的建制本意是在於能夠有秦代御史大夫的地位，也就是說御史大夫不只是要糾彈百官之過，更要糾舉總統之過。不過，現在的監察院卻形成一個暮氣沉沉的『死衙門』。
其實監察院最大的問題並不是在於奪去立法院的彈劾權，而是在於擁有彈劾權而不去使用。為什麼會這樣？原因在於監察委員的年紀比較大，所以對於權位比較珍惜，不敢放膽且主動去調查弊案。在這種情況下，監察院哪裡會有朝氣呢？沒有朝氣的監察院，只敢打蒼蠅，不敢打老虎，無怪乎監察院有如『閻王殿』－除非有死鬼報到，否則報應永遠不到。
監察院既然擁有彈劾之權，必然對於弊案要有主動調查的義務，否則擁有大權卻無義務，自然會為人所詬病。要改造監察院唯一的方式就是讓監察院改為民選，讓監察委員的地位有如美國的聯邦巡迴法官。與其要求監察委員自己改變，不如從體質、從制度上來將監察委員改變。這樣一來，監察委員是對人民負責，不是對總統負責，所以不但會糾舉百官，也會糾舉總統。同時，監察委員的年齡勢必會因此而下降，監察院自然不會是像現在這樣暮氣沉沉，對於弊案自然也會『風聞彈事』。那麼監察院的設立才有其意義，否則不如將其廢除，把監察權交給立法院。死抱著五權憲法的大腿不放，結果留著一大堆冗官冗員冗衙門，每年花一大筆冗錢冗財冗預算。不但政治不會因此而清明，反而拖垮國家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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