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左翼前輩成露茜
(1939/2/11 ~ 2010/1/27)
辦報興校凝聚進步思想露茜身影猶在
律己厚人感召學術後輩女俠風範永存
成露茜博士1939年出生於香港，對日抗戰期間，因父親成舍我為涉入時政甚深的知名報人而必須四處避難，童年曾於桂林、重慶、北平等城市度過，抗戰勝利後回到香港，哥哥成思危胸懷社會主義祖國，不顧母親反對，隻身從香港返回中國，不久，成露茜於1952年與父母和姊姊移居台灣。雖為家中么女，並考取菁英的北一女和台大外文系，父親成舍我仍以強調「自強不息」的嚴厲家教，使成露茜自幼便鍛鍊出獨立思考與自力更生的性格。由於不滿台灣的教育環境，成露茜於大學二年級時便不顧父親的反對而自行尋找資源，取得就讀夏威夷大學音樂系的機會。
四處打工以供養自己在美國求學的生活所需。積勞成疾的她，因無法負擔長時間練鋼琴所需的體力，改道主修社會學、副修音樂。初至美國時曾為白人家庭做媬姆，女性雇主充滿階級歧視的評語：「我不在乎你有多聰明，在這裡你不過是個女傭」開啟成露茜日後對階級議題的關注。
成露茜自力更生地「」先後取得夏威夷大學社會學學士、芝加哥大學圖書資訊碩士、夏威夷大學社會學碩士與博士。在夏威夷大學攻讀社會學學位期間，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加以在圖書館工讀的機會，閱讀了許多中國大陸出版的書籍，為日後的左翼思想奠定重要基礎。
1970年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後，美國民權運動仍餘波盪漾，成露茜華裔女性的身份使其雖面對各種性別與種族歧視，最終仍於同年取得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教職。此時期的成露茜思想開始左傾，不僅沒有為保住難得的飯碗而甘於做個順服從的「模範少數族裔」(model minority)，相反地，她不斷與學校鬥爭，以建立論述和實際抗議行動並重的方式，爭取亞美研究的教學與研究資源，奠定了亞美研究中心(Asian American Study Center)獨樹一格的標誌。
UCLA的亞美研究中心創立於1969年，.為一九六０年代狂飆的民權與學生運動鬥爭的成果。中心創設以來數名主任都因無法取得學生運動的支持而被迫辭職。1972年，剛任教不久的成露茜因政治立場與學生運動接近，獲得學生支持而破格地以助理教授身份獲聘為中心主任，直至1987年辭職為止，任期長達十六年。
充滿理想主義的成露茜與支持她的學生達成以集體領導模式推動亞美研究中心的共識。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中，亞美中心實踐社會主義模式，由學生和教職員組成中央委員會，共同決策與執行任務。顛覆資本主義依職務／階級高低的給薪模式，亞美中心的所有成員捐出薪水，再依實際生活需求重新分配。這樣的社會主義模式在資本主義的美國校園內並無制度性的支撐，數年後因為人事更動，後進的人員不必然認同草創期有明顯左翼理想色彩的共識，此運作模式告終。
成露茜不斷衝撞體制，不僅爭取了亞裔、少數族群研究和教學的資源，更開創了結合研究與實踐的基進取向。首先，她動員學生，與中國城的社區結合，以解決社區問題為問題意識的起點，展開研究課題，再以研究成果為依據決定實踐方向與方法，而在研究與實踐的過程中，亞美中心皆與社區緊密結合。成露茜初掌亞美中心時，兩個左翼社運組織對中國城的工人群眾有不同的組織想像，其一主張成立工會，另一主張成立合作社。成露茜建議先進行基礎調查再決定運動路線。經過紮實的調查分析後，發現中國城中以車衣工人居多，且多與雇主有親屬關係，因此難以階級進行組織，最後決定採取合作社方式，以解決民生經濟問題切入組織動員工作。除經濟問題外，調查結果也發現社區中家暴與幼兒照顧等問題，成露茜除動員學生外，也結合了她所參與的左翼婦女讀書會成員，在社區出版中英西三語的Family Newsletters(當時中國城已不只是華人居住)。合作社初期發揮了很好的組織動員作用，但在經營成功開始有盈餘後，組織反而出現危機：社區居民與亞美中心等非社區居民的組織工作者對於合作社盈餘的運用有不同意見，亞美中心認為合作社的發展已與其理想遠離而決定撤離，不久合作社便宣告結束。成露茜從此次失敗經驗體認到「知識份子靠不住」的重大教訓，但同時也看見研究與實踐確實可以結合，並能發揮重大作用。從實踐經驗總結，成露茜認為知識份子自身並無法改變社會，唯有透過社會實踐才能對社會有所貢獻，此一鮮明的立場展現在她一生的各種結合研究與實踐的嚐試中。
成露茜並不因重視社會實踐而貶低研究的價值。相反地，在亞裔與其他少數族裔研究尚未獲認可的年代，成露茜認為必須建立紮實而具開創性的論述才能顛覆既有的學術霸權。她在亞美研究中心組織了許多具劃時代意義的出版與研究計畫。中心出版的第一本書《Roots: An Asian American Reader》，為首創的亞美研究教科書，而Amerasia Journal至今仍為亞美研究最重要的學術期刊。對成露茜而言，學術就是政治，論述亦是鬥爭的重要手段，1976年亞美中心便出版《Counterpoint: Perspectives onAsian America》，介入越戰的議題，討論越戰與美國長期以來對亞裔的壓迫和剝削之間的關係。
1978年，成露茜與南加州華人歷史學會 (Chinese HistoricalSocie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合作進行南加州華人口述歷史計劃(Southern California Chinese American Oral History Project)，打破傳統只為菁英寫史的取向，聚焦於基層群眾的歷史，除建立圖書館典藏的珍貴文獻外，更帶動了洛杉磯僑社對華裔在美奮鬥歷史的保存熱衷，成為多年後華美博物館成立的重要基礎。
成露茜對於階級、性別和種族間複雜的關係有許多開創性的研究成果。1984年，延續華人口述歷史計畫，組織了六位亞裔研究者，再度與南加州華人歷史學會合作撰述並出版 《Linking Our Lives》，凸顯華裔婦女如何堅強面對傳統束縛與美國社會對華人女性的多重歧視，在陌生而充滿敵意的美國社會落地生根，此書已成為是美國婦女史重要文獻之一。
雖與華裔社區密切合作，成露茜早期關於華裔女性的研究卻曾引起華人社群的爭議。洞悉當時移民研究只有男性的侷限，成露茜在開展亞美研究中心的同時，著手進行一項艱巨的研究課題，從散落在圖書館檔案室、墓碑、家書…等不起眼的線索，抽絲剝繭地論證出，十九世紀的美國資本社會如何剝削來自中國的「妓女」以促進資本積累。這項研究，不見容於當時的華裔社群，有些人指責成露茜的文章將使華裔被污名為「妓女的後代」，成露茜仍獨排眾議堅持完成此研究，並於1979年於女性主義與婦女研究的重要期刊Signs上發表的＜Free, Indentured, andEnslaved: Chinese Prostitutes in 19th Century America＞，成為是性別與移民研究的社會學經典著作。
此項研究實為成露茜另一項開創性研究課題的一環。在同化論、推拉理論當道的移民研究領域，成露茜率先以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與世界體系的觀點，分析跨國流移，1984年與Edna Bonacich聯合編著的《Labor Immigration Under Capitalism》被譽為具有高度理論價值與開創性的移民研究經典。成露茜致力於突破學科與國族的疆界，運用各種資源與機會，促進亞裔美國學者與原生國產生連結，她與廣東中山大學合作，以紮實的田野調查與歷史檔案為基礎，分析從中國到美國的移民過程，以及移民潮對廣東台山的經濟、政治、性別、文化等各面向的影響，成為「僑鄉」研究的先鋒。
成露茜披荊斬棘地打開了亞美研究與教學在美國學院的空間，在擔任亞美中心十六年的主任後離職。中心草創期以華裔和日裔為主，隨著來自菲律賓和韓國的新移民日增，已漸獲資源與地位的華裔和日裔學者，以當年白人排擠華裔和日裔的同樣藉口與方法企圖阻撓其他新進的亞裔學者，成露茜無法接受日趨保守的亞美中心發展方向，而決定離去。
1985年，成露茜再度獨排眾議，在UCLA創立環太平洋研究中心(Center of Pacific Rim Studies)，企圖打破既有以民族國家或區域為疆界的研究取向，以世界體系的視野，分析不同國家之間的關連。這項具穿透力的計畫，在成露茜於1990年離開研究中心後而無以為繼。
然而，成露茜的跨國界研究與行動並未終止。1979年，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次日，成露茜便與UCLA的代表團抵達中國大陸，展開長期的學術交流計畫，成為最早與中國進行學術交流的美國大學團隊。當時中國企圖在國際學術發聲，卻缺乏精通英文的學術人才，成露茜結合了UCLA與中國學術機構，創建一種交流模式，改變中國原有花大筆經費送人到美國學英文的方式，以自力更生為目的，使中國的學術單位能在短期內以英文教學和發表研究成果，不必再依賴美國，培訓的專業學科涵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對於中國學術在國際的發展有重大影響。
成露茜因父親交付尋找兄姊的任務，早在1972年便重返中國大陸，並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周恩來告知成露茜，過去對成舍我的定位錯誤，他應是「民族資本家」，是共產黨的朋友，而非敵人。這次的中國行對成露茜的影響甚巨。在那裡她看到了一種未曾見過的精神面貎，令她非常嚮往，進而大量閱讀毛澤東的著作和關於文革的資料，並將之與美國的社會運動關連。
成露茜鮮明的左翼立場使得她遭到國民黨政府的職業學生密告，因而無法返台。而在中國大陸與UCLA開展學術交流後不久，台灣政府便邀請UCLA校長來台，使成露茜藉此機會返台。
1991年，成露茜接掌父親的「立報」，至2001年從UCLA辦理退休前，長期於台灣和美國兩地奔波。立報為台灣媒體的異類，在沒有商業資本支持下堅持批判、社運、教育的觀點。成露茜集企圖結台灣左翼力量為立報撰寫專欄，但因種種原因，未能發揮原本期待的影響力。雖然面對龐大財務壓力，成露茜仍堅持理想，不僅延續立報，更於1996年創辦「破報」，宣示：「有立必有破，有破才有立，世代的交替，在立和破的辯證軌道上滑行。沒有一個世代保有完全和永恆的優勢，「破」和「立」也不會是任何一個世代專利。」2006年，成露茜以其一貫的對弱勢發聲的關注，創辦了越語和泰語「四方報」，成為在台的越籍和泰籍移民／工最重要的訊息交流和發聲管道。成露茜無懼於台灣極度扭曲的媒體環境，視辦報為打造讓有志者能「實驗」、「實習」和「實踐」的育才事業。
成露茜極為重視機制建立(institutionbuilding)，認為社會變革不能僅依靠熱情和隨機的因緣，更需要建立機制，才能不斷再生產出投入社會變革的下一代，也因此她積極投入研究和教學機構，以及教材的研發和出版。
1997年，成露茜於父親創建的世新大學創辦社會發展研究所，標舉「有學有術．實踐基層．回歸理論．再造社會」為宗旨。社發所的成立並不順遂，最早於1994年向教育部提出申請，但審查委員認為社發所的內容向不脫社會學的範圍，而未予通過。成露茜一方面堅持社發所的特色，一方面不屈不撓地多方探詢社會學界大老意見，並想方設法地解釋社發所並非傳統社會學所，突破教育體制與專業壁壘的限制，終於在1996年再次提出申請時獲得許可。
成露茜相當有意識地將世新社發所的英文名稱定為“Social Transformation Studies”，而非社會學界所認定的次領域”SocialDevelopment Studies”，清楚地標示其致力於社會變革的理想，延續她在亞美研究中心投身結合研究與實踐的經驗。
結束了亞美研究中心的黃金時期後，成露茜對美國日趨保守的學術與教學環境感到沮喪。一方面，她不滿於只強調critical thinking卻沒有實踐的教學取向，更不甘心於一九七０年代左翼在美國發展出的實踐模式，二十多年後，不僅未遍地開花，反而失去動力。另一方面，回到台灣後，常聽聞台灣的社運朋友抱怨缺乏有進步思想和實踐力的年輕人，而台灣的發展已出現各式各樣的議題，需以新的思維與方法來探討。成露茜因而企圖在世新建立一個她心目中理想的研究所，將社發所建構為一個培養兼具批判思考與實踐能力的教學機構。為達此目標，成露茜設計了核心的「定點實習」課程，要求學生以較長而密集的時間與某個社運組織或弱勢團體合作，推動或協助所需的調查和行動方案，而所選擇的實習地點必須是學生不熟悉的場域，因為成露茜認為知識份子必須被改造，而改造的最有效方法是遠離慣性。
延續亞美中心帶動學生實踐的模式，成露茜在社發所期間曾動員學生進行工作坊，企圖運用巴西解放教育理論與實踐家Paulo Freire的對話式教學法，培訓國中小老師，使他們能將對話式教學法落實在教學現場。然而因成露茜身兼數職，無法再如亞美中心期間的全心投入社發所的教學、研究與組織工作。
卸下社發所兩任六年的所長職務後，成露茜轉任世新大學傳播學院院長，推動媒體識讀教育、出版教材，近兩年更結合世新與國北師相關師資，進行教材教法的研發與出版，企圖培訓國中小老師，使其有能力在各課程中融入媒體識讀的教學，讓公民從小養成批判地閱讀媒體的能力。2006年起，成露茜一手規畫「舍我紀念館」，推動民國新聞史的研究，企圖建立新聞史研究的新典範。成露茜始終同時進行多項前瞻性計畫，不顧身體負荷，即使在過世的前兩日，她仍在積極協調媒體計畫、籌辦探討另類傳播的國際研討會。對成露茜而言，作為一個左翼實踐者，沒有「退休」二字，終其一生，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戰役中，探尋結合理論與實踐的可能。
成露茜一生勇於挑戰極限，不斷地開創新局，並且在過程中引領後進。她總是將重要的計畫或機構交付給合作的伙伴，尤其是後進，並給予充分的發揮空間，鼓勵創新，使後輩得以在具體的踐行中，體悟理論與實踐結合的重要性與方法。
成露茜的一生展現出一種大無畏的氣魄，總是挑戰自己和身邊的人，時時思索如何突破重重限制，找到前進的道路。成露茜始終身體力行地傳達她的信念：拒絕宿命，勇於戰鬥！
儘管擁有數不盡的顯赫頭銜與傳奇事蹟，成露茜的一生最珍貴的是她始終如一的冒險犯難，鍥而不捨地摸索、創造一種「研究」與「實踐」结合的方式，雖然這些嚐試中充滿挫败、失望、孤獨、不成熟，但她總是正面地迎戰，思考下一步的可能。許多與成露茜同樣在一九六、七０火紅的革命年代成長的知識份子常以「年輕時天真幼稚」而輕率地否定了自己曾有的理想、便宜行事地合理化現今自己與世俗的同流。成露茜從未否定自己年輕的理念和夢想，而是不斷在挫折和失敗中重新站起。正是這種拒絕輕率地否定年輕時理想的精神面貎，使成露茜的驟然去世攪動了許多後輩難以形容的情緒，以一種超越僅是懷念德高望重的教授的心情和思想，回憶與沈思她帶給世界的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