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春季，由日本東寶電影公司在一九六一年出品，黑澤明導演，三船敏郎主演，曾獲威尼斯電影節最佳男演員獎的《用心棒》（台譯《大鏢客》）在台灣上映。由於觀眾太過捧場，以致黃牛傾巢而出，尤其是二二八事件爆發地的遠東戲院門口，因為警察取締販賣黃牛票的便衣憲兵，引發憲兵報復，不僅聚眾當街毆打兩名警察，並拖入憲兵隊繼續凌辱，在旁想勸阻的民眾也遭池魚之殃，連採訪記者也遭刺刀刺入胸部。事後雖然憲兵司令親自將受重傷的兩位警察送出就醫，但憲兵在接下來的幾天，依舊多次在街頭毆打警察，甚至聚眾駕車持械，包圍警察局叫囂，成了戒嚴時代最嚴重的憲警衝突事件。
其實在兩蔣王朝統治中國與台灣的半世紀裡，出現過數不清的政治口號，其中有個就叫做「憲警一家」，當然啦！大家也該明白：口號就是希望，希望就是做不到的事，做不到的事就是謊言，因此，「憲警一家」就是……雖然兩蔣還有著中統（調查局）、軍統（情報局）、保安（警總）等各種特務機構，然而真正人數夠多，而且武器裝備足以火拚到讓兩蔣頭痛的，也就只有憲兵與警察而已了。
憲兵（military policeman）是目前世界上多數國家軍隊的正規常設兵種，主要負責維持軍隊紀律，保障軍隊命令的執行，組織軍事法庭，在西方的軍事結構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然而蘇聯在「十月革命」成功後，因沙俄時期憲兵負責執行槍決任務，在軍中與民間都聲名狼藉，所以紅軍取消了憲兵這一兵種，日後社會主義國家也都比照辦理，並未設置憲兵。例如共軍就沒設憲兵，與現在台灣外島的駐軍一樣，由司令部（指揮部）任務編組成「軍紀糾察」（對岸叫「警備糾察」）。但隨著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世界各國軍隊似乎又紛紛組建了憲兵部隊。例如中國駐港澳部隊，也按照原來英國葡國編制，設置了憲兵。
不過兩蔣時代的憲兵，性質與西方國家大不相同，他們除了維持軍紀，還有偉大領袖賦予他們的其他「特別任務」：一是要監控百姓，所以他們是「司法警察」；二是要防止軍隊叛變，所以他們是「領袖的鐵衛軍」，因此他們喜歡吹噓自己是「模範兵種」。但也由於業務太廣泛，糾察野戰部隊士兵讓軍人討厭他們，監控百姓又讓人民不恥他們，最嚴重的還是他們成了「司法警察」，與真正的警察業務重疊，以致讓警察也跟他們不斷爆發衝突。當然啦！如果兩種看門的動物打架，即使有什麼死傷，也只跟「人類救星兼世界偉人加自由燈塔與民主長城」的偉大領袖父子有關，我們小老百姓是無需也無權過問的。
無奈在憲兵因賣黃牛票而當街圍毆警察、因包庇走私而當街拿手榴彈丟警察、甚至因看霸王戲而當街拿機槍掃射警察的血腥案例裡，除了警察受害，總是還有一些無辜路人被牽連。但拙作只是為了紀念那些在兩蔣時代因憲警衝突而遇難的軍民同胞，至於憲警雙方錯綜複雜的恩怨情仇史，請恕在下就不多加著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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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蔣時代最經典的憲警衝突，就是「金都血案」。金都是上海市一家很大的戲院，位於福煦路 (今延安中路) 與同孚路 (今石門一路) 路口，老闆柳中浩是中國電影史上的傳奇人物，他生於一九一○年的浙江鄞縣，父親柳鈺堂帶著一家來上海灘打拚，在招商局擔任高級職員，可惜英年早逝，給三個兒子留下了一筆不小的遺產。一九二九年，十九歲的柳中浩將這些錢投入電影事業，之後又接連創辦了國華與國泰電影公司，並認了當時的紅星周璇為乾女兒，用她連拍《孟姜女》、《李三娘》、《董小宛》、《蘇三艷史》等近二十部民間故事片。一九三四年他自籌資金在上海建了金城戲院，之後又建了這家金都戲院，兩家戲院都以放映國語影片（尤其是自家製作的）為主。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晚間九點，金都戲院上映由國泰公司製作，馮吉吉和陳燕燕領銜主演的《龍鳳花燭》。由於賣座甚佳，售票口前大排長龍，上海市工務局科長劉君復懶得排隊買票，就在門口左右張望，看到老友金安平夫婦，想一起混進去看霸王戲，被撕票員張鏞根抓到，劉君復企圖當場補一張票的錢進場，但張鏞根不肯，大罵劉君復要他去售票口重新排隊買票，劉君復老羞成怒，與張鏞根大吵一架，引來了大批圍觀者，連戲院外道路交通都堵塞了。上海警察訓練所七期畢業的學警盧雲亨剛好在附近巡邏，就趕來維持秩序，請沒買票而想混入場內的劉君復去門口排隊買票。
就在盧雲亨已將糾紛處理到差不多時，偏偏素來與警察局爭地盤的駐滬憲兵二三團三營八連中尉排長李豫泰（二十二歲，雲南昆明人），帶著下士楊燮開與上兵吳伯良，也來金都巡察順便看電影，由於劉君復與李豫泰原本就認識，看到李豫泰就像看到救星，所以李豫泰走到盧雲亨面前說：「這裡有我在，你不用管了。」但盧雲亨只是訓練所剛結業的學警，不知這些人都是老蔣的禁衛軍，竟然還想跟他們「講理」說：「警察對民眾糾紛責無旁貸。」李豫泰見這菜鳥警察不知「天高地厚」，大罵說：「我是憲兵排長，別說老百姓的事，就是你們警察局長的事我也能管。」盧雲亨這隻菜鳥還敢繼續「講理」說：「憲兵的職責是管束軍人，不該插手民眾糾紛，更不應妨礙警察執行任務。」
李豫泰見這個菜鳥警察如此「白目」，敢在大庭廣眾下一再頂撞憲兵，也就懶得罵了，直接賞了盧雲亨兩巴掌，楊燮開看排長動了手，立刻上前就是一頓亂拳，吳伯良也從後面飛起一腳，盧雲亨口吐鮮血、癱軟在地。這三個憲兵餘怒未消，又將盧雲亨拖進電影院鐵門內繼續拳打腳踢。由於從觀眾與撕票員爭吵，到警察與憲兵爭吵，最後演變成憲兵行兇，鬧了十幾分鐘，觀眾無法入場，外面交通阻塞，新成分局值勤警長鄭寬接到報案，來這裡看到盧雲亨遭憲兵拖進電影院鐵門內毆辱，卻不敢立刻制止。
原來二戰結束後，憲兵二三團入駐上海，就與警察不斷衝突，而且愈演愈烈。憲兵仗著與老蔣之間親密關係僅次於警衛團，哪裡會將警察看在眼裡。他們將戲院當成執法「禁區」，警察若是「白目」到想來戲院執法，被打被關還算小事，「芷江血案」就是殷鑑。一九四六年八月七日，憲兵二三團排長滕久烈，帶領屬下三十多人到海防路五二七號的芷江戲院看霸王戲，結果與十多名警察發生衝突。滕久烈竟率手下悍然開槍，當場打死胡山昆、馬茂良兩名警察，其他多人輕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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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寬是老鳥警察，深知憲兵都是些殺人不眨眼的傢伙，所以不敢當場介入，而是趕回新成分局報信。偏偏局裡還有幾位與盧雲亨在訓練所七期的同學，聞訊後群情激憤，立刻打電話串聯了老閘、黃浦分局的其他七期學警。三個分局共計一百多位學警，徒手乘車到金都戲院，一部分人敲開了戲院的鐵門，將只剩一口氣的盧雲亨救出，送去醫院救治；另一部分人從二樓尋到三樓，發現李豫泰人三人躲在厚重鐵門深鎖的會計室裡，於是只留十多人守住大門；其他人則退到馬路上喊口號，聲討憲兵的霸道，立刻萬人雲集，福煦路上一片混亂。
由於治安敗壞，戲院每天收的又都是現金，所以會計室的鐵門與銀行金庫的安全級數相同。李豫泰發現被這麼多警察包圍了，雖然他自己佩掛手槍，兩名手下還有衝鋒槍，但仍寡不敵眾，於是趕緊躲進會計室，把鐵門鎖死，讓警察短時間內無法砸開。就這樣包圍的警察難以攻進，被圍的憲兵也無法突圍，雙方隔著鐵門僵持。另一方面李豫泰又趕緊打電話報告康腦脫路 (今康定路) 的憲兵團部告急，就說警察干涉公務，毆打憲兵，請求派人增援。接著又打電話痛斥新成分局局長卓清寶，要他來現場叫回這些「白目」的學警。
電話打了沒多久，李豫泰的救星就來了。他的直屬長官憲兵二三團三營八連上尉連長王廷鋆（三十一歲，浙江奉化人），和九連上尉連長任亞夫（二十七歲，湖南岳陽人），帶領了兩卡車全副武裝的憲兵，直撲金都戲院。卡車剛停穩，憲兵們就在王廷鋆的指揮下，分別把守四方路口，搶佔有利地形，並在制高點上架設機槍，對包圍金都大戲院的警察實施了反包圍。警察見狀齊聲怒吼：「憲兵打人，交出兇手！」王廷鋆聽了大怒，一聲令下，機槍就對著警察掃射，當場死傷多人，群眾也亂成一團。另一方面，李豫泰三人在樓上聽到憲兵已在街頭開槍，也拔出手槍與衝鋒槍衝出門外，本來在三樓包圍李豫泰的十幾名警察們，也不約而同地奪路奔逃。
這時剛巧有兩輛由西向東駛來的大卡車，前面是郊區瓜農張年發、姚連華的運瓜車，後面的是北新涇鎮蔬菜批發商郭錫良的運菜車，車上還有他十七歲的兒子郭富民和其他菜販。警察攔下兩台車後攀登而上，企圖駕車衝出憲兵包圍圈，但卻為時已晚，憲兵用槍射穿了運瓜卡車的右前胎，警察李光正見狀跳出車廂，立刻被憲兵對著腦袋一槍，當場斃命。接著憲兵又對著這二輛卡車掃射，只見車裡骨肉與蔬菜齊飛，鮮血共瓜汁一色。其他憲兵則繼續在街頭施暴，戲院外的攤販棚架被踢翻，商店內貨架被搗毀，連櫥窗也都被敲碎。戲院內更慘，絲絨幕布被扯毀，座椅全被砸爛，影片膠捲被扔出窗外，散落在馬路上的死屍旁邊。
事後統計，憲兵兩次開槍，造成警察李光正、張功、周金琦、翟少武、楊祖大、徐鳳魁和史文標七人當場斃命，無辜路人郭富民、沈榮階、陸杏根、郭雲弟四人也跟著陪葬。另外送醫急救的則有警察五人，民眾七人；憲兵則只有一人跌倒摔傷、自行就醫。血案上報市長辦公室，吳國楨市長急電淞滬警備司令部司令宣鐵吾，召集警察局長俞叔平、督察長張達、警防大隊長陸大公，新城分局分局長卓清寶、警備部第六稽查大隊長戚再玉與憲兵二三團團長吳光運趕到現場勘查，隨即在金都戲院裡召開緊急會議，此時已是二十八日淩晨。
憲警雙方在會中決定，在場憲兵由團長吳光運帶回，警察則由局長俞叔平勸離。引起衝突的憲兵排長李豫泰，由淞滬警備司令部「保護」。警察局督察長張達留在現場，檢驗彈殼以調查事端起因。但憲兵團已搶先發表聲明：「斥責警察搶奪憲兵槍支，並射傷憲兵」。這些囂張殘忍的行徑，連在場的黨營《中央日報》記者都看不過去了，在頭版刊出「滬警憲衝突事件，交通警察大罷工」的報導，民營的《申報》更以「金都戲院外深夜大血案，警士市民死傷，肇事憲兵排長已遭扣押候究」為題，詳細報導了慘案經過，引發全國輿論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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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雖有兩萬多名警察，但火力不及僅有一千多人的憲兵，在死傷慘重下，又被憲兵團誣指為「奪槍」，人人群情激憤，卻又無計可施，便將憤怒轉向金都戲院。七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時、下午一時與四時半，分別有三批警察帶著警棍，要來砸毀戲院洩憤，可惜戲院早已被憲兵在前一天破壞殆盡，該砸的都砸光了。另一方面自七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時起，上海市的黃浦、老閘、新成、嵩山、盧家灣等警察分局，所有交警與巡警全部罷崗，上海立刻陷於癱瘓，交通阻塞，車禍頻頻。
砸戲院與罷崗都只是短暫的抗爭，憤怒的警察在新成分局廣場，宣佈成立了「金都大戲院警察慘案善後委員會」，推派季銳擔任主任委員，還編輯出版了《伸雪報》，七月三十日創刊號裡就提到「懲辦兇手、舉行追悼會、撫恤死難者家屬」等要求。結果老蔣大怒，透過軍統局在次日就查禁了《伸雪報》。但善後委員會接下來依然用《簡報》形式發行了八期，份數從五百份激增到五千份，不僅在警察局內部流通，媒體也紛紛轉載。逼得老蔣無法再袒護憲兵，指定國防部次長秦德純等十二人，來滬瞭解真相。
據八月十日《新聞報》披露，秦德純等來滬調查後，已釐清金都慘案發生原因和責任歸屬，返回南京面呈老蔣後，指派國防部軍法處長劉慕曾中將為審判長審理此案。在開庭前的八月九日，將憲兵二三團全部調往南京整訓，獨立三營廖選能營長來滬接防。黃浦、老閘、新成三警分局長張人佑、施思兼、卓清寶則革職待究；顯然憲兵長官已經安然脫身了。由於從血案發生到警察罷工，兩星期來許多警察與民眾一直包圍著憲兵隊，但憲警僵持的結果，受損最大的還是戲院老闆。反正「僵持」的關鍵，就是警察要求的死難者賠償金十四根金條和二萬美金太高，既然老蔣不肯給錢、憲兵也不給，金都戲院老闆柳中浩算盤一撥，為了電影院能夠重新營業，還是自己來給這筆錢比較划算。
根據八月七日《中央日報》第四版報導，金都戲院老闆柳中浩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一）戲院被搗毀事，不向法院提起訴訟。（二）院方所受損失，不擬要求任何方賠償。（三）因衝突而死傷之警察與市民，本人願盡力幫忙。（四）吳市長核准由市民銀行貸給本院修理費一億元事，本人深感謝意，惟目前尚不需要，故未領取。」接著柳中浩指派念大學經濟系的獨子柳和綱，開車到指定的錦江大樓完成點交。然後金都戲院就趕緊加工修復，重新上映《龍鳳花燭》。反正搞到最後就是柳中浩自認倒楣，花錢消災。
至於老蔣用來安撫人心，八月十三日起在警備總部舉行的「軍法大審」，也是鬧劇不斷。先是八月二十四日《中央日報》報導，由憲兵負責押解來南京的警察張相成，在火車經過丹陽站時「逃亡」了，上海各小報都說是憲兵殺人滅口，以免他當庭指認下令開槍的就是八連上尉連長，也就是傳說中老蔣的外甥王廷鋆。但偏偏又跳出兩個美軍憲兵史溫托與皮爾，要作證指認王廷鋆下令開槍，老蔣又不敢指使自己的憲兵去殺老美的憲兵，於是八月二十四日《中央日報》忽然報導，「金都血案，延期開審」。
歹戲拖棚到了十二月十六日《中央日報》才報導，「滬金都案執行，羅國新昨在京槍決」，憲兵二三團三營八連上等兵羅國新（二十二歲，廣西柳州人）處死刑；八連上等兵彭光浩（二十四歲，湖南人）、九連上等兵鮑開良（二十二歲，上海人）共同殺人，各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八連下士楊燮開（十九歲，浙江奉化人）、九連上等兵顧明輝（十八歲，浙江杭州人）共同殺人，各處有期徒刑八年；中尉排長李豫泰、八連上等兵吳伯良，共同傷害人身體，各處有期徒刑二年。上尉連長王廷鋆、任亞夫，八連中士班長向中麟、下士班長楊桂初四人皆無罪，當庭釋放。被押解到南京東砲台刑場的羅國新大呼冤枉，明明是連長命令他開槍的，但誰叫你不是浙江奉化人呢？
不過比起當場慘死，但有大老闆賠金條美金的七名警察；還有平日吃香喝辣，代替連長被槍決的憲兵羅國新，最倒楣的還是這些向上海市參議會陳情的郭錫良等三人：「竊民等世居本市新涇區北新鎮南首馬家橋，向系務農為業，嗣因生活高漲，不得不日間勞作，夜間販菜至十六鋪菜行出售，略求漁利而維生機。不意七月二十七日夜間，販菜所雇之菜行車行至金都大戲院時，突遇憲警交惡。車上有菜農十九人，均驚慌失措。郭錫良之子郭富民及菜販沈靜波高舉雙手呼喊：『我們是老百姓』……彈雨橫飛中沈手腕擦傷，郭富民身中四彈，另有傷者郭玲弟、陸王弟倒仆車上。俟槍聲停止，扶抱送醫，郭富民不治而亡……。」不過這封陳情信尚未處理，國民政府在大陸就先垮了台，陳情信也就成為前朝廢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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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警糾紛隨著老蔣遷台，場景也從上海搬到台灣。一九五九年四月八日上午十一時，高縣大寮鄉發生爆炸案。據四月九日《聯合報》報導，胸部及右腳左手均被炸輕傷的十四歲少年張添泉說，八日上午他要去大寮鄉，途經一小山，見一男子拿著一枚手榴彈，後面跟隨了一群人，似乎是在追趕他。
張添泉年少無知，好奇地想一看究竟時，突聞隆然一聲，他和那八位男子均被炸傷伏地，其中有人手腳被炸斷和胸部頭部大腿被炸傷的，狀況極慘。隨後又有一大卡車駛來，將八位傷者運到高雄。他因傷勢較輕，於是送往鳳山醫院治療。由於戒嚴時期對這種敏感的爆炸案，媒體報導總是語焉不詳，但轟動南台灣的連環爆炸案就此展開了。
到了九日深夜十一時，高雄市車管處附近的五福三路及自強二路，發生了更恐怖的爆炸案。正在五福三路與成功一路交叉路口的第三交通崗亭值班的的交通警員葉茂森，發現有一穿著白色敞領襯衣及黃卡其褲的青年，突然拉開後門，用鐵錘向他後腦猛擊一下，葉茂森反身自衛並拔槍追捕，經鳴槍三發後，追至五福三路壽山醫院門前，與暴徒距離不到二十公尺時，暴徒就在先後數秒鐘內，連續投擲手榴彈兩枚，但葉茂森仍負創窮追不捨，直到車管處前面向自強二路拐彎五十公尺處，暴徒又在雅歌琴廠前投擲第三枚手榴彈，爆炸聲音極大，在靜夜中警醒了附近居民。
葉茂森在第三次爆炸時，脖子被彈片炸傷不支倒地。另一路人徐家齊 (二十三歲，吉林人，海軍上士) 也同時負傷，跑至自強二路三光百貨店門前倒地。警方將他們送往市立醫院救治，徐家齊仍傷重不治，葉茂森則生命垂危。暴徒於行兇後，在現場遺下自行車一輛，車號為高雄縣○八○一五七，由旗山鎮公所發出，警方查出車主是高雄市醫生洪允，但洪允說該車早在三月二十九日被竊，四月一日已向高雄市警一分局報案，經警方核對無誤，已排除爆炸案與洪允醫師有關。但車上還有一個帆布袋，袋內有一頂拿破崙帽，帽沿上有「黃有德」字樣，警方前往黃有德服役的單位查詢，發現他早於數日前請假外出，因此出動大批憲警追捕。
由於高雄市公車也曾被暴徒放置過炸彈，而第三交通崗亭與車管處距離很近，警方因此研判已死亡的徐家齊，或許就是暴徒集團中的一人，否則為何身負重傷仍企圖逃走。加上徐家齊死時所穿的白色上衣，與兇手的穿著很類似，他在七日剛由澎湖的服役單位來到高雄市，寄宿某服務社。
但徐家齊的父徐熙農是國大代表，來台後還擔任過物資局高雄辦事處主任，聞訊後氣得專程自台北南下來找警察抗議，他說徐家齊平時很守本份，一九五四年至高市車船管理處擔任學徒，隔年升臨時工，在車船處服務兩年，工作成績優良，一切有案可稽。九日晚間赴車船管理處訪問老同事，暢談至十時半始外出，不意遭此橫禍，還被誤認為是暴徒。
高雄縣市所發生的爆炸案，暴徒投擲手榴彈似乎都是針對警察。到了十日下午，高雄市警局接獲一封恐嚇信，信封上僅寫著「高雄市警察局收」字樣，沒有寄信人的姓名地址，信裡也沒有收信人稱呼及寄信人姓名，僅在信上寫了三句話：「你們要找我嗎？手榴彈是沒有眼睛的，當心你們的頭。」暴徒的囂張與挑釁，激起了警察一定要盡快逮捕暴徒的決心。
十二日上午十時，大寮分駐所警員陳崑財，發現門外站著一名身高一六八公分、短髮，穿淺藍色上衣與黃色長褲，腳踏黑色軍用膠鞋，背著一軍用帆布袋的青年。由於行蹤可疑，陳崑財就將他帶往分駐所詳細，交給值班的警員劉水能處理，沒想到卻差點釀成大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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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分駐所警員均出勤，只有警員劉水能一人值班。暴徒沒等劉水能問話，就從袋中拿出一枚手榴彈投出，爆炸處與劉水能座位不到一公尺，辦公桌椅，天花板，玻璃窗及電燈等全被炸成粉碎，但劉水能卻奇蹟似的毫髮未傷。暴徒衝出門外，搶了一輛放置在門口的腳踏車，攜彈騎車而逃，劉水能在後面大喊：「抓賊喔！」民眾發現暴徒手中握著手榴彈，雖不敢上前圍捕，但也跟著高喊「抓賊喔！」暴徒見行跡暴露，騎不到五十公尺，就丟下腳踏車，逃向分駐所後方的小山，翻過山再搶奪一少女的腳踏車騎著逃跑，這時鳳山地區憲警都已出動，將小山包圍，暴徒於是放棄搶來的第二輛腳踏車，徒步逃向大寮往林園的公路。
距離大寮分駐所一公里外的公路上，大寮鄉拷潭村農民簡居來騎腳踏車與暴徒相遇，他想搶奪簡居來的腳踏車，簡居來不肯放手，暴徒於是投出第二枚手榴彈，將簡居來的右小腿炸斷，再奪車逃向林園鄉。暴徒騎了四公里，遇到海軍陸戰隊軍官周德淙駕駛的三一之四○一五號吉普車，車上還有其他三名軍官，暴徒遂強迫周德淙停車，四位軍官未帶武器，看見暴徒手中握有手榴彈，只好下車，暴徒投了第三枚手榴彈，四軍官散開臥倒得快，均未受傷，但吉普車也被炸壞，暴徒見吉普車已不能發動，就徒步逃入拷潭山中。經憲軍警人員數百人包圍搜索，一小時後終於被憲兵逮捕，押送鳳山憲兵隊訊辦。
被捕的李寧（三十三歲，安徽懷寧人）是台南憲兵隊上士，三月間盜取手榴彈一箱（二十五枚）後不假離開，三次犯案共用去十三枚，被捕時身上還有三枚，其他九枚則埋藏在大寮鄉的河邊。李寧父親早逝，母親改嫁，小學畢業後曾在家鄉的靜江寺受戒出家，法名「寶航」，但無邊佛法不能改變其貪戀物質享受與女色的惡念，因此當了三年和尚後就還俗，在安徽懷寧投考當時的憲兵教導團，並隨營補習獲得高中學歷。
由於李寧在花蓮服務時，因包庇走私受賄而與警員互控，結果法官採信了警員說法，李寧被判刑三年，坐牢到一九五八年才出獄，調至台南服役，因而懷恨警察入骨。無論狙擊高市交通警察，還是攻擊大寮分駐所，都是針對警察。他還揚言幸好抓到他的是憲兵，若是警察上來，他最後三個手榴彈還是會丟過去。
由於是憲兵犯案，軍方「速審速決」從憲兵司令部初審，到國防部高等覆判庭覆判不到二週。覆判主文稱：「李寧殺人，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搶奪財物未遂，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意圖供犯罪之用，製造軍用槍炮，處有期徒刑二年；戒嚴地域無故離役，處有期徒刑二年；盜取財物二罪，各處有期徒刑五年，連續搶奪財物處死刑；脫逃處有期徒刑一年；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未遂處有期徒刑一年；故意以爆裂物炸燬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處有期徒刑三年；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處有期徒刑三年。應執行死刑，褫奪公權終身。」
二十四日凌晨四時，憲兵司令部軍事檢察官呂振輝中校，赴台南憲兵團看守所，訊明李寧姓名年籍後，押回高雄縣大寮鄉內坑村犯案現場執行槍決。由於執法憲兵的槍法欠佳，李寧胸部中彈後一直呻吟，監刑官命令再射一發，中了第三發李寧才停止呻吟，不料幾分鐘後他又開始呻吟，監刑官命令再射第四槍，總算氣絕。由於李寧在台並無親友，屍體經監刑官發交大寮鄉公所備棺收埋。這起憲兵殺警案暫告終結，但冤死的路人徐家齊，似乎也無人聞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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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憲兵李寧只因與警察的私怨，就在高雄多次對警察投擲手榴彈，造成多名無辜路人傷亡，是當時南台灣的超級恐怖分子，但終究還可解釋成「個人行為」。台灣真正最嚴重的憲警衝突，造成憲兵當街群毆警察，並挾持重傷員警至營房繼續凌辱、殺傷記者與路人，還聚眾駕車持械多次包圍台北市警局第九分局（建成分局）叫囂示威的「日新國小事件」，原因與上海「金都血案」類似，因為警察取締黃牛時太「白目」，竟然「誤抓」了便衣憲兵。偏偏這家戲院又特別敏感，就是二二八事件的爆發地，成了一九六○年代憲警衝突的代表案例。
台灣憲警衝突最嚴重的地區，是從台北後火車站太原路到台北橋民權西路，也就是建成區、大同區與延平區，這些傳統以來多數福佬人居住的「舊市區」，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為了維護治安，用「外國旅券規則」把一些依法不能長期拘禁在監獄的「浮浪」人口，放逐到中國大陸（尤其是廈門、福州）或南洋，而日軍則派任他們為「憲兵補」，成了中國與南洋地區人民深痛惡絕的對象。戰後至少有二十六名台籍日本兵，因在戰俘營虐待戰俘，被盟軍國際審判庭判成戰犯執行死刑。至於民間自行報復的案例，更是難以勝數。很多日軍佔領區的人民與戰俘，對台灣人所擔任的﹁憲兵補﹂，厭惡程度還超過日軍。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在美軍兩顆原子彈的轟炸下宣布無條件投降，台灣重歸「祖國」懷抱，換了新的統治者。老蔣「日規中隨」，總督府把難搞的台灣人送來福建當憲兵，老蔣以牙還牙，十月起也將駐紮在福建的憲四團（缺第二營）調去台灣，分駐全島要地。憲四團團部就設在台北市涼州街日治時期矯正鴉片煙癮的更生院，後來又成了酬庸國大代表選他當終生總統的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鴉片、憲兵、光復大陸，原本很難聯想在一起的，被老蔣給「三合一」了。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憲四團成了執行恐怖大屠殺的劊子手，尤其在北部地區的掃蕩清鄉，憲四團屠殺了當時的省議員王添燈、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吳伯雄的伯父）、律師李瑞漢、李瑞峰兄弟與律師林連宗等社會精英。尤其王添燈還是被淋上汽油火焚。憲四團的殘暴專橫，簡直是難以想像。一九四九年初老蔣下野，隨後國軍全面潰敗，到年底金門古寧頭戰役後才稍稍穩住。一九五○年三月一日，老蔣在台灣宣布「復行視事」，由於領土只剩台灣這一個島了，為了安撫民心，重組了憲兵司令部，而部址設於涼州街二八號的原憲四團團部，直到一九八一年六月，才遷至民族東路十七號的現址。
一九五○年代建成、大同與延平這三個「舊市區」裡，充斥著大量自中國來台的憲兵。由於一九四九年起，近百萬潰敗的國軍來台，根本無處棲身，於是大多佔住學校與民宅，軍民雜居，姦盜頻傳，憲兵本應嚴肅軍紀，保護人民；但不幸的是，憲兵自己也常出問題。一九五○年六月，憲兵在三重鎮菜寮里成立幹訓班，高官與侍從則佔住六合里八三號鎮長莊根藤住宅的部分廳舍。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一日夜間，駕駛劉貴陽 (二十一歲，江蘇人) 手持衝鋒搶，闖進莊鎮長閨女莊×蕙（二十歲，省二女中畢業）的閨房企圖強姦，莊×蕙不從，慘遭七槍擊斃。由於莊鎮長是地方大老，地方上群情激憤，族群衝突一觸即發，兇手最後雖然被押至三重，在數萬人圍觀下槍決；但軍人佔住學校與民宅引發的犯罪問題，老蔣也不得不開始改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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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二二八事件爆發前，全島就多次爆發緝菸衝突，只是因為地點不在台北鬧區，沒有引發後續效應。「日新國小事件」爆發前也是這樣，台北舊市區已有多次零星的憲警衝突，最嚴重的就是「後火車站事件」。一九六○年七月八日下午五時，警九分局太原路派出所警員康保獻，在管區後火車站太原路巡邏，發現有兩人共乘一輛腳踏車，於是上前制止，但兩人不服取締，並表明自己是軍人，警察不能管他。康保獻就請兩人至後火車站的憲兵隊處理，憲兵一看是自己人，連問也不問就放人，康保獻要求憲兵至少也該記下對方姓名，雙方一言不合，多位制服憲兵就衝出來圍毆康保獻。九分局另一警員黃季良出面排解，卻被憲兵刺傷背部與腿部。
日新國小位於太原路一五一號，隸屬市警局九分局轄區。一九四九年老蔣遷台後，校園裡的大禮堂與十二間教室，就被憲兵勤務營的機車連「借住」。到了一九六○年代，台北市區內被軍人佔用的學校或民宅，不是軍人撤走，就是民眾搬離，軍民雜居的情形已不多見。但機車連由於勤務特殊，不能離總統府太遠；偏偏機車連每天發動機車的聲音太吵，總統府又不准他們住太近，所以就在日新國小一「借」十多年。不但每天發動機車的喧鬧讓師生難以忍受，另一方面，本地人沿襲日本傳統，每天清早就自行將太原路掃乾淨了；但憲兵沿襲中國傳統，每天掃地都只是將垃圾掃到太原路上，民眾憤而向九分局警員告發，但機車連憲兵卻很「機車」，給來勸阻的警員一頓「粗飽」的。
機車連憲兵與九分局警員的幾次紛爭，都勞動警總來勸合，雙方在國旗與國父遺像前握手言和了，但一回頭又來了更大的問題。「日新國小事件」的引爆點遠東戲院，位於太原路與平陽街口，日治時代是大華醬油（後來改為好家庭醬油）的工廠。一九五○年代台灣還沒有電視，看電影是民眾的重要休閒活動，董事長莊福就在一九五八年三月決定搬遷工廠，原址興建一座佔地六百餘坪，四層鋼筋水泥建築物的遠東戲院。舞台寬一百呎，銀幕寬八十三呎，高三十五呎，座位多達一千七百席，還引進新式放映托德ＡＯ型銀幕，聲光機件均由日本原裝進口，是當時全亞洲最高檔的戲院之一。
遠東戲院還在興建期間，中國就從八月起砲轟金門，以致原定九月開幕的遠東戲院，畏於政治壓力，拖到十月中國宣布「單打雙不打」後，十二月十六日才敢開幕。但因為外島砲戰，每張電影票除娛樂稅之外，還要加徵一元的軍宅捐。開幕沒多久，一九五九年八月台灣又爆發八七水災，台北、台中、台南、基隆、高雄五省轄市調整娛樂捐，每張電影票還要再附加二元水災捐。雖然電影票的稅捐都快高於票價本身了，卻依然無法擋住影迷排隊買票的熱情。遠東戲院由於設備豪華，成為日本東寶歌舞團來台公演的指定場所；各種西洋東洋鉅片，也都在此首映。但也因為遠東戲院前排隊買票的人太多了，以致黃牛橫行。九分局奉令加強取締，引爆了更大規模的憲警衝突。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四日晚間，遠東戲院上映日本東寶電影公司製作，黑澤明導演，三船敏郎主演的《大鏢客》（日文原名《用心棒》，就是保鑣或打手）。由於是首輪上映，戲院將票價調高到了十八元，依然擋不住熱情的影迷。不但專業的黃牛來了，隔壁日新國小裡的機車連憲兵也來客串。晚間九點那一場尚未開演，八點半時，九分局南京西路派出所巡官董貴連就接到民眾報案，遠東戲院門前有一群黃牛不服警員尹俊清取締，反而包圍警員拉扯爭吵，董貴連立即佩槍前往察看，想排開看熱鬧的市民去為警員解圍，結果一個穿便服的年輕男子抓住董貴連，並開口斥罵：「你撞壞了老子的手錶，不賠錢就想走嗎？」董貴連不解為何有人敢敲詐警察，就說：「要賠錢嗎？那就來警察局談談吧！」
警員尹俊清發現長官遇到麻煩了，就先丟下那些賣黃牛票的青年，幫忙長官押住這個當街敲詐的青年去警察局。在日新國小附近，這個男子向迎面而來一個制服憲兵打了招呼，董貴連才警覺原來這個人是憲兵，剛才故意找麻煩是為了讓其他賣黃牛票的憲兵脫困。現在已經在人家的地盤上，就上前對這位制服憲兵說：「你們這位同志做了不好的事，你把他帶回去吧！」在董貴連還沒說完，被尹俊清押住的便衣憲兵，轉身咬了尹俊清一口，然後就是一拳；董貴連想去幫忙，武裝的制服憲兵也朝他面部就是一記重拳，董貴連的兩顆門牙當場脫落、滿臉是血。兩個制服警察與一個便服及一個制服憲兵打架，立刻引來不少民眾圍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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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僅是憲警打架，問題還不大。但這時日新國小裡，又衝出三十幾個武裝制服憲兵，一湧上前把尹俊清及董貴連團團圍住，拳打腳踢，董貴連的手槍被憲兵卸除。這時圍觀的群眾越來越多，其中一個家住臥龍街一五一巷三七弄十×號的市民廖敏溢，想要勸阻憲兵當街對警察動粗，結果被在旁的一個憲兵聽到，當場揍了他幾拳說：「不能當街打嗎？好！都給我拖進隊裡打。」已經被打得癱軟在地的尹俊清及董貴連，被憲兵拖進日新國小，連想當和事老的廖敏溢，也被憲兵一併帶回日新國小「處理」。
憲兵的暴行引發民眾的憤怒，於是蜂擁到日新國小前，要求憲兵放人。但校門前的衛兵上了刺刀，還拉槍機讓子彈上膛，槍口對著群眾示警。派出所警員向分局長季錫斌報告，季錫斌趕到日新國小門前，要求憲兵放人，結果憲兵不理他，連警帽都被打落。《聯合報》記者李勇，仗著自己的老闆王惕吾曾經是老蔣的警衛旅的團長，也想上前去排解，但上了刺刀的憲兵哪管你是什麼記者，憲兵想一槍刺過來記者就會後退，記者也想憲兵應該不會刺真的，結果李勇的白襯衫立刻染成鮮紅，群眾也趕緊將胸部流血不止的記者送醫。
尹俊清、董貴連與廖敏溢三人，在日新國小的教室裡，被一名憲兵少校帶著十幾名憲兵，不斷毒打凌辱，直到特務機關將此事上報層峰，憲兵司令尹俊被斥責後，才下令憲兵團長曹覺塵親自趕到日新國小，將這兩位警察與一位市民救出，送往建興外科醫院急救。兩位警員由於傷勢嚴重，董貴連被轉送到國府高官才能入住的中心診所，尹俊清則轉送台北省立醫院住院治療。台北市警察局長張毓中，副局長周蔚庭與憲兵司令尹俊都趕來慰問，尹俊承諾醫療費用都由憲兵司令部負責。
另一方面，台北憲兵隊及台北市警察局，也聯合發表聲明說：「憲警雙方人員均對此事深表遺憾，雙方並均諒解此事之發生，全係少數士兵一時情感衝動偶然發生者。台北憲兵隊曹隊長及台北市警察局張局長基於『憲警一家』之旨，除對滋事人員業已從嚴懲處外，咸認今後更能精誠合作團結一致，為維護社會安寧秩序而努力。」
但憲兵司令部僅扣押行兇憲兵四人，受傷警察則指認，行兇者包括憲兵少校在內至少十一人。而且接下來憲兵在中央戲院、南京西路與太原路第一銀行，接連三次毆打警察，甚至以摩托車後座載人夾著衝鋒槍，包圍九分局叫囂示威。
由於機車連憲兵實在太「機車」，日新國小事件後，地方人士一再陳情，要求校園內不該駐軍，但憲兵又不肯搬，最後只好由台北市教育局籌資八十五萬，在日新國小擴建預定地上，興建了八間克難營房，總算將機車連「請」到學校圍牆外了。可惜後來機車連遷入憲兵司令部，這些學校預定地上由教育局興建的營房，又被憲兵繼續強佔為宿舍，從此日新國小就注定這麼小了。而遠東戲院則被改建成純住宅大樓的「文化京都社區」，算是現在大同區的豪宅。至於因憲警衝突而無辜被打的廖敏溢，是生是死也就無人知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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