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區大學上日語歌曲的課時，遇到了一位老先生，他用福佬語哀怨地提到，自己的孫子孫女在家都只用國語交談，與他毫無互動。我正在想著該怎樣安慰他時，他卻口氣一轉，自我解嘲地說︰「報應啦！日本時代我的祖父母也只會用客家話，但我們小孩還不是照樣說福佬話。」
另一個類似的故事，在1995年1月25日台灣《聯合報》第35版，也有一篇「客家文化流失，長官發出警語」的報導。現任國民黨第一副主席的客家大老吳伯雄對記者說，他兒子帶了個新竹關西籍的同學來家裡，吳先生就問他是不是客家人，那位年輕人竟回答說︰「我父母是，我不知算不算。」
其實，以上這兩個「福佬客」的案例，在台灣可說司空見慣，因此吳伯雄才會對記者提出警語。客家人在台灣，除了要面對先後官方製定的兩種強勢「國語」（日語和華語），還有居人口優勢的福佬人所慣用的福佬語，現在台灣除了桃竹苗、高屏、花東等部份客家聚落，其他地方的客家人很多都已經成了「福佬客」（說福佬語的客家人）例如政壇的李登輝、陳水扁、呂秀蓮等都是。
根據「客家事務公共協會」所做的「大台北地區客家認同與母語使用調查」顯示，客家話已退縮為家庭使用的語言。新一代的客家人，客語使用率與流利程度不斷降低；不同語群的通婚家庭，也只有夫妻皆為客家人的家裡才有較高的客語使用率。至於工作場所中，則客語幾乎已完全喪失了其社會功能，客家族群確實面臨了比福佬族群更大的語言危機。
台灣的前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所長，本身也是客家人的徐正光教授，對在台灣擁有將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客家人，有著一個極為客觀且寫實的形容詞︰「隱形」民族。的確，早從千年之前的五胡亂華起，原本生活在中原的客家民族，經過了四次的大遷移才至台灣落腳。在血淚交織的遷移史上，客家人多以「晴耕雨讀」、「詩書傳家」做為家訓。「隱形」既然成了他們的求生手段，自然也就成了客家民族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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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客家人在台灣之所以「隱形」，當然也有其不得不然的苦衷。早在1683（康熙22年），清軍一攻占台灣，立即公佈「台灣編查流寓條例」（詳見「六部處分則例」卷二十），這就是有名的「渡台三禁」。其中第三條則明示︰「潮州惠州之地為海盜淵藪，積習未脫，其民禁止來台。」
客家人因此條禁令而移民人數銳減，且來台時間延後許多；接著又在與福佬人的械鬥中屈居下風，全族被迫轉向貧瘠的山區耕耘，經濟上也呈現了相對弱勢；面對福佬族群的龐大勢力，當然只能選擇「隱形」以自保了。
客家族群原本是漢民族中民族意識最強的一群，滿州人初入關時，南明抗清義軍中，客家人固然占了極大的比率；即使鼎革百年之後，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孫中山的興中會與同盟會，仍以客家人為主干，這種「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自信與氣節，確實是漢民族中最可敬的一群。
然而最吊詭的是，風起雲湧的華中華南一帶，太平天國的客家人正揭竿而起，立志要北伐中原，直搗黃龍；然而在台灣的客家人，卻因環境的局限，每逢民變，為了閩、客間原有的矛盾，被迫必須擔任滿清政府的「義民」。1832年（道光12年）時，在台發生的「張丙民變事件」中，福佬民變首領軍旗上的口號，竟然不是「排滿」，而是「滅客」；兩岸客家人各擁其主，煮豆燃萁的難堪場面，恐怕也是客家人必須「隱形」的歷史宿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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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的「隱形」之後，在台客家文化逐漸流失，根據我的觀查，傳統的客家精神有六大特徵︰
第一、強烈的團結心。
第二、進取與尚武的精神。
第三、維護文化和道統的自信。
第四、重視教育。
第五、對政治有高度興趣。
第六、女性非常的勤勞、樸素。
七○年代起，台灣被逐出聯合國，島內針對國民黨的戒嚴統治，各種反對運動日益興盛，不僅是在政治上有抗爭，經濟上的農運、工運、校園內外的學運，都有極多深具理想性格與社會良心的客家人士參與。然而只要反對運動有了一定的力量後，就立刻會出現「本土主義」訴求，也就是狹義的福佬意識掛帥。參與反對陣營的客家人士，自然也有著矛盾的相對壓擠感。儘管朝野兩邊的高層中，都不乏客族人士，但卻無法阻擋客家文化的逐漸流失。
我有一位客家朋友，他曾沾沾自喜地說道︰「客家人最具領袖氣質，只要是華人組成的國家，就一定有客家的領袖。遠的像洪秀全、孫中山、毛澤東，這些開國英雄根據族譜推定都是客家人；近的像是中國大陸的鄧小平、台灣的李登輝、新加坡的李光耀，不也都是客家人嗎？」依這位朋友的說法，似乎與客家人是 「隱形」民族的說法非常矛盾，究竟孰是孰非呢？對中國與新加坡的領導人暫且不論，就讓我們來看看台灣的現況。
1995年2月15日，台灣的《聯合報》第五版刊載，總統府秘書長吳伯雄說︰「李總統在最近兩個月，七次公開強調他是客家人；但因遷居三芝已久，不太會說客家話；但正努力學習中。」這種說法當然只是在總統大選前的拉票方法，如果以李總統不會說客家話，就說他不是客家人，這未免也太偏狹了。但只要仔細觀察一下，李前總統每年除夕在電視上向全國同胞拜年時，國語、福佬語部分都由他本人發音，但客語部分卻全由幕後配音，連「恭禧」、「大家好」等簡單的客家寒暄話都不曾聽他說過，比湖南籍的宋楚瑜、馬英九都不如，其心態確實令人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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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李登輝只是自己不屑於說客家話，或是怕影響群眾心中，他那第一個「台灣人」（福佬人）總統的地位，所以刻意要在電視上免開尊口，這是他個人的自由，我們也無權批評。但他為了個人的政治利益，就將福佬語定義為「台語」，完全漠視客家話在台的地位，這種「漢人學得鮮卑語，高踞城頭罵漢人」的心態才最可議。
以轟動一時的與司馬遼太郎談話為例，他一再排斥客語，認為只有福佬語才叫「台語」的心態，連身為日本人的司馬遼太郎，都以為這種說法不妥，發言糾正他說那叫「閩南語」，可是李登輝依舊固執強悍的「台語」、「台語」直到談話結束。我們將原載於《朝日周刊》，台灣《自立晚報》（1994年5月5日至13日，幸芳譯）的譯文「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轉錄如下︰
李︰說「台語」是件不得了的事，我兒子的時代在學校如果說了「台語」，則就像日據時代說了「台語」一樣，會被處罰的。當時只準說「中國語」。我現下帶頭說「台語」，已是非如此做不行了，選舉期間在巡迴演講時也全都講「台語」。
司馬︰用「閩南語」嗎？
李︰是啊﹗比方說去雲林縣，有方言，台灣人想聽的事若用方言來演講，則大家馬上就了解，很容易引起共鳴。若用「中國」語說說看，那是不通的。直接用「台語」表達的話，就會被認為是能為他們設想的人。
在過去國民黨的特務機關或學術團契裡，有些人在大陸時曾加入共產黨，後來「反正」、「投誠」後而被國民黨重用。因為怕被別人舊事重提，或被「上面」認為在「放水」，因此對付起共產黨或其他異議分子來，手段往往比血統純正的國民黨更加殘酷，所以仕途一帆風順，成了共產黨的剋星。從李登輝這種福佬客也要將福佬語定為「台語」，可見在台灣客語的危機遠大於福佬語。
客家族群面對少數外來殖民政權與多數人口族群的雙重壓迫下，為了保存文化，兩害相權取其輕，選票被迫轉向國民黨，就像清朝時必須擔任「義民」，這個狀況其實從日治時期就已開始。無論是滿清、日本與國民政府這三種毫不相同的外來政權，客家人都必須擔任「隱形的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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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兵所向絕紛塵，大將籌謀總有神；昨夜台灣入皇土，今朝山色更清新。」
這是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第一任民政局長水野遵，當時率軍接收台灣，在三貂灣登陸前所寫的漢詩〈船中即事〉。日軍從上岸到進入台北城，確實如他詩句裡所預期的「天兵所向絕紛塵」。6月7日清晨，日軍到達台北，北門外一位叫「陳法」的婦女搬來竹梯，日軍攀爬而上，「台灣民主國」的軍隊早已潰散，民眾個個簞食壺漿、家家戶戶懸掛日章旗，日軍司令官頒發獎狀給陳法，並賜銀五元，總計日軍的軍事行動，僅用了78顆步槍子彈，真可說是「兵不血刃」。
台灣民主國崩潰了，官員逃回大陸了，士兵燒殺劫掠後也全溜了。日軍在台北興奮地舉行「始政式」，以為全台各地都會向台北居民一樣的跪迎「王師」，然而日軍接下來的行動，從台北縣的三峽開始，到桃園、新竹、苗栗，都遭遇了客家村民的誓死抵抗。日軍還遠從駐守遼東的第二師團，抽調一個旅團編成「混成第四旅團」來台支援。客家人在新竹的抵抗有多激烈，一位日本軍官石光真清在《城下之人》裡這樣說︰
「戰鬥結束，我坐在毀壞了的瞭望台石階上休息。聽到嬰孩的哭聲，過去一看，有位穿著很好，大約二十四、五歲的女人，背著一個三歲大的女孩子，一手仍然緊握著槍，渾身是鍛石和泥土，伏臥喪生在那裡。和丈夫共同為了保衛這塊土地，犧牲生命在所不惜﹗我感覺台灣人對日軍強烈的怨恨，而深深體會今後佔領這個地方，是件不容易的事。」
誠如石光真清的預言，「佔領這個地方，是件不容易的事。」強烈的武力抗日運動持續很久。當時隨軍的《紐約先鋒報》的駐台記者戴維生（James W.Davidson，後任美國駐台領事）報導說︰「台灣反抗軍最擅長的是游擊戰與街頭巷戰。」還說︰「客家人刻苦耐勞，與山中的生番通商，逐漸開辟山地，迫使生番退卻。他們習慣於山地戰爭，有類似游擊戰的經驗。」
另一位日本軍夫日記裡，說到戰爭的慘烈時也說︰「當我們且戰且走時，敵人卻在我們前後左右出沒，持續對我們狙擊。最令人驚訝的是，連婦女也持槍在追趕我們。」
竹野與三郎在《台灣統治志》中也說︰「不論何時，只要我軍（指日軍）一被打敗，附近村民便立刻變成敵人。每個人甚至年輕婦女都拿起武器來，一面呼喊著，一面投入戰鬥。對手十分頑強，絲毫不怕死，他們隱蔽在村舍，當一所房子被大砲摧毀，就鎮靜地轉移到另一所房子，等一有機會就發動進攻。不僅台北的情況是這樣，整個新竹的四郊也是這樣，新竹的村民是以頑強和勇敢著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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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從登陸到控制全台，在台北的「台灣民主國」官員內渡大陸，殘兵燒殺劫掠，以致大多台灣仕紳選擇和日軍合作，甚至幫日軍開路。但到了客家村落，當地仕紳如姜紹祖、吳湯興等人，卻與日軍做的是「婦女皆兵」的殊死戰。在過去大中國史觀的論述下，這些客家人的抗日多被描述成「民族自救」或「中國抗戰」，但這個說法與事實不符，客家人的抵抗還是來自於保鄉衛土的宗族意識。
近年來在執政當局刻意強調「台灣主體性」的「去中國化」史觀中，「客家」又被有意無意地邊緣化，例如提到台北城陷落後的「乙未抗日」，常見的說法是「接下來則是以台灣子弟兵為主體的中南部各地游擊戰」，或是「由本地人子弟所組成的義民軍，就是抗日游擊隊」。論者似乎吝稱這些抗日軍是客家人，客家於是被「台灣」、「本土」等名相稀釋掉。
在新竹的客家人抵抗日軍，連婦女都持槍奮戰，當時近衛師團長陸軍中將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身邊的通譯官吉野利喜馬（YOSHINO RIKIMA）大尉，1918年擔任新竹神社社司（負責人），他在大正15年（1926年）的著作《靖台の宮》（靖台之殿下）裡交代得更清楚︰
「（7月）24日，三個支隊以半月形的攻勢逼近三角湧（今台北縣三峽）放火後衝鋒。敵軍（義軍）全屬客族（客家人），其性情慓悍、兇勇善戰，據說軍中有女兵參與，在兩日的戰鬥中，他們所遺留下的亡骸將進五百，房屋建築被燒毀者一千有餘。」
「（8月）6日山根支隊上午五時由新埔出發（今新竹縣新埔），溯上九芎林溪（今頭前溪）至水尾，擊潰林學林的部隊。此部隊是棟字副營（林朝棟），屬客族，慓悍善戰，從他們所遺留下的亡骸中，發現了女扮男裝的年輕女孩。」
日軍在新竹遭遇客家人組成的「義軍」頑強抵抗，尤其新竹攻防戰的義軍統領吳湯興，連吉野利喜馬對他也敬佩萬分。吳湯興在彰化戰死後，他的妻子黃賢妹聞訊至彰化認屍，確認無誤後就上吊殉夫，被人發現後救下，日軍敬佩她的氣節，竟出錢雇轎子送她回大甲的娘家，但她依舊絕食多日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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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吊詭的是在乙未武力抗日時，表現比福佬人英勇的客家人，在日治時期與國府時期，在語言上比起福佬人卻比較像是「國語人」。就以40年代初期，日本、朝鮮、台灣、滿洲、以及日軍佔領的華北、華中、中南半島與南洋，共用的小學課本裡，「初等科国語・三」（四年前期）那一課＜君が代少年＞為例：
昭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の朝、台湾で大きな地震がありました。
（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早晨，台灣發生大地震。）
公学校の三年生であった德坤という少年は、けさも目がさめると、顔を洗ってから、うやうやしく神だなに向って、拝礼をしました。神だなには、皇大神宮の大麻がおまつりしてあるのです。それから、まもなく朝の御飯になるので、少年は、その時外へ出てゐた父を呼びに行きました。
（公學校三年級學生德坤，早晨醒來後像平常那樣洗了臉，就恭敬地對著神座上從神社求來的神符敬拜。拜完後因為快吃早餐了，少年走去要請正在門外的父親。）
家を出て少し行った時、「ゴー。」と恐しい音がして、地面も、まはりの家も、ぐらぐらと動きました。「地震だ。」と、少年は思ひました。そのとたん、少年のからだの上へ、そばの建物の土角がくづれて来ました。土角といふのは、粘土を固めて作った煉瓦のやうなものです。
（剛走出家門，就聽到轟然巨響，地面與四周的房子都在震動。少年才想到：「地震了！」身旁的「土角屋」就立刻崩塌下來，重壓在少年身上崩倒過來。所謂「土角屋」，就是只用黏土打造成像磚一樣的土磚所蓋成的屋子。）
父や、近所の人たちがかけつけた時、少年は、頭と足に大けがをして、道ばたに倒れてゐました。それでも父の姿を見ると、少年は、自分の苦しいことは一口もいはないで、「おかあさんは、大丈夫でせうね。」といひました。
（父親與附近的人跑來時，少年已倒在路旁，頭部和腳上都受了重傷。但少年一看到父親，完全不管自已的苦痛，只問：「母親還好嗎？」）
少年の傷は思ったよりも重く、その日の午後、かりに作られた治療所で手術を受けました。このつらい手当の最中にも、少年は、決して台湾語を口に出しませんでした。日本人は国語を使ふものだと、学校で教へられてから、徳坤は、どんなに不自由でも、国語を使ひ通して来たのです。徳坤は、しきりに学校のことをいひました。先生の名を呼びました。また、友だちの名を呼びました。
（少年的傷勢比想像的嚴重，下午就在臨時搭建的急救站接受手術。在治療過程的最痛苦階段，少年仍堅持不說台灣話。因為學校裡教過：「日本人就是說國語的人」。雖然辭不達意，德坤仍堅持全程都使用國語。德坤不斷說著學校裡的事情、呼喚老師的名字、又呼喚朋友的名字。）
ちゃうどそのころ、学校には、何百人といふけが人が運ばれて、先生たちは、目がまはるほどいそがしかったのですが、徳坤が重いけがをしたと聞かれて、代りあって見まひに来られました。「先生、ぼく、早くなほって、学校へ行きたいのです。」と、徳坤はいひました。「さうだ。早く元気になって、学校へ出るのですよ。」と、先生もはげますやうにいはれましたが、しかし、この重い傷ではどうなるであらうかと、先生は、徳坤がかはいさうでたまりませんでした。徳坤は、涙を流して喜びました。
（就在這個時候，有幾百個傷患被運來學校，老師們忙得不可開交，但一聽說德坤受重傷，就輪流來看他。德坤流著淚，十分高興。德坤說：「老師，我要早點痊癒，上學去。」老師也鼓舞他說：「是啊！早點復元，好上學去。」但是，傷這麼重，到底會變成怎麼樣呢？－－老師想到德坤的不幸，不勝唏噓。）
少年は、あくる日の昼ごろ、父と母と、受持の先生にまもられて、遠くの町にある医院へ送られて行きました。その夜、つかれて、うとうとしてゐた徳坤が、夜明近くなって、ばっちりと目をあけました。さうして、そばにゐた父に、「おとうさん、先生はいらっしやらないの。もう一度、先生におあひしたいなあ。」といひました。これっきり、自分は、遠いところへ行くのだと感じたのかも知れません。
（就在這時又有幾百個傷患被送來學校，老師們很忙，但聽到德坤受了重傷，還是輪流來看他。德坤流著淚，很高興的說：「老師，我要早點復原，好去上學。」老師也鼓舞他說：「是啊！早點復元，好去上學。」但傷勢這麼重，到底會變成怎麼樣呢？老師想到德坤的遭遇，淚流不止。）
少年は、あくる日の昼ごろ、父と母と、受持の先生にまもられて、遠くの町にある医院へ送られて行きました。その夜、つかれて、うとうとしてゐた徳坤が、夜明近くなって、ばっちりと目をあけました。さうして、そばにゐた父に、「おとうさん、先生はいらっしやらないの。もう一度、先生におあひしたいなあ。」といひました。これっきり、自分は、遠いところへ行くのだと感じたのかも知れません。
（第二天中午，少年在父母與級任老師的護送下，被送到遠處城內的醫院。到了半夜，疲累且神智不清的德坤，在黎明時眼睛睜大，對著身旁的父親說：「父親，老師不在嗎？我想再見老師一面。」這時或許他已預感到自己大限將至。）
それからしばらくして、少年はいひました。「おとうさん、ぼく、君が代を歌ひます。」少年は、ちょっと目をつぶって、何か考へてゐるやうでしたが、やがて息を深く吸って、静かに歌ひだしました。「きみがよは，ちよに，やちよに」
（過了一會兒，少年說：「父親，我要唱國歌。」少年閉上眼睛，好像在思考什麼，不久就深深吸了一口氣，大聲唱著：「願吾皇千秋萬代」。）
徳坤が心をこめて歌ふ声は、同じ病室にゐる人たちの心に、しみこむやうに聞えました。「さざれ，いしの」小さいながら、はっきりと歌はつづいて行きます。あちこちに、すすり泣きの声が起りました。
（德坤盡力唱出的歌聲，感動了病房裡其他的人們，大家都認真地聽著。「直至細石變巨岩」音量雖小，卻依舊清楚地繼續唱著，身邊響起了啜泣聲。）
「いはほとなりて，こけの，むすまで」終りに近くなると、声はだんだん細くなりました。でも、最後まで、りつばに歌ひ通しました。君が代を歌ひ終った徳坤は、その朝、父と、母と、人々の涙にみまもられながら、やすらかに長い眠りにつきました。
（「遍生青苔。」國歌唱到快結尾，聲音已漸漸變弱，但願德坤能唱完整首國歌。這天早晨，唱完國歌的德坤，就在父母和眾人含淚的守護下，安詳長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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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歌少年」的故事主角詹德坤是真有其人，1935年4月21日，台灣中北部之新竹發生芮氏地震規模7.1的大地震，災情慘重，是日治時期震度與損害最大的地震。與新竹相距不遠的苗栗公館亦受波及，也傳出死亡及受傷災情，公館公學校三年級的十歲少年詹德坤被倒塌的房屋壓成重傷，送醫後於4月23日不治死亡。
因為詹德坤在就醫過程中堅持只說日語，且於彌留期間大聲吟誦「君之代」的國歌，因此受到台灣總督府明令表揚。總督府不但在當地設立「君之代少年銅像」，也將此事蹟編入日本本土及其統治區的義務教育學校課本。之後，不但成為日本內地「促成全國兒童奮起」的教材，也成為各佔領區「皇民化」的模範，還被拍攝為教育影片的該事蹟，更成為日後對台徵兵的口號標語。因此，台灣軍出現了「吾等君之代少年」或「吾等君之代青年」的「榮譽」稱號。
國府與戰前日本，是全世界唯二使用「國語」的政權，連中國都只稱為「普通話」，香港與新加坡等華人社會稱為「官方語」。香港與新加坡的客家人，在英語與華語這兩種強勢官方語的壓迫下，客語早已「隱形」；台灣的福佬語若取得與華語一樣的地位，客語勢必與香港與新加坡一樣「隱形」。
「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寧賣祖宗坑，不忘祖宗聲」，這句客語俗諺，向來是客家民族氣節的表現。在客家話裡我最喜歡，也是其他語言所沒有的一個字彙，那就是「硬頸」；簡單兩字不言而喻了客家人的悲劇性格。原本客家民族不屈不撓，堅持要走「永遠的非主流」路線，如今卻在少數客家當政者的叛離與打壓下，注定終將邁向「隱形」的宿命。
唉！我們還能說什麼呢？生為台灣人悲哀，生為台灣的客家人更悲哀，恐怕生為這些政客統治下的台灣客家人，才是最悲哀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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