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非洲剛獨立的小國，派了一位代表到美國，想要學習些現代化的管理技術，國務院於是安排他參觀一家大型工廠。
可是當中午十二點時鈴聲大作，工人紛紛放下工作走了出來，這位代表嚇得大叫：「怎麼辦？工人一下子全跑光了！」
「別擔心！」工廠接待人員安慰他，「一會兒他們就會回來。」
這位代表滿腹狐疑地吞著午餐，果然一小時後鈴聲又響了，工人們一個個又回來上工，接待人員就笑著說了，「你看，他們不是全回來了嗎？」
只見這代表焦急地問道：「快告訴我，哪裡有賣這種電鈴？」
乍聽之下，我們會感到可笑，因為一個電鈴值不了多少錢，但隱藏在背後的這套管理技術，才是最具價值的。一個落後國家想脫胎換骨，也不是光花點錢買些先進設備就能達到的。學不到背後的這套精神，買再多的東西也是白搭。
百年前甲午之戰時，大清帝國自西方買了多少堅船利炮，然而一旦遭遇明治維新後的小日本鬼子，下場又是如何呢？大家捫心自問，假如美國不丟原子彈，假如昭和天皇不「御音放送」要日軍「放下武器」，即使美國援助中國再多的武器，中國能戰勝日本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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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本省人有中日情節，這點大家大概都能接受；但如果說台灣的外省人有中日情節，有些人也許就要打問號了。
1949年，父親剛來到台灣時，內心沈重的難以形容。他傷心的並不是什麼「國破家亡」，像國共那樣毀滅性的內戰，有幾家能不死人？即使破的國有了新政府，在殺戮過頭的情況下，一時也難以收手，給予人民休生養息。這是歷史的必然。
最讓父親感到悲涼的是，經過了八年的抗戰，好不容易讓日本鬼子離開了中國，結果卻因內戰來到這小島。從前父親在山東的淪陷區裡，鄉下根本看不到任何日本人。來都市裡讀中學時，雖然有學日語，但其實要接觸到日本人的機會還是不多。
然而來到台灣後一切卻都變了，雖然這裡還是看不到日本人，可是無論都市與鄉村，都是一片「大和風」，滿街都是木屐刺耳的聲音，台語歌曲聽來也是完全的日式曲風，進別人家門要先脫鞋、跪坐褟禢米上，日式料理滿街充斥，感覺就像走在日本街頭一樣。
父親還記得當時到台南縣鹽水鎮，那裡有一家日本留下的糖廠，高達幾層樓的煙囪上，就寫著「鹽水製糖廠」。一開始父親不解，還以為日本人科技發達到如此先進，能用海水來製糖，後來才知是誤會一場。
父親這個老山東，討厭日本歌曲與日式料理，六十年來如一日。但母親是在殖民地長大，雖厭惡殖民政府的差別待遇，卻不特別排斥日本歌曲與日式料理。小時後母親教唱的兒歌「桃太郎」、「滿州姑娘」等，為我預備的「壽司」、「親子丼」，至今也仍是我童年回憶中很甜美的一部分。
台灣的外省人對日本的情結，不像本省人那樣濃鬱，也不這麼外顯，所以很多人都忽略了。我就先撇開自己這名不見經傳的山東家庭，就從日式曲風與日式料理，介紹另兩位在台灣很有名的山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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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麗君的母親是山東人，1953年在台灣出生，有三兄和一弟，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她從小隨父親的駐地四處播遷，全台各縣市都住過。與那些住在眷村裡外省孩子不同，她和我童年生活類似，能說流利的福佬話、星期天上教會。至於她的成就大家都耳熟能詳，不熟悉的網友可以參見鄧麗君的官方網站。
大陸文革剛結束時，面對台灣「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政治文宣，老鄧顯然胸有成竹、毫不懼怕。然而面對這口號的代言人，也就是中華民國的「愛國藝人」鄧麗君，老鄧就沒辦法了。
小鄧她那舒緩含情，清柔溫馨的曲風，讓聽慣了說教和頌揚口號式歌曲的大陸人，帶來了新鮮的感覺。尤其主題是那些傾訴「愛情」的歌曲，對當時尚未完全脫離「藍灰色」氛圍的青年，催生了「蠢蠢欲動」。
雖然主流媒體從不播放鄧麗君的歌曲，但在日常生活中，卻成了時髦的象徵。許多青年在鄧麗君歌曲的「教唆」下，談起了情，說起了愛。即使大陸當局嚴打「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靡靡之音」，但「愛小鄧不愛老鄧」的趨勢卻大江東去擋不住。
鄧麗君的「愛國」，可不只是嘴上說說而已。她生前如果去大陸發展，會火紅成怎樣，大家應該可以想像。六四之後，港台一大堆藝人，義正辭嚴的說要抵制，絕不再進大陸一步，如今還剩幾人能堅持初衷。
然而事過境遷，即使台灣政府也不再提「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口號了，鄧麗君卻依舊「不識時務」，就是不踏入大陸半步。她愛的這個「國」，連在台灣當總統的人自己都不愛，她卻依然說一是一。鄧麗君的這種「愛」雖愚不可及，卻也讓我深盼「何日『君』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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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麗君用歌聲統一了中國，她唱過中國各省的小調；但細心的聽眾都知道，她用的卻是日式曲風。從五歲出道，十四歲正式進入歌壇，紅遍港台後至日本發展，「空港」與「島國之情歌」讓她已成為家喻戶曉的明星。但她卻願意放下一切身段，和其他新人一起接受聲樂家山田茂的嚴格訓練。
鄧麗君的音域本來就很寬廣，可惜出道太早，身邊無名家指點，致使唱腔狹窄。更嚴重的是為了譁眾取寵，常故意將尾音拉高。經過山田茂的反覆訓練，鄧麗君終於擺脫了這「商業化」的缺點，為寶麗金唱片公司創造了更大的商業利益。
「何日君再來」這首周璇、李香蘭都比她先唱過的名曲，最後卻反而在鄧麗君口中「定了調」。其實山田茂的「演歌」傳統，在日本由來已久。
1874年日本的第一個政黨成立時，呼籲全國議會「直選」的呼聲也同時開始。向來被禁止公開演講的政治家們，就用寫作詩歌的方式表達他們的主張。歌唱者走街串巷，出售這些歌曲，這是「演歌」的起源。
後來表演者逐漸從街頭政治鼓動者，成為領取報酬的專業歌手。演歌的風格大多哀怨、憂傷，這與日本的民族情緒有關。日本治台時，台灣的反對運動者，也沿用日本早期演歌傳統，巡迴全島用「演劇」來表達漢民族成為被殖民者哀傷的心聲。
當時台灣的反對運動者，不像天安門前那些學生，喊些民主自由的空洞口號，或是什麼「打官倒」之類上告鬧劇。他們用愛情來影射中日台關係，而殖民政府派出懂福佬語的「特警」監看，只要劇團依照通過的劇本演出，絕不刁難。但演員一超過就制止，制止三次就宣布今天停演。
當時的反對運動者，人們也不稱他們是「政治犯」或「良心犯」；而尊稱他們是「文化犯」。演劇的內容除了影射殖民政府獨裁外，也批判漢民族的種種惡劣風俗：吸食鴉片、聘金嫁妝的買賣婚姻、迷信、好賭、不重視衛生、不讓女子就學等等。
這樣的「反對運動」，是後來的「黨外」乃至民進黨人士無法承續的。民進黨的「反對」，只是為了鞏固政權，對於台灣（尤其是福佬人）的惡俗，往往不敢置喙，甚至曲意奉承。例如從嚼檳榔（個人健康與環境衛生）、賣檳榔（穿著暴露的檳榔西施）到種檳榔（破壞水土保持），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缺乏自省而傲慢媚俗的反對運動，只是在為民粹領袖舖紅地毯而已。從日治時代的演劇，到今日的造勢大會，撫今追昔，不免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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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四十年前剛有黑白電視時，就有一位頭髮永遠梳得一絲不亂，穿著鮮白的圍裙，用著機關槍似的介紹，神乎其技的刀功，主持一個電視烹飪節目「電視食譜」，她就是伴隨這我們台灣孩子一起長大的傅培梅阿姨。
傅培梅祖籍山東，但在東北長大。她結婚前在電信局工作，從不曾動手燒飯。開始學烹飪，是由於婚後家裡常有朋友來打牌，先生覺得沒面子，罵她：「你做的是什麼東西嘛！」「誰都比你強！」好強的傅培梅於是四處拜師，成為我們後來所知道的名廚。
在電視上主持烹調節目四十年，教過的菜色多達四千種，這麼高的曝光率，卻不曾動過開餐館的念頭。傅培梅的中國料理功夫，早已到了藝術家的層次。用過她食譜的主婦或主夫都相信，只要照著她寫的步驟作菜，雖不成亦也不遠矣。
傅培梅不像坊間許多名廚，動不動就創新改革，她講究向古法學習，探聽、實驗各名家秘訣，而後放進食譜，她教過的菜遍及中國八大菜系，在台灣用烹飪統一了中國。「傅培梅」不僅是個名字，更代表一段時代的記憶，是台灣人（無論本省人或外省人）一提到中國菜，就不能不想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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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日本電視節目裡，看見傅阿姨在介紹中國菜時，竟然與台灣電視上看到的一模一樣，頭髮永遠梳得一絲不亂，穿著鮮白的圍裙，用著機關槍似的介紹，神乎其技的刀功。但讓我最驚訝的是：傅阿姨的日語竟然與她在電視上說的華語一樣流暢，害我嚇了一大跳。
直到最近從她的傳記《五味八珍的歲月》裡才看到，原來大多數台灣人只知道她在東北長大，卻不知她讀的是日本小學；而她竟在書裡寫著，她記憶裡最早也最深的食物，居然是父親第一次帶她去吃的「親子丼」。
「丼」是一個日本漢字，康熙字典中說「丼」與「井」同，但日語讀做Don。「丼」樣子有點像蓋飯，裡面有一碗飯，上面放置些副食，一般常見的就是還有勝丼(豬排飯)，天丼(炸蝦飯)，牛丼(牛肉飯)，鰻丼(鰻飯)等。
「親子丼」的「親」是指雞肉，而「子」是指雞蛋，就是將雞肉切絲與洋蔥絲、魚板絲、少許青菜一起炒，在起鍋前再加一個蛋，然後覆蓋在飯上，或許是因為加了一點醬油和糖，口味微鹹又微甜的關係。
這種一個人一碗飯的方式，可以減少家中炒菜的壓力及洗碗時間。在那物資缺乏的時代裡，「親子丼」單純卻美好的滋味，也成為我兒時回憶裡魂縈夢牽的一部分。
然而傅阿姨這位閱盡中國各式美食的廚藝家，竟與我這只知囫圇吞棗的村夫一樣，喜歡「蓋飯」這種單純的「定食」，確實有點出乎我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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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對日本可說是愛恨交織。以「吃」為例，我們漁民辛辛苦苦的在海里風來浪去，好不容易釣到了黑鮪魚，送去日本切幾刀，裝個盒子又賣回台灣來。很不服氣，卻又無可奈何。
多年前我接待一位大陸訪客，她主動提議要去吃「生魚片」，但她堅持只去一家有日本師父的店，而那家店又遠人又多，不過她的一句抗議，讓我這台灣人也啞口無言，她說：
「你們台灣師父處理的都『臭粗』，我已經拉過兩次了。」(「臭粗」是台語「不潔海產」的意思)
她曾在日本留學過，也來台灣有一段時間了。她說日本店家通常都會掛一張牌子『本店衛生責任者：○○○○』，在日本如果讓客人吃到拉肚子，這師傅可能會去自殺。日本師傅對衛生的要求，就像自己生命一樣的堅持。
台灣師父卻不同，對只有一點點「臭粗」的，也許不會丟掉，而台灣人也許是常吃這些，所以也有了抗體；可是她只要一吃，回家後就會成為「拉拉隊」，央求師傅注意還會換來白眼，所以只好堅持當「哈日族」了。
這位大陸友人的堅持，使我這台灣人也深感慚愧。但也不得不佩服她的觀察力，這確實是「身體力行」的慘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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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兵役之前，我在台灣一家觀光飯店廚房裡，打了兩個月的工。第一個月我在廣式茶樓裡，除了師父外，還有好幾個小學或國中一畢業就來當學徒的孩子。他們的年紀與我差不多，所以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以為他們在這裡當學徒有的都兩三年了，應該多少會點功夫，起碼做個叉燒包、燒賣之類的簡單點心不成問題吧！結果不然，他們都說不會。後來我也注意到了，這幾學徒們確實不會。
原來師傅每次作叉燒包時，在關鍵步驟時，會突然把他們都支開，例如叫他們去別的地方拿東西，所以叉燒包麵糰的麵粉比例？放多少水？有沒有其他添加物？學徒們不會知道。連捏上面的紋路時都刻意轉過身去，不讓學徒們看見。
午餐通常忙到兩點結束，前場沒客人時，師傅們就交代一下學徒們，準備晚餐的食材與清洗廚具，然後就到一邊去賭博了。有時還到別的地方去賭。五點左右師傅們回來，賭贏了心情好，一切正常；萬一賭輸了，上門的客人倒楣；學徒們就更慘了。
然而第二個月我在和風館工作時，氛圍卻大不相同。那位日本來的大師傅非常嚴格，別說學徒常挨罵，連師傅也偶爾難逃。但大師傅雖嚴厲，卻毫不藏私，教學徒時一步一步的作，不合標準就罵了再重來，直到完全符合為止。
二點到五點的大師傅休工時間，他也絕不閒著。盯著每個學徒清洗廚具，鍋盆瓢刀都要洗到亮得能當鏡子才能停下。他不但要求地板刷得雪亮，連水溝蓋都拿起來檢查，看看溝裡有沒有堆積雜物或廚餘。
文章寫到這裡時，網路上即時新聞已播出：烹飪名師傅培梅今天上午十一時五十分，因胰臟癌合併肝肺轉移引發心肺衰竭，病逝於台北榮民總醫院，享年七十三歲。傅培梅的去世，也代表著台灣一個時代的結束與一個回憶的開始。
台灣的外省人，不全然是住在竹籬笆包圍的軍眷眷村里，對台灣、對中國、對日本，我們也有另外不同於刻版印象的看法。可惜鄧麗君與傅培梅都去世了，只能從CD與食譜中，找出她們的中國心與日本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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