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期，一個共軍飛行員駕機「投奔自由」，三個小時後，台灣當局立刻召開電視直播的記者會，希望對全世界宣揚「四海歸心」，現場還請來另一個到台灣才幾天的反共義士來獻花。
鎂光燈都集中在這位駕機投誠來的新義士身上，有個記者怕老義士坐在那裡無聊，就舉手問了一句：「您來自由中國這段時間，對這裡印象最深的是什麼？」老義士的回答讓全台灣人笑掉了大牙，之後再有駕機來歸的義士，也不搞什麼直播記者會了。那位剛來不久的老義士說：
「我覺得台灣太自由了，電視劇裡都有風紀扣不扣、上衣不紮在褲袋裡，叼著香菸的國民黨幹部。原來台灣這麼自由，電視劇裡還能批評國民黨。」
這位反共義士搞錯了，他所認為電視劇裡的國幹造型，其實就是台灣電視劇裡對大陸共幹的標準造型。然而有趣的是，大陸也都用同樣造型來描述國幹，才會讓這剛到不久的反共義士「錯把匪幹當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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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岸的「貓眼看人」貼文一陣子了，一些大陸網友要求我不要再談台灣的白色恐怖，他們認為白色恐怖是老蔣當年「不得已而為之」，比起大陸的紅色恐怖，這根本算不上什麼。
他們還認為台灣已經改朝換代，許多當年的被迫害者，如今都成了綠朝新貴，況且「白色恐怖時期不當審判補償條例」已通過執行多年，這些冤案已成歷史，應該多談談台灣的民主發展。
這其實是個天大的「謊言」，民主不可能從天而降，要談任何時代、任何地方的民主發展史，當然要從專制獨裁史開始講起。要談台灣的民主發展史，更要甩開「大中國國族沙文主義」下的神話，客觀的從日治時代開始談起。
許多大陸網友名義上是「反共義士」，手捧「民主大旗」，羨慕台灣的民主，卻不敢碰觸白色恐怖史。他們其實嘴裡反毛，心裡卻還是供奉著毛爺爺的教導，敵人反對的，我就支援，敵人支援的，我就反對。
所以這些人區分敵我的標準也很簡單，只要中共反對的東東，我一概支援。這樣做起來比較容易，因為完全不必用大腦。支持老蔣不必動大腦，動了大腦反而支持不下去。這些本事都是中國人在老毛不斷發動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鬥爭中學來的。
有網友問我，到底是大陸的紅色恐怖比較恐怖，還是台灣的白色恐怖比較恐怖？這問題不容易回答，因為同時擁有這兩種生活經驗的人大概不多。寫「尹縣長」的台灣作家陳若曦，還有一些「保釣運動」後對國民黨失望的留學生，勉強算是吧！但以「客卿」身分置身文革，也許多了些知性的觀察，卻少了點人性的經歷。
至於我童年時所經歷的，已經是白色恐怖的最後期了。慷慨就義、飲刀成一快的英雄場面早已不復再見，多的反而是些「通匪」之類的冤案、錯案、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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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在接待一位大陸學者訪台時，他告訴我的親身經歷。無從考證真假，姑且記下：
「文革」期間，我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女兒是小學三年級學生。有一天，學校裡召開階級鬥爭批鬥大會，我被同學們揪進會場。
班長命令我站在條凳上，低頭彎腰，雙臂向後伸直，然後點名讓女兒上台發言。女兒慢慢地走向講台，眼裡含著淚，背了段「毛主席語錄」，接著便是沈默。
班長無法忍受這種長時間的沈默，帶領同學們一遍遍地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然後不斷地催促女兒徹底揭發我的「反革命」罪行。
女兒被逼無奈，終於，一步一步地向我走來。同學們息聲屏氣，等待一場更加刺激的「好戲」，有的人甚至激動地站了起來。
只見女兒走近我，踮起腳尖，把我脖子上掛的反革命木牌子扶正一點，並順手在我的下巴上迅速地摸了一把。女兒知道我是個講究儀表的人，我的習慣就是喜歡撫摸自己的下巴。
那一場批鬥對我來說，既是一種痛苦，也是一種幸福。從此，面對無論怎樣的殘酷災難，我總能平靜地接受。
「文革」結束後有人問我，是什麼力量支撐我熬過了那段時光，我總是回答：
「是女兒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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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歲那年，父親任教的孤兒院中，來了一對兄妹，大約五、六歲的年紀，聽說父母因「通匪」案而「失蹤」。這對孤兒沒有親戚，所以被送到孤兒院中收養，兄妹倆孤零零的相依為命，不太說話，也不合群，晚上常在被窩中哭泣。
來到院中沒多久，有一天，牧師娘捧著束鮮花，領著兄妹兩人，到孤兒院後面的小山坡上，有一片小墓園中，有座剛砌的新墳，墓碑上是他們雙親的名字，有一張含著笑容的合照，墳前還有塊石板，上面的墓誌銘這樣寫著：
我們在遠遠的天上，
暫時住在雲裡，
看著勇敢的孩子，
直到他們長大。
從此這對兄妹，白天快樂的玩耍，夜裡也不再哭泣，只是時常哥哥牽著妹妹，到小山坡上，把想說的，告訴看著他們的那對遙遠含笑臉龐。院裡大一點兒的孩子，都知道是怎麼回事，但歲月在他們與我們共同的童年流過，誰也沒有說破。
當然這對兄妹，後來漸漸從別的地方也可能知道，他們父母是被特務逮捕，遺體已難尋獲；但那座墳裡裝的，仍是他們的父母。這對兄妹長大後，依然時常回孤兒院探視牧師娘，只是他們將墓誌銘上的文字加了一段：
這兒深埋著是－－人類的真執良善
我們暫埋於此，只是為了表明：
人類原本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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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島事件的首腦，曾任民進黨主席的大老黃信介，生前曾留下一句耐人尋味的名言：「反攻大陸只能講，不能做。台灣獨立可以做，但是不能講。」
這句話一語道破老蔣統治台灣的政治荒謬處。「反攻大陸」是台灣50年代起喧囂數十年的口號。即使到了80年代，我在軍中每天晚點名時，仍要唱「我愛中華」，並呼口號：「奉行領袖遺志，服從政府領導，消滅萬惡共匪，解救大陸同胞」。
50年代西方記者就指出，台灣叫喊的「反攻大陸」，是人類歷史上最荒謬的政治神話。但是大家不瞭解，在「反攻大陸教育」下成長的台灣人，尤其是阿扁以下的綠朝新貴，在心智和思想模式裡，卻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
「反攻大陸教育」其實就是「反共教育」，它不允許被教育者質問「反攻大陸」的真實性、邏輯性、正確性或可行性，只偏重於被教育者的忠貞程度、忍耐力與擇善（或擇惡）固執度，鍥而不捨的反覆訓練。誰若稍有質疑，白色恐怖就降臨誰身上。
老蔣曾經寫給蔣經國一封家書，信裡規定年幼的小蔣，如果不小心寫錯了一個字，不能隨即塗抹，應當把那個錯字寫完再塗掉。這封白色恐怖時代全台國中生必讀的「家書」，代表著了老蔣在台施行的「思想及人格操控學」。不能知過必改，必須把錯犯到不能再錯後才能改。所以他要傾國家之力搞公立學校，箝制私人興學與傳播媒體，在無菌室裡滅絕任何有礙他「中國皇帝夢」的自由細胞。
所以在這樣的反攻大陸教育下，喊了幾十年也沒有任何實際行動，但是那套荒謬的教育，在台灣多年來奉行後卻產生了效果。就如黃信介所說的，阿扁與台獨支持者只把「反攻大陸」的招牌換成「台灣獨立」，然後一群人就忠貞不二地固執地搞下去。
至於「台灣獨立」這個旗號的理論基礎何在？正確與否？可行性多少？可能帶來的後果或災難？就像當年誰質疑「反攻大陸」，誰就是匪諜；今天誰質疑「台灣獨立」，誰就是台奸、就是中共同路人。台獨的神聖不允許討論，討論者就是不愛台灣。
台灣人有出頭天了，阿扁總統都當道第二任了，台灣獨立的口號一天比一天大聲，但「台獨」如今不但不能做，連說也不能說了。選舉時阿扁揚言要把國營事業招牌裡的把「中國」改成「台灣」，都被老美訓一頓。別說什麼「國格」，老美連阿扁的「人格」也拿來糟蹋（假如阿扁還有人格的話），可是阿扁照樣「唾面自乾」，選完立刻派特使團去美國「負荊請罪」。
「獨立」就是能「獨自立足於世界」，但台灣面對強大的中國。還不只是軍事強大，連經濟也強大到台灣不能不依賴。台灣又要死抱著美國的LP，又要喊獨立，天下哪有這種道理。
但是對這些「反攻大陸教育」下長大的台獨份子，卻相信他們只耐心地等下去，待「獨立」的號角聲一響。就如同當年蔣介石告訴大家，當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反攻大陸的號角就響起了，大家只要耐心等候。
台獨與當年的反攻大陸一樣，寫錯一個字也得先寫完了，錯到底，再塗掉重寫。何況有很多人並不認為台獨是錯。就算老美不准我們喊台獨，「一邊一國」、「公投」這些口號，就像老蔣當年喊「自由中國」，「復興基地」一樣，就是不能說「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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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教育的另一個弊端，就是教導大家「仇視中國」、「忽視中國」、「匪諜（中國間諜）就在你身邊」、「凡共產黨反對的我就支援，凡共產黨支援的我就反對」、「主張談判就是主張投降」……，這一切一切的怪論，如今台灣仍在奉行著。
台灣從戒嚴時代的白色恐怖走向民主，這段歷史不容易釐清。台灣這100年來，其實是被中、美、日三種強勢文化殖民，發展出人類社會中最複雜的一段歷史。我們在探討中不得不客觀的指出，中國文化是把台灣往下拉、往黑暗裡拖的陰暗力量。
蔣介石來台後所施行的白色恐怖，是歷史上少見大規模「恐怖政治」。所殺的人雖不及對岸紅色恐怖來得多，但意義不同。
紅色恐怖是分梯次的，第一階段「土改」殺的是地主與國特，第二階段「反右」殺的是好發議論的知識份子，第三階段「文革」殺的是黨內元老。對岸的殺人分階段、目標清楚，兇手明確。而且緊一陣、鬆一陣。手段則是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
老蔣的白色恐怖卻不同，時間長達四十年，過程是由緊到鬆。當然，變鬆的原因絕非兩蔣良心發現，而是因為大陸與美國關係的變化，韓越戰的結束，台灣失去絕對的戰略地位，不得不在意識型態上追隨美國價值觀。
白色恐怖迫害的不只是共產黨，真正的共產黨如台共頭子蔡孝乾反而沒事，底下真的假的槍斃一大堆。最可笑的是國民黨的主席蔣經國與李登輝都是共產黨，負責抓人的情治機關首腦、負責意識形態審查的政工頭子、負責政戰教育的學者專家，全都是當年大陸的共產黨。
其實台灣這些掛國民黨招牌的共產黨，才是貨真價實的共產黨。他們不用「暴民」去殺人，而是成立專業秘密、互不隸屬的機關去執行老蔣的想法，白色恐怖與紅色恐怖是不一樣的。紅色恐怖強調的是「人民公審」、「公開批鬥」、「槍決示眾」。受難者的親友都知道兇手是誰，要平反、要緝凶不難，只是不敢或不能。
白色恐怖不然，情治機關多頭馬車，秘密逮捕、秘密監禁、秘密處決、秘密埋屍。失蹤的精英與無辜百姓，要尋回公道不易。老蔣很重視「歷史評價」，這一點與老毛完全不同。所以白色恐怖的調查只是開始而已。
海峽兩岸都在搞「造神」運動，但台灣這邊因為政治神話破碎，尤其是退出聯合國（老實說台灣根本就是被驅逐）對台灣人民反而是一種解脫，當台灣不再跟大陸有瓜葛時，經濟起飛了、政治開明了。
台灣有幸先從這場戰役中解脫，悲哀的是阿扁看似要將台灣帶離這場悲劇，卻反而是把災難弄得更近。不過有一點絕對是真的，台灣垮了，大陸會更麻煩。也許車臣與俄羅斯那種相互毀滅的悲劇就會上演。
台灣民主的過程中不是沒有流血，只是老蔣奉行「宮廷政治」，流的都是別人的血，而且絕不公開。白色恐怖被迫害最少的就是真正中國派來的共產黨，特務都會「留一手」做解放後的保命符。所以被抓的都是一些被牽連羅織的外省人，以及日治時代的左派工農運成員。
其他被迫害的有台獨主張者、主張西化的自由主義者、主張自由到山地傳教或用母語羅馬拼音的教會、主張非戰主義（不反攻）的教會、地方政治中不聽黨部安排的政客，老蔣接班人鬥爭中的高官到隨從、特務機關內部或各機關間的相互陷害，為謀奪財產而放任百姓誣告、趁機搜括與立功的冤案。
白色恐怖因為大多是秘密執行，所以現在浮現的很少。阿輝與阿扁一樣喜歡利用這些特務。（這是人性，哪個領導者不希望有些不被限制的權利）台灣現在離真正的民主還差得遠，特務機關依舊會為當政者搞點「黑錢」或監聽的「黑資料」，這在選舉中打擊政敵是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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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發生的事，永遠不會消失，所以時間絕不是一定有意義；當你瞭解時間沒有意義，自然會相信生命的不朽。
曾經相遇的人，永遠不會遺忘，所以空間絕不是一定有意義；當你瞭解空間沒有意義，自然會相信感情的不朽。
如果說當兵是讓男孩成為男人的最快方法，那七百多個數饅頭的日子，就該是我生命中最值得回味的一段。置身於挫折和壓抑裡，把我對這個「國家」最後一點的希望也抹滅了。
以前我總幻想著，黑夜再怎麼長，白晝依舊會來；我也天真的以為，制度是好的，只是少數人執行不當。但殘酷的現實卻一次又一次的震撼著我，到後來我也不得不承認，我們的「國家」生病了，而且病的不輕。
然而就像易卜生「國民公敵」中的布鐸曼醫生一樣，我只能枯槁憔悴地行吟澤畔。多希望像「國王的新衣」中那個孩子，可以童言無忌地說出真相。咳！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衣；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也許命中注定，我就只能生在濯足的年代裡吧！
歷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一篇作品是歷史，還是小說，不該由作者決定，而應由讀者論斷。
不信青春喚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活過那段荒謬的時代，青史是無法喚回了；但青史是否成灰，決定權正在你我身上。
《聖經》上說：「要愛我們的仇敵。」因為我們無法原諒的惡人，就是些「迷途的羔羊」。路加福音中也有段話：「主啊！赦免他們吧！他們所做的，他們不知道。」
在那集體瘋狂的年代裡，我選擇的是冷眼旁觀。如今回頭省思，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覺。但我也沒有資格來談「寬恕」，因為沈默就是助長罪惡的幫兇，我也是「共犯結構」中的一員，就讓網路成為裡贖罪的祭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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