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奧罕‧帕慕克
譯者：李佳姍
出版社：麥田
奧罕‧帕慕克在《新人生》中道：「我對操弄『小說』這外來玩意兒，手法還太粗糙、不夠嫻熟。」果真如此嗎？這恐怕是奧罕的過謙之詞，因為在他的下一部作品，《我的名字叫紅》自一九九八年出版以來，吸引全求廣大讀者群，奠定他在國際文壇的地位，該部作品更是奧罕榮獲二○○六年諾貝爾文學獎的重要作品。在該部作品裡，他的高超寫作技巧包括：虛擬一段歷史時空背景，以謀殺和愛情兩主題穿插，小說以多人、物的多重敘述角度詮釋多元文化衝突的根源，連帶引導出「文化」這個主題，使得整個文本意在探討文化衝突的困境與出路問題，由是觀之，「文化」才是文本的核心主題，而如此高超的寫作技巧又豈會粗糙、不夠嫻熟呢？
《我的名字叫紅》一開場即驚豔讀者的目光：「如今我只是一具屍體，一具躺在井底的屍首。」這具屍體不但會說話，還娓娓道來整起案發經過作為文本的開展，文中每個角色的敘述也盡量拐彎抹角、故弄懸虛，為的是隱藏兇手的身份，一再的替嫌疑人作掩護，使得讀者對這起兇殺案有如霧裡探花、撲朔迷離難分曉，可是我們莫要忽略這具屍體所留下的線索：「我死亡的背後隱藏著一個駭人的陰謀，極可能瓦解我們的宗教、傳統、以及世界觀。張大你們的眼睛，探究在你們信仰、生活的伊斯蘭世界，存在著何種敵人，他們為什麼要除掉我；去體認為什麼有一天他們也可能同樣對你下毒手。」它清楚的告訴我們這起兇殺案源於一個陰謀，可是，什麼樣的陰謀會威脅到整個伊斯蘭世界呢？
讓我們試著釐清事情的真相：整起兇殺案起因於藝術家們的內鬨，而內鬨的主因則是由於國內藝術日漸受到西化的影響。歷來，土耳其的細密畫派不講透視，以阿拉眼中的世界為籃圖，按阿拉的旨意創作，並透過努力不懈與自我犧牲奉獻臻至完美，但這種傳統的畫派正受到西方以個人為中心的威尼斯肖像畫的影響，日漸甚鉅，細密畫派遂出現分岐：以奧斯曼總督為首的畫派致力維護傳統，而「姨父」恩尼須帖卻悄悄的將肖像畫的技巧融入蘇丹殿下命令恩尼須帖製作的秘密手抄繪本中，屆時，做為獻給威尼斯總督的禮物，以示國威，不意，卻被受雇於恩尼須帖的奧斯曼大師的門徒之一──高雅發現，並誓言向宗教狂熱份子艾祖隆教徒告發。為了不使整個工匠坊淪為異端邪說，兇手於是將高雅殺害。
走筆至此，我們可以了解沒有所謂的陰謀，反而是出於文化融合所產生的焦慮，這種焦慮投射在兇手的行為反應。首先，讓我們來看看核心人物，受雇於恩尼須帖的奧斯曼大師的門徒除了已被殺害的高雅之外，尚有橄欖、蝴蝶、鸛鳥，還有從國外回來、覬覷莎庫兒美色的布拉克，這些都是嫌疑人，不過，作者首先排除了布拉克的嫌疑，因為在兇手的自白裡如是說：「我望著布拉克忽高忽低的肩膀、他的頭和他的脖子──他走路的姿態令人厭惡至極，彷彿跨出的每一步都是紆尊降貴──心底纏繞著深沉的仇恨。像布拉克這樣的人，不受良心之苦，未來充滿希望，把世界看作自己的家。他們打開每一扇門，如同蘇丹走進他私人的馬廄，立刻就瞧不起蹲踞在裡面的我們。我幾乎克制不住強烈的衝動，只想抓起一塊石頭衝向他背後。」這裡，可以看出兇手對於遊歷西方的布拉克投以忌妒之情。
其次，我們觀察兇手的心理狀態，為了拯救工匠坊免於宗教異端說，兇手在第一次殺了高雅後，「如今我徹底分裂，像是某些人物像，頭和手是由一位大師描繪，身體與衣服則是另一個人所畫。」；不知道是要接受西方肖像畫還是維護傳統細密畫，眼見國內盛行威尼斯肖像畫，正是這股風潮將致使國內細密藝術逐漸沒落，在此種惶恐之下，加深了兇手內在的衝突，於是在第二次殺了「姨父」恩尼須帖後，「我能感覺到心中的魔鬼不是因為殺了兩個人，而是我畫出如此的肖像。我懷疑我之所以殺死他們，其實是為了創作這幅畫……………我殺死他們兩人，是為了讓工匠坊像從前一樣延續下去，阿拉必定也知道這一點。」顯然，由兇手透露的自白顯示這是由於兩種文化碰撞所產生的一種焦慮。
再者，儘管奧罕在小說中羅列名家細密畫師訴說著細密畫曾經如何輝煌一時，兇手在與姨父的爭辮中引用伊斯法罕的謝赫‧穆罕默德作為例子：謝赫‧穆罕默德全心全意追求創新，不論是題材、構圖或是風格全都獨具一格，當從西方引進肖像畫時，他也是第一個感到興趣並受其影響的人，領先眾人翻新技法，繪畫大膽誘人的場景，並樂此不彼，然而到了晚年，卻改變了以往的作風，他所到之處，但凡是他繪畫過的手抄本或圖畫無不銷毀。此例也可看出兇手對於文化融合所產生的焦慮可見一般。在這種外來文化入侵的惶恐下，自身文化走上沒落一途注定是歷史宿命，帶著這樣的憂鬱，背負著這樣面對傳統文化沒落的重擔，奧斯曼總督自刺雙目真否是為了實踐「所有細密畫師最後都歸於失明」的訓誡，或者只是為了逃避？因為細密畫師筆下的「真主眼中的世界」本來就有悖於現實世界，不過以失明一途來維護傳統還是令人欷噓不已。
面對兩種文化的衝突，一眛的堅持傳統不肯接受外來文化等於是封閉自我導至沒落，細密畫在肖像畫的衝擊下走向沒落一途便是一例。在文本中，奧罕以細密畫的沒落滅亡作為社會動蕩的一個側面描寫，讓一個單文化，充滿虔信的中世紀伊斯蘭藝術轉向多元文化的西方藝術發展，不啻是割斷整個民族的傳統，也衝擊著人們的觀念，對於伊斯蘭教義的極端化及冥頑不靈的教徒們又該如何是好？這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問題，也是奧罕在他的作品不斷複述的主題，而他也早已在小說中指引我們出路：
「過去二十年來，我深受威尼斯異教繪畫的影響。我甚至一度還想要透過那種技法和風格，為自己繪畫肖像，但是我不敢。相反地，後來我卻請人替您的世界、你的萬物、蘇丹殿下、您人間的影子繪畫了一幅法蘭克異教徒樣式的肖像。」
我不記得祂的聲音，但記得祂注入我腦中的答案。
「東方與西方皆屬於我。」
奧罕清楚的告訴我們，所謂的「東方」與「西方」其實皆是文化概念，唯獨對於太過執著於東或西的信仰則會埋下禍端，這樣的結果並不令人樂見。同時，奧罕藉著書寫向讀者傳達一個訊息：不應封閉自己的文化，更不該排斥外來文化，應學會尊重並包容不同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