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原本沒想要寫這麼多，不知不覺就……
《KAN0》是臺灣少數賣座的棒球電影，片中嘉農球員堅毅不拔的特性，相信隊友朝共同目標邁進，即使劣勢已成仍不放棄，就如近藤告訴球員：「不要只想著贏，要想著不能輸，你就會有無限的力量」，電影洋溢著青春、熱血，它還相當勵志。飽滿的情節讓長達三小時的電影不覺冗長，看完後小鳥歌居然像魔音穿腦似的迴盪在我腦海……在好奇心的驅使下，還是對這支球隊著意研究了一番後將觀影心得與研究合併寫在一起。
輸贏之外，「精神」才是更高層次的追求
勝利者的名字常常會換，即使此次奪得了冠軍，可是若干年後誰還會記得當時勝利者的名字、容貌？可是有一種東西卻是在輸、贏之上，即使經過幾個世代交替，仍然會一直被流傳，那就是「精神」。
人們常常在追求競賽的同時，只想著贏得勝利，卻忘了本位原則，完成手邊正在進行的工作才是最基本的原則，而非全然的看重輸跟贏，這也是該片的主旨。
一九三一年，嘉農與中京商的總決賽中，由於投手吳明捷連日來作為先發投手，手臂早已疲憊不堪，手指受傷結繭不聽使喚，無法按照教練的指示投球，無法三振對手，反被擊出十一支安打，投出八次四壞球保送對方，甚至在第三、四局各丟二分，隊員又無法突破對方投手吉田正男的球路，導致隊員被三振九次，雖奮力拼搏，擊出六支安打，卻慘遭對手接殺，未能得分，終場以零比四飲恨，然其堅持不懈的精神在全場五萬五千多名觀眾的歡呼聲中，贏得「天下嘉農」的封號。
日本知名球評論家飛田穗洲更對此次比賽給予了如下的評論：「嘉義農林軍並未受到特別的眷顧，以慘敗來點綴這令人心酸的最後時刻，對已打入冠亞軍爭奪戰的他們來說，真是再悲傷不過了。然而，異軍突起於台灣某個角落的嘉義農林，在一群不容忽視的敵人當中，盡情地展現出如獅子般奮勇的精神，其無視於其他作戰經驗豐富隊伍的鬥志，真是令人讚不絕口……。而當夕陽餘暉下的甲子園球場，目送參賽的少年勇士們離去時，嘉義農林選手們在球場上奮戰的畫面，如平野的跑壘、蘇的強力臂膀及川原的堅固防守，都會一一浮現在我腦海……」
日本文學家菊池寬更對此次比賽給予了如下的讚譽：「從嘉農出賽開始，我就深深喜愛此一隊伍。由日本人、原住民、漢人不同民族組成的選手們在勝利的同一目標下努力奮鬥的精神，使我感動得眼淚都流下來。」
嘉農隊的事蹟不只留在臺灣人心中，更留存在日本老一輩的球迷心中，一九九六年，朝日新聞社董事長永山義高為完成好友名作家司馬遼太郎生前的心願，特地飛來臺灣，到嘉農球場跑一圈。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期間，日軍由基隆港登陸搭乘火車往高雄港，準備乘運兵船前往南洋戰場，在火車上都會互相叮嚀：「到了嘉義請叫醒我，我想看到底是甚麼樣的土地培養出這一群嘉農人。」這樣的事蹟被套用至故事腳本的開端，它有一條很清晰的主線，那就是透過當年以懸殊分數落差敗給嘉農的札幌商投手錠者博美一九四四年渡臺赴南洋戰場，途中的訪嘉之行回溯當年甲子園的賽況，將觀眾拉入說故事者的情境中，引導觀眾認識這支曾經存在臺灣，卻消失在鄉野的傳奇球隊，最後更在一九三一年全場五萬五千多名觀眾的歡呼聲中，仍忘不了那場比賽的錠者博美在時光交錯的一九四四年在嘉農練習場跑完一圈後，將珍藏的幸運球留在投手丘上，黯然赴戰場，一樣是揮灑青春，可惜卻是用在戰場上。
事實上，一九四四年，錠者博美究竟有沒有到過臺灣，有沒有訪嘉之行已不可考，但正是這條主線得以確立該片的主旨。
拍攝手法不俗，與土地緊密連結
從片頭一開場，錠者博美在火車上回憶一九三一年的甲子園開幕典禮，嘉農棒球隊風塵僕僕、前仆後繼的跌進球場，這部片就深深吸引我的目光，有幾幕的拍攝著實令人印象深刻。
先說這幾幕的拍攝吧！
如果你還記得……在嘉農與台糖隊比賽輸了之後，吳波在球場上自導自唱著小鳥歌，口中喊著：「逆轉勝」；吳波毛遂自薦拜師近藤教練，近藤輕微的點頭示意後，吳波欣喜的拋下腳踏車，跑到球場幫近藤教練整理球場，又想起近藤教練告誡球員要對球場心存敬意，於是又退回場邊脫帽敬禮。這兩幕的拍攝讓我感覺到那種出於對喜愛事物的熱忱。
然後，這隻菜鳥球隊在近藤的督軍下，實力稍有起色，與嘉中的比賽雖然輸了，然而所有隊友為上壘的隊員興高彩烈的模樣雖然讓對手不解，卻讓近藤教練感概自己曾經帶過的球隊不曾在輸掉比賽之後還表現出這樣的熱情，坐在螢幕前的我可以感受到這群球員對於棒球的那股熱愛。
在甲子園比賽的第二場，對上北海道札幌商，第四棒投手吳明捷擊出一支安打後奮力向壘包跑的畫面，運鏡連接上了吳波的腳踏車輪，然後吳波疾馳至山陽堂書店前與大家一同收聽廣播，就這樣把畫面由球場帶到廣播機前，帶領觀眾一同感受當時所有人為這支球隊歡呼喝彩的情景。
最後，當八田與一的帽子被風吹掉，這群年輕人為撿帽子在農田上奔跑的畫面實在很美，這群年輕人單純的相信著只要嘉南大圳開通，農作必定有改善，就像在近藤嚴厲的督軍下，只要苦練，球技必然會精進。
若說《KANO》是一部帶根帶土的電影，這是一點也沒錯的，根就是台灣棒運發展的根源，土也就是它充分地與土地緊密連結。
以當時農業為主的社會，嘉南平原大部份都是所謂的看天田，由於台灣北部地勢低漥，每逢雨季就會淹大水；西側沿海又是鹽鹼地，不利耕作；其餘又多屬砂漠地，在二十世紀初期，整個嘉南平原由於地理環境因素飽受洪水、乾旱、鹽害，在耕作上如能四季供水無虞，那就是上天的恩賜了。所以在電影中，我們看到有幾幕出現農田的畫面反映當時農夫的困境。而嘉義農林是一所農業學校，是當時日殖政府為了培養農耕技術人員所創立、提供台人子弟就讀的學校，其中也有少部分日人子弟就讀。嘉農之於嘉南必然有著相對應的連結。在片頭，我們看到日籍教師在課堂上特意介紹「嘉南大圳」，如能完工，使農民在耕作上引水灌溉無虞，不在看老天吃飯，將嘉惠整個嘉南平原，這對當時飽受三害的農民來說，是一件多麼令人振奮的事。「嘉南大圳」的興建帶給了人們希望；近藤教練的出現也使這群嘉農人球技日益精進。影片中有一幕是這群嘉農人在一片黃金般的稻田邂逅八田與一，八田先生告訴附近的農夫：「請再等一下，決不會讓你們失望！」一種隱喻手法，兩個故事主體的交織，連結了這群嘉農人與土地的關係。
一部勵志片該有甚麼樣的元素？挫折、奮鬥、堅持，然後激勵人心。在一場颱風過後，當這群嘉農人慣例晨跑經農田時，卻被農夫斥責：「你們這些讀農的，怎麼不把天氣讀一下，稻子都發芽了，不能吃了，還跑！對啦！打球就會飽了！」一種深深的挫折感瀰漫在這群嘉農人心中。在片中，我們看到近藤教練申請補助連連失利；吳明捷眼看愛人另嫁他人的失落；小里面對父親在嘉南大圳工程受重傷無法工作，必須搬回大阪的無奈，在在都使人感到挫折。
於是，我們看到編劇的巧思，在片中安排了這麼一段：當吳明捷質問濱田老師為什麼會認為一隊從未贏過的球隊能進軍甲子園參賽，濱田老師告訴他，教練每天要讓他們晨跑時喊「甲子園」是為了他們習慣「甲子園」，該努力的目標不是進軍甲子園參賽如此而已，而是取得冠軍，濱田老師並邀請他們參觀自己的果園，告訴他，在每顆木瓜樹根都釘上鐵釘，因有了危機感，為了保留下一代，於是拼命的結出了肥美的果實，而未被釘上鐵釘的木瓜樹因被鄰近的木瓜樹告知只有碩大的果實才叫木瓜，所以也拼命的結出像樣的果實，這套「木瓜理論」激勵了如吳明捷般迷惘了心靈。
因此，當這群嘉農人努力的練習終於有所成果：一九三一年全島中等學校棒球大會首場比賽，投手吳明捷完封台中一中，那樣的雀躍人心相對鼓舞了這群球員，使得接下來的勝利都賦予了特殊的意義。鏡頭一轉，我們看到書店老闆、街坊鄰居、球員家屬、學校老師、學生……都前來守在廣播機前，就是為了收聽嘉農的捷報，在每場捷報中都看得到歡呼的群眾，棒球瞬間凝聚了一股在地意識，不論是本島人或日本人都真心為嘉農喝采。直到這群球員取得全島冠軍，打破冠軍錦旗不過濁水溪的迷思，瞬間，贏得全島冠軍的喜悅瀰漫在人群中，於是在這群凱旋而歸的球員的遊行中，我們看到了嘉義噴水池竣工了！我們看到嘉南大圳開通了！作為一種隱喻手法，它直指了一段美好的時光，這所謂美好的時光不是指政治面的，更非經濟面，乃在於由一群人為共同的目標努力的成果，這樣的成果帶來了不小的撼動，於此，在片中我們看到在大圳啟用典禮那天，游安順飾演的農夫看到在自己的旱田邊的水溝有水源流過，無聲的滔起溝邊的水，那種早已感動得無法言語自是不在話下，事實上，當年的農民看著從珊瑚潭發出轟隆聲，傾瀉出豐沛的水源潤澤大地，發出歡聲：「這是神的恩惠，神賜的水。」的那種感動，我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吧！
在片中，我們又看到了編劇的浪漫假想：有一幕，大澤隆夫飾演的八田與一勉勵這批球員：「前進甲子園，為臺灣農民爭口氣，加油！」事實上，這群嘉農人與水利師的浪漫邂逅可能純粹出於說故事者的浪漫假想，當年真否邂逅早已不可考，可是作為影片的橋段，它諭示了觀眾這群嘉農小將為了台灣這片土地，也投注了心力達到了嘉農的黃金期。
在甲子園的每一場麠戰中，不放棄每顆球，即使不可能的球也拼命的追，札幌的教練告訴由投手落下陣來的錠者博美：「我們輸了，從精神上就已經輸了」，到最後一場對上中京商，投手吳明捷負傷仍上場，眼看已丟失四分的焦慮，隊員告訴他：「就投直球吧！就算被擊出我們也會一顆顆幫你擋下來。」那種精神喊話，即使面對失分可能已追不回來的情況下仍願意奮力一搏的精神，使得最後在全場五萬五千多名觀眾的歡呼聲中博得「天下嘉農」的美名，達到了嘉農黃金期第一期，也是歷年臺灣參賽隊伍中最好的成績。
另外，導演也試圖在這部體育題材的電影注入一股陰柔氣息，在影片中，我們看到吳明捷與阿靜之間曖昧不明的情愫；上松耕一與蔡昭昭的邂逅；近藤教練家人的互動……等沖淡了陽剛的氣息。
回到一九三一年之前
研究臺灣棒球發展即了解沒有所謂的棒球奇蹟，過去，在統治者刻意創造的少棒奇蹟替其低迷的政治氛圍凝聚民心的同時，其實是一段真正的棒球史正在被抹煞。
至今，學者仍對棒球的起源地、由何人發明等問題持有不同見解，約當是十九世紀中期已在美國許多城市興起，而後，以美國為中心，藉由留學美國歸國的學生與美國駐外傳教士或美籍教師的管道傳布至亞洲其他國家。不過臺灣卻不是經由上述兩種管道傳入，而是日治時期經由日本傳入臺灣，易言之，早期臺灣棒運深受日本影響。
一八九五年，爆發中日甲午戰爭，戰敗國中國依據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予日本，臺灣開始長達五十年的日治時期，棒球也在此時傳入臺灣。一八九八年，總督府公布臺灣公學校令，設置國語傳習所和國語學校，體操科已納入課程之一，但是當時受傳統漢學教育的臺灣人認為「勤有功，嬉無益」，唯恐此課程會使子弟品格墮落，甚至誤以為是日本人為訓練士兵的預備教育，故當時體操科並不受臺灣人歡迎。
儘管日本人對臺灣人習體育的態度也並不熱烈，新式體育還是漸漸地引入了臺灣，棒球就是其中之一。起初只有日本軍隊進駐臺灣，之後各類的文武職員、工商產業與公教人員陸續抵台，在這些人中，有部分人在日本已接觸過棒球或當過球隊選手，由這些人直接或間接引入，而臺灣因反日情緒未平撫，加之社會動盪不安，根本無意參與這種所謂的「日本鬼子遊戲」，因此臺灣早期的棒球運動其實只是日本人抒發鄉愁的寄託。
真正開始有大量臺灣人參與這項運動則是一九二○年之後。隨著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各地民族自決風潮興起，紛紛要求脫離殖民地的改革運動曼延開來，臺灣受新式教育的新一代知識菁英亦發動改革運動，倡議地方自治，提升教育與經濟上的平等。為了緩和臺灣的民主運動，一九一九年實施「內地延長主義」，強調臺灣已不是單純的殖民地，而是日本內地的延長，雖然在教育上試行的台日共學制最後落得有名無實，不過從一九二○年代起，總督府大量增設公學校使臺灣子弟學齡兒童入學率逐年增加，也開始有大量臺灣學生因入學就讀而有機會組織公學校棒球隊。
中等學校棒球方面則在一九○六年由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校長田中敬一成立臺灣第一支正式球隊，隨後，國語學校師範部、夜間進修的東門學校(成淵中學)也跟進成為三強鼎立態勢，定期於春秋兩季進行比賽。一九○八年，國語學校新校長為免球迷於比賽中發生衝突，遂禁止球賽，雖然如此，仍有球員私下與成人棒球隊結合，一九一○年代開始有台北中學校球隊與社會人球隊比賽的紀錄，不過此時中等學校棒運發展仍遲緩，直到一九一九年的教育調整，才有較多的臺灣人參與比賽，中等學校棒運才逐漸興起。一九三一年這支由三民族組成的嘉農棒球隊於甲子園一路晉級取得亞軍，轟動全臺灣，帶動臺灣社會棒球風氣，使更多臺灣人投身棒球這項運動。
嘉義農林學校於一九一九年成立，以招收臺籍學生為主，一九二二年於新臺灣教育令所揭示的內台供學制，開始招收日籍學生，佔少數比例。一九二六年，教數學的安藤老師組織學生棒球隊，兼做教練，然而安藤不是專業人員，所以嘉農棒球隊起初實力並不強，隨後換了幾位教練，實力仍不見起色，一九二八年，當時的校長樋口孝聽聞出身早稻田大學棒球名將近藤兵太郎到嘉義區任職，便聘請他到嘉農重整球隊。短短幾年內，在近藤的督軍下，嘉農的實力大躍進，一九二九年，嘉農在臺灣全島野球大會首戰遇上當時的強敵臺北一中，被刷下來。隔年，球技雖有進展，但在野球大會上依然不敵由純日本學生組成的隊伍，首戰就敗給臺北商業。然而，到了一九三一年，嘉農終於壯大了，於第九屆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賽一路擊敗台中一中、台中二中、台南一中、台北商業，最後獲得全勝，取得入場甲子園比賽的資格，打破冠軍錦旗不過濁水溪的記錄，這項空前的成就使得這群嘉農人回到嘉義受到熱烈的歡迎，甚至還在市區舉行遊行。
同年八月，歷經五天四夜的船行，一上岸又風塵樸樸的趕赴球場，當嘉農隊一踏進球場便獲得觀眾熱烈的掌聲，許多人因為沒看過又高又黑的球員而感到新奇，嘉農球員原本緊張的心情也跟著放鬆了不少。第一場對戰神奈川商工，嘉農以固定陣容對戰：第一棒，羅保農；第二棒，蘇正生；第三棒，上松耕一；第四棒，吳明捷；第五棒，東和一；第六棒，真山卯一；第七棒，小里初雄；第八棒，川原信男；第九棒，福島又男。開賽後，神奈川商工完全受到嘉農主投的壓制，加上嘉農整體戰術配合得宜，以三比○順利晉級第二輪比賽。
第二場對戰北海道札幌商校，吳明捷仍是主投，嘉農棒棒皆有安打，高上壘率與出色的腳程，最後以十九比七大勝札幌商校，順利進入準決賽。守在廣播前的臺灣鄉親已陷入一片狂喜，而連二場比賽皆告捷的嘉農吸引了日本各界，連日本商社也設宴款待嘉農一行人，鼓勵其為「臺」爭光。
想不到，這群嘉農人演出的驚奇還沒結束，在第三場準決賽中，嘉農與實力堅強，且被預測為奪冠熱門隊伍的北九州代表小倉工校對戰，吳明捷仍是主投，最終甚至以十比二的懸殊比數晉級冠軍賽。
第四場對戰中京商業，嘉農隊被預測有望角逐冠軍，因為前不久才擊敗打敗中京商業晉級的小倉工，聲勢一片看好。這場球賽湧入了五萬五千多名觀眾，而守在廣播前的觀眾恐怕是不計其數。在這樣高呼聲中，也許是太想贏壞事，近藤教練仍決定用從全島冠軍賽一路比賽到冠亞軍賽的先發投手吳明捷作主投，卻罔顧吳明捷的手臂早已疲憊不堪，加上手指受傷，控球明顯不穩，使對方在第三、第四局各得兩分，進攻時，又無法突破中京商投手吉田正男的球路，導致最終以○比四敗給中京商取得亞軍。
雖不幸輸掉比賽，卻是臺灣自參賽以來最佳成績，尤其隊員們仍堅持到最後一局比賽的精神感動全場觀眾，在一行人將要離開之際，全場高呼「天下嘉農」，主辦單位亦在一行人將返回臺灣之前趕忙雕刻準優勝獎碑贈予。
嘉農回臺後造成轟動，甲子園的賽況憑藉著口耳相傳使臺灣南、北都陷入一股棒球熱潮，就連原本不認識棒球的臺灣人也都經由這次的比賽開始關注棒球，其主因還是因為隊員中臺灣人佔大多數，蘇正生在晚年接受訪問時說：「這也就是為什麼嘉農從台灣一路比賽到甲子園，台灣人這麼興奮的原因。」
匱乏者的求勝之道
早期台灣人不懂棒球，甚至不識棒球為何物，只認為球很硬，打到會死人，所以也很少有人接觸棒球，被日本人恥笑為無知。在那個階級分明、棒球只由在臺日人玩的年代裡，打棒球還是一項奢侈的運動，若以當時月薪三十圓的收入，一支球棒就要三圓，若再加上球衣、球鞋、帽子、手套零零總總的支出是相當花費的，可見當時若非家庭小康，有能力購買這些球具，尋常人家就算想玩也玩不起。
約當是一九二○年代後，總督府大量增設公學校後才開始有大量的臺灣人因為進入學校就讀而有機會接觸棒球，甚至組隊。有些球隊甚至表現亮眼，引起當時人們的注目，例如一九二九年首屆全島少年野球大會還是由全臺人子弟組成的高雄一公奪冠，可惜它曇花一現，隔年即被由全日人子弟組成的臺北旭小打敗；另一支則是由全原住民子弟組成的能高棒球隊曾經出發前往日本地區進行友誼賽，由於表現亮眼，造成轟動，賽後日本平安中學來臺挖角後，能高球隊隨之瓦解，成了一個歷史名詞。
真正使臺灣棒運蓬勃發展的還得歸功於嘉農一九三一年抱回甲子園亞軍的佳績。根據蘇正生回憶：「嘉農贏得亞軍之前，嘉義很少人打棒球，得到亞軍之後，嘉義棒球風氣興起，路上也開始有小孩在接傳球，差別很大。嘉義人是正港『野球瘋』。臺灣人本來對野球比較不理解，如果不是嘉農，臺灣人不知道野球。」顯見，一九三一年嘉農赴甲子園參賽不只造成了日本轟動，連帶地，帶動臺灣棒運發展。
嘉農成軍短短數年，居然能打敗經驗豐富的傳統強隊，靠的不是運氣，而是比別人更艱難的苦操實練，近藤帶隊雖然一視同仁，但他注重球員的基本功，蘇正生說：「我們都從練習基本動作開始，要按照步驟來，你要是錯了一樣不行，要用正確的方法……」，還有就是落實一套學長制的文化，不因你是日本人就有特殊待遇，或臺灣人就必須低下，以此維護族群問題，確保團隊內部團結一致朝共同目標邁進，不致分裂。
另外，可能也是跟嘉農是農校本身有關係，相較於工業、商業及中學校學生除了上課與練球，嘉農的學生下午實習課還必須進行農作、挑糞等粗重的工作，這樣的實習課被認為是體力養成的由來，可是也因此引來別人的訕笑，根據蔡鴻文的口述回憶：「就是因為我們有實習課程，工作很辛苦，有時更得扛水肥，弄得全身臭氣。而當時嘉中的學生，沒有這種課程，不必吃這種苦頭，他們居然歧視嘉農的學生，不但把我們當笑話看，還喊我們farmer，日子一久，就產生敵意……」與嘉中長期對峙情結激勵這群球員，打棒球需要良好的體能，而農作實習正好可以磨練體能，劉蒼麟就說：「……成果非一朝一夕得來……我們嘉農學生由於平時的吃苦耐勞奠定了日後棒球場上的驍勇善戰的基礎。」
嘉農由於成軍較晚，學校本身除了僅有網球場，並無棒球場，所以球員都到嘉義公園練球，想不到練球環境差竟也成為日後甲子園參賽的優勢。蘇正生回憶甲子園參賽的印象：「……場地看很像鏡子一樣，連一顆石頭都沒有，我們這邊的球場都有小石頭，大部分都有小石頭，我就說很像鏡子那麼光亮，印象很好。這樣大家都有自信了，在臺灣，球場小石頭很多都可能打了，來這邊球場怎麼像鏡子一樣，那個球來方向就都不會受小石頭影響。」當甲子園參賽擊敗對手，匱乏的資源也就轉化為練習的長處了。
學業成績還不能懈怠，學校不會因為你是棒球員或得過獎給予優待，因此這些球員除了專注在練球上，還不能懈怠課業，否則無法順利畢業。
分析嘉農之強盛的關鍵，不僅只是近藤的識人之能，也就是漢人得強臂、番人的快腿、日本人的防衛等三族共和可道盡一切的，在其背後有一套面對資源匱乏的認知，通過貧乏資源提供的磨練，一而再，再而三的努力練習，不斷地和其他球隊比賽累積經驗，終致成功。
魔鬼教練─近藤兵太郎
談到嘉農就必須談到近藤兵太郎，嘉農因為自他督軍後逐漸強盛，稱霸中等學校。而真實的近藤教練又是甚麼樣的人呢？
如果說武士在日本發展成一種武士道，那麼棒球在近藤兵太郎的心中早已發展成一種野球道。
嘉農棒球隊原只是一個社團性質的球隊，嘉農之所以強盛，必須歸功於近藤兵太郎。近藤兵太郎是何許人也？他不是赫赫有名的歷史人物，可是卻是當時棒球界的重量級人物。
近藤兵太郎本身就是甲子園歷史強隊之一松山商業選手，學生時期就曾以隊長身分參加甲子園比賽，也曾是日本中等學校遠征美國的選手，更是早稻田大學棒球隊一員，畢業後擔任松山商業的棒球隊總教練，多次帶領球隊奪得地方代表權，進軍甲子園。近藤兵太郎一九一九年赴臺，一九二五年任職嘉義商工，當時嘉義商工並無棒球隊，每逢夏季，近藤回母校松山商擔任教練。一九二八年，鄰近的嘉義農林學校成立野球部，近藤兵太郎受邀前往指導，直到一九四○年才以書記名義在嘉農取得正式職位。嘉農隊在近藤的帶領下，球技札實成長，甚至稱霸於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大會，五度取得該大會冠軍，進軍甲子園參賽尤以一九三一年取得準優勝更是造成全臺轟動，他後來培育的選手諸如蘇正生、羅保農、劉蒼麟、真山卯一、陳耕元……等皆在臺灣棒運貢獻一己之力，可說是促成臺灣棒運發展的重要人物。
近藤在受邀前往嘉農指導期間，也積極網羅有潛質的人才，大多都是嘉農社團的學生，例如吳明捷從游泳社找來，蘇正生和劉蒼麟本來是網球隊，也被挖來野球社，真山卯一是從田徑社挖來。近藤的訓練方式極為嚴格，球員們每天早上五點跑嘉義市一圈後，上午上課，下午一點半到三點半到農地或工廠參加實習，實習結束後就到練球場練習至天全黑才結束。假日也是練球日，就算是碰到下雨天也不能懈怠，教練會在教室講解比賽規則與戰術運用、技巧，因此養成球員的堅強意念。
近藤訓練球員非常有一套，能針對球員的各種缺點加以糾正，也不會當面斥責讓球員難堪，而是採取迂迴的方式。近藤還要求球員必須完全服從他的命令，其戰術是以一局大量得分為戰略，強調團隊精神，反對個人英雄主義，如若不從，不以整體戰略為目標，往往會遭到斥責。
在打擊與防守的獨特訓練上，實用性相當高，至今仍影響臺灣棒球。他強調「一名優秀的野手，必須在對方將球揮棒擊出後，短時間內判斷球的方向與落點，將對方接殺或刺殺」，也就是聽聲辨位。他會在外野草地上放很多球，讓球員盡全力去跑，撿到球就全力傳回本壘，如此反覆訓練。他還要求球員每天練習揮棒二百次，要求投手丟出不同角度、不同位置的球讓練習的打者一定要準確揮出去，因為他認為打者必須適應各種不同球路，不能只挑選自己喜歡的球路，否則對手知道你的打擊特性，一定會針對缺點而攻擊。近藤還相當重視選球，打者必須看準球的方向，抓對擊球點，確實擊中球才能進行有效的攻擊。他還會考問球員的臨場反應，如無法馬上回答，就會挨巴掌。
近藤還要求球員要自律，他告訴球員：「我們是來打球、作戰的，不是來玩的，所以要放棄娛樂，全心全意打球。」以此培養球員堅強的意志，如同蘇正生的回憶，近藤教練禁止球員私下看電影、抽菸、喝酒等娛樂性質的活動，也就是落實一套由身到心的修練價值。他的座右銘便是「球者魂也，球不正，就是魂不正！魂正，球亦會正矣！」，他不只督軍嚴厲，對自我要求也高，楊吉川曾經回憶，有一次棒球隊聽聞近藤教練生病，本來很高興地以為當天不用練球了，沒想到過沒多久有兩個人抬著擔架走來，護士隨侍在旁，坐在上面的就是近藤教練。他就是那種即使生病也不會休息的嚴格教練。
近藤督軍嚴厲是他教導過的球員普遍一致的回憶，可以為了操練球員而把球員練到手浮腫、累到在地上用爬的，如此嚴厲，幾近冷酷無情的訓練方式也曾有球員受不了而離隊。可是嘉農第四代球員洪太山卻回憶「…他私底下完全不一樣，快畢業的時候，跟幾個去近藤家拜訪，近藤的態度很親切，請太太與女兒拿東西請我們，跟球場上的樣子完全不一樣…」，顯然，近藤的嚴厲督軍是為了球隊勝利而表現出來的樣子，不是個性本身就這麼不近人情。
關於棒球與認同
臺灣的棒球經驗是從日本轉手而來，日本的棒球起源則是由日本留學生的引進與居留在日本的美國人傳授逐漸發展成屬於日本的野球道。
棒球是一種團體對抗的球類運動，它的起源地、由誰發明至今仍然眾說紛紜，可是，大力推行這項運動的卻是美國。二十世紀初，美國各大城市普遍興建棒球場，在此時，美國棒球已發展成職棒聯盟，夜間球賽的出現更吸引了工人階級走進球場，加上大眾傳媒的影響，使得職棒成了二十世紀美國大都會的生活文化。謝世淵在其博士論文道：「棒球在美國提供社會調和與統合的契機，透過棒球，讓不同人種、階層與宗教的人，產生連帶感。運動所強調的機會均等與公平性，也反映民主社會的價值。再者，運動中勝利者的角色體現美國夢中對英雄的想像與期待，英雄的產生又因為棒球運動中的統計記錄而被強化與規制化，這種英雄形象也建立在男性的充滿力量與速度的身體崇拜之上，成為極具有男性歸屬意識的運動……美國的棒球於是具有個人主義、民主傳統、男性意識等特質。」
可是當棒球傳到了日本，卻不是大都市底下的市民娛樂，甚至以一種令美國人難以理解的文化發展。一八九六年，第一高等學校連續三場擊敗橫濱的外國人棒球隊，其校長表示「今日的勝利不只是我校的勝利，更是我國的勝利」，棒球的對抗因此是一場事關國家榮辱的比賽，勝利更被視為發揚國威，充分體現了「士」的精神，也由於擊敗外國人所帶來的自信，一高棒球風氣逐漸興起，日本棒球開始發展成一種迴異於美國的「野球道」，強調團隊精神與勝利至上主義。
一高野球風格具有下列三個特點：第一，比賽的目的就是為了求得勝利，強調勝利至上主義；第二，透過野球運動涵養知育與德育的精神主義；第三，透過學生學寮的設置，讓學生學習自治與管理，凝聚群體共識的集團主義。此三點被視為武士道野球價值，一高的野球風格也奠定了往後日本棒球發展的主體性與意義。
明治末期以降，棒球也已在日本中等學校普及。之後，由於大阪朝日新聞社與大阪每日新聞社兩報競爭激烈，為了吸引人氣，大阪朝日新聞社利用棒球的高人氣，計畫將各地區中等學校棒球隊集中比賽選出冠軍，於ㄧ九一五年舉辦首屆「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時大阪朝日新聞社員中尾濟強調「本大會不是職業化的美國棒球的翻版，是以武士道精神為基調的日本野球」，以區別出美、日棒球的不同，連結一高野球價值，並強調武士精神為基礎。
其大會除繼承一高的勝利至上主義，賽制也頗為殘酷。由地方選拔到全國比賽採單一淘汰制，也就是說，輸一場就打包回家，還強調犧牲敢鬪精神，也就是「打斷腿骨顛倒勇」拼鬥精神，採單一投手投完全場，很少會看到有球隊臨陣換將。為了落實武士精神，還規定選手在球場必須跑歩快走，擊球後也應當快速跑壘。
這樣的比賽很快獲得好評，不僅受到全日本的注目，使日本高校的棒球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在全國各地發展，大會的觀眾人數更是年年攀升。首屆比賽在只容納四百人的豐中球場，到了第三屆必須移師到足夠容納一萬人的鳴尾球場，到了第十屆，大會必須移到剛蓋成，可容納五萬五千人的甲子園球場，可見野球大會已是當代重要的大眾娛樂。「甲子園」也因此成為日本高校揮灑青春熱血的象徵。
隨著時間的推移，當棒球在殖民主義歷史脈絡下傳進臺灣又有甚麼樣錯綜複雜的發展？當日本人扮起了指導者教臺灣人打棒球，在抗日情緒尚未平撫下，臺灣人只能全盤接受日本經驗嗎？這中間有沒有一種被殖民者的抵抗成份？
昔日，能高棒球隊與嘉農棒球隊的優異表現被拿來當成殖民者解讀為殖民地成功的樣板，這套官方說法在被殖民者眼中認同了嗎？張力可在他的碩士論文〈臺灣棒球與認同：一個運動社會學的分析〉主張殖民時期臺灣棒球運動的在地回應是以一種抵抗/仿同(resistance/emulation)的方式進行，可以分為抵抗(resistance)、弱者的技藝(art of weak)，以及仿同/ 匹敵(emulation)，藉由純臺灣人組成的公學校棒球隊以及純由日本人組成的小學校棒球隊之間的對抗，展現的是「單純的」球場上確實存在著「複雜的」民族情結，更援引de Certeau的看法認為臺灣在日殖時期的棒球運動是一種抵抗策略的弱者技藝：回到日本治臺的殖民場景，當時日本人在臺灣佔據支配地位，包括棒球場這個場域在內，權力的「專有位置」(proper place)皆為日本人所佔據，臺灣人在這樣的系統控制下處於弱勢。但誠如de Certeau所說，「弱者」臺灣人仍可在「強者」日本人佔據、支配的空間中穿梭、游擊。換言之，張力可認為，儘管日本人掌握了臺灣所有優勢位置，然而臺灣人藉由棒球比賽的勝利，享受著臺灣人對抗日本人的抵抗。
棒球場上的對抗成為另類的抗日象徵，支持這套論點的可見鍾俊敏在他的論文〈臺灣棒球、民族認同、和日本殖民主義〉舉出的例子：宜蘭的白英棒球隊奪得了宜蘭地區B級棒球賽的冠軍，臺灣人打敗日本人的消息不逕而走………，白英棒球隊一九三二年升入A級後便一直是當時的勁旅，成了專打日本人的英雄球隊；臺中一中在一九三○年由王飛章、洪建川、方丙、廖叔卿、紀清標、吳紹勳、羅炳輝、徐建英、洪進明、黃國華、方景三等十一位臺中一中的學生，豎著「打倒日本隊」的口號組成棒球隊，當時臺中地區的父老，在眼中露出有別於往日的曙光，立刻以「幼獅」之名加冠在他們身上，期望他們以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大無畏精神奮戰到底。從鍾俊敏舉出的例子不能就此斷定這是另類抗日活動，因為我們無法從當時的比賽紀錄或根據某部分人的說詞就認定臺灣棒球場上的對抗就是另類抗日活動，這麼認定實在有失公允，顯然，張力可的觀點尚無從論證。
然而，劉益誠在他的博士論文〈從文明教化到狂野奔放─臺灣棒球運動的「反」現代性初探〉提出了駁論：抵抗作為一種殖民者跟被殖民者之間充滿政治張力的社會關係與文化論述，是不是應該只是單方面觀察被殖民者自己的獨白？殖民者怎麼看待這種文化抵抗呢？是心生恐懼？還是滿心歡喜？他以能高棒球隊的事蹟作例子。高正源在他的著作《東昇的旭日》對能高隊是這麼形容的：原住民仍不時有抗日的行動，梅野清太郎與江口良三郎接收高砂(能高)棒球隊含有配合日本政府要用棒球來轉移原住民對日情仇的用意，而原住民小孩則是想藉著棒球比賽，做為另一種形式的抗日行動。關於這段論述，在他的論文中引用湯川充雄的著作《臺灣野球史》提出了反駁：當時的江口廳長鑒於他們(即高砂族)傳統持有的兇暴性必須被矯正成具有團體性格，而棒球就是最適當的鼓勵方法。我們尚且看看當時的江口廳長是怎麼說的，「他們一方面具有先天血統上的兇殘性，將此引導在運動精神上會得到很好的發揮。另一方面又是對原住民教化的同時，我們也組成非常好的球隊。身為球員，這些阿美族的番人在教化之後的表現真是一點都不抱歉。」簡言之，棒球是殖民者引導「番人」「文明化」的媒介這一點是被肯定的。
如果抵抗是以這種形式出現，對於殖民者而言根本無足輕重，甚至可以很好地被拿來當成政績，想想當年能高球隊在日本用餐時的情景，日本人對他們口中的「番人」拿刀叉用餐的情景嘖嘖稱奇。對於日治時期前前後後發生的武裝抗爭又算得了甚麼呢？
那麼，日治時期的臺灣人真的全盤接受來自殖民國的棒球而無任何抵抗嗎？劉益誠在他的論文中說：回到一九三○年代的歷史，到底有沒有一種情形明明日本人是以「皇化」或「日本武士道」的方式教臺灣人打棒球，但臺灣的球員卻因為本身的歷史條件而發展出一種特殊技藝，而這項技藝讓日本人大感驚愕，而不是以兩支球隊直接的對抗來展現被殖民者的抵抗？他甚至以藍德明作為例子，嘉農曾經出了一名以下勾球投球的投手而被日本人封為「不世出怪投手」，他的球路和武士道的訓練無任何關係，還是由於童年的生活經驗練就，更與殖民者口中的「先天血統上的兇殘」無關，甚至藍徳明還是因為向近藤兵太郎毛遂自薦才成為投手。對於藍德明的怪異投球姿勢，劉益誠認為更具有文化抵抗的意義。
事實上，日治初期，臺灣人對於棒球的畏懼，相對給予日本人展現出民族優越感的機會，逐漸產生一種臺灣人不如日本人的錯覺，對長期處在日、臺不平等的臺灣人而言，一九三一年嘉農棒球隊在甲子園優異的表現替臺灣人找到了抒發心中這口多年惡氣的出口，藉由臺灣人子弟的亮眼表現來建構一套自我認同的價值。蘇正生在友人對他當年甲子園亮眼表現給予為國爭光的讚譽時，蘇正生的回答也很巧妙：「有沒有為國爭光我不知道，但是我是替臺灣棒球出氣」。誠然，一九三一年嘉農進軍甲子園獲得亞軍是個里程碑，嘉農的事蹟也正好說明臺灣人也能擊敗日本人，也就是從「不如」到「超越」，棒球也因此成為一項臺灣人可與日本人抗衡而後建立自我認同的身體技藝。
很長一段時間，棒球場邊支持日人子弟與臺人子弟的觀眾呈現壁壘分明的現象。隨著棒運的發展，這套國族認同很快地也演變成了地區認同、校際認同，認同會因人因事因地而有不同，例如西脇良棚在《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就提到，嘉農在全島野球大會擊敗的幾個臺北學校，像是臺北一中、臺北商業、臺北工業等球隊都曾在嘉農出發前往日本時，與嘉農進行送別試合，而這些學校的球迷以支持代表臺灣甲子園參賽而支持嘉農，也是一合理化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