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萬格勒，約攝於1953年。
翻譯福特萬格勒《形式與渾沌》的一點感想
翻譯《形式與渾沌》接近尾聲，這陣子心頭盤繞著無數因此文而生出的、對福老這迷樣人物的各種臆想和聯想。原想待迻譯完畢，好好寫一篇前言一了心願。但譯文走筆到此按耐不住，只好先吐為快。
《形式與渾沌 Form and Chaos》與《偉大性即簡潔性 Greatness is Simpisity》這兩篇文章乃福老最晚期的遺稿。《形式與渾沌》是福老應邀在1954年11月秒在巴伐利亞藝術學院的討論會中發表的講搞，福特萬格勒是該藝術學院的會員。福老以前歌劇演出時合作的舞台設計師埃米爾·普里托呂斯是該學院的院長。然而福老在該年11月因感冒住院，當時他還寫信給普里托呂斯，信中寫道：
「 親愛的朋友：
我完全沒有接到你的回音，所以我猜想你覺得被冒犯了。懇求你務必不要這麼想。此刻
我並不完全無恙；到現在為止我已經感冒了一段時間，因此不能在十九日抵達慕尼黑演
講。我只希望能在指揮職位上待到十二月為止。
致上無數誠摯的祝福
你的摯友 威爾漢·福特萬格勒 」
普里托呂斯回憶說，不知為何陰錯陽差沒有收到福老先前寄來的文稿，招致福老誤會。我們也可從這裡看出福老心思的細膩。不幸這次演講福老未能履約，他於11月30日病逝。
(參閱：殞落的巨星——追憶福特萬格勒 / 埃米爾·普里托呂斯 撰文 )
這篇講稿名為《「形式」與「渾沌」》，乍看之下以為深究藝術的專業探討，實則著手處理的卻是以音樂為代表的藝術生態與環境、主導當今(~1954)音樂發展的一些外在因素，幾可說是一篇有關音樂的社會心理學調研報告。文中所謂的形式，是指傳統的調性音樂；而渾沌則指無調性的新音樂。在福老的認知裡，前者是音樂的正統，後者則是音樂的離經叛道。而整篇即著墨於反常的新音樂何以發生的分析。
以我們二戰後深受美式現代文明洗禮並以現代人自居的立場來看，福老真如20世紀的唐吉訶德，尤當1954年20世紀中葉現代主義於戰後幾乎一無阻礙地橫掃全球之際，他，仍然是那個深受19世紀文化薰陶的仁人志士，以先知的眼光批評當下的流行趨勢。如今到了21世紀，福老當年臧否的現象更是普遍蔓延，成為藝術界的主流。君不見，現今藝壇上藝術理論家，包括美學家、哲學家、評論家、策展人等等主宰著各種藝術的走向，藝術家無不在各種理論中尋找安身立命的課題。這個無法回歸的趨勢，福老是最後一位先知型的鬥士。
看看他在《形式與渾沌》一文中提到的：
「這是多麼怪誕的情況！創作的藝術家容許評論家、理論家和歷史家指導他們——只消瀏覽任何音樂期刊或聆聽當代作曲家的聲明，便可理解這一點。」
「一個時代真正的音樂是一個創造的具體事件，而非一個意識型態的問題。一切起於音樂、被創造的音樂。之後才會有理論解釋，這理論解釋若有任何意義，必須嚴格遵照實際存在的、被創造的作品——而這作品多少是原本現實的反映。」
「作曲家與理論家之間的合作和相互認可的結合，造成了角色顛倒的情況，這是我們不能冒險忽視的惡性循環。當作曲家身為作曲者卻不能、也沒有意願自立時，就需要理論的協助了。而理論家這方面，由於不再自認為是作曲家身為創作藝術家的倒影，反而相信自己正在援助作曲家，於是他走出自己足以勝任的恰當領域⋯⋯然而，不是評論的解說和支持 ( 藝術家永遠感激這一點)，而是成為宣傳的代理人。」
福老生於1886年，就以他而立之年為止的前卅年，從1886到1916為止，孕育和滋養他思想、生命的無疑是19世紀的思想，從歌德到叔本華。至於尼采，這位揚棄19世紀邁向未來的哲學家，恐怕不是福老心儀的對象。面臨世紀之交，福老的反應就像一部分知識份子：傳統的傾頹、迥然不同的價值顯現，在各方面尤其是科學上一連串的新發現——分子、原子、質子、相對論、測不准定理，加以短短幾十年間爆發兩次大戰，摧毀了舊世界⋯⋯等等，令部分哲學家或知識份子深感絕望，那種感覺恐怕就像《人間詞話》的作者王國維最後的際遇：面對清朝覆滅和民國成立之初的亂象，以及西學東漸下故國文化的衰微，並憂國憂民憂天下的情懷下，最後選擇自溺而亡。
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著作《什麼是真實？》藉天才物理學家馬約拉納的失蹤事件探討什麼是真實。以下是摘引自該書的片段：
法國哲學家西蒙娜·薇依在《科學與我們》(1941)的導言中提到：「⋯⋯本世紀初發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我們已經在無意中喪失了科學——或者說至少是四個世紀以來我們稱之為科學的東西。我們現在所掌握的科學，⋯⋯其實是另一個本質上不同的東西，我們不知道它是什麼。」
量子理論推翻了物理定律與以功的經驗為基礎的世界圖景之間的對應關係。「20世紀的科學是經典科學，但它被除去了什麼。它減少了，而不是增加了⋯⋯經典科學的原理——自然規律與功的條件之間的類比性被去除了；而砍掉它的正是量子假設。」
義大利物理學家馬約拉納在《關於電子與正子的對稱性理論》(1937)一文暗示了物理學與社會科學的統計規律的相似性。⋯⋯針對量子力學的不確定原理，馬約拉納說：「任何針對原子系統所開展的實驗，都會對該系統本身造成一定的干擾。⋯⋯因而任何結果似乎都與系統在實驗本身過程中被引向的狀態有關，而非與系統受到干擾前的、那個無法認知的狀態有關。」
新的物理學建立在人的猜測與假設上，而非自然本身的原真狀態。薇依和馬約拉納在科學上面臨的，不正和福老在音樂藝術上觀察到的，有異曲同工之處。換句話說，是整個人類面臨的一個可能全新變異的狀況。當此之時，如福老、薇依和馬約拉納等人所堅持的，是由人性深處最高貴的特質逬發出來的洞見。他們無疑是拒絕隨波逐流的中流砥柱！
福老身為他們當中的一份子，不過是在音樂這塊園地，憑藉他的天賦和民胞物與的胸襟獨力撐起一片天，直到最後筋疲力竭。他的御用錄音師許納普說他走得正是時候＊。的確，接下來完全是現代科技精神全面主宰的世界，而且涵蓋包括音樂在內的各個領域。卡拉揚在20世紀下半葉獨領風騷，代表的就是科技至上、人對自然的控制至上、同時人對音樂的至上掌控。那是一絲不苟的、每一個細節都計算到絲毫不差的音樂演出。我們可以感受到音樂由他手中精確地流湧出來，透過音樂他精確地掌控了我們——他的聽眾。他是他音樂裡的上帝，這麼說也暗示了接受他音樂的我們人類也是這世界的上帝，我們控制自然，最後控制人類。不是嗎？ 今天我們看得更清楚：西方民主國家對人民甚至全世界的控制自古至今無出其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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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指揮家福特萬格勒，而非作曲家的福特萬格勒的身份來看，（我談的是前者）他的死亡來得正是時候——換言之，他死在聽眾發現時代改變不復舊觀之前。」
參閱：福特萬格樂的錄音師——弗利德里胥·許納普 訪談錄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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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小說家赫胥黎在1958年的《美麗新世界》中說道：
「民主國家靠著更有效的控制心靈的方法，改變了它們的國家本質：選舉、國會、最高法院等等古老典雅的形式會保留下來，但是潛在本質則是全新的極權主義。所有的傳統名詞、所有的空洞口號，都將維持美好往日的老樣子。民主和自由更是每個傳播和重要評論的主題。同時，統治階級和它訓練有素的士兵、警察、思想製造者和思想控制者等等的菁英，將默默按照他們的意思控制一切。」
從這點來看，我們不可能寄望再產生像福老這樣的指揮家了。除非，出現一位不受現代思潮影響，一位從過去復活的古人，他帶著往古的記憶來到 21世紀，帶給我們更開闊更包容無垠的世界⋯⋯。難矣！
我們真得感謝上天賜予我們福老這樣的指揮家，留給我們這麼豐富而充滿內涵和人味的音樂。和所有偉大的藝術家一樣，勢將永遠成為人類的鼓舞和撫慰，揭示我們什麼叫做人、什麼是人的關懷、什麼是真正的人！
從他的音樂、就是他的音樂，可以無限深入、無盡探索、無窮恣遊於內在廣邈的宇宙，涵攝所有外在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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