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基源問題法」的反省與本論文的運用
「基源問題法」雖然可以對哲學發展脈絡作一系統性的鋪陳與判斷，然而筆
者在實際運用之前，要先反省「設準」與「基源問題法」本身之理論，再針對本論文的運用作一論述。
首先是「設準」的架設與運用。勞氏在《中國哲學史》中所運用的判準為「德行主體」 與主體的道德實踐，其認為孔子所提出的「仁」為一「視人如己，淨除私累」 的公心，而此公心的建立，則為人道德主體自覺與發顯，故孔子為中國哲學史上最先提出「一系統性自覺理論」 者。而孟子即心言性，心性純善的「性善論」，則擴充孔子的自覺心，彰顯岀中國文化的重德精神。
在以儒家「孔孟心性論」為判準的哲學史脈絡下，勞氏對中國哲學中不以「心
性」為道德主體的其他哲學思想，多進行強烈的批判 。以筆者於本論文所研究
的兩漢哲學為例，勞氏認為漢代哲學思想是「中國哲學的衰落期」 ，此衰落實
際表現於「混淆」與「偽作」 上，其曰：蓋戰國以來，古文化傳統早有交流混合之勢。秦漢之際，古學既漸失傳，思想之混亂尤甚。南方道家之形上旨趣，燕齊五行迂怪之說，甚至苗蠻神話，原始信仰等等，皆滲入儒學。以致兩漢期間，支配儒生思想者，非孔孟心性之義，而為混合各種玄虛荒誕因素之宇宙論。等而下之，更有讖緯妖言，流行一時。觀董仲舒之倡「天人相應」，盛談符瑞災異，以及夏侯氏據尚書洪範以作預言，可知其大略矣。
「非孔孟心性之義」表現勞氏的設準，而此嚴厲的批判需要重新反省。在學術史發展上，戰國中末葉為先秦學派交會融通的時期，如司馬談於〈論六家要旨〉中，論戰國末期所發展出的「黃老道家」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 表示黃老道家乃是以「道」為主，融合各家之長所形成有益治道的學術派別。除了黃老道家之外，這種會通更具體地展現於《呂氏春秋》中，徐復觀先生於《兩漢思想史》中，透過引用的典籍與其思想脈絡，分析其為「對先秦經典及諸子百家的大融合」 ，並認為：「在諸子百家方面，《呂氏春秋》全書，係統合儒、道、墨、陰陽五家思想而成。」 而此會通百家的理論有其實際目的，《呂氏春秋‧序意》一文曰：
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
「治亂存亡」為此書關懷焦點，而將各家思想兼容並蓄，以鋪陳天道觀與社會倫理的哲學體系，正可彰顯戰國中末期以來學術會通的實況；這種錯綜複雜的學術圖像，應不宜使用「孔孟心性論」為設準，而以「思想混淆」一語概括。
因此，筆者認為，「設準」不應如勞氏所言僅岀自「研究者的觀點」或是「研究者期望呈現出的角度」；如前文所言，每個哲學家皆無法跳脫自身的時空背景理解事物，他們關懷的問題，應與其身處的時空所發生的問題環環相扣。因此筆者希望從「文獻」本身與「學術史發展」的雙重觀照下，建立一個能突顯「哲學家身處之時空環境所面對之哲學問題」，與「哲學家自身所思考與解決的哲學問題」二者的設準，而能貼近文獻，呈現並分析出當代的哲學問題。
其次是「基源問題法」本身的理論問題，「基源問題法」採用理論還原的方式，能完整表現一個哲學家的理論體系，否然而此研究法是以歷史發展中最突出的哲學家與最精華的哲學思想作為研究對象；需要深入反省的是：此研究法，是否能具體滿足勞氏所提出「事實記述的真實性」這一目的？即基源問題法是能如實彰顯文獻，而表現出當下的時代問題與哲學家的思想樣貌？
葛兆光於《中國思想史‧導論‧思想的寫法》一文中，提到較「精英」及「經典」 的哲學史涵蓋面更廣闊的「一般知識與思想」：
「一般知識與思想」是指的最普遍、也能被有一定知識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對宇宙現象和事物的解釋，這不是天才智慧的萌發，也不是深思熟慮的結果，當然也不是最底層的無知識的人所謂的「集體意識」，而是一種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識和思想，作為一種普遍認可的知識與思想，這些知識與思想通過最基本的教育構成人們的文化底色，他一方面背靠人們不言而喻的終極的依據和假設，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起著解釋與操的作用，作為人們生活的規則和理由。
在葛兆光的論述中「一般知識與思想」雖然沒有哲學的突破與洞見，但卻是普遍於精英與一般大眾的知識，精英們也在這種思想中獲得知識、得到養分，甚至將此一般知識加入自己的哲學體系中，以解決哲學問題。以董仲舒為例，他使用陰陽與五行的知識架構其天道觀、人性論與倫理學，而陰陽與五行觀念是從戰國中末期就流行於學術與民間，成為普遍的知識與思想。故董氏在論述其哲學思想時，不能跳脫這一套解釋世界的方式，而是將陰陽、五行觀點加以擴充轉化，成為其哲學體系中重要的組成概念。
勞氏在《中國哲學史》先秦兩漢時代中所使用的方式，是將先秦儒家、道家、墨家、荀子、法家與名家的基源問題呈現出來，再以孔孟「心性論」為設準，銜接上以董仲舒「天人相應」為代表的兩漢「宇宙論中心思想」 。如此以理論還原為核心、將基源問題展示出來的運作方式，似乎無法表現出戰國中末期學術融通的趨勢與氛圍下，所形成的普遍於精英與人民的一般知識，如曆算、占星、陰陽、五行、養生等思想。
因此，筆者認為，基源問題法確實能釐清哲學問題、展示哲學思想，並有效架構哲學體系，然而此問題法應加入對於研究對象的時空環境的論述。考察外緣背景，乃是對當代「精英的哲學基源問題」與「一般知識思想的探究」，這是落實勞氏所提出「史料考證」的功夫，期望達成勞氏所提出「事實記述的真實性」之目的。
從以上針對「設準」與「基源問題法」的反思後，筆者在本論文的具體運用如下：首先是「設準」的建立，在本論文中，筆者將採用雙重設準，其一是以董仲舒本身學術背景為核心的「春秋公羊學」，希望呈現董氏使用公羊學的角度所探討的論題，與董氏在兩漢公羊學中之地位。其二則是以兩漢哲學所融括的學術思想為設準，包含儒、黃老道、墨、法、名、陰陽家等諸種思想，展現董氏融合各派，而卓然成家的君王觀，亦藉以判斷董氏君王觀在兩漢哲學歷時發展中之具體價值。在基源問題法的使用上，筆者將使用「外緣背景」與「文本內部考察」雙重檢證，希望從外緣背景的考察中，對當代政治社會所面對的問題，與精英哲學對社會問題的回應、哲學理論，以及「一般知識與思想」作一分析與探究；再將考察結果與《春秋繁露》文本內部結構與哲學思想相互對照，將《春秋繁露》之基源問題如實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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