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自己騎著機車亂晃，在三叉路或十字路口停紅燈時，看著來往的人潮車龍，我都在腦筋轉著，這個地方，好久好久以前，應該有很多梅花鹿快樂地奔跑著吧，也可能有獵人在巡狩時不慎遭毒蛇咬傷，那種自在和自然，應該不是今天的浪漫得以想像。再不然就是身處所謂「現代化」的場域時，偶而我會自動開一扇門，讓歷史走進來，啊，這個地方曾經啟蒙運動的定點之一，也曾經有許多風月現實不同於廿一世紀的繁華。
荷蘭人並沒有向鄭氏下跪求饒，或因小鄭武力太強嚇得落慌而逃。歷史的刻意詮釋有時讓我們奉為圭臬，在自大之後模糊了事實。荷蘭自十六世紀向東方發展，看到這塊美麗的島嶼，決計定居在此，那時候的航海圖畫得不很精確，但從他們看待島嶼的眼光而言，的確是進步的。至今，荷蘭不再以殖民者身份揚眉吐氣，但「海洋國家」的特色卻舉世聞名。戰前日本人把台灣視為大東亞共榮圈的南進基地，積極建設島嶼，從軍事地位來看，台灣絕對是亞洲「要塞」，也難怪戰後國民政府要以此作為反攻大陸的跳板，而清國在「不識貨」的割棄之後，今天北京仍虎視耽耽企圖奪取這塊他們自以為「神聖不可分」的領土。
那麼，這座小小的島嶼有什麼侷限呢？
記得某次在嘉義二二八見證者座談會上，一位來自日本的青年也參與這次會議。我交雜著不流利的日文和英文與他談話，他說他對歷史有興趣，已經旅行過許多國家，每個地方大概停留一到兩個月，他非常喜歡台灣這個國家。問他為什麼選擇住在嘉義而不是其他城市，他說這裡是個「重要」的地方。中途休息時，許多從前受過日本教育的見證者，用很道地的日文親切地來招呼這位日本朋友，並且與他交換嘉義「為什麼重要」的意見。
這位日本朋友，讓我聯想起去年在嘉義最熱鬧有名的文化路上，遇見美國作家丹布隆先生，他正在街上賣自己的書《我就這樣哈上了台灣》。丹布隆先生說，九二一之後，他並未回美國，反而決定一輩子住在台灣嘉義，因為這裡的人們，給他濃厚的人情味和溫暖。
但是，當陳明文縣長正在慶祝爭取到故宮分院設立在嘉義時，我正在醫院照顧父親，來量血壓的護士小姐們看到這則新聞，竟不以為然說道：「我們嘉義有這麼好嗎？為什麼故宮要設在這裡啊？」這些例子告訴我們，不是嘉義本身有什麼侷限，而是嘉義人對自己的城市缺乏信心，自我搭起密閉的圍牆，不讓希望照進來。
西方國家，乃至亞洲日本，給學童的學習教科書裡，會先讓他們從自己身邊的「鄉土」熟悉起，對自己的環境先產生「感覺」，進而擴大認識，從鄉村的地堙歷史到州的發展，從州到大區域，然後國家，接著鄰近民族，乃至整個洲，再到世界。所以人們以自己的家園為榮，珍惜自己生長的土地而有感恩之心。長大後走訪世界，從旅行中體驗更豐富的生命厚度。即便是戰前日本時代的台灣，日本人給殖民地台灣孩子的學習，有所謂「鄉土教育」一門課程，這裡的鄉土當然是指台灣，然後教授小朋友日本人如何重視「修身」；他們認為，一個懂得愛惜土地的人，其人格修養較能朝正面發展；日本的殖民大抵以建設為名，行剝削之實，但也促成島嶼的「台灣人意識」。
但戰後的台灣教育則反其道而行，建立一座虛幻的想像共同體在彼岸，島嶼有多美，比不上偉大的長河山嶽，視野的焦點從來不凝聚在自小生長的土地。「黨國教育」和「國語政策」讓台灣人自我邊緣化；方言太難聽，講純正的北京話才夠水平；原住民的黑皮膚是種原罪，努力成為漢人才有機會出頭天；要向民族領袖看齊，才能完成拯救同胞和復國大業。要台灣人真正認同島嶼，要先把自己「撕裂」一番才行，但許多人顯然不願付出如此代價。
當全球化的旗子在揮撼時，我們究竟拿什麼與人競爭，耀眼於世界的舞台？總不能一樣跟著別人踩著nike球鞋、擦資生堂蜜粉、唱著韓劇主題曲、穿波希米亞裙、用英文念中國唐詩，然後想要告訴世人台灣有多好？誰會相信呢？
島嶼的悲歌我們可以不再唱得沉重，但對殖民地的傷痕我們應當了解才得以撫平，才能真正向前走得踏實。小小的島嶼有太多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奇蹟，雜揉的文化在這座搖籃茁壯，立在太平洋和歐亞大陸的中央，所有的「候鳥」、「過客」或「渡船」都留下許多足跡，有待我們採收加工，成就自己相異於其他民族的文明特色。
有了現代化的生活，未必會有現代性的思維。黑奴被解放之後，許多人還是回到「主人」身邊祈求他們施予鐐銬和工作，「自主」讓他們非常不習慣，無法繼續生存。
島嶼的侷限，就在於我們捨不得掙脫為人奴隸的枷鎖，來不及自覺身處海洋之流的優勢，便落入更大的全球化陷阱中，自我矮化，然後被潮流淹沒。
2004/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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