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雙小牛皮的棗紅靴子，是升大三時買的，現在還是很喜歡。只是穿久還是會舊，腳跟即將開口笑了。回桃城過年，就順便拿到仁愛路上的極小攤子請那看似瘦弱的阿伯修補。我很幸運，因為他的生意太好，讓我必須久等，也因此又有機會聽到幾段關於過去的台灣故事。
那極小攤子在鬧區中一間不搭調、「凹兀」的破舊平房前坐落，幾把修理工具和幾雙待修的鞋子，加上老闆，便在這裡經營一二十年。躆在一旁等鞋的老先生是「鞋店」的常客，精神洋溢地和補鞋阿伯開始聊起舊時：「較早嘉義是真鬧熱的，和台南連作伙是同縣呢！『顧面桶的』來了後，二二八刣死這麼多人，撿恨嘉義人勇敢反抗，建設攏拼拼對北部去，你看竹塹和諸羅攏是古城，人怹現在遐發達，咱嘉義煞連毛嘛無...」說著還不時把眼睛和手勢拋向我，像在訓勉我一番。
我先靜靜地聽他們對話一下子才接口：「阮一代的少年人，若不是教育無教，亦袂對家己的土地遐生份，對台灣的代誌攏袂關心...」老先生的精神更好了！繼續的談話裡，他向我透露他以前在「警備總部」待過，還是個小長官。（那麼，某種程度上，在白色恐怖時代，他是既得利益的加害共謀囉。）他時而慷慨激昂，時而感傷低調，像是對過去自省，又像對我告誡未來。
他的言表，又一次地為我填補歷史的空缺所在。而還是有小小的傾斜，記得老一輩的人偶然提起，以前聽到「警備總部」時，是會驚慌失措嚇破膽的，眼前這位老先生卻是正義感十足。我一直惦記著他的叮嚀：「過去，毋是過了就煞，妳要多跟少年人講這些教示，若無，『是非』就愈來愈不分...」。
離過完的年至今，將近兩個月。「春天來了」的訊息並沒有為風城的風召喚而來，它一樣寒涼襲人。這幾天校園不僅樹搖枝動，還被雨濺得濕漉漉的，短暫的放晴欺騙行人，一下子來不及乾的路面又受澹淋。走在往返教室或宿舍的途中，有時心情也會不經意被刮傷。我在竹塹常常想起熟悉又陌生的家鄉，五十七年前的春天應該也是這麼冷的吧。見證者憶起過往，總會提到那幾天一直下著雨。
我刻意隱藏的孤獨，總會被那唯一信念、但以不同方式展演的美麗精神所感動而消減。今年的二二八「儀式」，不如往昔僅僅憑弔悲情，但也像一場祭典。祭詞是勇敢而篤定的「族群大團結、牽手護台灣、愛和平、反飛彈、相信台灣堅持改革...」等等，而祭歌則是溫馨暖和的「...手牽手，心連心，咱徛作伙，伊是咱的寶貝」。我也是貼著頭巾握緊汽球的五百公里長人龍上，一只小小的鱗片。雖然我認領的城市，比起民主聖地或其他地方，算是稀疏的一帶，但聽見祭歌中多了幾層不同族群的音階，我覺得我們在這裡，也反射出好幾道迷人的光芒，映照在台灣的上空。這場嘉年華一般的祭典，隔天馬上被全世界的媒體爭相報導，這是我們和平守護的驕傲。
忙碌的三月，遇上大選將至，除了每星期二要從風城趕車到台北盆地上課，助選以及「周邊活動」也增加了坐車的時間。我是無法在巴士上念書的人，多半都在看窗外島嶼的風景、想著怎麼用好一點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不然就是補眠。去師大修了一門「台語文學專題」的課程，開課教授是我敬愛的詩人李勤岸。朋友們覺得奇怪，首先，妳台語都那麼輪轉了還去學台語啊？又，台語也有文學啊？而當我說，這堂課還得念好多英文哩！對方的眼睛往往要張得大上兩倍。
這幾個星期，讀到詩人葉慈、小說家喬埃斯、馬克吐溫等，在英國文學史或偉大文學系譜裡，極少被提及的是他們用殖民語創作來反殖民語，我在震驚之餘，也認真地再次思考自己創作的語言工具和做學術研究的目的，乃至延續著上學期想繼續探析的課題，在鄉土文學和台語文學之間，在「語言帝國主義」的強勢氛圍裡...。有一句話讓我和遊歷牙同學都很喜歡，前幾天在生科館上日文課時，走廊上那張印有台灣古圖的演講海報，其中兩行字寫著：「Life is incarnate in place, environmental ethics requires a feeling of identity with local place. (Holomes Rolston)」（環境倫理的前提在於對鄉土的認同感，因為，我們要在自己的鄉土具體展現生命。）但早上在新竹的日文課後，下午在師大的台語文學專題，我與班上同學分享自己「回歸」的過程和寫台語詩的轉變，現在覺得其實有些心虛。
「雖然出生在戰後，卻也受了優越的日本教育，老師在認同上，難道不會感到『矛盾』嗎？」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氣問張炎憲老師這個很沒禮貌的問題，在提早為他慶生，一間氣氛優雅的音樂餐廳裡。（因為我也曾經被質疑，你們視國民黨政權為殖民者，那對日本為什麼有差別待遇？）我原本預期的答案是「會」。
老師的生日就在二二八事件發生的那年，也是在政府下令大屠殺的那天。在一朵朵冤魂開始流浪靡漫之時，他的誕生，他學歷史，後來他是台灣研究台灣史的第一人，也是台灣在學校教授台灣史的第一人。我記得老師說過，當初選擇到日本留學是為了要了解他的上一代、那些經歷日治時期的人們到底都在做什麼、在想什麼。我為那個發願相當感佩。但這天，老師審思而慎重的回答，讓我不僅震撼，更是慚愧不已。
「我有很多要好的日本朋友，但我是相當反日的。對戰後出生的我而言，到曾經殖民自己土地的國家留學，是種恥辱！表示我們還沒真正覺醒，還沒真正進步...我的名片從來不印我的學歷...因為要了解自己的歷史而到以前的『內地』找尋，即使他們多麼『優越』或『文明』，我在心中，沒有一點情愫...我們真的應該要自己站起來...」
老師的一番告白，我不免想到賴和寫過的小說＜辱!?＞：「侮辱，這是很大的侮辱，橫暴只管是橫暴，看講正義的人，有法度無？」，那種知識份子的自醒，以及身為俘囚的悲哀，戰前的掙扎難熬，戰後的堅持難久，我深深地體會，老師的心情果真是相當貼近上一代的罷。
身為台灣第一位研究台灣史，而且用盡生命努力的人，在戰後，長期是「他們」的眼中釘。老師說以前常常有警告或恐赫的言語，他從不害怕；也有拉攏的動作和聲音，他從不妥協。我念了台灣文學以來，開始也想用生命盡台灣國民的微薄力量後，有時受到挫折便沮喪而蒙生退縮之心，聽老師一席話，汗顏之詞實在不足表達自我愧疚。
補鞋的那個下午，我自然地以流利而親切的台語和誠懇且貼近故鄉的態勢，贏得「警備總部」老長官相當好的印象，並獲頒一張他清明而樸素的名片作為獎賞。騎車回家的路上，我才驚覺：...可是「警備總部」早在亞熱帶島嶼蒸發了不是嗎？跟許多被屠殺的二二八菁英一樣...。那活生生的溫度竟在這像被隔絕起來，其實緊緊迎對市井街道的小攤子前，濕熱地感染著我的細胞，而我是否該以區區一張「不著邊際」的名片，找些時日再深入試探他也許曾經皺褶的靈魂？
給老師的生日卡上我寫了這麼一段：「...願我的腳步，能跟得上您的足跡，還要努力，還要學習...。」在台灣這塊土地，我的腳程終究需要再很長一段時間前進，繼續翻修、填補先人們的印記，我的鞋也得補上更多次吧。
2004/03/10
祝張老師生日快樂。今天一個人前往市區，去公園裡，屬於島嶼這一邊的造勢晚會上，和竹塹居民一起聆聽幸福的聲音，一起唱「相信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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