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日昨舉辦一場「台灣羅馬字國際研討會」，兩天時間、兩個場地同時進行，共發表四十多篇論文，除卻許多台灣文學、語言的學院與民間學者有突破漢字思考、以更長久的歷史發展觀點正視白話字在台灣的釘根，卻被主流台灣文學研究長期忽視作出反向的批判之外，也有不少篇章為越南、美國、日本、德國、英國等地學者所發表，一場「翻轉式」突圍的盛宴，參與的台灣文學研究者和學生並不多，倒是許多「母語教師」、「母語工作者」以深怕拿不到論文集、延習條的恐懼態度，央求工作人員再開放名額或多印論文集，最終仍因經費所限而無法如其所願，但自始至終猶盛況滿場，算是一場相當「成功」的研討會。
在「台灣文學」成為顯學，系所紛紛成立的當下，台灣文學界的龍頭--成大台文系舉辦此一研討會，上述的「參與」現象，本身就值得台灣文學界深省，首先母語和母語文學這樣重要議題，被許多主流研究者們看作「異端」一般地漠然以視，認為是「他們福佬語族」辦來自我安慰罷了，並因一些例如「講華語的，就予伊去彼爿講啦。」的情緒字眼和氛圍出現在會場上，這場與世界接軌、看似「來得太快」其實「相見甚晚」的研討會被用「放大鏡」加以檢視，認為時代過了，應該知道「多元」是台灣迷人之處，不該再以所謂「福佬沙文主義」的姿勢對待其他族群，否則將要形成「另一種壓迫」。幾位同學以如此擔憂焦慮的心情來「反思」這場研討會背後要反省的意圖和作法，而我認為，這之間存在著一些誤解，導致無法回到語言或語文本身的問題上去討論，卻變成在「族群相互差異」、「應該相互包容」的對立思考上做對話。
難道，「多元」的觀念，還有很多人不知道，還需要被啟蒙嗎？還是我們該正視「多元」也有其如政治人物對我們操施的陷阱和無法突破的界限？在多元社會中，以說、寫自己母語為榮，欲在主流的強勢媒體或論述場域中，舉著大旗試圖「文藝復興」的福佬語族，竟被視為「壓迫」或「復仇」，是很荒謬的事，正因為她「曾是」最大語族，就該背負最大汙名嗎？那麼，「多音」（其他原住民語、客語）如何能交響，族群如何能「共榮」？而熱愛台灣文學的新世代之間才將開啟的對話，是否又落入上一代的科臼，只聚焦在百分之十的差異觀點，其他百分之九十的同質觀點，已被我們模糊掉，就像「族群」被炒作，「認同」當夢話一般？
社會快速演進，往往縮短「每一代溝」間距，隔代越多落差越大，甚至遠超乎城鄉差距，形成無法跨越的鴻溝，隨著時代的腳步察而不覺前進的民眾，對於母語即將死亡的危機沒有太大關注。然而當知識份子開始整理去殖裝備、反思解殖形式、重構主體文化的同時，竟也忽略文化的承載體正是語言；換言之，我們要深入思考並推展母語或母語文學，「福佬沙文主義」這個被誤扣的大帽子首先應該脫去，再回頭反省我們被華文霸權在文化上的殖民，已經不知不覺甚至「自然而然」從她的「使用者」變成「慣用者」，乃至「愛用者」，反正母語已經「不合時宜」。
「包容」的本身建立在「尊重」之上，然而我們「包容」（有時忍耐）繼續存在台灣的華語，而且一直在吸納這樣的語言成為母語的「調味」，最後都快變成「鍋底」，但華語是不是能夠「包容」我們多元的語言呢？正如我為了推廣一些理念，卻要無可奈何地遷就「大部份人」使用華文書寫我的觀點，明明我們期待「多音交響」，但要是我使用母語，大家就「交響」不起來，那麼「包容」到底是誰「包」了誰？當我以母語書寫時，大部份人並不會想重頭學習「他們」早已遺忘的語言來閱讀我的文章，他們寧願花很多時間因為「利益」需要去學習「外語」，卻不願浪費精力回頭欣賞母土文化之美，而回想我當初「重新」學習、書寫母語時，我何嚐看得懂那一字半句了呢？
正如肯亞的Ngugi所說，「語言的議題，在討論『去殖民』時不可忽視。」Ngugi更進一步指出：「所有反殖民的鬥爭，都不該使用英語。」對「善良」卻不善於爭取權益（大部份的人善於爭取私利）的台灣人來說，鬥爭之路是情非得已才要走，甚至是永遠沒必要的。七、八○年代的民主自由抗爭時期已告終止，台灣社會邁入多元自主，目前也仍在為期許成就「真正」的國家努力著，若依陳芳明劃定1987年的解嚴為「再殖民」與「後殖民」的分野，那麼一連串快速的變遷與反思，隨著「只講選舉」、「不講文化」的台灣，語言的改革與落實問題因無法「立即見效」，更無法「錢進大陸」，無法馬上有「對話空間」，往往被忽視且排在最後順位。
印度國父Ghandi（賴和以台灣話文譯作「顏智」，戰後華文譯為「甘地」）在印度獨立後仍然感嘆，「軍隊雖已撤離，殖民者仍根植在精神之中。」、「不能拒絕英語的自由，和無英人的英國統治沒有兩樣。」語言，對我們的影響常是看不見卻相當深刻的，否則為何殖民統治總要先從語言政策入手？我們往往會將日語視為殖民語，但華語殖民台灣太久，我們認為它理所當然地本土化，以致不認為它是「外來者」，因為我們以一種寬容的心態看待台灣族群多元的發展，卻模糊了語言霸權對母語的繼續侵略。而大部份的菁英有著民族與文化的反思，卻總操著殖民主的語文，無形也無感地為他們代言。Memmi說的固然沒錯：「受殖者因長期受到殖民種族主義的歧視和貶斥，後來自己也接受了非善即惡的二元觀點，以有色眼鏡看待殖民地的一切，及至全世界的一切」使得「受殖者將殖民者同質化，把所有殖民者一股腦兒地加以否定」，但在「後現代」與「後殖民」的多元台灣裡，Memmi提醒的應是上一代的所謂「受殖」、受壓迫的台灣人，新一代的台灣人、甚至是台灣文學的新興研究學者，許多是連「歷史記憶」都拼貼不起來的，什麼是「二二八」、「白色恐怖」都半知不解了，我們要開啟的對話實際上早該跳脫這些框架，更不該以這樣的汙名概括所謂母語或母語文學運動者，反而要迎接「多元」，聆聽「消失中的聲音」。
日據時代的確因為語文教育讓許多知識份子學就一口流利日文、搖著一枝順暢的日文筆桿，於是產生許多台灣文學的「日語作家」，而當台灣文學成為顯學，許多台文系所將英、日文訂為必修學分，英語乃時勢所趨，日語學習則為彌補五十年日據記憶。但當台灣文學的研究生大多已不會講台語，想要完整重構日據時期的「真實」，恐怕永遠只能在論述框架中想像罷，至少葉榮鐘在《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原名《台灣民族運動史》）中述及的「台灣文化協會」，那些運動家們在反殖民時期，巡迴全台的「講演會」皆以大部份台灣人聽得懂的「台語」演講，那是不是「還好」講演都沒留下文字？我們甚至擔心，現在許多「國文老師」抱怨著台灣文學之父賴和的〈一桿『稱』子〉，裡頭摻雜著太多「看攏無」的台灣話文，老師們沒「時代感」更無語言意識，恐怕「台灣文學之父」的地位，不等學院後來的論述質疑來推翻，早就要被獨尊華文的「師者們」摒棄一旁。
在主流市場或網路上，看似許多人創作、書寫台語文，而認為台語已經可以歡呼收割，事實真是如此嗎？不。在書局、圖書館、雜誌架上，百分之九十九為華文，甚至英日文的很多，我們看不到母語文學的位置，即使放了少數一兩本，都被壓在後面，一般人連翻閱的力氣也都省下。再者，以四大報而言，有多少主編願意放母語文章？若我們看到豐收，也絕是phaN-chhek（耙粟，虛而不實的稻穗。），那並非作品本身，而是論述場域塑造出來的假象。我們若真要為「多音交響，族群共榮」努力，其實要更放寬觀點去看待一些言論，很多觀點本來就會隨時代推翻，現在爭論不休的問題，未來反而讓我們感到可笑。許多台灣文學愛好者，常以「台語文學本身自己內部用字就搞不定」、「台語文學沒什麼好的作品」的藉口，來故意漠視，為自己的偏見辯駁，而我們必須反問，多少人真正去瞭解「用字」問題一直搞不定的原因在哪？語言學家們在堅持什麼？以及，台語文學作品我們到底看了幾篇？有什麼資格說台語文學沒有好作品？
尤其面對中國極力打壓，當對岸強調「同文同種」就該「同一國」，我們就應更積極振興快速衰亡中的母土文化，進而與中國文化有所區別，亞洲的日本、韓國、越南不僅在政治上獨立於中國，語言、文字、文化都能脫離中國形塑真正的主體，最值得我們借鏡。否則就像「阿忠布袋戲」，以華語演出的布袋戲，裡頭蘊含了誰的文化？那不正是我們原來文化活生生的滅亡軌跡。
只是至今，連我們在公共場域裡說母語，都無法自然而然，母語教學實踐得「li-li-lak-lak」，要其他更弱勢的母語文學能往前推展、進入學術領域，更是難上加難，也許可以，恐怕僅只能落入華語脈絡思考。要真正多元，應給予各自真正主體而非將之收編。我們一直在「包容」新族群、新語文的同時，是否也不斷地在「排除」舊族群、舊語文了？「第五族群」即將形成勢力，再過幾年，這些「新新住民」有了「第二代」，我們仍欣見這塊土地多元族群所蘊積的生命力，但未來他們以英文、印尼文、泰文、越南文寫就的作品，也被納入「台灣文學」的範疇，是否永遠我們都要不斷叫「舊」的文學去吸納「新」的文學，然後，「較舊的」就讓他們「自然而然」壽終就寢嗎？
「多音交響」與「族群共榮」是約莫十年前，由呂興昌教授、陳萬益教授兩位台灣文學界的「疊磚仔師」提出的美麗口號，而此時才真正要備受考驗的台灣文學，不該讓所謂「族群『融』合」，變成大族「溶化」小族的利器或幫兇，原住民語文幾乎消失殆盡，客語早已很少出現在公共場合，許多年青人已不太會說福佬話，那麼未來，「多音交響」恐怕不會讓我們有太多期待。當互相「欣賞」成了被動，其實已是危機末期，此刻，我們必須嚴肅地而開懷地「訓練」所謂真正的「族群共『榮耀』」，破除以華語作為思考和書寫中心，是首一起步，而且相當迫切。
2004/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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