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遊行引爆的階級問題
李展鵬
「貧窮不是自然的事，那跟奴隸制度及種族隔離政策一樣，都是由不公平的制度造成的。」英國樂施會的發言人這樣說。
當整個社會都在熱烈討論今年的五一遊行時，我找回了三年前寫五一遊行的文章。從遊行路線之爭，我討論了澳門城市空間的“階級化”：在賭場經濟下，澳門一些區域日益華麗，消費水平高，相形之下，另一些區域則顯得老舊破落。在警民衝突發生的提督馬路與河邊新街交界，就是一片殘破的城區。極度高尚與極度破舊的兩種城市空間，代表的正是澳門人階級差異的拓大。
事隔三年，相類似的事情發生，雖然沒有開槍，但衝突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當社會上的討論集中在誰是誰非、政策失誤、就業問題時，一個在澳門很少被談論的問題卻仍不被觸碰，也就是：今天的澳門是否一個階級社會？近年來，社會也常常談貧富懸殊談弱勢社群，但我們有否審視在澳門日益鮮明的階級問題？
澳門是沒有階級問題的？
這次五一事件，令我再次思考自己曾經的“階級盲”，以及後來被啟蒙的過程。我們這一代人，常常是對階級問題視而不見的。生於七十年代、成長於經濟火紅的八十年代的我們，被灌輸的是“只要肯努力就會成功”的資本主義迷思──是的，那就是早前備受爭論的電影《歲月神偷》的要旨：不必問歷史情境，不必分析社經結構，只要有“遇到困難不要complain，愛拼就會贏”的精神就可以迎向美好明天。我們很少講“階級”，這兩個字馬上令人聯想的是“階級鬥爭”，是另一個世界的事，跟文明的港澳社會無關。於是，我們就似乎間接相信了“澳門是沒有階級問題的”。
我的這種思考局限，終於在台灣有所突破。當年我在台灣讀新聞傳播，大部分教授是留學美國的，他們很少講社會階級。直到三年級，發生了一件我至今記憶猶新的小事。我在實習報紙當記者，那次報導王永慶的集團捐獎學金給台灣的原住民小孩。當時，我很自然的寫“有多少小孩受惠了”。指導老師看後把“受惠”兩字圈起來，跟我說：這些資本家拿一點點錢出來給貧苦大眾，是天公地道的，用不著“受惠”這種字眼。於是，我就改為“多少小孩獲得此獎學金”的中性字眼。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卻深印我心──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受所謂“左傾”的思想啟發。那位指導老師是馮建三教授，他至今關注社會弱勢，討論階級問題，是政治大學新聞系當年少有的留學英國的教授。
這種對於階級的思考，直到我留學英國，才真正植於我心。我研究社會文化與電影，整個學界的氛圍卻不是引導我思考什麼藝術、美學、作者論，而是啟發我拆解電影本文中的性別歧視、階級問題、種族意識。學業以外，接觸的傳媒如《衛報》以及我個人最鍾愛的《獨立報》這種被稱為”Quality Paper”的報紙，都有左傾色彩。我當時又在樂施會做義工，工作第一天，就在他們的活動通訊上看到該會發言人的話：「貧窮不是自然的事，那跟奴隸制度及種族隔離政策一樣，都是由不公平的制度造成的。」這句話的暮鼓晨鐘效果，至今震動我心。再者，在英鎊最高企的時候當留學生，我也多少嚐到低下階層的苦：在超市，有時專挑一些快將過期因而減價的食物；有時為了省錢，明明在外都會特地回宿舍一趟自行煮食；在倫敦吃飯，一般只能光顧最便宜的唐人街餐廳，有時甚至會因為要省一張昂貴的地鐵票而安步當車。
這社會不是“肯努力就成功”
這種背景，讓我首次從審視周遭生活開始，思考澳門的階級問題：我發現，友人甲的服裝品味差，並不是純粹是個人問題，而是作為草根的她在成長階段根本沒有機會挑衣服，有什麼就穿什麼，所以從不知道什麼適合自己；我又從友人乙的背景發現雖然澳門很小，但在中區長大的我一直對於當年馬場菜田、青洲木屋區的了解是幾近於零，我小時時常吃的豬油糕，原來對於在北區長大的小孩來說是那麼遙不可及。我曾經任教某中學的夜間部，發現這個社會並不是“肯努力就會成功”，因為，多數學歷低的人都要從事輪班工作，他們連夜間想進修都困難重重，既然沒法自我增值，也就被逼困在低技術行業中，沒法作階級流動。
這些思考，讓我擺脫了“階級盲”的症狀，但儘管如此，我對澳門的階級問題仍然所知不詳。而當整個社會在討論低收入家庭、勞工就業困難、外勞問題時，仍是很少反思整個社會的階層問題與資本主義社會先天的剝奪性，整個社會彷彿仍是“階級盲”。是的，階級問題在以前相對不嚴重。過去的澳門生活水平不高，衣食住行全都可以豐斂由人，窮人的生活相對不悲慘，起碼比起香港好多了。另外，澳門以前的確民風純樸，大部分中產階級（甚至是富人）身上都是佐丹奴便裝，出入的也是茶餐廳。十年前的澳門，樓價便宜，也沒太多特級消費場所，因此，一個月入過萬的人基本上已是衣食無憂，月入兩萬已是某程度的“有錢人”，至於一個勞工或服務業階層，當年如果可以賺四千元，生活也並不算困逼。
但這幾年，澳門的階級分野卻越來越明顯。一個當年被視為天之驕子的領430的公務員，今天已經消費不起不少大酒店的高級餐廳；另一邊廂，一個勞工階層就連去茶餐廳都會因為一個四十元的套餐而“三思而後吃”。這個城市也慢慢產生一種階級排場：賭業讓一部分人的收入大幅提高，而澳門漸漸有了炫耀式奢侈消費的風氣，數千元一個手袋，過萬元一隻手錶，已不是罕見的事。再來，因為樓價高企，買得起樓跟買不起的已是最鮮明的階級劃分。今天的澳門已今非惜比：有人閒時逛名店，有人必須擠進拱北買便宜貨，並因人民弊高企而發愁。
五一遊行：大徵結與小徵結
因此，雖然澳門的堅尼系數仍較香港為低，雖然澳門的樓價仍比香港便宜，但這次五一遊行響起的警號是：階級問題在澳門已是嚴重。為了引起社會關注，勞工階層要出此下策衝擊警方防線。再者，當網上傳出有警員對遊行人士甚為不屑的輕蔑言論，更顯示了澳門階級分化的日益嚴重：一個收入不算很高的警員，已經對比他們社經地位更低的一群全不體諒了解，澳門最底層人民如何備受忽視，可見一斑。
這裡，有一大一小的兩個徵結：小的徵結，坊間評論多年來已經明言，政府要削外勞趕黑工，下一步則是為最低工資立法，並加強社會保障系統，讓勞動階級有公平競爭的工作環境，可以過著有尊嚴的生活。這幾乎已是社會共識。那麼大的徵結是什麼？也就是當下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制度根本就是一個容易製造貧富懸殊的制度。以英國為例，《獨立報》就曾引述一個研究報告指出，今天一個英國貧民可以成功脫貧的機率，比起七十年代還要低。全球化經濟造就了大企業的不斷壯大與中小企業的生存困難，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大企業手上，以前可以做點小生意脫貧的人，今天必須投入為大企業服務，成為經濟形勢被動的一群。
這個大徵結，基本上是資本主義制度走到廿一世紀的趨勢，澳門本身是無力改變的。我們可以做的，一方面是強化社會福利制度，建立一個比較完善的安全網，並扶助本土小企業發展。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借用一個用於性別議題的觀點──主流化(Mainstreaming)。“性別主流化”的概念，由聯合國發起，是指當政府制定任何政策時，要把維護性別平權作為必要考慮，在立法及資源分配等方面須重新審視來達至性別平等，把性別要成為整個社會思考的必要前提。這個“主流化”的概念也可以用在階級上，也就是說，無論是政策制定、傳媒報導、社會資源利用，從修一條馬路、建一個街市、制定一個法律，都必定要把階級問題考慮在內，消減對低下階層的不平等，以建立一個真正公平的社會，而不是一個表面強調人人平等、實則長期對社會弱勢進行剝奪的社會。(create_adam@yahoo.com.hk)
刊於《澳門日報》視野版,5月10日
伸延閱讀：五一遊行的空間隱喻－－談城市空間的「階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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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於2007年五一遊行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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