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個星期看電視，我一直坐立難安，甚至隱約感到地動山搖－－
這次的金融海嘯，
真的不只是令很多大公司破產，令很多人身家縮水，令很多政府頭痛那麼簡單．
這次事件，很可能會改變整個世界今後運作的邏輯與規則。
那不只關於經濟，
也關於政府用什麼思維管治，
關於世人用什麼的信念生活。
我有個朋友說這是個大時代的轉變關口，
一點也不為過。
而就在這時候，經濟學家克魯明得諾貝爾獎，真是最好不過的時機。
這件事把我們的討論從「市道何時會好轉？」
提升到「我們行之有年的整個社會經濟制度到底有什麼問題？」
推薦兩篇文章，
葉蔭聰從克魯明談到曾蔭權、生果金，以及最近「最紅的水果」－－香蕉，
至於陶飛則把重點放在對經濟制度的檢討。
我最近很慨嘆我們這些讀人文社會學科出身的人太不懂經濟，
而經濟卻是主罕這個世界運作的最大力量之一。
我真的要惡補了，你呢？
極左與極右之外，還有自由派 （文：葉蔭聰）
編輯愈來愈像我的中文科老師，她出題，我交作業。這星期是「克魯明（Paul Krugman，又譯克魯格曼）與香港」，最好講一下曾蔭權 。
這題目難度高。首先，我不想大家以為我真的很懂克魯明這位諾貝爾經濟學得主。經濟學理論方面，我是門外漢，雖然，每星期都追看這位「最入世」經濟學家在《紐約時報》的專欄。看他的文章，學不懂經濟學，也可以學點其他。除了文筆外，學點經濟學詞彙也不錯﹕銀行之間收緊借貸，是「流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的表現；也學點國際金融爭議﹕政府應該出錢買毒債，還是注資？也學點美國政治﹕麥凱恩（John McCain）背後的智囊裏，已沒有什麼有地位的經濟學家了，而奧巴馬（Barack Obama）起碼有兩位諾貝爾獎得主支持他，一位是克魯明，另一位是施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左右翼政治價值對抗
香港媒體稱克魯明是「入世」經濟學家，與香港的「上鏡」經濟學家不同。後者裝扮得沒有黨派背景，卻代表了「經濟學界」，進而代表了「經濟學」，甚至是「經濟規律」（通常「經濟」又會等同「市場」）。有規律，沒有爭議，只有你們凡夫俗子不懂經濟學，爭取福利與最低工資，亂搞自由市場。所以，當記者請教本地「最上鏡」經濟學家誰是克魯明時，他竟會說克魯明是支持自由貿易的。
這個答案就好像說小說家鼓勵大家創作一樣，意義不大。反過來，這位本地「上鏡」經濟學家的反應卻最能說明，香港主流社會在金融危機中仍然「矇查查」，只懂重複自己的意識形態，而不知國際經濟及社會思想大勢的轉變，據克魯明說，凱恩斯理論從九十年代開始，已開始復蘇。故此，曾蔭權（或劉兆佳 老師？）搞錯「第三條道路」（Third Way）並不是偶然的。
新凱恩斯主義的克魯明成為時尚，華爾街金融危機，甚至即使民主黨獲勝，也不一定代表凱恩斯年代的勝利，政府干預必勝。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各種環繞「經濟」的爭議，既要回歸學術，也要回到左右翼的政治價值對抗，「上鏡」經濟學家的言論不能代替公眾討論，而由他們所宣揚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更不能主導一切。克魯明說，推動它的新右保守主義也不應長期主宰民主政治，其實，不要說美國，今天的香港也不再是佛利民夫婦來山頂拍攝Free to Choose 的八十年代了，只是有人不想我們在意識上走出過去。
在美國，隨覑兩黨總統候選人的爭辯，總算把經濟爭議放回社會現實，以及公共政策的辯論上。香港呢？
一個自由派的良心
曾蔭權如果「有種」，他可以當個大右派，拾戴卓爾（Margaret Thatcher）的牙慧說﹕哼！社會民主連線？根本就沒有「社會」這回事！捍衛最後的自由經濟堡壘，強調個人選擇與傳統價值。不過，曾特首不會，更不敢乘覑十大基建，提出中間偏左的凱恩斯主義味道的改革。他的政權要做到任何社會與政治視野，特別是經濟問題，不是右，也不是左，是他標榜自己的「中庸」之道，換言之，只想做好呢份工！
他自己也老實，沒有令我們有太多的幻想與憤怒，可憐長毛 毓民扔的香蕉也不夠激情。曾蔭權的施政報告 提及「危機」，只能重複老調牙的「轉危為機」﹕多搞一個委員會只是港式政治家的慣技；至於經濟政策哲學，仍然在「小政府大市場」的圈子裏打轉，不敢越雷池半步。他拒絕增加社會福利與保障 便算了，犯不覑要在「生果金」的入息審查上跟我們諸多計較，虛耗大家的光陰與口水。十大基建與最低工資似乎有點「左味」，但純粹巧合，他自己亦無意高調。
黃毓民要向曾蔭權贈送社會民主的書，恐怕中庸的他又會讀成「極左」了。網上有人發起一人一書送特首，我會送克魯明的近著《一個自由派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我的要求很卑微，只望特首知道，西方政治光譜上的極左與極右之外，不是「中庸」（那是儒家概念呀），起碼還有「自由派」。
曾式「中庸」糊塗帳
克魯明的「自由派」，接近中間偏左。他站在二十一世紀的大蕭條，回望美國上次的大蕭條，但少講經濟，卻大談歷史與政治。他先談始自三十年代的羅斯福「新政」（New Deal），如何締造一個中產社會，與西歐一起建立福利民主國，以及戰後二十年的大繁榮。可惜，新保守主義慢慢匯聚成一股運動，營造成強勢意識形態，聚合民眾不滿，自七十年代起接管共和黨，甚至感染民主黨。推行減稅，放鬆市場規管，讓富人的財富效應更大，讓工人的社會保障更少。布殊（George W. Bush）的右翼保守主義，更把美國政府變成窮兵黷武的戰爭機器，而自由化政策使華爾街敗象畢露。
當愈來愈多美國人看得起病，付不起藥費時，克魯明在書的結尾，先講醫療及社會保障改革，再提出要復興「新政」的訴求，呼召自由派的「進步運動」，要以民主政府的政策，重建相對平等及公義的社會；當然，把奧巴馬推上總統位置是其中一步。
克魯明說的「運動」，的確是來勢洶洶，身在香港的我偶爾也會碰到，例如Michael Moore的《美國清一Sick檔案》講醫療危機；前陣子在網上發現，親民主黨的語言學家George Lakoff大談如何在政治語言上，為民主黨取得道德勝利。而奧巴馬提出的政綱、議題及口號，在網上及傳統媒體早已有人遙遙呼應。
香港有沒有克魯明這樣的經濟學家，我不介意，我倒想知道，香港的「進步運動」會在哪裏？我沒有答案，但起碼我學懂，有左右對峙的學理與政治爭議，而不應再沉溺在曾式「中庸」的糊塗帳中。
（１０月１９日明報）
（ＰＳ：於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任教、活躍於社會運動的葉蔭聰，
其實是土生土長的澳門人，
他最近常來澳門跟我們一起談澳門問題，
大家有空可看看他的ＢＬＯＧ：
遊牧視野
http://www.chonghead.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