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這是個精神分裂的社會：這邊廂，街頭巷尾充斥八卦周刊，除了近乎淫穢的圖片，內裡還有沒完沒了的三角戀、婚外情、隆胸、同性戀，彷彿整個社會對以上行為很開明很包容；然而，另一邊廂，號稱“亞洲國際都會”的香港的廣管局卻有驚人的保守之舉，一部文藝愛情片《秋天的童話》重播時竟被要求刪除片中的一兩句粗言穢語，一個公認正氣的節目《鏗鏘集》也因“鼓吹同性戀”而被強烈勸喻。
早在去年商台的「我最想非禮的女藝人」選舉事件發生時，就有評論人提出這個社會的虛偽：對於極度淫穢露骨的八卦周刊，社會大眾何止包容，簡直是追捧，甚至是沒有了它就茶飯不思，然而，對於一個「我最想非禮的女藝人」選舉，大家卻眾志成城口誅筆伐。這兩種極端何以在社會中共存？是我們精神分裂？是虛偽的雙重標準？還是，在這兩種看來不相容的情況背後，其實隱藏一些意識形態的運作？
假開放，真保守
多年前，王菲開始跟李亞鵬相戀，有周刊翻出了李君的“風流帳”：原來，從他出道到跟王菲相戀的六七年中，他“竟然”有過四個女友。當時的我不禁失笑：這樣也是新聞嗎？就是一個最平凡的白領，在六七年間有過幾個女友都不稀奇，何況那是一個頗受歡迎的男明星？至於多年前的“奪面雙琪”事件更是匪夷所思，我至今搞不懂一個那麼平常的三角戀如何被八卦周刊鬼斧神工地套上了一種老土粵語片的公式：一個優柔寡斷的男人，一個好勝的狐狸精，一個可憐兮兮的元配。這些例子說明了一個問題：為了製造新聞的聳動性，這些周刊必須不斷把道德標準提高，於是，最普通的三角戀、婚變，甚至是跟異性朋友看場電影都有問題，雜誌的題材自然源源不絕。
八卦周刊表面上在選用圖片、言詞及故事（沒錯，是故事，不是報導）上非常開放，但是，它們暗地裡其實跟廣管局如出一轍，在道德上極度保守。以下的語彙我們都很熟悉了：男女拍接吻戲，被寫成是“脷戰”；在這種親熱戲上造文章，大概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事吧。某女星跟某男星相戀，被寫成是“姣搶他人男友”；但姣又如何？搶又如何？有犯法嗎？某女星挨近一名男子講話，被寫成是“送波餅”，至於男星靠近女星，就當然是“抽水”，萬一不幸還會被稱為“賤男”；我們對於男女授受不親的要求真是越來越嚴格呢；而女星穿低胸裝，則是“拋胸”，當然還有“飛釘”及“露罅”等一連串為各個身體部位而設的語彙；這個社會對服裝樣式的監控也非常嚴謹呀。
在保守的目光下，從婚姻、談戀愛到穿衣的最平常事都被無限放大，因此雜誌可以每期有令人嘩然的封面故事。從這個角度，我們很容易理解這些周刊為何必須在用字遣詞上“升級”：說話嬌柔一點的就要變成“姣精”，普通的情人分手要變成“怒撇”，復合要變成“翻兜”。這樣的語彙令讀者覺得“有料到”，而又間接令整個社會以誇張十倍的態度去看婚變、情侶分手等普通不過的事，一種用開放外表包裝的保守主義於焉誕生。
這種“八卦周刊文化”起著一種道德監視的作用，潛移默化地成為我們的思維方式。兩年前，我曾經寫了一些遊印度的文章，其中幾次提到跟我同行的一位女性朋友，結果，文章刊出後，好幾個朋友一開口就問我跟她的關係，何以孤男寡女去自助旅行云云，至於我的印度見聞，他們是不感興趣的。這就是整個社會的“壹周刊化”。
道德放大鏡下的“賤人”
除了道德上的保守，這種周刊還對性別歧視推波助瀾。在他們的道德放大鏡下，雖然男男女女都以“賤”的姿態出現，但女性始終是更為“賤”的，她們被刻板化的程序也更嚴重：女星“生擒”富家子，女星“服侍中坑”，女星“拋胸飛釘”，女星“姣搶他人男友”。這些雜誌中的女性形象有時頗為單一：她們使出渾身解數、出賣自己肉體去博取男性歡心。在“波濤洶湧”的圖片配合下，女性被放到一個從屬的、甚至是非常低賤的地位。在視覺上，她們自然是被觀賞的貨物；在意識上，她們也是以男人玩物的姿態存在。
不少人把八卦周刊受歡迎原因歸於人的好奇心與偷窺慾望，這種意見有一定道理。然而，讀者的追看還可以被視為一種有心理學因素的行為，我姑且稱之為“替代性的參與”。也就是說，當社會在變，當人們的行為模式與道德價值在變，很多人會感到不安，但他們又無力改變這事實，於是，他們在八封周刊的保守價值中找到共鳴，當雜誌把一個個被判為有“差異行為”（如離婚或陷入三角戀）的人寫得低賤非常，讀者也就從閱讀行為中參與了道德審判。同理，女性在社會上地位提升，也擾亂了父權文化的穩定性，很多人的不安感油然而生，這些雜誌就提供機會讓人們作道德判官及性別判官。
把這種保守主義放在時代的脈絡中解讀也非常有趣。以《壹周刊》為首的八卦雜誌文化始創於九十年代初期，其時，香港的流行文化正結束了一個比較大膽又多元的時代（代表人物是梅艷芳、張國榮、羅文及達明一派等），繼而進入一個相對保守的四大天王卡拉ｏｋ時代。放眼國際，其時英美的麥當娜及Boy George等離經叛道的標誌性人物的影響力亦下降。在政治上，更可以追溯至英美的右派勢力：英國有戴卓爾夫人在八十年代把保守黨進一步右轉，鞏固了保守的右翼政權；美國的八十年代就由共和黨的列根（接著是老布殊）掌政，出現了新右派(New Right)，強調尊重權威。這種保守氣氛一直往社會的各個領域進逼，終於顯露在九十年代的流行文化中；有電影研究指出，九十年代初的《孽緣》及《沉默的羔羊》等電影事無忌憚地把職業女性及同性戀者妖魔化，就是由保守勢力帶來的一次對開明社會運動的“反挫”(Backlash)。
一個低智社會的成形
因此，如果香港廣管局是一隻不懂得自我修飾的笨狐狸，那麼，八卦周刊就是一隻披著羊皮的豺狼；前者是來自官方的權威，後者是民間的通俗文化，它們看來處於對立位置，但在某程度上是裡應外合的。在表面的開放下，這些雜誌其實擔當著道德警察的角色。當我們在追看這些雜誌的時候，其實同時在助長一種保守力量，而這種力量最終會害苦我們每一個人。從小看這種周刊的年輕人雖然左一句“露罅”右一句“抽水”，但他們其實會越來越保守，對於別人的不同生活方式會越來越不包容不尊重，然後，整個社會距離開明多元就會越來越遠。一個低智／反智的社會，就是這樣成形的。
（《澳門日報》「視野」版，２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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