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縱欲之風
性能使人們享受其他任何事物都難以替代的快樂，所以人們往往趨之若鶩，這可以說是人的一種自然本性。但是，任何正常的事情如果做過了頭，就會走向反面。性滿足本來是人的正常需求，可是過頭了就變成縱欲，無論是縱欲和禁欲，對人和社會的健康發展都是十分不利的。
在古希臘，與女性的幽閉境遇相反，男子所追求的卻是一種無約束的、甚至是放縱的生活。希臘民族本身就有一種歡樂和活潑的本性，他們常常是直率地表露自己的情欲，追尋生動而強烈的快感。古代希臘人對性生活毫不忌諱，行為放縱，說話也十分開明。他們豁達樂觀，把人生視為行樂，最虔誠的膜拜在希臘人那裏也變成了民眾的娛樂。
在西方的歷史上，淫風最盛的是古羅馬。有的歷史學家評述，古羅馬的滅亡主要是由於它的淫亂，這不是沒有道理的。古羅馬人既放縱性欲，也放縱其他方面的一切欲望，“酒、色、財、氣”並舉，有時簡直放蕩到了洪水氾濫的程度。
在古希臘和古羅馬，人們都喜歡沐浴，所不同的是，古希臘盛行冷水浴，而古羅馬人則喜愛溫水浴。古羅馬浴場規模之大實在驚人，古羅馬大浴場首建于羅馬首任皇帝奧古斯都(西元前63年至西元14年)，到帝政末期時，建立了阿格裏帕大浴場和850個小浴場。據史學家吉朋記載，當時有個卡拉卡拉大浴場，占地124400平方米，同時可供2300人入浴。羅馬帝政初期比較重視整飭風紀，男女要分別入浴，入浴時間限定在白晝；可是到了帝政末期就變了，男女混雜，夜間也可共浴，甚至連良家婦女也公然在陌生的男人面前由女奴伺候洗身，而毫無羞怯之意。
社會上淫蕩的性風氣往往也通過節日的形式表現出來，瘋狂的羅馬花節就是這樣。這個也被稱為“維納斯節”的花節，是祭祀神女弗羅拉的慶典。每年4月26日至5月23日在近一個月的時間內，20萬妓女穿著裸露胸部及半透明的薄紗衣裙同時湧向羅馬街頭。這個慶典最令人注目的是，幾百名娼妓用拖繩拉著一把巨大的花束，花束上面載著一個龐大而豎挺的陽具。她們把它安放在神廟中的弗羅拉神體內，那是一個陰戶的仿製物。當陽具和弗羅拉的陰戶進行規模巨大的媾合後，就在圓形劇場的舞臺上舉行表演，少女們只穿著圍在腰際的絲綢裙子，任它隨風飄蕩，彼此爭妍鬥豔。在這期間，妓女們還為男子提供了免費的“維納斯之服務”。這一慶典一直延續到16世紀才退出歷史舞臺。
在古羅馬和古希臘，“性節日”是很多的，決不僅是花節。例如酒神節、紀念維納斯的節日和牧神節等。這些節日起源於性崇拜，但以後則演變為一種社會淫亂活動。
在18世紀末的倫敦，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了許多與“後宮”異曲同工的“澡堂”。所不同的是，這裏的女人是流動性的，客人可以依其所好，自由招喚物件，甚至連人種也可挑選。其中還有各種隨客人喜好、滿足各種需要的設備，甚至為那些有施虐或受虐傾向的客人準備了鞭子。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這種澡堂在倫敦就有幾百家之多。大部分富商大賈往往藉口下鄉，而利用週末到澡堂去，在那裏消磨到星期一早上。
受當時社會風氣的影響，當時歐洲的大學生們生活多很放蕩。當時有部小說描寫過他們的生活情景：“在吉那【德國西部的一個城市】的大學生，幾乎人人擁有所謂的‘美人’，她們往往是身份卑微的姑娘。這些大學生如果不離開這個城市，也就不會離開她們；如果畢業而離去，就把她們讓給學弟們。”大學生們多半住在租賃的公寓宿舍，房東對他們甚至“親切地招待至床上”；寡婦經營的宿舍裏，一定有兩三個大學生“每天晚上輪流和她睡覺”。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不少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都是性放縱、性變態者，他們可能受了時代潮流的影響，也可能反過來又影響了社會和時代的潮流。例如，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盧梭是個自戀狂，具有伊底帕斯情結【性心理學用語，指男子憎惡父親，愛戀母親】。他在《懺悔錄》這一著名著作中坦率地表白了他的私生活和性經歷。又如法國18世紀小說家沙德是個著名的性施虐狂，而19世紀奧地利的歷史學家、小說家馬索是個性受虐狂。在女作家中，19世紀法國的喬治·桑是個“性自由”的鼓吹者，也是個親身體驗的實踐家。她18歲時和一個富有的男爵結婚，生有一子一女。她的第一個情夫是個法院的差官，意思薄弱；第二個情夫身體魁梧，但缺乏教養；第三個是裘爾·桑德，很符合她的理想，於是就離家出走，在巴黎和桑德同居。
喬治·桑不斷地像更換衣服似地更換情人。1834年法國的浪漫派詩人兼小說家繆塞和她一起到威尼斯旅行，在下榻旅館的床上被她罵為性無能而被趕出來。詩人海涅因被她發現有梅毒而遭拋棄。法國浪漫派小說家梅裏美和她同房，因為“成績不佳”、不能使她獲得性滿足僅兩夜就被她拋棄了。波蘭的天才作曲家、比喬治·桑小六歲的蕭邦1839年開始和她同居，到了1847年因感情不合分手，幾乎耗盡精力。
第三節 歐洲中世紀的性禁錮
基督教於西元1、2世紀傳入羅馬，流傳於羅馬帝國統治下的各族人民中間。早期的基督教反映了當時的奴隸和貧民對奴隸制度的憎惡，在基督教義中提出的性禁欲主義正是反映了當時廣大下層民眾的心理，在某種程度上總結了歷史教訓，因而一時容易被許多人所接受。
基督教性禁欲主義的理論基礎是“性即罪”，提出肉體為惡，情欲為惡，而性又是其中最大的惡，是忠於上帝和拯救靈魂的最大敵人，這種觀點和中國古代“萬惡淫為首”的觀念
頗為類似。被天主教尊為“聖人”的聖保羅是第一個提出“性即罪”觀念的人。
生於西元4至5世紀的羅馬帝國基督教思想家、教父哲學的主要代表奥古斯丁進一步發展了基督教性禁欲主義的理論。他不是停留於簡單的闡述，而是挖了它的“根源”，即把性和“原罪”聯繫在一起，甚至等同起來。他說，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偷吃了禁果，忤逆上帝，犯了罪，這就是人類的“原罪”。人類既然已經不可挽回地犯下了“原罪”，就必須世世代代地永遠贖罪，其方法就是針鋒相對地克制或根絕“原罪”的那些表現，即徹底地獨身，杜絕任何性欲和性行為。退而言之，雖然人類只有通過罪惡的性交才能繁殖後代，但是也必須不尋求、不實現一絲一毫的性激情與快樂。這樣千秋萬代地修煉下去，當上帝認為人類的苦難已夠，罪已贖完時，就會召喚人類去天國，那時，人將重獲靈魂本體，人類將沒有婚姻，一切性的激情都將徹底消失，人人都將聖潔無瑕、幸福地進入天國。
奥古斯丁的這一套理論很符合那些對現實生活不滿而寄希望于來世的人們的心意，於是不脛而走，廣泛流傳。基督教性禁欲主義在以上這些理論指導下，對一般信徒的日常性生活做出了一系列的具體規定。首先，基督教反對任何非婚的性行為和性關係，認為它們和搶劫、謀殺同罪，甚至罪惡更大，是“染得最黑”的道德罪惡。其次，基督教認為性交本身就是邪惡的，就是“原罪”。
可是，要求廣大民眾既結婚又不性交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教會又提倡，只有為生育而進行的性交才是被允許的，如果為快樂而性交就是罪惡，只有當性行為純粹變成一種生殖行為而非肉體的快樂時，性才得以淨化和神聖化。既然夫妻性交只應出於生育的目的，那麼自然次數不必很多。可是對於夫妻間的性交頻率，基督教教義和教規並沒有統一的硬性規定，這並非出自寬容或放任，而是由於基督教認為，在原則上，除了導致懷孕與生育的性交外，其他性交最好一次也沒有；如果人為地規定一個次數限制，就等於鼓勵那些本來不想達到這個次數的人去達到它。早在西元275年，有個信奉基督教的羅馬皇后就宣稱，如果為了生殖，那麼兩三年性交一次就足夠了。
在歐洲歷史上，性禁欲主義統治了1000餘年之久，到了20世紀中期的歐美，其影響才被較徹底地掃除，但在其他國家和地區其影響至今仍舊存在。在現代，有些人還認為禁欲總比縱欲好一些，前者至多是古板、怪癖，而後者則完全是道德敗壞。其實，兩者同樣都是對人性的扭曲，同樣對社會有很大的危害，而且禁欲和縱欲的相互轉化是十分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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