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共利益及多元文化主義反思台灣公共媒體的改革路徑（下）】
■公共媒體集團化與廣電文化的提昇
台灣公視若不能突破定位及經費上的限制，持續加劇的邊緣化將是難以脫逃的宿命，最終成為與主流電視無關的保護特區，並陷入只服務少數人卻具備公共性的無止境自辯解中。
由英國BBC以及美國PBS的經驗中得知，唯有在觀眾樂於親近的節目中，注入創意、品質、淨化、公正、卓越、多元等易受私利追求所忽略的「公共利益」價值，公共媒體才能幫助台灣傳播產業建立起專業的尊嚴及驕傲，讓台灣的廣電媒體成為文化的一環，而非只是牟利的媒介。
英國的BBC模式透過兩個頻道的分工讓公共服務的理念能夠完整的展現，在達到足夠觀眾基礎的同時，也能兼顧少數人的需求與興趣。這正是妥善履行公共利益的具體作為：「盡力提供閱聽人完整的資訊，且結合多元主義所見購的，媒體應回應公共生活中多樣的活動與多元的價值」，因此即使公共廣電媒體也應保持多元性，維持各類型節目之均衡，並提供社會大眾及各群體公平參與及表達意見之機會。
也因此目前只有單一頻道的內湖公視有志難伸，無法僅靠如此狹隘的管道達成上述的理想，邁向類似英國BBC，組成一個多頻道分工下，各自發展其特色的「公共服務電視媒體集團」，就成了台灣媒體公共化當下最好的答案。
行政院新聞局遂在時勢所趨下，研擬推動台視和華視捐出官股，交由公視董事會統籌營運，組成「公共媒體集團」，且台視、華視仍可維持目前的定位，如英國BBC1一般提供普及性較高的新聞及娛樂節目；而內湖公視則可以集中資源，扮演英國BBC2那樣平衡及小眾的角色，以擺脫過去頻道定位模糊的困境。
如此立意良善的組織分工模式，的確有望為台灣塑造出一個理想性的公共領域，但是即使在同一個頻道內，也應該擁有多元文化觀點，以利各個族群都能暢所欲言，達到真正的「媒體近用」（access to media）與「公民賦權」（empowerment）。
■少數族群的媒介近用
基於上述的理念，台灣媒體除了公共電視原先擁有的頻道外，也陸續增設了客家電視台、原住民電視台等，令「少數族群代表」（minority representation）得以經由「少數族群的媒體呈現」（minority media representation），而反映出少數族群的公共事務參與的近用頻道。
這樣的頻道正符合剛於去年六月重新修正的「公共電視法」的總則精神：「以多元之設計，維護國民表達的自由以及知的權利。」少數族群仍是國家公民，理應具有合理、民主的發聲管道，而當一個公共電視頻道無法滿足此一多元需求時，少數族群媒體也就因應而生。
Riggins（1992）認為，對少數族群來說，如果能掌握媒體的製作、呈現、使用，才有可能決定將什麼呈現給大眾，進而覺得自己是社會的一份子，對社會有所貢獻、而且是被社會所接受。Downing和Husband（1995）甚至認為，透過少數族群媒體在組織上的自主性，可以逼迫主流社會思考：如果真的要確保少數族群在國政上的有效參與，主流社會勢必要想辦法去取得與少數族群媒體銜接的管道、或是在主流媒體中開放對於少數族群的呈現。
Georgiou（2001）認為，少數族群在媒體上自由使用自己的族語，可以有效進行內部溝通、強化凝聚力、塑造集體認同；認同（identify）雖然是起源於個人在家庭內的感受，卻必須經過公共領域的洗禮，才能不斷獲得再確認。
European Manifesto（2004）責任為少數族群媒體可以進一步作為不同族群之間的開放對話平台，將少數族群所關心的議題傳遞給主流社會。Browne（2002）也極度贊同此類媒體的存在，他認為媒體具有將公民「政治社會化」的功能，但並非少數族群接受多數族群的文化特色、或生活方式，而是透過價值觀及規範的對話，努力取得彼此在政治文化上的共識。
因此少數族群媒體，勢必成為台灣公媒體集團在公共利益及多元文化主義融合的精神下，達成「媒體近用」與「公民賦權」最不可或缺的一環。
■台灣媒體公共化的八大基本目標
當台灣的公媒體集團朝上述的各個改革之道邁進時，也必須時時刻刻提醒自己，公共化的基本八大目標。
（一）新聞、資訊、教育、文化、娛樂之必須內容提供（public goods not user charge theory）：公共電視應該提供人民必要的視聽基本服務，而非單純只是商業電視台之彌補機制；因為每一種電視節目類型（genre），都有商業體制所無法提供的樣式。
（二）不以市場供需為製播主要考量（收視率）：以市場為主導的廣電體制，因追求收視率，節目訴求為最大多數人都能接受，長久下來反而萎縮了節目品味多元的選擇。
（三）型塑國家文化（菁英與本土）：在資訊爆炸的二十一世紀，到處都充斥著片面、零碎的訊息，人們極需可以整合的、屬於在地公眾共同詮釋之知識觀點，以掌握變動的世局。
（四）服務多元文化（族群、弱勢、次文化）：秉持多數尊重少數原則，加上益發重視個體的社會文化，公眾之外的小眾，也應擁有相對應的廣電資源服務。
（五）國家急難時之必要傳播管道：國家急難時共通且廉價、進入門檻較低的科技，以傳達社會賴以求生的資訊。
（六）提供平價、便利、無差別待遇之近用環境：本於普及服務之精神，公共廣播體制必須確認提供的管道與所有公眾接觸，一般消費水準皆能收視，且擁有不同媒體識讀（media literacy）能力的閱聽群，都有配套的輔助收視措施。
（七）透明之監督機制與高度媒體自治：公媒體除了公視法上的服務責任外，也應接受外在與內在的監督；如民意機構、公平交易委員會、工會、消費者保護團體等。
（八）廣電科技、事業、政策研發者：公媒體必須超越營利生產及常態的廣電事務運作之上，投注固定資本進行產業的經營再造與更新，並了解本身具有強大的社會影響力，一如「公共電視法」第十條第五款之規定：「電視學術、技術及節目之研究、推廣」。
■方興未艾的「公共領域」
由前述的討論可得知，台灣的媒體改造除了引用世界各地成功案例的基本核心價值----「公共領域」外，更必須走出自己的獨特性、拉大其視野與格局。
正如Popper（1957）所言，任何社會改革都不會是依樣畫葫蘆、套套模式就能成功的，而是需經過不斷的嘗試與學習，尋繹出最適合本地的模式。因此，媒體改造的道路非筆直平順的康莊大道，而是如同捷運施工般坑坑洞洞的慘況，或是如古詩所云的「山窮水盡疑無路」，沿途充滿惶恐、不解與質疑。
但也正如「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的精神，不平順的改革之路有助於建立更多的默契與共識，讓台灣未來的公共廣電得以「柳暗花明又一村」。也期待更多擁有高度媒介素養的新聞傳播科系學生、或實務從業人員，一同加入媒體改造的行列，為咱們的傳播生態開拓更寬廣、更多元的公共領域。
2005/1/10 changyi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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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一）姜孝慈（1997）。〈「免費頻道」政策〉，《新聞學研究》，55：40-75。
（二）孫式文（2002）。〈網際網路在災難事件中的傳播功能----理論與實務的辯證〉，《新聞學研究》，71：113-158。
（三）Denis McQuail（2003）。陳芸芸、劉慧雯譯。《特新大眾傳播理論》，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四）林麗雲（2001）。〈公共領域與公共媒體----英國政經學者的反思及援引作為台灣媒體改造的借鏡〉，《當代》，164：68-83。
（五）吳宜蓁（1998）。〈有線電視公用頻道與社區意識----描繪一個「公用頻道運作中心」的藍圖〉，《新聞學研究》，56：219-235。
（六）吳宜蓁（1997）。《「另類頻道」：解析我國有線電視公用頻道之意涵與問題》，台北，輔仁大學「媒介與環境」學術研討會。
（七）吳錫河（2004年7月11日）。〈公共利益絕非少數禁孿〉，《媒體改造學社》。
（八）朱全斌（2001）。〈台灣電視文化前途----比較美、台、英公視模式〉，《當代》，162：18-27。
（九）社論（2004年6月8日）。〈從各國經驗籌謀公視集團的下一步〉，《中國時報》，A2版。
（十）施正鋒（2004）。《從多元文化主義看客家電台》，台北，「2004客家電視台研討會」。
（十一）程宗明（2001）。〈數位化與公共化的抉擇----論述會電視時代的公共視聽利益〉，《當代》，162：2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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