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這篇本來是2011年一月十八日上午，於谷關大道院，由東海大學人間工作坊和台灣文化研究社舉辦的「2011人間寒假生活營」，受邀擔任「台灣學生運動發展脈絡」這堂課的講師，在課堂上的演講錄音，經過稍事修改後，張貼在這裡，提供給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一些參考。
文中的內容主要是個人閱讀和親身經歷的觀察與記憶，談不上說是一個客觀完整的描述，不過由於對這段歷史好奇的人多，但是做詳盡記錄的人幾乎沒有，我想個人的一些記憶雖然不見得正確，但是刊登出來，或許可以收拋磚引玉之功，提供有興趣研究者一個不甚穩固的起點。
Ⅲ
那接著台灣學生運動的第三期，就是從1980年代開始，從台大自由之愛、台大學生日，然後就各校的地下刊物、野百合學運一直到現在，我覺得是我們現在開始在走的這一期，我自己的分類是這個樣子在看。那當然這段時間因為是正在走的東西，要討論起來就會比前面兩期更複雜。
尤其，比較麻煩一點的地方，到目前為止關於這段歷史的歷史論述呢，就只有一千零一本，也就是鄧丕雲的《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他從1980年寫到1990年野百合運動，就這十年而已。事實上他的運動論述，基本上一般被認為是比較代表台大的觀點，可是問題就是「非台大系統」這群人也沒有寫出屬於自己的80年代學運歷史論述。非台大系統的這群人後來還在《野百合評論》上寫了一些文章批評這本書，可是問題是他們也沒有寫出新的歷史觀，一直到很後來才有民學聯的陳信行，在台社季刊上發表了一篇《我的野百合》，提出了一個不同的歷史分析觀點。
但是我覺得陳信行對於當時的歷史並沒有談得很清楚，一些細節的部份，像譬如說對於所謂的學生運動中左翼的這一支或者說民學聯這一支的起源，陳信行其實講得是很模糊不清的，那這也不能怪他，因為他的資料也不足夠，可是這樣子的結果，他的講法就會變成說，我覺得有點像是在揶揄，就是說，雖然這些人一直在強調社會正義、社會民主，可是事實上他們的思想一直都沒有一個清楚的組織。那陳福裕在他的那個文章裡面就反對這種講法，可是問題是，鄧丕雲的書或許有觀點上的問題，可是至少他把台大學生運動的歷史脈絡講得很清楚，可是當時和台大分庭抗禮的非台大系統、或者說民學聯，或是說左翼路線的學生運動，它們的運作和組織情況是怎麼樣，我個人覺得一直到現在也沒有人講得清楚。
但至少可以確認的是，在1980到198年6之間的台灣的學生運動，我其實認同鄧丕雲的講法就是說，基本上就是台大一枝獨秀。因為全台灣那個時候，只有台大能夠搞學生運動。然後那時候台大學生運動是搞什麼？它也不可能搞像現在這麼浩大，什麼樂生保留運動什麼反中科之類的，它就是要求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用學生普選的方式產生，他們要求言論自由，學生刊物免審稿權，甚至發起了台大學生普選運動，當時在報章、在輿論上引起了沸沸揚揚的討論，在校園裡面遊行，然後那個時候國民黨想要打壓他們又不敢打壓他，為甚麼？因為它是台大嘛！是全台灣最高的知識精英學府。後來就很有名的所謂自由之愛事件，就是說，他們強行要出版刊載學校所不喜歡的言論的學生刊物，結果被學校停刊，然後被處分，停社一年，這就叫做自由之愛事件，那是非常非常有名、非常悲壯的事件。然後也有學生因為參加抗議的關係，被學校惡意的做掉，就是把他二一掉了。那個學生就在要去當兵入伍的前一天早上，在學校裡面開陳情說明會，就是李文忠事件。
基本上就是說，在這段時間裏面，主要的運動場域還是在台大，其他學校不是沒有，比如說，在這段時間，1984年的時候東海有個火葬場事件，台中市政府要在榮總那邊設立火葬場，結果就是梅可望校長帶著全體學生陳情跟連署、抗議，把那個東西擋下來。雖然現在我們都知道，不過幾年之後其實它還是蓋了嘛，但是當時至少有一個這樣狀況是說，欸，學校帶著學生在這裡面去抵制市政府的政策。
而且，就東海大學來說，雖然整體上有像台大學生這麼激進的行動，可是零星的抗議還是會有的。或者在當時，東海裡面也有東風社，也有東風社的學生，就是說，在畢業的時候連署聲明，就是說，「東海梅可望，東海沒希望」；或在黨外雜誌上發表文章，這類的反抗行動也是有，但是這個都是非常零星，非常個別性的，不像台大這麼有完整、集中的呈現出來。
台大的先驅性、完整性，還呈現在另外一個層面，就是鄧丕雲在書中說的，他們還創出了八零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上，第一個關於台灣的學生運動要如何實踐的論述---也就是劉一德提出的「事件化理論」。
所謂「事件化理論」是什麼呢？就是說在當時的情況下，因為當時還是白色恐怖時代，所以你不可能像我們現在這樣子，公開辦營隊，談論國家跟政治社會的問題，然後同學的學生意識也是比現在還被動還消極，那時候的學生的幹部也只有很小很小撮一群人，這些很小很小撮的一群人在重重限制的底下，要如何影響和改變社會大眾呢？那個時候台大學生劉一德就提出一個講法就是說，我們就是要採取事件化策略，不停的製造事件，不停地引爆事件。那當事件製造和引爆之後呢，就會引起學校的鎮壓和輿論的注意，那這個時候校園裡面的學生就會因為學校的大動作和輿論的關係而注意到我們的存在，而對他們思想上產生震撼和撞擊。
所以「事件化理論」這個實踐策略，它的目的並不是像我們現在一樣，把同學集聚起來，然後慢慢跟他們攪和，陪他們辦寢聯，陪他們吃什麼考前進補，陪他們開讀書會，辦營隊，慢慢地組織和教育，因為當時你根本沒有這樣的機會。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製造衝突，製造事件，最好學校來打壓你，最爽，因為他在打壓的時候，就像李文忠事件，就擴大爭執，然後就可以引發學生注意，產生啟蒙的效果。
那這個理論的重要性，我會特別提這個理論的原因是說，鄧丕雲是說，它的重要性是說，它是八零年代台灣學生運動第一個關於實踐和戰術的策略，事情到底是不是這個很難講，因為台大的學生運動有時候很喜歡往自己臉上貼金。可是我想很重要的一點是說，這樣一個對於策略的思考和實踐，其實你可以看到，在現在很多的學校，跟很多學生運動裡面都還是存在的。就是說我其實沒有力氣、我也不想花力去做學生教育跟組織，後面我會提到在1990三月學運之後，教育和組織變成學運很重要的課題，可是要做起來重重困難。特別是在很多學運剛冒起來的學校，更沒有持續進行教育和組織的可能性，連成立社團都很難，所以這時候它只能透過事件化的作法，引爆事件，引起輿論和媒體注意（現在的媒體比劉一德那個時候更好，還有一個東西叫壹周刊，或是蘋果日報，專門喜歡爆料），引起注意之後，來引發學生的注意，來啟蒙校園內的群眾，否則沒有辦法。
那事件化理論的一個侷限性就在於說，它其實是一個小團體運動。當時台大學生運動的團體，表面上看起來很大，其實不過五、六個人，搞不好只有三、四個人，所以只能不停地透過製造事件，引爆衝突。早期東海第一個學生運動團體---東潮也是這樣子，人很少，人非常非常的少，可是也只能透過不停的製造事件、引爆衝突，來壯大自己的聲勢，來啟蒙同學的意識。在這個以小團體為核心的運動過程中，會有很多很多小團體常會有的問題，比如說小團體的猜忌，小團體的對內的那種強烈的核心共同體意識，對外的強烈的質疑和排拒，或者像孫窮理昨天講過的，運動道德化的現象，都很有可能會出現，我覺得運動的道德化其實是小團體主義運作模式的衍生效果。那這個模式到現在我覺得都還沒有完全的消失，真正的台灣學生運動，真正屬於我們（東海）的台灣學生運動的萌芽，是1986年開始。那鄧丕雲把這時期分得很細，他把1986年到1990年又分成兩期，實在是太細了，我們就直接稱1986～1990三月學運之前稱之為萌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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