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2004 孤挺花學運

孤挺花學運以及408事件

2004年3月20日，由於對總統選舉的結果表示懷疑，大群泛藍的支持者、民眾以及政治人走上街頭，要求重新驗票、選舉無效。在經過十天的抗爭然而沒有辦法得到滿意的結果後，4月2日八名大學生決定在中正廟廣場上進行絕食靜坐，並在廣場上寫下「要真相、反岐視、爭未來」、「大學生接力絕食」兩幅布條。這些學生的出現給予了長期在凱達格蘭大到廣場上抗爭的民眾一劑強心針，讓他們得到了心靈慰藉，同時也引起了媒體的注目，這八位戴著口罩的大學生，突然成為了台灣鎂光燈的焦點。

學生的行動很快的在媒體的報導以及社會的期待下，集結了大量社會的資源和關注。發起運動的學生，以「孤挺花」為這次運動自我命名，並試圖以「絕食靜坐」的方式引起社會注意，給予陳水扁和民進黨壓力。而另一方面，如輔大黑水溝社等學運社團的學生，由於不瞭解這些參與絕食靜坐的學生，因此對運動採取觀望的態度，但是仍然透過各種方式嘗試瞭解中正廟廣場上的狀況。幾個學運社團的學生開了數次會議，討論是否要進去參與這次學運。

4月5日下午，台大、新世代青年團、反高學費聯盟、輔大、工人民主協會等學運和社運團體，都有派學生以個人名義開會討論如何面對「孤挺花學運，部分人士認為「這個場子很重要」。但對於坐進去之後，要怎麼進行下一步行動卻沒有共識（楊祖珺等，2005：75）。

4月6日下午，數個北部的學運團體在西門町附近的「丹堤咖啡」聚會，出席會議的許多團體對於整個中正廟學運的訴求以及議題取向表示焦慮，但是對於要怎麼介入，卻沒有共識，有人認為應該進入場內去組織民眾，也有人認為場上的民眾泛藍色彩太過濃厚，不能期待。之後部分較積極的學生採取化整為零的方式進入廣場，並嘗試開啟廣場上的討論，重新決定整個運動的訴求和組織。這些學運團體的行動，引起了原本發起運動的學生強烈的焦慮和抗拒，同時也引起了在廣場上支持靜坐學生的民眾的反彈。因而在4月8日晚上兩方發生嚴重的衝突，並傳出有後來加入靜坐的學生遭到民眾怒罵甚至是肢體暴力的新聞（楊祖珺等，2005：86-101）。

408事件之後，學運團體完全放棄介入中正廟廣場學運的可能，並嘗試在「二二八和平公園」另外開闢戰場，但並未受到重視。而原本發起運動，繼續留在廣場上的學生，在一個月之後開始面對到群眾人數不增反減的困局，期間數名學生雖然曾經因絕食而數度進出台大醫院，但是學生的行動仍然未能撼動統治集團，最後整個運動草草結束。

 

藍綠對峙氣氛下的中正廟學運

台灣在跨世紀的2000年首次完成政黨輪替，本土色彩濃厚的「民主進步黨」首度走上執政之路。不過扁政府執政八年期間，朝野紛爭不斷，尤其是整個社會的「藍綠對峙」的氣氛，幾乎是從上而下蔓延到社會上的每個角落，嚴重的撕裂了整個台灣社會。

前文述及，楊明敏在〈學運的精神分析〉（楊明敏，1992）一文中，利用精神分析理論，指出野百合學運本身主體性的貧弱，只能透過鏡像式的模仿天安門學運，或將自我神聖化，在激烈的排除異己過程中，肯定自身的存在。而從前面對於1994年文大美術系事件後台灣學運發展的簡要敘述中，也可看出如何豐富、充實學生運動的主體性，是後來的學運參與者一直在面對的重要課題。

408事件過程中，學生彼此間強烈的互不信任，以及對於外來參與者的排拒，其實在中正廟廣場模式學運中並不陌生。不要忘記了，1990年野百合學運正是在參與校際會議的各社團、各派系，對於學生人數不斷增加，害怕情況失去控制的恐懼下，從而共同做出和平撤離廣場的決定。1997年菅芒花學運時，對於外力介入的疑懼較不明顯，但彼此有著類似意識型態的學運社團彼此間仍充滿歧異，而部分較具性別意識的團體和學運團體間也存在著衝突。

而在2004年的孤挺花學運中，由於整個社會「藍綠對峙」的氣氛，使得整個運動自我神聖化的現象更加顯著。「絕食抗議」在1990年野百合學運中，是運動中程才出現的手段，但在孤挺花學運一開始就採取了如許激烈的手段，同時對於異己的抗拒和排除也更加的激烈。從而使得後來欲加入的學運社團遭受到強烈的排斥，學生運動的聯合也就無法擴大。

 廣場學生採取絕食抗議的激烈手段，其實也顯現了另一個運動組織的問題，即廣場學生無法透過校園經營去動員各校內的學生來參與運動，只能透過不斷強化中正廟的符號意象，以自殘的手段來吸引媒體注意，期望透過媒體的關注來吸引學生並給予執政者壓力。連結到野百合學運的歷史來看，這其實是把廣場學生的符號功能擴張到最大的表現，對應的是廣場學生人數的減少與主體內涵的空白。

但從學運社團這一方來看，由於1994年後持續的「去政治中心」的問題意識的影響，學生其實對於廣場上以政治議題為號召的學生，是既不理解也很難聯結的。就算加入廣場上的靜坐行動，學運社團的學生也很難接受這樣完全缺乏社會內容的訴求。而且就幾次學運團體開會討論的結果來看，這些團體的情況其實和1997年參與「菅芒花學運」的社團的情況很像：企圖將整個行動的詮釋權與決定權拿下，急於把當時的政治要求轉向社會議題，卻拙於處理轉化時所面臨的困難。不同的是在1997年曾經發生的兩批學生「和平轉移」，最後發現是「搭錯車」的狀況，在2004年被劇烈衝突所取代，變成根本搭不上車。但即使學運團體真能取得2004孤挺花運動廣場的主導權，是否真能處理政治議題轉化成社會訴求的困難，其實也非常的有疑問。

在1994年文化大學美術系事件前後，一些教授所期待的要和政治勢力保持距離的運動，看起來是逐步在2000年後的學生運動中逐漸實現。學運團體對於政治議題的警覺，遠遠超越了野百合時代的學運幹部。但是和政治議題保持距離的同時，學運卻沒有相應的開展出校園內的自主運動形勢，以致於和中正廟廣場上的學生同樣面對到校園組織上的困境。不管是在廣場上絕食抗議的學生還是被排除在外的學運團體，依然面對著野百合學運後留下的難題：如何充實學運的主體性？

 

六、2006 紅衫軍＆回應趙剛

在2006年由於陳水扁貪腐案引起的「紅衫軍」運動之後，遵循和前面三次相同的模式，在整個社會的憤怒力量抒發之後，由於得不到令人滿意的結果，又一群大學生在中正廟廣場靜坐，一樣的在經過多日的努力之後，廣場的人數不增反減，也沒有獲得政府的回應，最後運動無疾而終。

關於這次運動的過程，由於研究時間和資料的限制，無法在本篇論文中做說明。這裡主要想回應趙剛對大學生為何在「紅衫軍」、「天下圍攻」運動中缺席的歸因，我認為這是台灣的批判論述學者，在野百合學運之後，頭一次有人認真對於中正廟廣場模式學運的實踐做分析。從中也可以看出台灣的批判論述圈是從什麼樣的角度在看台灣學運。

趙剛認為大學生缺席有三個原因：首先是獨派的本土論述經過野百合學運以來，到今天已經成為文化霸權，在大學校園取得優勢論述位置，這使得大學生對於紅衫軍運動採取一種「冷處理」的態度。其次是比較有意識的「進步」大學生（例如進步的工運網路如「苦勞網」、各種反高學費的團體、異議校園社團，以及參與局部社會改革的團體如「樂生」），則又因各自的意識型態，以「旁觀者」的態度對運動採取質疑的態度，甚至根本取消這個運動的正當性。最後則是2000年之後每下愈況的經濟，使得人們對於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感，這使得現在的大學生對於運動有一種「機會主義」的疏離（趙剛，2007：21）。

趙剛的分析有典型社會學者「大處著眼」的味道，關於本土文化霸權造成的冷處理的問題，因為需要更多詳盡的田野研究，這裡暫不回應。但是關於校園異議社團的旁觀、甚至質疑的態度，其實未必是因為意識型態因素，而有其社會情境和歷史的脈絡。

首先，從1994年文大美術系事件後，以及1997年菅芒花運動中，可以看出台灣校園運動中的一個現象，即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的界線區分得越來越清楚。學運社團對於政治議題有不斷遠離的傾向。在1990年野百合運動時，緊接著幾名台大學生靜坐，而進入廣場的是不分派系、路線的各個學運團體。但在1997年「菅芒花運動」時，是先由具有政治色彩的「新文化工作隊」起頭，而後將廣場的主導權完全交給具有社運色彩的北部「四校例會」和中部學運社團，是一個非常清楚的截然二分的交接。而後在2004「孤挺花」學運中，學運團體即使想以「搭便車」的態度進入廣場，也會因為和群眾間的隔閡以及無法突破藍綠對峙的格局而失敗。而從野百合之後到文大美術系事件後的的學運論述來看，對於以政治議題為中心的學生運動實踐模式的反省，幾乎是各個世代的學運論述的主題之一。事實上，從1994年以後，不要說政治議題，許多學運社團甚至對於80年代末期建立起來的學生會、學生政府也都很少參與。因此在缺乏有力的論述和組織以突破「藍綠對峙」的政治格局的現實條件下，對於「勞民傷財」的中正廟模式運動以及和政治議題相關的運動，學運社團採取旁觀、疏離的態度，看來其實並不意外。

再者，如前所述，從1990年野百合學運後，「如何組織群眾？」就成了各校學運社團的難題。而從1997年、2004年中正廟模式學運的例子，可以看出遠在2006年以前，校園異議社團就對校內學生的動員力和組織能力大幅減弱。而從校園內的經營來看，以台中的東海大學來說，即使曾經有2001年「V大樓事件」、2003年「東海保衛戰」（反對工業區聯外道路穿越校園以及路思義教堂）這樣校園參與者眾多的運動，但是大量的參與者並無法轉換成社團社員和幹部數量的成長，在1990—1994年時還存在的五、六個校園異議性社團，在2002年時只剩一個，該社團還連續三年沒有新幹部[1]。事實上，據筆者所知，台灣北部各校，1990野百合時代的學運社團也僅有台大、輔大兩校還存在，其他各校要不是最近五年內才成立的新社團，要不就是校內完全沒有異議性社團的存在。

因此趙剛所看到的以階級為理由、或是強調社會鬥爭在地化、日常生活化來否定紅衫軍運動的觀察，其實是反映了校園社團幹部對於群眾組織的焦慮。因為恐懼社團會斷炊，因此在理念上當然會格外強調左翼階級論的正統性，以確保社團傳承的純正，甚至到近乎教條的程度。同時也會格外強調「日常生活」、「在地」的重要性，因為相較於針對高層政治體制的運動，這些日常生活的運動，其群眾的組成是更為清楚而易於辨認掌握的，這其實可以從1993年時《野百合通訊》上黃新高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到類似的想法。雖然從實際組織的經驗上來看，從校園日常生活的議題所連結的群眾，也未必能夠成為社團的一員。

而對於台灣學生由於2000年後下沈的經濟情況而變得更加世故、冷漠、機會主義的說法，也可以連到趙剛關心的另一個問題：即近代的革命，不是最初的導火線來自大學校園，或是大學校園延續接觸外在的變革之火，大片延燒。但是台灣的紅衫軍運動綿延月餘，為何始終沒有在大學產生影響。何故？

在我看來，如果從較長時期的歷史分析來看從1990中正廟模式學運的發展，其實很容易理解。如前所述，即使是1990的野百合學運，學生在廣場上扮演的也只是一個為民請命的符號角色，而不是推動社會改革的實質力量。更不用說後面幾次學運的校園動員力量，都沒有辦法達到野百合學運的程度。而如同鄧丕雲在其書中的分析，80年代台灣的學生運動其實是在政治開放後，試圖用自己的力量，讓校園的民主化能追趕上社會腳步的努力。這和趙剛所提到的，近代由學生發起或延燒擴大的社會革命的情況完全不同。

可以這樣說，從80年代開始萌芽的台灣學運，台灣的學生是在受到外在社會環境變化的鼓舞後，才開始進行一連串的校園抗議行動。台灣的大學生並沒有負擔起做為社會革命的引爆劑的角色，而是急急地在追趕整個社會前進的步伐，或者更常見的，封閉在校園的圍牆內，對外在社會環境的變化無動於衷。這在80年代如是，90年代如是，在現今依然如是。台灣大學校園會產生如是現象的結構原因，需要更深一層的分析和研究。不過我們也應該反過來去問一個問題：為什麼這個社會會對一群近乎軟弱無能的大學生抱以這麼大的期待？除了五四、六四、野百合的歷史記憶，或許還要加上華人社會對於知識階層、升學主義的崇拜等等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