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1997 菅芒花學運

1994年文大美術系事件

1994年2月，文化大學美術系學生秦政德，因和同學發起成立「藝術法西斯」畫會，提倡自由獨立的創作精神，卻成了系主任整肅的對象。系主任聯合其他老師，讓秦政德在大四上學期二分之一學分不及格被迫退學。美術系學生在經過多次強烈抗議、爭取當事人權益不成功之後，於4月28日發動美術系罷課，在5月5日成立「小草藝術學院」，並於5月25日宣布接管美術系系辦公室。在學生長期罷課的壓力下，教育部開始介入調查，學業成績頗佳的秦政德才獲得平反，破例復學。當時的文大美術系系主任並因為這個事件而下台，震撼了教育界和文化界。

文大美術系長達一個月的罷課行動結束後，陳光興於《島嶼邊緣》第10期中為文指出，「文大美術系事件」在台灣學運發展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文大美術系「小草學院」的建立是學生運動史上的轉捩點，不是與政治權力與虎謀皮，而要發展出自主性的學運形勢，將學運從政治議題拉回校園民主，企圖改變不均衡的、不民主的師生權力關係。這種具體的實踐象徵著社會運動在學生運動場的中的再出發，為人民民主社會抗爭注入強心針。

（陳光興，1994：3-4）

從陳光興的這段話來看，「文大美術系事件」意味著從80年代發展起來的台灣學運，其戰場開始由中正廟移向各個學校校內，新的矛盾來自於校園內各種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而不再只是對抗威權政治的幽靈。而在這過程中大學的體制改造與校園民主將會是核心的議題，換句話說「文大美術系事件」象徵著整個「野百合」學運模式的死亡。

另外在美術系事件發生時，台大教授賀德芬也在中國時報的「時論廣場」上投稿，認為文大美術系事件是一場「全新的學生運動」：

文大美術系事件，無論其目的、動機、手段與意義均與台灣過去所發生的多次學生運動不同，從六0年代的保釣、自決運動，乃至九O年代的三月學運都與社會議題密切結合，甚且冠以愛國的大帽子，藉以取得「正當性」，所以容易獲得社會的認同與支援，不過也容易被正統權力給收編了進去。不是曇花一現，空留遐思，下焉者，還果真會淪為統治者的利用工具。文大美術系事件則純以爭取創作自由的空間、學生申訴與參與系務的權力，故其活動範圍始終侷線在校園之內…

然而，正因為少了外力的干預，學生終能以其對理想的清純堅持，而展現出高度智慧與創意，打破了學運僵滯的模式，開創出學運的新契機…。

（賀德芬，1994）

賀德芬認為，「文大美術系事件」創造了一種和從六０年代以來發展出來的台灣學生運動，完全不同的模式。這種模主要在於爭取創作自由的空間、學生申訴參與系務的權力…等一般視為「校園民主」的範疇的目標。這雖然使其不易取得外力支援，讓活動範圍始終侷限在校園內，但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學運的傳統模式，開創出學運的新契機。

而同時文大美術系事件的參與者，則對文大美術系事件的定位有不同於教授們的看法，認為從文化大學的學運歷史來看，文大美術系的抗爭行動其實可以視為陳光興所謂「傳統學運」的團體，長期在校內進行校園經營與催化的成果：

「藝術法西斯」與「草山學會」，在運動初期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可忽視的。「藝術法西斯」在學院內進行思想上的抗爭，明白宣示為獨裁思想的反抗者難道是「大頭病」嗎？「草山學會」這幾接櫫大學社區生態主張，對華岡房價、私校學費、女舍門禁、學生政府、學生社團權益、中山北路行道樹…等等議題的行動與思考，又有那一項不是校園經營？實際上，「草山學會」把校園經營的讓文大校方—這個黨國資本結合最為極致的學店—深惡痛絕，又豈能說是學運團體將校園經營當作「貓狗小事」？反倒是諸公及媒體，向來將各校學運社團的校園經營視為貓狗小事，從未掛心。

（小草包，1994：34）

即使學運團體和陳光興、賀德芬等人對「文大美術系事件」的定位南轅北轍，但是包括之前《野百合通訊》上黃新高、陳柏偉等人的討論來看，這些人都分享著共同的「徵候」，即嘗試要在現存的學運實踐中，尋找新的實踐的可能。前文說過，黃新高、陳柏偉等學運社團幹部的焦慮，來自於面對現實校園環境的變化，對於組織群眾上的困局。但如果放下兩方的差異，不管是學運幹部從具體校園現實出發的思索，或者是教授們對文大美術系事件忘情的吶喊，兩方都分享著一個相同的焦慮：外在的環境改變了，新的實踐的可能在哪裡？另外我們也要同時注意到，參與討論的各方儘管社會位置、立場乃至提出的實踐路線各異，但是都強調必須走出「野百合學運」時以政治議題為中心的格局，強調回到校園中建立新的組織、創造新的議題的重要性。

可以這樣說，對於野百合學運所代表的「政治議題中心」傾向，在1994年後的學運團體的反省與實踐中，是以一種戒慎恐懼甚至是近乎排拒的態度在面對的。這樣的態度不完全是來自於對政黨政治的潔癖，或是左翼政治理論立場的推演，也來自在「野百合學運」後，對於校園群眾組織實踐上的困境的體驗，這可以從黃新高、陳柏偉在《野百合通訊》上的對話看出來。「揚棄政治議題中心傾向的運動，尋找在校園長期經營的著力點」，可說是從野百合學運發生後，到1994年文大美術系事件再次被強化後，一直在學運團體存在的「問題意識」。不過1997年因為白曉燕事件、「504大遊行」而再次在中正廟廣場上發生的「菅芒花學運」，卻也證明了要走出一條新的實踐的道路，其實是充滿困難和挑戰的。

 

1997年「菅芒花學運」

1997年4月28日，發生了全台矚目的社會焦點「白曉燕綁架案」，知名藝人白冰冰的獨生女在失蹤15天之後，於北縣五股工業區中港大排水溝附近，被人發現遇害身亡，點燃民眾對治安敗壞的憤怒。

5月4日，由人本教育基金會、彭婉如基金會號召與130個民間社團共同發起「504悼曉燕，為台灣而走」，總計有5萬人走上街頭抗議，創下當時台灣集會遊行人數最多、聲勢最浩大的紀錄。之後由於國民黨執政當局，對於5月4日的遊行訴求，未予正面回應，因此「504為台灣而走遊行連線」再度於5月18日，發動大遊行。兩次的訴求重點：要求「總統道歉，撤換內閣」，同時在台灣街頭首次用雷射「認錯」射在總統府塔樓上，突破鎮暴部隊阻擋，掀起整個活動高潮，這是台灣街頭運動，有史以來，以同一訴求，連續在兩週內發動群眾運動。這兩場活動總計有十萬人次以上參與，也是首次結合高科技，使用雷射光投射，以形式化的方式徹底挑戰代表政治最高權力象徵的總統府。

而在學生方面，5月1日由前民進黨主席謝長廷長期支持的「新文化學生工作隊」的成員，先後到警政署和總統府抗議，並在台大校門口舉辦國是論壇，並在5月2日，三十來個來自各大學的社團代表開會討論後，決定在5月4日參加遊行後，夜宿中正紀念堂，並且在5月5日上午至行政院遞交抗議書。試圖趁著大遊行的人氣，引爆已經沈寂多年的學運。

但由於參與討論、遊行的各校學生團體對於靜坐的意見不一，很多中南部的學校事先並沒有留下來繼續抗爭的準備，有人甚至不知道還有靜坐這個計劃。最後到廣場的祇有兩百人，這些在廣場的學生分成六組開會討論之後的策略，在不斷的討論和辯詰中，原先由「新文化工作隊」主導的「菅芒花行動聯盟」出現了極大歧見，分成以中部學校靜宜、東海等為主，包含東吳蘇非亞、輔大黑水溝、中興黑森林、政大修曼尼斯、文化草山等社團主張「提高訴求、長期抗爭」的學生團體，和主張「倒連」[1]並且祇靜坐到周一中午的新文化工作隊兩派。最後兩派在爭執之後，新文化工作隊的人正式撤離，台大學生也隨後早撤離廣場，在5月5日清晨所有台大社團已走的一個不剩。

到了5月5日上午，原本廣場上兩百多個學生僅剩下三十多個，廣場呈現一片混亂。5月5日晚上，重新定義後的新菅芒花行動聯盟決議將與社運組織做結合，首先接觸的是婦運團體「婦女新知」，雙方準備於5月8日上中山樓抗議國民黨的修憲版本中沒有充分重視女權並且決定要長期抗爭。而從5月7日開始，學生陸續尋求和其他社運團體合作，至此原先的要求連戰下台的政治議題中心的學運降至谷底，廣場上的學生重新以社運＆婦運支持者的身份出現。丗 

不過經過多日媒體的報導，廣場上的學生人數並沒有增加。在長期內外壓力及體力耗損下。菅芒花行動聯盟在5月8日，下午4時30分召開記者會宣佈將轉進校園﹐把廣場上的理念在校園中繼續傳播。菅芒花行動聯盟的學生代表表示，學生認識到只有遊行不足以貫徹目標，發現靜坐也無法達到抗議的效用﹐而且媒體對學生靜坐抗議的報導形成學生只要求「倒連」，校園裡的同學仍不知道靜坐的學生在做什麼，與靜坐學生的訴求仍有落差，在學生體力耗竭且要面對學校干擾與家庭壓力的情況下，經冗長討論後，他們決定轉進校園。大學生這五天的靜坐抗議，接受不少外界民眾的捐助，各界捐款約新台幣20萬元，記者會時結賬剩餘173,267元，大部分將捐贈給彭婉如基金會等社運團體。只留約三萬元做為學生團體內部組織，以及未來繼續推廣散播理念之用。

菅芒花學運結束後，當時創刊不久的次文化刊物「破報」以社論及多篇文章對運動的策略、實踐方式提出批評，認為學運團體想要藉著政治議題搭便車，但是最後卻搭錯車，同時批判運動組織內部的性別問題。參與運動的「菅芒花行動聯盟」則回文反擊，形成了在破報上連續數期的論戰。

 

從搭便車到搭錯車

和1990年「野百合學運」一樣，1997年的「菅芒花學運」也是順著社會對於政府無能處理治安的憤怒，而在中正廟廣場發起的學生運動。最先開啟運動的主要是台大的學生社團以及謝長廷的青年軍「新文化工作隊」。然而在參與過504遊行後，學生團體之間對於運動的訴求和走向有不一樣的意見。「新文化工作隊」明顯的將訴求集中在「責任政治」以及「倒連」等政治訴求上，而北部的跨校性學運團體「四校例會」以及中部的東海等校學運社團，則要求偏向性別、社會議題的訴求，以致於當時的《新新聞》週刊上以「過多的議題肥料 壓垮了這株菅芒花！」為題，來報導這次的學運。最後兩方在多次溝通不成後，新文化工作隊成員以及台大社團學生，將廣場主導權讓給四校例會等學運社團，自動離開廣場。 

「四校例會」是在1995年間由淡江「福爾摩沙」、輔大「黑水溝」、東吳「蘇菲亞」、文化「草山學會」所組成的跨校性學運組織，以每兩週或一個月舉行例行性會議、組訓活動，發行內部刊物「聯合通訊」進行跨校性串連。後來又加入了世新「群際動態」、台大「狂潮」、師大「人文學社」等社團。在參與「菅芒花學運」之前，「四校例會」曾參與過反核、反高學費、私校法修訂等多起運動，是1995--1998年間北部學運非常重要的團體。新文化工作隊和「四校例會」在菅芒花學運中扮演的角色，再度呈現了在1990野百合學運時，在表面的流動群眾底下，其實是綿密的組織網絡的現象。然而這一次學運社團的動員力，卻無法達到1990年野百合學運的規模，使得運動最後宣布轉進校園。

延續前一節在《野百合通訊》以及對「文大美術系事件」的討論的相關論述。在1994年後，學運團體（特別是具有左翼與社會運動傾向的團體）急欲擺脫政治框架的意圖是相當明顯的。北部以及中部的學運社團幹部紛紛積極的投入各個工運、環保以及婦運的場合，並嘗試建立屬於學生自己的公共議題。然而由於學生論述和行動經驗的缺乏，各社團彼此間聯繫也相當薄弱，幾次學生運動集結的場合，有因形勢判斷能力不足、有因合作默契不佳、有因內部溝通不順暢…使得行動收效不如預期。1997年菅芒花學運，即是一個顯著的例子與典型。

菅芒花學運的參與者，輔大「黑水溝社」幹部丁穩勝在一年後描述，菅芒花學運當時各個學運社團聚集在廣場上的狀況：

學運性社團在彼此毫無默契（甚至連對方是誰都不知道），沒有明確共識的情況下將整個行動的詮釋權與決定權拿下，急於把當時的政治要求（連戰下台）轉向社會（女人半邊天），卻拙於處理轉化時所面臨的困難，使之淪為跳躍，加上學運性社團對於行動內容的想像與如何收場的預設並不一致且產生歧異，造成了整體行動凌亂與無力的呈現。（丁穩勝，1998：8）

1998年3月，曾經參與去年菅芒花學運的學運團體，主要以「四校例會」的成員和中部東海的學運團體為主，在台北林口舉辦了一場兩天一夜的「學聲運動—論文研討會」，將一年來對於菅芒花學運的檢討、學生在社會運動甚至政治參與的心得、未來學運性社團的角色與聯繫等等議題，進行理念上的交換、辯論與激盪，並對於反高學費運動做為一個邁向階級運動的跳板的可能性進行評估。活動結束後，並在一連串的校際討論與溝通後，擬出了學生反高學費運動的策略與節奏，從而產生了「418學生教春行動」，以「反高學費聯盟名義」到教育部前抗議，4月30日在行政院前抗議，並參與當年五一勞動節的工運遊行，使得「反高學費」的議題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廣大迴響。事實上，在這之前北部數個學運社團即相互串連，於3月6日在台北新莊輔大校園內舉行「聖美善真--反高學費」[2]遊行，為反高學費運動打響口號。這一連串反高學費的行動，使得「反高學費」成為北部學運重要的跨校性議題。而在2000年之後，又增加了數個關注學費議題的跨校性學運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