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大學校園空間運動四論之二：
吹浪之鯨--校園社區運動與「批判性地方智慧」的形成
2003年東海保衛戰
2003年10月，媒體報導，為解決工業區的交通問題，台中工業區廠商向市政府提案，興建穿越東海大學校園的聯外道路。計畫中的道路共有三個方案，其中一案計畫要穿過東海的路思義教堂。
消息傳出後，東海學生立即在校園內擺設攤位，號召同學以連署方式反對此一荒謬的提案。「為了工業區的利益，就可以犧牲東海大學全體師生的利益嗎？」憤怒的學生在文宣上質問。
學生的行動一波接著一波。10月30日，東海大學五個學生社團組成「網路游擊隊」，傳送了數千封的反對開闢道路穿越校園的電子郵件，塞爆台中市府多個局處的電子信箱。11月4日百餘名學生在校園內舉行遊行，喊出「愛台中，請別傷害東海」、「砸錢幫財團開路，沒錢救大眾運輸」等口號，要求市府以建立大眾捷運系統，取代粗暴的聯外道路方案，來解決工業區的交通問題。
11月5日東海學生會聯合各系學會，在校園內舉行公投，就市府提案希望開闢穿越東海校園的聯外道路一案，讓同學們圈選贊成或反對意見。共有八千九百人參與投票，總投票率七三‧六一﹪，創下東海學生自治史上最高的投票率。其中反對票八千八百四十人，贊成者僅二十六人，另有三十四張無效票。東海學生以近乎一致的聲音，表達了堅決捍衛校園完整性的決心。
在「2003東海保衛戰」發生的過程中，整個東海大學校園師生還有校友，自動自發地，各司其職的主動參與。從發動連署、簽名、在校內持續開說明會的的學生社團、舉行公投的學生會、持續在媒體論壇發表文章的校內老師和校友、提供學生關於都市計畫相關知識的教職員，以及學校校長和主秘在媒體上的發言，並意有所指的表示「學校不太希望學生有過度激烈的行動，但除非台中市府明確承諾停止聯外道路開發，否則校方沒有權力阻止學生的抗議行動」。這些行動者的社會位置都差異甚大，彼此間也沒有甚麼協調，但是隱隱然之間又有某種行動默契，產生了巨大的「分進合擊」的力量，
這種默契的形成，理由也很簡單，因為東海這方面的運動經驗太豐富了，從1987年開始，東海大學校園內就持續性發生關於「校園規劃問題」、「校園空間問題」的學生運動或爭議事件。比較著名的事件有：1987約農河事件、反電鍍廠事件、1988新宗教中心事件、1990第一次相思林事件、1992-1993 綜合大樓事件（或稱：第二次相思林事件）、1993第三次相思林事件、1994農牧場事件、德耀路大石頭事件、1996科技大樓事件、1998小惠事件、1999「118事件」、1999-2001的V大樓事件、2000校門口改建案、2001東海宿舍床位不足事件，接著兩年好像沒甚麼事情，但是到了2003年又發生了這起「東海保衛戰」。然後是在關於東海牧場興建「第二教學區」的爭議和討論一直持續到2005年，再有聲援校門口「榮總社區聯盟」的「反東大路拓寬事件」，幾乎平均每兩年到三年就會一個關於校園景觀/空間的議題，在東海校園內發生。
從「未竟的探討」到持續性的校園空間運動
為甚麼在東海校園內會持續性的發生以「校園規劃」、「校園景觀」為議題的學生運動？很多人可能會說那是因為東海校園景觀很漂亮，包括東海大學校方都這樣子解釋：「東海校園林木扶疏，人文氣息濃厚，根據統計，第一志願選擇東海的學生，百分之四十是因為本校具有美麗的校園，學生對校園景觀的規劃也因此有較強烈的意見」（東海大學研究發展處，1998：38）。
不過台大和清大的校園，也早為人所稱道，並和東海一樣成為台灣著名的觀光景點。台大校園建築還擁有比東海更悠久的歷史，及足以和東海校園的「中國文人」風格分庭抗禮的大正式巴洛克建築風格。但如同東海師生對校園景觀強烈的關心的現象，在這兩所學校中卻不多見。
如同前文所述，在1970年前後，東海大學校內由於美國「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逐漸削減，及而完全撤除對於東海大學的資助，使得東海校園內部發生了一個我稱之為「未竟的探討」的關於東海校園發展方向的爭議。這個爭議的過程和結果，對後來東海大學的發展，和校園文化環境產生了極深遠的影響。而在這個持續數年的爭議、討論的過程中，東海校園景觀成為很重要的討論媒介，因為要談校園發展方向就要爭執校園的教育理念、創校理念，這都是很抽象的東西，但是由校園景觀來討論卻是很容易的，特別是東海的校園建築，在設計時就蘊藏了創校者對於教育的理念，所以校園景觀經常成為東海校園內爭執、討論校園事務的起點的主題。
從1972--1982這十年間的「東風」雜誌（東海人文批判的象徵和代表，許多出身東海的作家學長，例如楊牧、許達然都出身自這個社團，不幸於2001年宣布倒社）內容來看，幾乎每一期的專題都在談東海的發展和變化，每一期也都會談到校園建築和景觀。從這個角度來看，東海人之所以常常會為了「校園景觀」產生各種衝突、爭議，是因為校園景觀對東海人很重要，而不是，不只是「她很美麗」，美麗其實是很主觀的東西，但是東海人習慣從校園景觀出發，很客觀的，由小而大的，去談創校理念、校園發展甚至去談整個高等教育的理念是甚麼？整個學校和台灣社會的關係是甚麼？一談再談的結果，有些東西不知不覺就被確認下來，例如：路思義教堂的地位、全國最美麗的大學…之類的東西。在70年代這些東西還只能用談的，用文字批判或討論。到80年代末期、90年代台灣的社會政治開放了，東海校園師生就採取更實際的行動，干預校園環境的變化：開公聽會、出海報、甚至是遊行抗議…。這其中發生於1990年，一直持續到1995年的「相思林事件」，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運動的歷史記憶與社區認同
東海校園空間運動雖然運動時間橫跨近十五年，而且每次事件針對的對象都不太一樣。但是每次事件發生時，過去的事件總是不斷的被重述。例如1996年「科技大樓事件」中編印的《校園規劃，停、看、聽》手冊，在「118事件」後編印的《從相思出發》的小冊子。包括2003年抗議台中市政府的「東海保衛戰」發生時，在印行的文宣以及公聽會活動中，過去校園空間運動以及校園景觀變遷的歷史都不斷的再被重述。
另外各次運動的策略，也多少隨著之前的歷史記憶和當時的社會環境而有所繼承或調整。在早期的「約農河事件」、「新宗教中心事件」中，主要是透過海報抗議、發行「地下刊物」的形式進行，這和當時高壓的威權政治環境有關。由於當時還是政治高壓時期，「東潮」等地下社團，為了避免校方的處分，採取單線聯絡、秘密行動的方式，只能對學校的決策進行抨擊，但很難做到學生力量的整合與行動的反思。一直到1989後，由校園民主化的浪潮，才使得原來的地下抗議組織可以正式地上化。
1990年的「相思林事件」，開啟了東海校園內抗議遊行的先河，此後凡是遇到重大校園空間爭議，在文理大道上遊行，就變成了抗爭的慣例。接下來的「綜合大樓事件」事件（第二次相思林事件）中，同時學校為表現決策民主化建立的「公聽會」機制，成了學生和校方進行抗爭的空間。而在校園刊物上展開的各種論戰，也為了東海校園運動奠定了豐富而深刻的論述基礎。例如：1990年因為相思林事件引發的歷史系郭紀舟和政治系孫治安，在「東海新聞」上的關於「東海是誰的？」論戰，深刻的討論了關於學生自治的界線、民主的實質內涵以及知識份子在社會中的角色等問題。1992年因為「綜合大樓事件」，校內社團「人間工作坊」和「濁水溪社」的論戰，則討論到關於科技（專業）、官僚與民主決策的關係的敏感問題。
從1990到1994年，五年的相思林事件抗爭經驗，使得學生們思考到必須轉換行動策略以吸引更多同學參與。因此在「德耀路事件」中，學生採取了「彩繪德耀路」的頑鬥主義（vandalism）對校方決策進行抗議。
1999年的「118事件」中，在校長室「等候」校長12小時，可說是東海校園空間運動中，頭一次出現以「空間佔領」為手段的抗爭。這個形式激烈挑戰到校方行政人員的權威，引起當時各媒體注意，對學生晚間的集結產生很大的效果。
而在2003年的「東海保衛戰」中，整整一個月的抗爭中，幾乎是各種手段用盡：海報、連署、說明會、跑宿舍、遊行還有公投，讓「東海東海保衛戰」成為整整一個月內中部媒體的焦點。在這些策略的使用中，包括文宣內容到遊行路線的規劃，我們都可以看到過去運動行動模式的挪用。相較於建基在過去運動歷史上，東海師生多變而彈性的實踐，台中市府和工業區廠商在「2003東海保衛戰」中的反應，儼然像隻恐龍。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東海「社區型」大學的特性，以及校內大一全體住校的傳統，參與運動的學生多半會花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在進行校內同學的宣傳和組織。例如在2003年的「東海保衛戰中」，發起行動的學生社團，幾乎是每天晚上，有計畫的輪流跑各宿舍發文宣，在校內舉辦「說明會」。這和一般台北學校學生，往往把運動的重心花在媒體，以及中央機關前的抗爭活動，有些許的差異。
同時，圍繞著校園景觀的論述和過去的運動經驗，不同的個人和團體建立起一個聯繫的網絡，結合參與者原有的人際網絡，形成運動動員的社區網絡，也加深了校園社區認同的形成。過去的歷史經驗，不但成為現在動員的基礎，同時透過歷史的反省和對照，幫助參與者在運動過程中進行學習。這種歷史記憶的建構，和運動動員經驗的累積，正是十餘年喧喧嚷嚷的校園空間運動，為東海大學的校園文化創造的最大資產。
...在日常的都市生活中的都市問題與危機，是社區動員的必要元素。有些社區短期的挫折也不表示長期必然失敗。學習能力與集體經驗創造了「批判性的地方智慧」(critical local l wisdom)或文化氛圍之空間。…這種地方文化的氛圍並不只是一種限制人們的可能性的結構性條件而已，而是積極主動的人類作用者的土壤。（夏鑄九，1999）
東海大學師生對於校園的社區意識，並非是透過國家資源灌注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而產生的，而是在1970年以後的大量關於校園景觀論述，以及1990年後持續的校園空間運動的動員、爭執、反省的過程中，一點一滴地累積出來的。這使得這所大學，有著和台灣其他大專院校，很不一樣的「社區」性格。在2005年12月24日的平安夜，部份東海大學師生，因為擔心12月27日內政部都委會，會通過破壞東海校園的聯外道路案，在校內發起「平安夜，守護東海」遊行。只用不到一星期的校內宣傳，在萬眾狂歡的耶誕夜裡，竟聚集了兩百餘名的學生參與，從東海大學校長室一路遊行到校長公館前，要求校方對外表達嚴正反對「開闢聯外道路」的態度。連發起遊行的學生社團，都對遊行的參與人數如此眾多，感到意外。如果不是從在長遠的歷史過程中，形塑出的「社區意識」、「批判性的地方智慧」的角度來理解，我們就很難理解這樣短但又有效的動員，是如何促成的。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東海大學校園師生的「社區意識」，似乎仍存在著很多限制，例如：無法放大視野望向校園圍牆外，以致無法和校外的社區進行連結，同時從關於歷次校內興建新教學大樓的爭議過程來看，這個運動也一直無法有效處理校園內部的矛盾和分歧。不過
...內部的分歧，以及社區建設的動力降低，都是社區本身亟需克服的自我障礙。這有賴於社區組織成員的反思性/反身性的自覺能力，以對話與溝通化解不必要的的分歧…社區運動才有可能再次升級與轉化…本來就需要深刻的反思/反身與自覺加以連結，這是台灣市民社會成長的關鍵能力。（夏鑄九，2000：）
很難斷定東海師生的反思性/反身性是否可支撐起轉升級與轉化校園運動認同的任務，這裡存在著一些希望，但也有許多尚待克服的障礙。關鍵在於校內是否可以在持續的空間運動過程中，重新定義「校園民主」，讓民主不只是一種權力和資源的分配，反而啟動一個持續的批判性教育歷程，促成主體間的對話與轉化。這最終指向在校內或校內外之間，建立起一個具反思性的「公共領域」。
在堪稱是比校慶還要重要的東海大學「平安夜」裡，熱情的東海學生正為著舞會的開幕而準備，卻沒有知覺到他們腳下的土地有一道長達兩公里半的圍牆。能在大度山巔、相思樹稍跳著火焰之舞的戰士們，卻從來也沒有想過要跳出那道圍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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