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按：這本來是我論文第十一章的第三節，後來覺得太像在自說自話，不太像在寫論文，因此將其從論文中刪除。本來後面還有一大段對自1970年以來的東海發展歷史的檢討，也就沒有繼續寫下去。現在貼在版上，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參考。
關於引用的《東風》第40期社論的內容，請參考前面一篇文章--1973年東風40期社論〈我們對新東海的期望〉）
今天的大學校園刊物的內容，要不是針對特定新聞事件的報導，要不就是校園周遭娛樂場所或活動的介紹，即使是社論也大都針對當下具體的問題作討論。類似像「XX往何處去」這樣巨大的題目，似乎已不再適合這個強調解構、差異、多元的時代。
不過至少在70年代的東海，或許是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還有學生刊物敢於討論這樣的問題。在1973年出版的《東風》40期的社論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他們嘗試回答一個從1965年以來，一直縈繞在東海校園內，為此產生過無數的爭執的問題—東海要往何處去？
在東風發表這篇社論之前，東海校方、教授會、學生都曾針對這問題提出不少意見。然而這一篇社論卻是東海學生首次對校園發展方向，在經過認真的反省之後，提出了一個完整而有系統的構想，並標舉這樣的理念，在當時環境的限制下，不斷的以文字論述的方式關心校園環境的變化。東風社在當時所提出的問題和標舉的方向，如同前面幾章所述，深刻影響往後十數年的校園空間運動，甚至到現在還是校內關於於未來發展方向問題爭辯的主題之一。
甚麼是「進步」？
這篇約2,500多字的社論，首先說明其建立「批判性」的基礎，即衡量一所大學是否有「進步」、「發展」的標準：
...我們對東海的期望是什麼呢？以環境科學作楔子，我們願意站在青年的立場提出兩個建構現代大學教育價值的方向：「大學民主化」以及「大學社會化」（《東風》40期）。
這篇文章認為物質環境、制度設施、學生人數，雖然經常被作為衡量一個學校「發展」的程度的指標，但是這都是有侷限的，而且沒有切中到問題的關鍵：
...真正的關鍵是東海如何能以一個現代大學的身份在現今世界的潮流和台灣現實的脈絡裡生存發展，只有以這樣的考慮，一所大學才可能對它所處的時代和社會做出有意義的貢獻，也才可能建立它本身的價值
...請讓我們謹記著大學的先驅性對社會的重要性，並藉此顯現出大學之社會性存在的價值，精神上的守殘抱缺，理想的忽視才是一所大學破落的根本（同上）
東風社所批判的以物質上的成就，作衡量進步、發展的標準的觀念，和60、70年代流行的「現代化」理論有密切關連。而東風社提出要以一定的價值和理念做為批判的標準的想法，也回應了當時整個台灣社會在「現代化發展主義」主導下，對社會發展想像的貧乏，也和目前許多所謂「務實」的觀點，形成了尖銳的對照。
然而以理念和價值做為批判的基礎，很可能引發的問題是：這會否只是某些懷抱著某種信念的信徒，以一種超越性的價值去批判另一組超越性的價值？然而東風社的這篇社論，在提出某種規範的同時，也嘗試把他們的規範基礎建立在和經驗與歷史的對話上，而非只是書生的空言或全然道德性的指控。
東風社提出要以「大學民主化」和「大學社會化」，做為建構現代教育價值的方向。但是之所以提出這兩個價值規範，並非只是人云亦云的高舉民主的道德措辭。這篇文章中考察了西方的科技、文化對台灣社會的衝擊，這種衝擊使得所有的制度和傳統，都處於被搖撼、被重新反思的情境中。在這樣的情境下，將批判的規範基礎完全建立在某種超越性的理念上，當然是更不可能的。因為在現代社會中不會再存在一個絕對客觀中立、不受批判、不受質疑的超越性基礎。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東風社如何能提出他們認為可以據以建構現代大學教育價值的方向呢？
...請容我們坦率的指出，本國社會要求教育民主化、教育社會化的客觀條件是早已存在了，只不過有一些人習焉不察，仍然封閉在傳統的禁忌而已。台灣在物質生活方面是是早已西化了，所以這些物質面的變化所帶來的文化上的改變，不論程度、型態如何，是一定會影響到我們社會的（同上）
東風社因此把其批判的基礎，建立在對現今社會客觀條件的分析上。認為不論我們是否願意，「西方」（以當前的學術觀點應該稱作：現代性）的生活方式，已經嚴重影響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因此「西方」（現代性）的價值批判，應也可適用於對台灣社會、東海校園的批判上。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東風社當時對台灣歷史和社會經驗的分析，其實是相當貧乏的。不過其試圖將批判活動的規範基礎，建立在與歷史/社會經驗分析的不斷對話，而不一廂情願的接受某種線性的歷史進步觀點，或是神話式的對過去黃金時代的想像上，這種態度在今天仍然是具有意義的。
同時在這篇社論中東風社仍然抱持著某種「啟蒙」的情懷，要求大學必須具有前瞻性，必須掌握社會前進的潮流，以在社會問題積重難返之前，提出改革和解決的方案。它要求對東海校園的改革懷抱熱情的師生，謹記著大學的「先驅性」對社會的重要，也因此這篇社論才會認為：「精神上的守殘抱缺，理想的忽視才是一所大學破落的根本。」
從之後連續數期的東風，不斷的以刊物專題或座談會的形式，對東海校園變化表示關心來看，這種強調大學對社會的先驅性的觀點，應該不是一種「菁英主義」。它要求的是有心的知識份子，應懷抱著某種對社會的理想和期待，並不斷的將其關懷和理念，透過各種方式和社會大眾作溝通，進行一個「批判教育」的歷程。從文中一直不斷的強調理想、價值與反省的重要性來看，東風社仍然相信，透過不斷的教育和理念傳達的工作，一般人是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逐漸提升其視野和能力，成為杜漢所說的民主社會的「主體」。
大學社會化與大學民主化
在說明「大學社會化」的意義時，這篇社論引用了過去中國的基督教大學參與社會的經驗：
...民國歷史上，所有大學對本國社會的參與可能要以金陵大學農學院最為認真以最為成功。這樣的精神東海要繼續發揚光大（同上）
所謂金陵大學農學院的經驗，指的是1930年代時，設於南京的的「金陵大學」，在進行農業方面的科學研究的同時，並透過農村教育工作，和農民分享其研究成果，並透過種種物質和非物質的方式對農村提供援助的歷史經驗：
.. 金陵大學發起了各種各樣的活動，包括組織了一個毛織中心，為由於絲織業衰退被解雇的工人提供了工藝機器，…匯集中國古代農業文獻，出版中國農業文獻索引，協助組織農民信貸合作社，分配或贈送農民各種農作物的種子、果苗、樹苗，進行各種森林、農業、農村的調查，其中最有名的是1929—1933年間進行的〈中國土地的利用〉，以及對華中、華北和華南一些地區的農場管理及其他社會經濟問題進行研究的〈中國農場經濟〉…並和金陵神學院合作開辦了農村識字班，以及為農村牧師開設農業、農村社會和合作社組織等課程。（杰西‧格‧魯茨，1988： ）
和1970年代的東海大學類似，當時金陵大學之所以會這樣做，乃是因為在當時中國的基督教大學陷入了困局，必須重新反省教會大學在中國存在的意義。而當時他們得出的結論是：
教會大學只能通過最好地為中國社會服務而達到最好地為基督教服務（前揭書）
在這樣的理念指引下，包括金陵大學等學校，投入了對其附近農村的研究、教育、援助工作，以為中國社會以及基督教做出貢獻。
1930年代的中國農村經驗，當然不可能直接移植到1970年代的台灣社會，不過東風社認為當時甫成立的東海環境科學研究中心，乃是在當下的情境中繼承金陵大學的精神的好例子。同時這篇社論也認為：
...社會化是一種態度、一種認識、一種莊嚴的使命；而不僅僅是一種形式。在一種為社會貢獻的心態下，即使運用目前的資源面對目前的限制，大學的知識及人力仍可以作富有創造力和想像力的結合（《東風》第40期）
而在「大學民主化」方面，對於「民主」這個從五四以來，中國的知識份子乃至政客們都朗朗上口的措詞，這篇社論認為
...我們所要指明的，只是它的一個性質：這是一個心理建設的問題，不能認清時代的特質、潮流的導向、先進的經驗、問題的根本，不能覺悟到青年對現存制度的反省、教育意義的寄託，任何民主化的形式都不會具有意義。（《東風》第40期）
所謂認為民主是一個心理建設問題，強調其中教育意義的寄託，其實明確的指向將民主視為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培力，而不只是權力、資源的合理分配方式而已。這段話宛如預見了後來東海「校園民主」的問題：如果沒有考慮到這些種種的面向，「任何民主化的形式都不會具有意義！！」
但和80年代後的校方行政單位，一方面積極主導「東海學生會」的成立，同時又在歷次校園空間運動中，屢屢指責學生破壞校園的和諧寧靜不同。這篇社論認為學生對校園事務的積極參與，特別是對校園景觀問題的關心，一直是東海校園優秀的傳統的一部份：
...試回想同學們以往針對諸如校景的破壞，圖書館開架制的維護，榮推會的地位等等問題上反應出來的對於學校的關心，在國內是很少見的，十二年前榮譽制度的發起可說是學生與學校打成一片的最動人的例證。這是東海創校時代特具的風格，是至今猶影響及東海的校風，是至今猶令人津津樂道，引以為傲的。（《東風》第40期）
因此至少在當時的東風社眼中，對校園公共事務，特別是校園景觀問題，進行持續的爭執和討論，一直是東海校園文化傳統的一部份，而非是在蓄意「破壞校園和諧寧靜」。事實上如同這篇社論的前面數段所說，大學應該是感受整個社會的衝擊和變化最大、最早的地方。因此當整個台灣社會都處在巨大的衝擊和波動的時候，如果校園還可以保持它的寧靜和諧，就表示這個學校已經失去了對社會的「先驅性」、「社會性」存在的價值意義。隨之而來的，將是因為理想和價值的殘缺而帶來的破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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