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是誰的？
「相思林事件」發生後，校園內出現各種關於事件討論的聲音。除了東海校方不斷強調決策的合法性、公開性，並對部份學生偏激的行動表示「遺憾」外，也有校內學生認為搶救相思林行動雖出於愛護校園環境，但是行動太過激烈，熱情淹沒理智，焦慮化成莽撞，忽略了對當時決策過程的考量，破壞了校園的師生倫理。
其中政理所三年級研究生孫治安，發表在1990年9月份的《東海新聞》上的〈東海是誰的—對最近校務問題之省思〉一文，指責參與「相思林事件」的學生提出的訴求，忽略了東海教學設施不足的問題根源，來自於教育部對私校經費補助的限制，而非特定個人的辦學方向或領導方式的問題。同時這些學生對於學生和學校間的關係也有錯誤的理解：
學生與學校真正的權利義務關係，在於知識的傳授，學生交了錢，為的是學習，享受優美的校園景觀只是附帶的。對於師資、教學設施，學生應有較大的建議權，甚至參與決策。但對於校地變更、籌措經費等，則只應站在監督、溝通的立場，若也要參與決策的話，未免有點「喧賓奪主」了（孫治安，1990a）
孫治安的文章刊出後，校內大度山社立即在社團刊物《大度山》上提出批評，刊出由周盈成執筆的〈東海到底是誰的？〉的文章中。
〈東海到底是誰的？〉一文刊出後，孫治安又於12月份的《東海新聞》上，發表〈另一個角度看「東海是誰的？」〉（東海新聞第23期，1990.12.22），對大度山社的文章做出回應，認為不能用政府和人民的關係，來想像學校和學生的關係：
學校並不如政府一般為全民通過所產生，而是由主辦者依其理念或需要來成立，因此校方自然是名義上的擁有者，不然我們為何要區別「公、私立」學校？但這僅意味著校方在行政方面可享有近乎絕對的權力，對其於知識傳播或學生生活，便不該有管轄之權（孫治安，1990b）
大度山社並未針對此文進行回應，但是另一個異議性社團--人間工作坊的社員郭紀舟，在《人間札記》第4期上（人間札記第4期，1990.1.16），以〈你的名字叫人民〉一文對大度山社和孫治安的辯論提出批評。
郭紀舟要求從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的角度，來看待所謂「東海是誰的？」的問題。即從所有教育制度與資源，是不以校園主體—師生的需求為考慮中心的觀點去思考，而不是以形式上的參與決策權力的多少去作分析。
郭紀舟借用了拉克勞(Ernesto Laclau)以及穆芙（Chantal Mouffe）的理論，認為從把『校園民主』做為學生運動的抗爭場域來看，要探討校園是誰的，則必須細緻區分抗爭場域內各角色配置的從屬關係，政經結構式的理解方式來看校方、行政人員、教師、學生的社會位置，構造出關於校園的整體圖像。
「東海是誰的」不能泛談主體-師與生的權限範疇，應當注意「宰制集團/主體』內的意識形態矛盾（郭紀舟，1991.1.16：2）
類似像「全體師生」的號召，都必須要注意到背後的意識形態的「召喚」作用。而校園知識份子的任務，即在於透過意識形態的接合工作，和校內外不同的群體（被宰制集團）結盟，建立對抗校園宰制勢力的「（反）文化霸權」
（郭紀舟，1991.1.16：2）
郭紀舟批評孫治安：對學生的角色自我設限，視學生為「學習」的角色，完全內化了主流權力集團的宰制想像。對於大度山周盈成的論述，他批評只停留在要求學校以「一種更公開、更民主的方式」讓師生參與校務，卻沒有進一步闡述校務公開的形式，與民主的內容所圖現的具體制度是甚麼？在支配體制的運作下，體制的修改始終是欺騙的，即使是民主，也不過是投票箱式的民主而已。
孫治安馬上在《東海新聞》24期上，發表〈學術的歸學術，人民的歸人民—並答你的名字叫人民〉對郭紀舟進行回應
最近很流行一句話---「學術的歸學術，政治的歸政治」。我們所需要的不僅是此。還須讓「人民的歸人民」？如果中國的知識份子肯放棄他們的使命感，不再將關懷社會的責任「壟斷」。讓人民自己站出來提出他們的要求，那中國的民主之路可能就不遠了（孫治安，1991年3.22）
孫治安和郭紀舟兩人針鋒相對的辯論，引起了當時第3屆學生會新聞部編輯的興趣，在分別跟兩方聯繫之後，於《東海新聞》第25期同時刊出兩人進一步的論辯與回應。
在該《東海新聞》中，郭紀舟以筆名「救濟船」發表的〈知識學生與人民民主—簡答「學術歸學術，人民歸人民」〉，再度強調校園事務無法被抽象進行學校/學生的劃分：
就以「大學自治」來看，學生與學校是息息相關的整體，所有的校園生活都離不開校園內任一主體，舉凡宿舍、餐廳、校園、社團、上課、歐遊旅行…，都無法分裂成學生歸學生，校方歸校方的明顯切割界線。
並對「人民民主」的概念進行釐清，認為人民民主是一種對於現有以投票為中心的形式民主的批判：
人民民主絕不等同於哪種一人一票的投票式民主，把人民的意見割裂成只是贊成和反對。而人民民主聯合的契機就落在知識份子身上
同時批評孫治安要求知識份子放棄對社會的使命感的提法，在分析上混淆了不同的歷史情境，在政治效果上等於在鼓勵校園和社會疏離：
把中國傳統士人提出來當「封建的殖民式思想」、比附人民民主的知識份子，然後要求知識份子不要再壟斷關懷社會了—這樣企圖混淆知識份子在各時代不同進程的發展規模，不經意地或刻意漏調歷史條件的不同階段的因素，其中隱含著呼籲知識份子（學生）用不著太關心社會（校園）民主的改革工作，已成為自由思想的法西斯了！
孫治安也以筆名「Untouchable」發表〈再論知識份子與中國社會-並答「知識學生與人民民主」〉做出回應。他批評強調郭紀舟強調知識要走入社會、走入民間的說法，會使得實用性和社會關懷壟斷了學術發展，讓與現實無關的學術、技術受到人們的忽視，妨礙學術發展。同時考察歐洲民主運動的歷史，知識份子並非實際執行社會改革推動者的角色：
和平的革命往往是藉助掌握實際政治經濟實力的工商階級來加以推動，知識份子最多能以旁觀者的角色來建立理論，提供建議，甚至像近代民主思想的先驅者—洛克便是以資產階級的立場來發表言論。事實上，那也應該是知識份子應該做的
他並批評郭紀舟一直強調的「人民民主」的概念太過理想化，又頗為主觀、虛幻，缺乏明確定義，無法變成具體的制度。同時在強調人民自主、各個主體平等的同時，又賦與知識份子特權：
同時一方面強調從生活底層的、人民自主的、各主體平等的民主，但是又強調聯合的契機落在知識份子的身上，不是又複製了知識份子自視高人一等的心態？
爭論的深刻意涵：甚麼是公共？甚麼是民主？
緊接著由於「綜合大樓事件」發生以及其他不明因素，這場關於「東海是誰的？」的辯論並未再繼續下去。但以現在的角度來觀察，特別是聯繫上後來東海校園空間運動實踐以及校園民主運作的問題，這場「東海裏的風暴」有許多值得深思和討論的地方。
整個關於「東海是誰的？」的論戰過程，環繞著兩個核心的問題而展開：
第一個是由「東海是誰的？」的題目所暗示的，關於學生參與校園公共事務的界限的問題，由此引發出對於校園的權力關係與社會關係的反省。這裡面其實是一個關於政治哲學上的公領域與私領域的界線如何劃分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主要是在郭紀舟加入論戰後，由於「人民民主」概念的提出，引發了關於「民主政治」的意義的爭論。其中做為論辯核心的，則是關於知識份子在民主運動中扮演的角色的問題。
就第一個問題來說，孫治安強調一個明確的、先驗的關於公/私領域的界線，由此推演出學校/學生事務的差異，而在私立大學中這差異可以用商品提供者/消費者的關係來比擬。因此孫治安認為學生有權對於於師資、教學設施提出建議，但對於校地變更、籌措經費等問題則沒有參與決策的權力。因為在現實中消費者只需關心商品的價格、品質的好壞，無權也無需介入商品提供者的資金籌措、經營管理等問題，這裡面暗含著古典自由主義傳統對私有財產權的重視：
一所學校的硬體設備、財產所有權是屬於校方的，而在其中的知識傳播則屬於全體師生的(孫治安，1990b)
對於孫治安來說理想的大學校園應是：校方、教授、學生各職所司，互不侵權，因此認為學生不宜過度干涉學校事務。但基於相同立場他也反對校方對學生事務的不當管理，甚至最好學校不要去對學生作任何生活管理。所以他也反對夙有傳統的東海「勞作制度」，因為學生應是交學費到學校受教，而清潔費、設備管理費用都在學費中無形支付了。私固然不能害公，公也不能假借教育之名妨害私人生活，從這個論點上來看，孫治安並不是威權政治下所謂「學生沒有完全的權利」的保守主義觀點的支持者，而是接近於古典主義傳統，甚至是諾席克等人所謂「最小限度政府」的自由主義。
但大度山社的周盈成、人間的郭紀舟則強調，公/私領域的界線應從具體的社會關係、社會實踐中去考察，而不能從私有財產、抽象的個人權利等先驗的規則去劃分。學校和學生的關係雖不能簡單地用政府和人民的關係來比擬，但也不是那麼容易簡單二分的，即使是用孫治安的市場模型也不可能。這裡面蘊含著自馬克思主義以降的左翼傳統，要求對事物進行歷史的、現實的、動態的考察，而不輕信任何非社會、非歷史、形而上規定的立場。
郭紀舟又充分發揮了傳統左翼「不只是解釋世界，更要改變世界」的實踐精神，而以拉克勞和穆芙的理論為武器，認為學生更應該積極的挑戰既存的權力關係界定下的公/私、學校/學生事務的分野。而「學生自治」、「人民民主」則是做為團結學生力量以對抗校園宰制集團的接合論述。這使得後來的辯論中，郭紀舟和孫治安開始針對「民主」的意義產生爭論，論戰主軸開始由第一個問題滑向第二個問題。
對孫治安來說，民主意味著一種「物各付物」的狀態的達成，不同的群體在清楚而合理的規範下，進行權力和責任的分配，彼此互不干涉。但從郭紀舟所借用的拉克勞和穆芙的理論立場來看，民主做為一個戰場的意義，可能遠大於其做為一種理想狀態和規範的意義。因此「人民民主」的概念也只能是批判的、永遠未完成的計畫，而非是一個清楚的、明確的制度藍圖。
因為強調民主政治的動態、衝突的層面，郭紀舟要求知識份子應積極介入社會內部的反宰制集團的鬥爭中，並執行接合不同反宰制群體的作用。但就孫治安的立場來說，這是破壞了民主政治追求人人平等的價值，賦予知識份子凌駕於各個社會群體的位置。
孫治安和郭紀舟都同意知識份子具有反省、思辯的職能，但不同於郭紀舟的是，孫治安認為知識份子應充分發揮其職能，在政治社會改革中擔任觀察者和建言者的角色，而非直接參與社會鬥爭。知識份子應該要放棄擔任「群眾代言人」的角色，要讓人民自己發聲、自己提出他們的要求。這裡面隱含著來自20世紀極權主義歷史經驗，對任何訴諸「普遍意志」的事物的戒懼。
從古典自由主義的立場出發，孫治安以市場行為的想像，劃分出一個清楚的公/私領域的界線。而其理想中的校園民主，即是在這個界線的規範下，學校與學生各盡其能互不干擾。而知識份子在社會改革過程，應擔任觀察和建言的角色，讓人民自己發聲行動。
而從左翼的思想傳統出發，借用拉克勞和穆芙的「後-馬克思主義」思想中，對於社會運動和權力關係的敏感，郭紀舟認為這個公/私領域、學校/學生的界線，永遠都是既定社會權力關係下的產物，處於不斷變動的狀態中。「校園民主」、「民主政治」的內容需要具體的社會運動的過程與結果來填充，沒有辦法事先給予先驗的界定。唯一能夠肯定的只是受壓迫群體，以「民主」的理念和制度為戰場，改造既定社會權力關係的批判與實踐。知識份子則應在民主運動過程中擔當積極接合、協調不同受壓迫群體，建立反宰制集團的聯盟的角色，而不能「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
雙方的盲點
關於公/私領域的界分、民主政治的意涵乃至知識份子在民主運動中的角色，不只是在東海的校園民主實踐中，一直到2003年總統大選、關於公投的爭議都是台灣社會十分重要的課題。不過從後來東海校園空間運動，校園民主實踐的情況來看，雙方力的論辯過程中明顯忽略關於學生主體內部層次的問題。
就孫治安的立場來看，他強調應讓人民自己發聲，知識份子不應越俎代庖。不過問題是從歐美國家的實踐經驗來看，代議民主制的特徵反而是在極低的投票率，所顯現的人民不參與。尤其在東海學生政府運作的過程中，學生主體參與意願的低落，乃至議會頻頻流會，一直是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終於造成了校園民主實踐的崩潰。
從孫治安的立場或許會認為，即使學生政府運作不良，也是學生自己選擇的。但問題是：如果由於學生政府運作不良，使其對於學校妨害學生生活或權利的決策不能進行監督或阻止時，這樣的情況應是要被接受或是採取行動阻止呢？而當異議性社團學生對此問題進行介入時，算不算是他所謂的「壟斷關懷社會的責任」、「賦予知識份子特權」呢？
郭紀舟的立場看起來賦予知識份子或是異議性社團，在校園民主過程中更積極的主動性，但明顯分享了當時台灣社會關於人民民主辯論的侷限：忽略了人民團體內部的矛盾，也未提出在甚麼樣的情況下，不同的反宰制群體可以在甚麼樣的條件下進行合作。在《人間札記》第4期中，沈發惠雖有提出以「反對資本主義」做為不同群體連結合作的基礎的論點（沈發惠，1991）。但比較像是道德姿態的標榜，而缺乏具體的歷史社會的分析。
尤其是放在東海校園中，就算承認東海校園的問題是由於資本主義運作問題所引起，但是由此仍然很難說服：女研社、環生社、乃至校園內不同的自主性群眾加入反對宰制集團的聯盟中。而這正是在「相思林時期」結束後，異議性社團所要為之苦鬥、思索許久的問題。
這些被忽略的問題，在當時看起來似乎無關緊要。然而後來的歷史證明，正是這些被忽略的問題，深刻地決定了東海「校園民主」實踐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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