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學了，幾乎有一半以上的同學排在往「豐年路」的隊伍上，一路嘰哩呱啦玩回家。母親說我們都是搭同班船來投胎的，才會有緣編在同一個班上，而且大都密集住在「孝坊腳」附近。
「孝坊」指的是那座清朝留下來的四根柱子的貞節牌坊，我和其他同學都只知其名不知其意，倒是玩一二三木頭人時，當鬼的就會把手搭在牌坊的石柱上閉著眼睛數一二三，再迅速回頭抓還再動的人。或者玩踢銅罐仔、單手相殺和尪仔標等遊戲時，幾乎都會以那座貞節牌坊為中心輻射散開；有時輸得不甘願的人起屁面，會就近從旁邊的炭丸池抓一把炭泥往對方臉上一抹，等雙方交戰開來，正在做炭丸的阿英她老爸就會雷公般大罵一聲：「猴死囝仔，你們是欠修理哦？」嚇得大夥腳底抹油各自溜回家避難。
那條狹長的豐年路，從路口的大同街算起，穿過我們住的孝坊腳，過了新北投支線的鐵軌和養著番鴨的番仔溝，跟淡水線火車平行的就是豐年路二段，到此都是我們班的勢力範圍。再過去則是由日據時代的跑馬場改建的政工幹校，那些軍眷們住的是幾乎戶戶都有庭院的婦聯三村，他們的子女也全都集中在我們隔壁的九班上課。但很不幸的偏有幾隻漏網之魚，在我們八班掛單，因為勢單力薄，不但不敢檢舉我們講方言，還瞞著老師偷偷跟我們學著不輪轉的閩南語，成為我們班同學之間既私密又有趣的課餘消遣。
在那個沒有鐵門鐵窗又物質缺乏的年代，一到白天，幾乎所有的大門小門前門後門，隨時都洞開著歡迎人來串門子。而我們這群左鄰右舍、頭前後壁都是同班同學的渾小子，更是肆無忌憚的到處出沒，不是相約去某某同學家做功課，就是蹲在誰家的門庭前用橡皮筋射蒼蠅蚊子和螞蟻，或者一邊跳房子、一邊看阿玉她老爸做舞獅的獅頭，瞧他用沾漿糊的四方形棉布一層一層的貼在略具雛形的獅頭上，不疾不徐的工作著。等過一陣子，那貼好白布的獅頭陰乾了，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具活靈活現的獅頭被他用油漆一筆一劃的勾勒出來。
其次我還愛看阿秋她家二樓的陽台，因為那是用我們北投出產的大型瓷器花瓶砌出來的欄杆，每一支造型、花樣都不同，五彩繽紛，真是好看極了。而且她老爸開的是大型卡車，每天傍晚停在她家門口，就像一頭守護著城堡的噴火巨龍，比起旁邊我老爸那台租來的三輪車，簡直神氣無比。
美麗的城堡對面是棟古老的瓦厝，前落住著三戶人家，隔著天井和廚房，後落住著我家和阿姨兩戶，最後才是大家共用的便所跟豬槽。阿義是房東的小外孫，就住在前落，似乎自有記憶以來，我們便玩在一塊，連上小學，學號也編在一起，他一號、我二號，彷彿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從小快樂的一起長大。
阿義的外婆在大同街經營一家「枝仔冰店」，他偶而會夾帶一枝冰棒給我，然後倆人再偷溜進去隔壁的文化戲院看「戲尾仔」。直到小學二年級的某一天中午，文化戲院突然冒出熊熊烈火，戲院老闆的兒子阿福正在上大號，迫不及待拉著褲頭哭著往外跑，我們都還很天真的笑他那副狼狽相。直到戲院化為灰燼，阿福他們全家不知搬至何處？我們才開始有點後悔，並且想念起這位同班同學和他家的戲院。
沒有了「戲尾仔」可看，便想盡辦法去同學家看電視。阿榮家算是我們孝坊腳最早擁有電話、電視和沙發的有錢人，但電話我們用不到，沙發上又都堆滿了洗好卻似乎從不摺疊的衣裳，他母親雖然熱情要我們坐，我們卻不知要將屁股放在何處？何況阿榮老爸較嚴肅，只要他一回來，電視就得關掉，假裝做功課，真是掃興啊！
還是踱步到萬春仔開的「土匪仔店」，站在門口眼巴巴的盯著玻璃瓶內的金柑仔糖與辣橄欖流口水，可是萬春仔的土匪目瞪得挺嚇人的，我們只好往回走，去瞧瞧阿華的小腳阿嬤擺在騎樓下的地攤。有一兩次她恰巧打瞌睡醒來，親切地叫住我們，然後打開玻璃瓶蓋，出乎意料的發給我們一人一顆糖，因為阿華手腳都患有輕微的小兒麻痺，她阿嬤希望我們多照顧她一點，我們口裡含著糖果猛點頭說好。其實我們心裡更可憐走路搖搖晃晃的阿嬤，還以為她小時候得過更嚴重的小兒麻痺，那雙腳才會萎縮畸形變那麼小。
玩累了，一身污垢和汗臭回家，卻往往會發現氣氛不對，原來是阿義母親為了我父母遲遲交不出來的房租而經常擺臉色給我們看。有時兩個正值青春年華的姊姊和紡織廠的同事相約出遊，偷偷躲在房間裡燙裙子，好死不死也會被彷彿長了透視眼的阿義老母發現，而破口大罵她們愛美浪費電，卻讓大家倒楣分攤電費。當然我母親一定表明我們願意出多一點，但她可是得理不饒人，刻薄的嘲笑我母親連房租都繳不出來了，怎麼可能多付電費？又諷刺我姊姊，這麼愛漂亮，何不乾脆去新北投應召站「賺」？此時如果我父親剛從夜市喝酒回來，一定惱羞成怒大聲臭罵得回音可以繞樑，當然阿義他老爸也會火速趕來助陣，眼看一場架就要開打起來，幸好早已驚動了左鄰右舍，甚至鄰長、里長等人都前來勸架或看熱鬧。而兩個姊姊則是淚眼汪汪，心情低盪，一點也不想出去郊遊踏青了。
面對阿義老母的勢利跋扈，只有我阿姨敢大剌剌開著房門燙她花團錦簇的旗袍。母親說「姨丈」有錢，他老婆在新北投開有牌照的應召站，而阿姨是他的細姨，每隔幾天，那位很少露面的姨丈會搭著「限時專送」的摩托車來阿姨房間過夜。後來姨丈嫌這裡人多嘴雜，乾脆買棟樓仔厝將她金屋藏嬌起來。
有一回，阿義姑姑來作客，特地送他一打月光牌鉛筆，我見了既眼紅又羨慕，低頭看著自己鉛筆盒內那兩三枝又禿又短的鉛筆，眼珠一轉，趁阿義不注意，順手偷了一枝。當天下午阿義約我去前廳一起做功課，我因為心虛，堅持一個人留在後廳寫作業。過不久，阿義哭著跑來問我有沒有撿到一枝新鉛筆，我當然說沒看到，但他不信，要檢查我的鉛筆盒，我堅持不給他看，還關起門趕他回去。而我始終也不敢動用那枝鉛筆，一直藏在床底下的餅乾盒裡。
直到我父母和他爸媽累積了許多不愉快，我們決定要搬家，我才將鉛筆偷放在他家的箸籠裡，讓他老爸把筆當筷子吃飯，氣得狠狠地敲阿義一腦袋。我雖然有點過意不去，但看到阿義被打還那麼高興，跑來告訴我鉛筆找到了，不應該一直誤會我。其實我心裡老早笑翻了，毫無疙瘩的叫他要常來我們新家玩。然後我們就搬到鄰近新北投支線的和平路後落，上學先是沿著鐵軌走，再接豐年路到北投國小。很快的上一代的恩怨早被我們拋到九霄雲外，我和阿義又恢復了知己般的情感，經常下課就相約到處去玩。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興沖沖地要找阿義去中和禪寺看人拍電影，聽說有上官靈鳳和石雋在那裡吊鋼絲飛來躍去。孰知我才走到阿義他家隔壁，大老遠就聽見他母親一邊拿藤條打他、一邊警告他不准再和我交往。我小心翼翼的背靠著紅磚牆，聽他母親用嚴厲的言詞，批評我是歹父歹母生的歹子，只會帶壞朋友，一點出息都沒有。
當場我眼淚就不爭氣地洶湧上來，同時為父母受辱而憤恨不平，但我還是強咬著牙、硬忍著淚，一步一步堅強卻又艱難地走回家。我向自己發誓，今後再也不走那條「顧人怨」的豐年路，而改走路程較遠的中央北路上學。
於是放學我也改排在中央北路的隊伍上，跟志群他們幾位外省同學一路嬉笑怒罵玩回家。
但過不了多久，我還是經不起毫不知情的阿義和阿榮他們一再邀約，一起遠征小坪頂靶場去挖彈殼，或跑到基隆河畔漁船上玩，有一回差點落水溺斃，回家分別被父母打得渾身腫痛淤青，還被罵是否要趕搭同班船去投胎！隔天上學，當我們互相比較彼此身上的傷痕，彷彿比較著誰最豐收，很自然地我偶而又回到豐年路的隊伍上，一路手舞足蹈進行我們的孝坊腳豐年祭。
本文獲 第四屆台北文學獎 散文類 市民寫作獎(2001)
原刊二００二年一月十八日中央日報中央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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