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眼 留學台灣返回故鄉，去了上海再回來，當了一年半的記者，嘗試換一雙眼睛看馬來西亞。

158愛的鼓勵 5訂閱站台

　　政府規定申請師訓華小華文組教育學士課程（PISMP）的學生必須具備「中國文學」成績，這不是很好嗎？簡言之，讓教授中文的老師擁有更深厚的文化底蘊，以及閱讀的習慣和人文價值關懷。

 

　 　大學的五年生涯我都在台北市中心裡渡過。下了捷運公館站，台大校門口對面是書店林立的溫州街，屈指一數便計有誠品書局、秋水堂、南天書局、唐山書店、女書店、茉莉二手書店等等，不一而足。書店之間穿插著靜謐的咖啡館，不時有三倆大學生趁著課堂空隙推門而入，站著看書，或買了書坐下喝杯咖啡，作更深入的閱讀。但回到南島後這一切都沒了。部分原因是南洋華裔「重商輕文」的風氣，更大的原因卻是為了「生存」。

 

　　今年七月當「中國文學成績」事件爆發後，馬青總團長兼教育部前部長魏家祥循例出來說話。全國六萬名報考大馬教育文平的考生中，只有約一千人報考中國文學（僅占其中的1.6%），這將使得華小華文組的教師來源遽減。在國內由小學至中學全線面臨華文師資短缺的情況下，「中國文學成績」很自然的被視為政府的大象和棒球棍，一邊打還一邊壓。但說真的，沒有教華文的老師，就沒有懂華文的學生。

  
　　著名的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馬斯洛在其「需求層次理論」中向人們說了個深入淺出的道理。人類的需求可分為五個，依序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會需求和尊重需求，最後才來到了自我實現。然而除了物質的改善和科技發展，國內「華社」實在看不出有走出最初兩個生存基本需求的徵兆。華校撥款依舊不足，政策上一有任何風吹草動便頓時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在「文學」和「生存」之間，只有傻子才會選擇前者（再說，從商顯然是南洋華裔的重要生存之道）。

 

　 　國民型中學畢業的我，對新出爐的教育大藍圖基本上沒有太多焦慮。一位同事趁著午休時間走過來和我討論這事，我的回答是：我感受不到「華社」面臨太大的侵略。除了增加華小華文節數和修改課綱（為提升國文水平），例如教育部透過租地方式將半津學校改為全津，並沒有設下硬性規定。同時，我也同樣對董總揚言發起罷課行動感到反感，認為延續多年的鬥爭方式究竟還是否適用？此時同事卻說，減少華校撥款、將政府學校打造成國內首選，加上《1956年拉萨报告书》以「国语为所有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作為最终目标，又該如何說？

 

　 　「如果這一些政策在華社的危機意識消失後延續，最後會演變成怎樣呢？」這話令我陷入沉思。我驀然發現，年齡上的差距造就了我們各自的經歷和體驗， 而走過了歷史長河的先輩們，在華教課題上更為敏銳緊繃，也看得更遠。時過境遷，如今誰又能告訴兩個不同時代出生的人該如何拿捏才是最好的選擇？

 

　　不久前，有位仍待在台灣的朋友告訴我他搞不清楚為什麼國內「華社」這麼反對「中國文學成績」。我說這很簡單，就是「生存」的問題，把眼睛放在台灣你自然看不到。在這個大前提之下，如果被犧牲僅僅是「中國文學成績」的話，也算是萬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