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晚報╱記者仝澤蓉／台北報導 2013.06.27
台灣的受薪階級好悲情！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去年有調升薪資的廠商僅占全體廠商總數的15.8%，這一比率是史上第3低，比起2000年網路泡沫化時仍有16%以上的廠商調升薪資，去年上班族的「薪情」真的很低落。
全面調升薪資廠商僅9.8%
主計總處今天公布受雇員工動向調查，101年國內景氣復甦力道仍弱，使得全年工業及服務業有調升薪資的廠商，僅占全體廠商的15.8%，只高於97年的10.9%和98年的11.9%。其中全面調升薪資的廠商更只有9.8%，未調薪的廠商比率高達83.8%，減薪的廠商則有0.9%。
面對物價節節攀升，薪資卻原地踏步，去年底前，經濟部長施顏祥曾經公開呼籲民間企業調薪照顧員工，但從主計總處統計數字來看，很顯然地，多數企業老闆都是聽聽就好，沒有當真。
金融保險業調薪比率最多
各行各業中，以金融保險業68%的廠商有調升薪資，比率最高，其次是電力及燃氣供應業29.6%。特別的是，資訊及通訊傳播業28.1%有調升薪資，是各行業中第3高，但是減薪比率達3.7%，也居各業之冠。
83.8%的廠商全年未調薪，主要原因是「本身營利狀況」，其次是「生產力及生產績效變動情形」；至於減薪的廠商，主要原因是「本身營利狀況下滑」，其次是「因應產業競爭，調整勞動成本」。
主計總處也公布101年2月工業及服務業廠商空缺人數18萬5528人，較上年同月減少1萬6000人，主計總處官員表示，空缺人數高表示廠商需要的人力較多，與前兩年空缺人數都超過20萬人相較，去年僅18萬5528人，顯示廠商雇用人力需求保守。
觀察站／談公權力？ 兩岸在「一中框架」中 累積互信
＊聯合報╱記者林庭瑤 2013.06.27
中共推動與台灣進行「政治對話」的攻勢，一波接一波，從「吳習會」進行國共兩黨的政治對話，「北京會談」進行民間學者的政治對話，到「兩岸軍事互信研討會」進行退役將領間的政治對話。昨天中國國台辦再提可討論「公權力行使」的問題，顯示更進一步，有意推進兩岸政府間的政治對話。
中國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昨天重述，中國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日前提及，兩岸在同屬「一個中國」的政治基礎上，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情況下，可以討論兩岸交往中實務部門公權力行使的問題。
與過去相較，中國願意面對台灣公權力行使的議題，乃至隱含接受台灣「互不否認治權」的原則，可說已有明顯改變。
不過，孫亞夫和范麗青表述的文字裡，都強調「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政治基礎，希望跟台灣討論的應當包括「一個中國框架」、「兩岸都是中國人的政治認同」。也因此，中國先透過雙方有交集的「公權力行使」問題，跟台灣談起來。
之前面對中國官方展開一連串促談壓力，馬政府以區分狹義和廣義的政治議題回應，將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視為當務之急，其中涉及簽證、領事探視權、司法豁免權的部分，屬於「低階的」政治議題，兩岸已展開協商。
至於「高階的」政治議題，馬政府都以台灣社會內部尚未成熟回應。
國台辦昨天拋出「公權力行使可以討論」的新議題，陸委會依然顯得被動，只重申「互不否認治權」，又說「兩岸互稱官銜問題」不必協商。看來雙方認知落差不小，進行對話的互信基礎還待摸索和拉近。
陸委會：客觀事實 可以不協商
＊聯合報╱記者林庭瑤／台北報導 2013.06.27
陸委會指出，兩岸在交流協商過程中，均已具體實踐「互不否認治權」的互動原則，在各自法律規範中也採取「互不否認」的模式來務實執行，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中國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說，隨著兩岸交流深化，兩岸兩會協議未涉及領域的公權力行使問題可以討論。
陸委會指出，過去五年多來，兩岸積極處理攸關民生及民眾權益福祉相關議題，並透過兩會平台協商解決涉及雙方公權力事宜，兩岸在交流協商過程中均已具體實踐「互不否認治權」的互動原則，中共已正視了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QE退場 中國首當其衝
＊經濟日報╱社論2013.06.27 05:14 am
美國聯準會主席柏南克表示將逐步退出量化寬鬆（QE）操作後，全球股市暴跌，美國國債市場賣壓湧現，國際金融市場波濤洶湧，中國經濟原本就面臨泡沫化及硬著陸的風險，這次更是首當其衝，必須密切觀察。
其實，目前聯準會持有的美國債與不動產抵押放款證券化債券已占其資產總額的91%，持有部位實在過大，月購850億美元債券的QE3與QE4操作，後繼乏力，不得不開始叫停。
同時，債券利率攀升，債券價格下跌的趨勢已顯，聯準會本身的資產出現虧損，尚在其次，若是持有美債者均急著認賠殺出，美國債券市場勢難維持，輕則可能導致全球美元資產的重新調整配置，重則有市場崩潰的危機，加以貨幣量過多，通膨預期因素隨時可能浮現，使得聯準會不得不仔細考量，種種問題讓聯準會進退兩難。
除此之外，美國經濟才剛剛露出些復甦跡象，是否會因為聯準會撒手，陷入再度衰退，也讓人擔憂。不過，這場美國引起的世界印鈔盛宴，似乎也因此而接近尾聲，只有日本在日股因聯準會消息而大跌時，日本央行總裁黑田東彥反而表示，未來每年將加碼60兆至70兆日圓繼續刺激經濟，有了美國的前車之鑑，不知日人將來如何退場。
最該留意的是中國。當美國聯準會正在放話要踩煞車之時，中國就已經先採取信貸緊縮的措施了。近日，在中國人民銀行的強力收縮政策下，中國的銀行開始鬧錢荒，流動資金極度短缺，一個月前，銀行拆放隔夜利率僅4%，現在已飆高到13.44%，只比1994年銀行打白條的時代略為好一點。真正的原因是從2008年到2012年中國的貨幣供給額M2增加了一倍；信貸總額與GDP之比由120%提高到200%。貨幣增加對實質經濟的影響減低，資金流向金融市場，各種信託、理財等報酬較高的金融商品，金錢遊戲出現，大幅降低了對銀行的依賴度。惠譽信評曾指出，去年大陸民間新增融資中，三分之二是來自於非銀行體系的放貸管道。
估計自2008年以來，中國的影子銀行規模擴大了四倍，約有人民幣20兆元，為GDP的40%。這次的信貸緊縮，一方面是貨幣政策的轉向調整，避免過度寬鬆所產生的後遺症；另一方面可能是要針對地下金融開始採取必要的整頓措施。
不過，這項措施適值中國經濟成長趨緩，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時刻，是否會產生不利的後果，頗令人憂心。尤其是上半年中國不少產業出現產能過剩問題，從汽車、鋼鐵、水泥、矽晶、鋁業、造船、平板玻璃、風電、太陽能產業、LED等產業都發生產能過剩。有的是因為過度投資；有的是市場需求減少；還有不少是在人民幣升值與工資上升的成本壓力下，出口訂單消失，而進入困境；更有的是在國際市場中低價競爭，產生貿易爭端，被課徵反傾銷稅等因素造成的。
這些產業多半都有融資問題待解決，其中有一些是國家出面補貼救濟，不少都向銀行借新還舊，茍延殘喘之中。這一波的信貸緊縮，預計會有頗多產能過剩的產業成為犧牲品，如何適度拿捏政策的分寸，頗為不易。
回顧1989年時，日本央行的新總裁三重野康上任，他認為當時的經濟泡沫傷害日本經濟過巨，採取了強勢的貨幣緊縮政策，將資產泡沫一舉戳破，日本的房地產與股市大跌，百業蕭條，經濟持續失落了20多年，無法回頭。美國聯準會如此的小心翼翼，放話測試，自然是怕求退不成反成災。
金融海嘯之後，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可以說泰半都是拜貨幣擴張政策之賜，現在如果要退場，似乎也要謹慎將事，妥為因應，畢竟對一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言，每一步都要穩紮穩打，才能走得更遠。
中國經濟疲局的新對策
＊經濟日報╱社論2013.07.03
中國經濟從2012年首季開始明顯走緩，全年經濟成長率低於8%，是上一屆胡溫執政十年最差的一年，步入2013年以後，亦無好轉跡象，第1季為7.7%，目前看來，第2季極可能更低於第1季。整個形勢，就是一個「疲」字 。
習李執政當局顯然對於這樣的態勢有了相當的心理準備，不想重蹈前一任政府的覆轍，動輒提出保增長、穩增長的承諾目標，並用盡一切可能宏觀調控手段求其實現，因此習近平才說出對幹部的考核「不能以GDP的增長論英雄」。因為事實證明，保住8%或以上增長的目標，付出的代價即政策的後遺症相當麻煩，諸如：產能過剩、投資過度及重複投資、房市泡沫、物價上漲、地方債膨脹等，與此同時，還導致了走回頭路的「國進民退」，及可能的更多腐敗。
前車之鑑，說明了政府過多的干預及不當的干預，雖有利於實現短期成長目標，但長期而言，代價太大。因此，習李執政以來，並未如一般市場預期，以寬鬆及擴張的政策來因應經濟持續的下行，反而一再指出，7%的增長率對當前的中國而言是可以接受的。李克強甚至指出，要達到早先設定的2020年的小康目標，今後一段期間只要有平均6.9%的年成長率就可以了。言下之意，過去頻繁推出的刺激經濟政策將有所保留，但會更重視、更致力於結構的調整。
這樣的決策心態與政策思維是正確的。因為就目前的內外形勢觀察，實在看不出中國經濟有快速成長的條件：一、國際經濟遲未復甦，歐、美、日三大出口市場，無一不處於發展困境，中國的外需市場難望出現榮景；二、內需方面，產能過剩需要時間消化，不易期待有強勁的投資；三、房市泡沫與地方債泡沫也必須逐步擠掉，因而排除了幾乎是任何擴張性政策的可能。換言之，中國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是除了大環境不利於出口、投資、消費這三頭馬車外，還要耗精力、花時間處理以往錯誤政策所製造的包袱或負資產，因此，階段性的「冷凍」宏調政策，及下決心、有耐性地推動調結構，幾乎是唯一的、最佳的政策選擇了。就經濟政策的理論角度言，這是從「需求面經濟學」向「供給面經濟學」的調整。有報導指出，習近平正在親自主持相關經濟改革方案的起草工作；顯示了當前中國決策當局在「調結構」與「調宏調」之間的選擇傾向。
值得注意的是，政策方向的掌握是一回事，政策尺度的拿捏又是另一回事。換言之，不再刻意追求偏高的經濟成長率是正確的，作好了能接受較低的、例如7%的增長率的心理準備也是正確的，但如果增長率低於7%，甚至低於6%或更低，又該如何面對？坦白說，以當前中國的經濟問題與狀態觀察，這樣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果真如此，其對就業及整體社會穩定所造成的影響就不宜等閒視之。
因此，中國的經濟決策當局在進行調結構的改革的同時，有必要兼容一些不牴觸結構調整，卻有利於拉動需求的宏調政策，例如：
一、租稅政策。一是減稅，特別是選擇性的、結構性的減稅，這樣做，既有利於結構調整，又有利於拉動需求。一是加稅，例如房產稅、環保稅，既有利於改善地方財政，也有利改善結構。
二、投資政策。大幅放寬民企與外企的投資限制，徹底改革民企、外企與國企在土地取得、租稅、金融等各方面的不平等待遇，甚至在政策上鼓勵民企、中小企業的發展，創造大量就業機會。
三、以環保為取向的特定就業政策。規劃及推動一個例如以十年為期的植樹計畫。這是一個有著凱因斯政策理念的擴張性政策，對當前中國的發展形勢而言，可以產生多面向、多層次的巨大而又深遠的意義。
「調結構」與「調宏調」，其實是可以並行不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