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二：宗教淨化社會人心
宗教淨化社會人心
王魯湘：中國社會過去幾年可以說叫做“全民皆商”，所有人都在經商，所有人好像都要學習經商。那麼在這個情況下，人心的欲望被大大地刺激起來。我覺得這也不能簡單地認為是一個壞的事情。在過去很長的一段義利之辯的時間裏，我們常常為了崇揚義而貶低利，特別是宋明理學對人性欲望在推動社會進步的積極性方面好像評價不是太高，對人性的壓抑也過於厲害，所以使我們這個社會缺少一種追求物質文明的動力。
學誠法師：過去理學講：“存天理，滅人欲”。佛教不是講滅人欲，佛教講要淨化人的欲望。佛教講要發大願，要淨化人心。
王魯湘：所以在這點上，過去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後來慢慢到九十年代，很多人普遍地對中國人失去了信心，說這個民族怎麼這樣世俗，這個民族怎麼如此好利忘義？甚至說這個民族全民都是商人，無奸不商，無商不奸，就是說整個民族的道德水準敗壞得很厲害。但是我卻從另外一個方面發現，恰恰在這樣一個全民經商的高潮中，反而很多人激發起了一種對宗教的興趣，開始有很多人關注自己的心靈建設和心靈淨化。所以在這點上，我想是不是如天臺智者大師所說的那樣：眾生有大菩提心。
學誠法師：前幾天有一個朋友對我說：現在社會可不得了。我說怎麼不得了？他說現在好多企業家都到大學裏當教授，大學裏的教授又到企業裏當顧問。他覺得這是嚴重錯位，是比較反常的現象。社會在發展，在變化，會出現很多問題，這是在所難免的。就商業來講，商業都是為了要謀求利益最大化，謀求利益最大化，則人的欲望就不斷膨脹，在欲望最大化的同時，它就會產生很多的問題，甚至腐敗的問題。所以在這樣一個環境下，企業家也好，工人也好，甚至文化界、教育界、媒體等等，社會各界在商業利益面前，容易出現種種的問題，這些問題需要靠宗教來淨化。在傳統儒家的觀點中，對經商的人不怎麼看得起，但現在情況不一樣了。你看好多地方的官員，他最看得起的就是經商的人，因為要靠他們來收稅。
王魯湘：過去是士農工商，商居其末，商人受到很多的歧視。
學誠法師：現在國家不收農業稅，財政主要靠工商業，這是社會的轉型，也就是佛教必須要去面對工商界。當然工商階層有工商階層的問題，而農業社會農民也會有問題---農民集體觀念淡薄，整體素質也比較低。我在福建的時候，有時到一些寺院開光。開光的時候，大雄寶殿，佛堂，剛剛落成就弄得污七八糟，為什麼？很多人用腳在牆邊蹭，搞得到處都是腳印。因為來的人基本都是當地的農民，他沒事幹就靠著牆，背靠著牆，然後腳就杵在牆上。結果開光結束後，整個牆壁上全是腳印。而現在這些經商的人，搞商業的人，其實大部分也是農民出身---至少他的父親、爺爺很有可能是農民。這樣，他的角色還沒有一下子轉換過來，大家更多地考慮的是自己。所以，如何來建立誠信社會，建立誠信機制？在這一點上，宗教能夠提供幫助。
人要探索意義 尋求價值
王魯湘：這樣的話，我又想起，實際上您的法號，非常有巧合———“學誠”。這是，當時圓拙老法師給您取的法號嗎？
學誠法師：是的。
王魯湘：這實際上是很重要的。“學誠”，這應該是從《中庸》裏來的吧？
學誠法師：《大學》裏也有“誠於中，形於外”的說法。
王魯湘：對！實際上想起來的話，它是一切信仰和一切事業的根本，“誠為本”。
學誠法師：中國有兩個辭彙西方沒有，一個是虔誠的“誠”，一個是孝順的“孝”。這兩個字西方人理解不了，也翻譯不過去。
王魯湘：《中庸》講“自誠明”、“自明誠”，是吧？這個都是很重要的。我今天上午在僧人的教室裏看到兩幅書法，叫做“學為人師，誠為世范”，正好是把“學誠”兩個字嵌在上面，把“師範”兩個字嵌在句尾。我想，在整個復興中國佛教的過程中，其實不管佛教界自身也好，還是廣大民眾也好，其實在復興的第一個階段，大家只要做一件事就可以了，就是學“誠”。
學誠法師：先要“學”才能“誠”。這個“誠”字也要去學，不可能一下子做到那麼誠。
王魯湘：對。（笑）能做到這個的話，其實一切信心都會有了。
學誠法師：這也就是說人的生命要追求究竟是什麼？人死了以後，再多的錢、再高的地位、再好的名譽也沒有用，你能夠留下來的是什麼？比方講，你是一個畫家、書法家，你字寫得很好，但你在世的時候，可能是一個窮人，死了之後作品卻價值連城。
王魯湘：對。像梵古一樣，生前一幅畫都沒有賣出去，死後一幅畫能賣一億美元。
學誠法師：沒錯，這就是它的價值。王羲之在世的時候肯定也沒有多少錢，現在他的作品可了不得了。我們宗教也是一樣，它也是在不斷尋求價值。價值，如何來體現呢？蓋棺論定---死了以後才能體現其價值，在活著的時候顯示不出來。為什麼呢？人活著的時候，有很多角色、很多名份，在不同場合、不同位置，要戴著不同的面具，有著不同的粉飾。那個都不是本我，都是假我。死了以後，這個真我才能夠顯示出來。有些人在位的時候門庭若市，去位以後門可羅雀，這樣就不好了。
王魯湘：對。
學誠法師：出家的法師，越老越有價值，越老善男信女越多。大家會說：這個法師德高望重，是大德、大法師。但是，他在年輕的時候，還是小和尚的時候，別人就不怎麼看的上。
王魯湘：（笑）。
學誠法師：小和尚可能修行各方面還不行，到老了情況就不同，到死了更不一樣。太虛大師也好，弘一大師也好，印光法師也好，都是如此。太虛大師到一些寺院當方丈的時候，最後被人家趕出廟門；弘一法師在世的時候，到好多廟裏去掛單人家還不歡迎；印光法師講經的時候，好些人聽不懂，也不怎麼喜歡聽。但是他們圓寂以後那可了不得，近代中國佛教就靠他們幾個人：太虛法師、印光法師、弘一法師、虛雲老和尚、圓瑛法師、慈舟律師，影響了一百多年的中國佛教。所以有時候一個人的價值，不能從眼前來看。你看堯舜，幾千年了，現在很多人還這樣的仰慕、敬重、嚮往，覺得很了不起。所以人是要探索意義、尋求價值的。人對價值的認識，就是價值觀，這很重要。
王魯湘：我們過去引進西方的教育體制以後，在我們的學校裏，好像只有學沒有修了。我們中國的傳統教育是學修相結合的。在這點上，佛教教育可不可以給我們中國現代學校式的教育提供一些很好的借鑒？就是怎樣在邊學邊修、邊修邊學中間，學修互相促進，最後成就的是一個完整、高尚的人格？
學誠法師：學跟修的關係，用中國傳統的話來講就是知和行的關係。“五四”運動前後，社會上風行辦學，佛教也辦起學校。最早開始提倡的是太虛大師，興辦起來的有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這些都是最早的，代表了佛教的學院辦學，儘管太虛大師最後還是自稱辦學以失敗而告終。解放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佛教也一直在辦學，在辦學的過程中當然也有很多成績。但究竟怎樣辦才是成功的？也就是如何來提高，如何來完善，如何來改進，這都需要花很長時間來研究。
此外，能夠上佛學院的法師畢竟是少數，比例還是很小的，大部分出家法師沒有上佛學院的機會。那麼沒有上佛學院的這些法師究竟怎麼學、怎麼修，上了佛學院的法師畢業以後又該怎麼學、怎麼修，這就顯得非常關鍵了。學，就是理論；修，就是實踐，理論與實踐要相結合。佛教要解決的問題是人的內心問題，是內心如何來面對、認識、服務現實世界，而不是用佛教的理論來解釋客觀世界。所以它是一門心學，它的學問是向內的，而不是向外的。（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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