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話“江湖”中國、中國“江湖”(上)
“江湖”是中國社會中一隻看不見的手，“江湖”也是中國構建現代社會必須面對的難題，它影響了國民性、行為生活和國家進程，與你我生活息息相關。不談江湖，中國社會就不好理解。如果說江湖化是一種社會病，那麼中國罹患此症已五百多年，而要構建現代社會，就要清算那個積習已久的江湖中國，混混們的中國，那個習慣於糊弄人、搗糨糊、巧取豪奪、混日子的中國。
<一>以“江湖”看中國：做事不認真咋成國民性？
金庸筆下《鹿鼎記》裏的韋小寶是“壞人飛黃騰達”的樣板。用江湖權力話語和社會江湖化來解讀，這個問題太好回答了。近代中國，江湖染指社會權力，或多或少，時明時暗。江湖規矩變成社會的實際慣例，導致民間社會廣泛江湖化，黑白兩道合二為一。社會上有人吹噓自己本事大，就說自己“黑白兩道吃得開”，這裏的“黑白兩道”絕對是褒義而非貶義。可見，民間社會是黑白兩道混合物，即江湖和官方正統的混合物。單靠黑道，或者單靠白道，都不如黑白兩道混得好。白道有合法性，但無權威；黑道有權威，但無名義上的合法性。所以，做人要混得好，一定要兩面逢迎。做老實人，做良民，也就是白道人，黑道欺負你；做壞人，黑道肯定幫襯你。所以，做“壞人”有時反倒飛黃騰達。這就是簡化的答案……許多人一輩子不明就裏，一輩子吃虧。
這涉及江湖化社會環境的基本價值，也叫主流人生觀。簡單說就是一個“混”字。說“混”字，中國人無人不曉，“混”就是江湖化社會的中心價值。中國人見面問候，不說“你好”，而說“最近混得怎樣”。通常答道：“瞎混唄。”
有江湖必有混，有混必有江湖。江湖中人，或者經過江湖化——被江湖馴化的老百姓，出門在外就是討生活，混口飯吃，不僅白道上討生活，也要黑白兩道討生活。做什麼、怎麼做以及做不做得好，不重要；重要的是給口飯吃。過程不重要，結果重要；手段不重要，目的重要。這叫謀生不擇手段。如果非要認真做事才有飯吃，那就認真；如果認真了也沒有飯吃，那就不認真。江湖是一個非生產型的慣例制度，是一個依附正式制度的寄生體制，概無公平正義可言；江湖沒有勞動生產一說，發財靠吃地頭，巧取豪奪，坑蒙拐騙，除了害人認真，巴結老大認真，投機鑽營認真，其他事情不值得認真。認真與江湖核心價值——混，相抵觸。
深究下去，混就是寄生。你拼命幹活累得半死沒用，我去巴結領導，到頭來我撈的肯定比你多，氣死你；你做正經生意沒用，我做假貨比你來錢快，你乾瞪眼；貪官污吏則比假貨來錢更快，他勒索你，這叫“黑吃黑”，肥水都落他腰包了。最後，撈不到錢走投無路的人，情急之下就結夥搶銀行，變成“黑社會性質犯罪團夥”，那比誰來錢都更快，只不過惶惶不可終日，日子不好過。整個社會，就形成這樣一個梟雄、嘍囉和混混的食物鏈，一個江湖強權寄生的生態圈：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蝦吃水。
既然那麼多人混得人模狗樣，認真幹活反而沒有回報，誰還會認真做事呢？所以，許多人乾脆不認真做事。這是做事不認真的主要原因，即便不是全部原因，也是首要的原因。穿行於民間，天天看到數不清的街頭人群，叼著香煙，蹺著二郎腿，終日醉醺醺，目光猥瑣，口若懸河，誇誇其談……從中就能找到答案，他們是江湖混子。混子一多，認真做事的人就少。中國有太多的混子，有些人混得人模狗樣，甚至還被人羡慕。
<二>“混江湖”的價值序列：“老炮兒”墊底只算末流？
中國社會裏常見一種人，啥正經事兒都不做，也做不來，反倒日子混得不錯。通常各地對這些人叫法不同：混子、二混子、老油條、滾友、阿散、拆白党、阿混、混混……大多帶一個“混”字，或相近含義的借代字。
問題複雜性在於，中國的混子並非純混子，而是半混子，邊工邊混。混子涉獵黑白兩道，許多人既擁有正當職業、做正經事，也偷雞摸狗、坑蒙拐騙。正所謂亦黑亦白，邊“勞動”，邊投機取巧；三分工作，七分鑽營。這些人構成了人群中的龐大灰色地帶，譬如農村有鄉痞、工廠有“阿混”、商海有奸商、公務員有貪官和“掮客”……各階層不乏其人。
混，是江湖的基本價值觀，是江湖與非江湖在價值背景上的分水嶺。作為江湖的價值中心，它的字面含義與實際語義（語義學上所指與能指）之間，發生錯位從而產生緊張。在字面上，“混”就是無所事事，與世無爭，隨波逐流；然而，語義中分明充盈著利益訴求，隱藏著激烈的拼爭。一人說“混”，若拿著測謊儀一測，神經肯定不是放鬆，而是緊張；不是悠悠自在，而是玩陰鬥狠。我要混得好，得拿你墊背，非把你搞死。儒家有言：“量小非君子，無度不丈夫。”江湖擅改之：“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這“毒”字，就是“混”字背後的那一半。“混”就是“毒”，“混”就是“狠”。
在江湖概念中，“混”不止一種單獨含義，背後隱藏著一個價值序列，它是一個多層次開放系統，同時也是一個模糊概念。以統計學的眾數概念（多數人的類型）來分析，一個普通成年男人“混”的含義，依輕重大小可表述為：
財富→權力→個人勢力→有頭有臉（面子）→傳宗接代→天倫之樂→家族勢力→吃喝玩樂。
這是隱藏在“混”背後的一條價值鏈，排序顯示其優先性遞減，具體到某個人可能有些差別。
混，第一是發達。發達即有錢有勢，又以“有錢”最要緊。民間拜年，第一句一定要說“恭喜發財”。有了錢，一應事情都好辦——養家糊口，光宗耀祖，面子虛榮，風流倜儻……凡事為所欲為。民諺雲：“有錢可使鬼推磨。”
第二是爭奪權力。在江湖裏，權力不是合法意義的權力，而是群體內人際關係的支配，即個人勢力，俗稱“地盤”“地頭”或“碼頭”。即便江湖滲進政府，“混個局長、處長當當”，權力的意義也是在謀私，也是在法律範疇之外。有權力，可以坐擁一方，使喚人、吃地盤、納孝敬、享舒心，不勞而獲。在體制外的江湖語義裏，權力套現不叫做尋“租”，而是收“稅”，俗稱“納孝敬”或“收保護費”。
第三是有臉面。江湖大佬多數出身貧寒，自卑情結與生俱來。這個自卑心態體現在江湖上，就是有對面子事情——“出人頭地”“有頭有臉”“有派頭”的急切渴望。在蔓延於江湖中的急於擺脫自卑的情結中，面子被誇大地置於江湖頂級地位，甚至高於生命。一個江湖混子的面子，比他實際的生存更重要，這種壓力催生了“給面子”“捧場”“拉場子”“踢場子”“賞臉”“賞光”等戲劇化的社會現象。
第四是傳宗接代。混混們的目的多數是為一個“三部曲”——蓋房子、娶媳婦、生孩子。如果說江湖混混對一般事情不認真——“隨便啦”，“馬馬虎虎啦”，“混日子啦”，但對於傳宗接代這一要務絕對認真。這是決不動搖的信念。江湖混子，上至軍閥、幫會把頭、江湖掮客、不法商販、貪官污吏，下至乞丐、拾荒人、賣藝者等等，腦子裏都裝著人丁興旺，兒孫滿堂，光宗耀祖，回鄉蓋樓，娶三妻四妾。
第五是享樂。有錢、有勢、有面子、有兒孫之餘，享樂提升而為生命的主要價值，假若前面的要務得以完成，人生餘下部分只剩下享樂。“樂子”有多種，因個人愛好而不同，江湖常見的是“吃喝嫖賭”，或稱“黃、賭、毒”。這三樣，也是江湖人經營的傳統行業。
<三>“江湖”流弊：同沐儒教，中國因何落後日韓？
如果不參考“江湖”因素，僅歸咎儒教的罪過，很難揭示中國在現代化歷程上的艱難曲折和跌宕起伏，也難合理解釋為什麼曾經走過那麼多彎路。
實際上日本人口危機比中國到來更早，早在五百年前，也曾萌生過類似江湖的遊民萌芽形態——日本浪人，即破產的武士階層。史料表明，明代滋擾中國沿海的“倭寇”，其中大約三成屬於真正“倭人”——日本破產地主和浪人組成的遊民，他們裹挾中國遊民、破產農民組成海盜團夥，規模通常達數萬人。與中國同理，日本之所以在近代蛻變為軍國主義侵略性國家，與其制度造成的人口過剩，過剩人口尋求生存出路有關。日本是一個島國，邊界被海洋固定，文化受中華儒教影響，尤其受儒學相對保守的分支——朱子理學薰陶，存在類似的家族主義結構和人口激勵機制。一旦人口過剩只得尋求海外殖民擴張，尋求新的土地和礦產資源，直至往文化母國的土地去恣意撒野。
後來，日本最終演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而沒有變成一個制度斷層的、混亂無序的江湖國家，關鍵在18～19世紀日本所處的社會格局，以及後來日本通過商業和資本主義化走過的道路。日本在資本主義前夜的封建幕府時代，就擺脫了中央集權政治羈絆。有學者認為，恰恰是中央集權與封建分權背景這個分水嶺，決定了中日兩國近代不同的命運。
自秦始皇後，中國幾乎不再出現西周分封制度。封建割據與權力制衡產生的真空，在近代歷史土壤上，容易滋生類似西歐的商業交換因素和資本主義中間機制，從而初步整合封建政治與資本主義商業。日本更進一步的發展，是利用商業方式管理政府財政，增強了國力，從而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催生了明治維新。明治維新不是日本硬性戴上了資本主義帽子，而是日本社會發展現狀已然具備與歐洲相近的歷史條件，當權者審時度勢，因勢利導，水到渠成。此後，日本奉行“脫亞入歐”國策，全面效法西方，改封建專制為君主立憲和憲法法治，以出口製造業和外貿經濟立國，以軍國主義做後盾保障經濟，以法制管理國內移民問題，以人口與資源優化配置帶來生產力進步，無形中消化曾經過剩的人口，從而避免了中國式江湖化的社會瓦解。
韓國也自稱禮教發源國，儒教之教化不亞於中國，不能說所謂“吃人禮教”對韓國現代化毫無影響。但韓國現代化時間的起點比中國遲，現代化卻走在中國前面，甚至人民生活依然保有深厚的儒教傳統，這讓禮儀之邦——中國汗顏。在一些國際大都市的公共場合，中國人的坐態站姿、禮貌敬語、行為自控、精神面貌都不及韓國人更像儒門之後。這個事實很值得中國人反省：儒家文化非全盤清算不可？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否在“救亡圖存”壓力下顯得過敏和極端？古老儒教對現代化進程的影響很複雜，未必全屬消極，也未必全屬積極，也有與制度轉型無涉的中性因素，切莫一棍子打死。被妖魔化的“吃人禮教”並非造成中國落後于日韓的主因，反觀中日韓三國，唯中國的江湖文化氤氳大盛于日韓，已然成為中國近代文化的特徵，從世界文化看中國文學和電影，除了江湖武俠還有什麼新意？
近代中國危機的根源，到底應該歸咎於儒教還是江湖？韓國現代化提供的答案至少說明，儒教即便有負面作用，也並非全盤抗拒現代化。儒教與東亞現代化的關係尚需進一步考量。
但是，沒有一種因素否定江湖與近代中國災難無關。事實上，江湖文化也是阻礙中國現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與其頭腦僵化地繼續反“封建”，不如態度端正地重新審視江湖。“封建”要反，江湖也要反。有人說，江湖是蛻變的儒教，怎麼能說與儒教無關？是的，江湖是儒教的兒子。然而，案犯是兒子，與老子既有關又無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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