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話“江湖”中國、中國“江湖”(下)
<四>中國人“武俠癖”江湖是母體：《鹿鼎記》道盡江湖顛覆儒教真相。
江湖對國人的影響遠不止于此，中國人崇拜武俠聞名於世，不僅武俠書報暢銷海內外，武俠背景的功夫電影更打入了世界電影之都好萊塢。要理解中國人何以偏愛武俠，人人都想做“老大”，一切還須從江湖說起。沒有江湖化，便沒有武俠崇拜。
有一種淺顯的解釋，說武俠是中國文化的英雄。此言差矣，武俠只是梟雄，不是英雄。英雄何指？譬如孫武、吳起、霍去病、衛青、岳飛、戚繼光、文天祥、林則徐，他們是拿俸祿的。這很關鍵，拿俸祿說明身處合法正統體制內，維護正式規則，這是非江湖與江湖的界限，是第一個要點。梟雄是誰？是宋江、晁蓋、韋小寶、黃金榮、杜月笙、許大馬棒、“座山雕”，他們沒人發餉，沒朝廷出糧，靠自己去打砸搶，去巧取豪奪。這也很重要，是第二個要點，是靠搶，靠製造社會不公，而不是靠勞動。實際上，文學傳統早有默認分類，前者是英雄故事，後者是豪俠故事，自古各有流派，各有受眾。英雄不打家劫舍，豪俠離不了打家劫舍。至於“成者王侯敗者賊”的說辭，仿佛混淆英雄與梟雄的界限，其實不然，它只說明梟雄和英雄是可轉換的，並無絕對界限。梟雄放棄打家劫舍，皈依合法正統，或者創建正式規則，便是王侯，可自稱英雄。得了正統，即可收租派稅，誰還打家劫舍？譬如劉邦、朱元璋等。
還有一種解釋，說國人崇拜武俠是對暴力的崇尚，這話雖沾點邊，卻不靠譜。論暴力革命，秦始皇、李世民、成吉思汗都是領袖，但這三人與武俠毫無關涉，從未有好事者將之劃入武俠。他們是英雄而不是梟雄，是創立政治制度的政治家，而不是體制外的江湖豪俠。
武俠的文化母體是江湖。武俠首先是“俠”，其次是“武”，合而為一為擁有武功的俠客。俠，即是游離體制外的實力人物。武俠是江湖英雄，是江湖文化語境崇拜的偶像，其崇拜者遍及大眾。這大眾，狹義上是道上嘍囉；廣義上是被江湖化的普羅大眾，是有江湖氣的百姓。
拳腳功夫加上義氣，是立足江湖的兩樣法寶。一般說江湖分三教九流，下下等是那些食不果腹、風餐露宿的流浪漢，上上等是混得有模有樣、悠游自在的武俠，專以仗義行俠名義打家劫舍。武俠崇拜是泛江湖子民對江湖豪俠的崇拜，是下下等對上上等的羡慕，這是武俠崇拜的由來。
中國人何以獨具“武俠癖”？武俠故事給予深陷江湖氤氳的小人物，一個做白日夢的機會，使其從中尋求自我解脫和昇華。夢境與現實的江湖互為表裏，同屬一個精神體系。江湖化越深，就越崇拜武俠，武俠故事就越流行。武俠文化流行與社會江湖化之間具有高度相關性，清朝比明朝流行，民國比清朝流行，“文化大革命”後比“文化大革命”前流行，兩相比較便彰顯了體制管理真空與武俠文化盛行的淵源。只要正式規則鬆懈，非正式規則就氾濫；只要非正式規則氾濫，武俠故事就繁榮昌盛。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在此呈現負相關。
當然，武俠寫家並非都屬氾濫貨色，也有高明先生，境界直逼思想大師。此非戲言，許多中文系教授不屑于武俠小說，筆者不能苟同。華羅庚稱武俠小說是成年人童話，往褒義說確系如此，背後蘊含精深的道理。譬如，對揭露中國近代史上江湖顛覆儒教制度這一黑幕，凸顯兩千年來的空前制度危機，當數金庸的《鹿鼎記》最一針見血。
韋小寶這一人物設置，在文學技巧上是對近代中華文明的暗喻和反諷，講義氣、不擇手段、有奶便是娘……反而飛黃騰達，美女如雲，令人豔羨。它反映了一種高度江湖化的社會倫理和價值結構，只不過普通中國人渾然不覺，“潤物細無聲”地嵌入了國人的集體無意識。韋小寶的故事揭示了近代秩序江湖化這一事實，江湖秩序顛覆了儒教體系，導致了一系列倫理價值觀念的顛倒，產生了“老實人吃虧”“壞人佔便宜”的制度悖論。
《鹿鼎記》就是這樣一個故事，反諷“壞人如何飛黃騰達”。金庸精細地設計了一個人物，處處與儒家準則對著幹——“婊子養的”雜種，“有奶便是娘”的混混，一反“溫良恭儉讓”的心狠手辣，卻贏得了人生的成功。這一內含辛辣的反諷，至今尚有詮釋的生命力。譬如單位裏有人嫖妓被“掃黃”歸案，辦公室沸揚之間，有同事不但不指責其下流無恥，反倒笑他笨蛋、不長心眼兒，以顯示自己更無恥、更聰明，更“韋小寶”。某日，一位官員被“雙規”，譴責之聲倒不聞，嘲笑之聲不絕於耳：太笨了，還敢做局長？
一部《鹿鼎記》，概括了明清以來價值觀的江湖本性：笑貧不笑娼，笑笨不笑腐；老實不如奸詐，勞動不如混世。
<五>“江湖”真相：人情是虛擬貨幣 份子錢從明朝延續至今。
大家都知道，貨幣背後有一套制度，譬如，價格制度定義貨幣與商品關係，債權制度規定債務關係。假使我欠你100元，這叫債務，如果欠債不還，你可以到法院起訴，法院會強制執行。
同理，人情背後也有複雜制度，它的運作在某些方面類似金錢。譬如我欠你一筆人情，這叫人情債，如果長期不還，就要承受人情壓力，類似於債務壓力，俗語謂：“人情重於泰山”和“人情緊過債”。承受人情債務，你覺得處處低人一頭。依據人情“債權優先”原則，被債權人呼來喚去不得表達怨氣，因為人家對你有恩，這是你的義務。權衡之下，你覺得還是早點還掉人情更輕鬆。這個效果，等效於法院判決。唯一不同的是，人情制度沒有公佈價格行情，對人情多少不作硬性量化，僅靠雙方心領神會達成默契。
從這裏也可看出，貨幣經濟是公共社會事務，人情是私人關係事務，這是二者的最大分野。
人情操作在基本層面上存在共同模式，先送人情，然後再還人情，二者內含對等交換，簡稱“一來二去”。其間，逐次、逐項掂量人情價碼大小，民間人情的模式十分簡單：甲向乙送禮托其辦事，乙收禮替人辦事。簡稱：送人情和還人情。人情只管辦事，不管法律，只因人情與法律是兩個不相干的制度平臺，各自為政。而且，訴求人情的事物許多無法訴諸憲政，譬如訴求特權或打政策“擦邊球”。
“份子”也寫作“分子”，是一個老詞，打從明代中葉開始就流行。這種叫法，本身顯示湊份集資、群策群力的風氣。湯顯祖《牡丹亭》第三十三出《秘議》：“便是杜老爺去後，謊了一府州縣士民人等許多份子，起了個生祠”，便是一例，四處募捐修祠堂，頗有古代亂集資、亂攤派的意思。至明末清初之際，份子更加流行，譬如吳敬梓小說《儒林外史》通篇眼花繚亂儘是“湊份子”“派份子”“出份子”。例如第二十七回道：“歸姑爺也來行人情，出份子”。全書有十個章回不止一次出現“份子”，有的章回出現四五次。
通常在圈子裏做事，朋友同事一有人結婚，自己心裏就發緊。唉，又要破費了，請柬似罰款單。遇著好友辦喜事還心甘情願，偏偏常是八竿子打不著的關係，諸如沒見過面的親戚、同學的弟弟、單位管鍋爐的臨時工，不勝其煩。但是，請柬本身具有制度強制力，效力不亞于交通警察開的罰單，收到請柬的無一例外趕緊湊份子錢。這規矩打從明朝就開始了，一直傳到現在。
所謂份子錢，就是在一個熟人圈中，大家集資向某人送賀禮。原本並不局限於婚事，其他大事譬如做壽、滿月、動土、喪葬等等都可以湊份子，但是湊份子以婚喜事最盛。份子現象與東亞文化緊密相關，與儒教泛家族主義以及群體取向的社會組織體系有內在聯繫，不光中國人湊份子，日本、韓國也有湊份子風俗。
每份份子價碼與筵席市場行情二者之間，具有一種穩定態博弈均衡，價碼總是隨行就市，水漲船高，與物價水準及民眾生活水準密切相關。以閩南為例，喜宴份子錢的總和，在扣除筵席開支後通常略有盈餘，也就是盈頭，調查每家每戶大多如此，屢試不爽。除非主人執意免收紅包，否則很少出現份子錢不夠開席現象。何以出現這種好像精心設計的行情呢？答案是份子錢價碼依喜酒行情推算，自然形成。比方說，按照當地物價及喜宴規格，一桌酒席行情1000元，按每桌10人計，每人份子就是100元，份子行情就是這樣自然產生的。既如此，盈餘從何而來？答案是少量至親好友為了表達盛意，特地比行情多拿些錢作賀禮。比行情多出的錢，在人情語言上意味不同尋常的關係，是造就盈餘的主要來源。
反過來，有了湊份子制度，婚禮只能大操大辦，想躲也躲不了。你家娶親既是你家事，也是大家事，不完全由你家做主，還要風俗做主。直到改革開放之前，閩南民間只認“鞭炮夫妻”“吃酒夫妻”，不認法律夫妻和結婚證夫妻。夫妻不管有無婚姻登記，都要鞭炮、排場公示，否則大家就不認他們夫妻。若在農村，沒經過鞭炮甚至不給新娘分地。
收錢的主此時當然高興，熱鬧有了，排場有了，還有賺頭，不亦樂乎？然而，快樂何其短暫，憂鬱何其漫長。低頭看人情賬一五一十地掛著。霎時間笑容煙消雲散，手中盈餘不夠下月湊別人份子。
<六>活的腐敗通道：以人情行賄賂。
在中國，紅色代表吉利。送人的禮金都會放在一個紅紙包內，以示祝賀。份子錢只是其中一種，其他人情也都喜歡用紅包，比如壽禮、壓歲錢……甚至賄賂。所以，紅包是禮金代名詞，但凡小額禮金送人情，都叫做“送紅包”。
但是現在，紅包的主流語義發生變遷，現在“紅包”特指小額現金行賄。譬如，病人向醫生送紅包，家長向老師送紅包，店主向稅員送紅包，旅客向列車長送紅包，商人向官員送紅包……這樣的“紅包”當然不是合法報酬、正常饋贈或賀禮，而是另有所圖，屬於權力尋租。但是文化語義的雙關性在於，只要他們之間是熟人，那麼紅包也屬於人情，必須以人情規矩操作。所以，紅包是賄賂和人情的混合形態。
人情本身當然不是賄賂，而是一種江湖習俗文化，但是現今的中國賄賂已經融入人情。紅包演變成行賄，具有社會學上的微妙含義。換言之，有些賄賂被包裝成人情往來的傳統形式，被錢權交易借用。以人情之名，行賄賂之實。這是中國腐敗現象在形式上的特色。作為對比，我們看到西方人行賄通常不用紅包，而是向指定帳戶打款或支付現鈔，然後受賄者做該做的事情。因此遵循生意方式，先付定金，事畢付訖。就過程而言，付款與做事大體上同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換句話說，西方賄賂主要是一種經濟交易。賄賂，在西方經濟學中的學名叫“權力尋租”，這是一種理論總結，尋租理論以西方式賄賂交易為背景，賄賂現象在經濟上相當於權力租賃交易，用金錢購買權力使用權，譬如專案審批和檔簽署。
中國社會也存在這種市場式賄賂，但不是主流。大部分中國賄賂者不會這樣“薄情寡義”“不懂做人”，而是竭力把賄賂包裝進朋友之間的人情往來。在中國，小額賄賂遵循的法則在形式上是人情交換。這樣的賄賂看上去與其說像租賃不如說更像是人情往來，與親戚交際不同的只是數額。對於熟人構成的中小城市權力階層，賄賂更多是“權力作人情”，尤其是不斷的小賄賂如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悄悄地融入了傳統人情往來，變成關係網運作的部分機制。當然，這種賄賂絕非不圖回報，賄賂不圖回報是自相矛盾，只是回報不要搞得像買賣那麼難堪。最好遵循人情方式，嘻嘻哈哈，大家心知肚明。
<七>賄賂怎樣包裝成“正常”人情往來呢？
每逢春節，某些地方官員住宅區交通極為堵塞，四鄉送禮車輛水泄不通，幾成一道景觀。年禮多是洋酒、香煙之類，當中也有紅包塞在煙盒、酒盒內。紅包大小，依物件官階及其與行賄者交情而定，但各年行情不同。一般巴結孝敬的大概數百數千，有大事相求價碼另計。官員依自己職權大小，獲得禮金的單價和累計總數各不相同。位高權重者，每數分鐘就接待一位，拜年者川流不息，一晚收入頗豐。由於來人多，接待時間也短，來客識趣地把禮物放在不顯眼處，寒暄幾句喝口水，也就告辭了。此時，往往門鈴再響起，下一位在樓下候著。這種人情，一晚上數十萬很常見，說它是尋租，卻沒有明確的回報契約，只是慣例而已。
通過年禮腐敗，是中國腐敗特有的方式，原因與人情慣例制度有關，與關係網組織模式有關。中國的行賄者總在主觀上避免將賄賂當成冷漠交易，極力把它打扮成熟人間人情往來。與此同時，任何人都知道這是一層不經捅的薄面紗，但是又必須維持，因為這是一種面具制度。
人情賄賂主要有以下三種原因：
（1）行賄者和受賄者都希望加深雙方利益同盟關係，建立持久戰略聯盟。如果用經濟交易方式作賄賂，即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那就只有交換功能，不具結盟功能。用人情行賄，不僅具有交換功能，還具有結盟功能，提供長期合作空間，提高交易安全，不易敗露。
（2）除非避嫌，否則行賄者和受賄者在多數情況下喜歡以朋友名義交往，加強合作互助。這是由小城市社區的熟人特性決定的規律，生活在小城市關係網絡社會，各色居民相互依存，不僅別人求自己，自己也求別人，平民求官員，官員也求教師和醫生。如果對方有交換資源，受賄者也可能免收賄金，而將特權當人情放出，將來再求收租。其訴求並非金錢，而在交易合作。因而，人情賄賂比商業賄賂更加具有可塑性，外延形態更豐富。
（3）人情可以調和利益與義氣，熔於一爐。既講義氣又得了利益。俗語說：多個朋友多條路。在雙方有意做哥們的背景下，又要得利又要做哥們，做法上有衝突。光做朋友不得利，傻；光得利不講哥們，難混。在江湖中，做朋友講義氣，幫人不計酬報。而受賄的本質是尋求回報，不能白幫人。以博弈論解讀，這是一種典型的“囚徒困境”，它的均衡解就是把講義氣納入講人情，也把賄賂納入講人情，這樣就找到人情這個恰當的均衡點。有了這個均衡點，交情、利益各得其所。蓋因人情中既講義氣也講償還，償還可得眼前利益，義氣著眼長遠利益。
古今的“江湖”處處險惡，江湖事事亦皆難料，江湖人在面臨難境而不懼，這便是具有“江湖精神”。勇氣不是不怕事，是儘管怕，仍敢直面，迎難而上。身在江湖而欲成大器，先要有勇氣，“勇氣”乃是內心世界、個人素質的外散表現。其不是性格，而是人格魅力。走江湖，討生活，拱手三方，禮數要到，至於打抱不平，拔刀相助，無奈之奈也。有形力量，扛鼎推牆，力拔山兮；無形力量，感天動地，以柔克剛。氣壯山河，勢吞萬里，往往無形之中。後浪推前浪，在江湖上混，遲早會有被取代的一天。縱使失敗，不訴苦，不煽情，不靠苦難博同情。“江湖”講規矩，“江湖”更講道義，其實全世界所有的“江湖”一直都很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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