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這條路的歷程...※
現代政治學者對政治參與的認識存在很多分歧。從過程的角度，政治參與被認為是“全國或地方、個人或集體支援或反對國家結構、權威和有關公意分配決策的行動“。從功能的角度，政治參與被簡單認為就是平民試圖影響政府決策的行動。狹義上，認為政治參與只包括合法的參與方式；廣義上，政治參與則還包括了諸如消極抵制、集體不服從、抗議、遊行、暴動、恐怖活動、暗殺以及革命等所有能夠影響政府的行為。
研究表明，社會經濟地位高的人往往要比處於社會底層的人在政治上更為積極。這主要是因為社會經濟地位高的人能夠掌握更多的政治資源和影響力，同時也有更多的利益需要維護，也有更多的可能參與各種政治組織。
在現代民主體制中，公民是政治的積極參與者，相信通過政治參與能夠對政府施加影響。參加選舉投票是公民最基本、最普遍的政治參與活動。通過選舉，公民表達自己的政治意見，公共政策得到民意的支持，政府從而獲得合法性。此外通過選舉，公民以選票對政府的工作做出評判。通過參加政黨和社團等方式進行政治結社的活動，可以提高公民自身的的政治表達的有效性。公民有時也參與政策的制定和對公職人員的罷免活動。公民還通過公民不服從的方式以良心自由的原則進行非暴力的公共行為。此外公民的政治參與還包括隨機的參加遊行示威、政治集會，以及為個人或小團體利益與政府官員的個人接觸。
政黨是政治參與擴大化的產物，反過來它又促進了政治參與。在大多數民主國家實行的是競爭性的政黨制度，選民通過對政黨候選人的選擇，可以對政府行為實現一定程度的控制。
利益集團與政黨不同，其目的是通過影響政府決策來達到自己的政治訴求。一般通過政治捐款，參加選舉，院外遊說等方式來達到目的。
而非政府組織又與利益集團不同，非政府組織從事社會公共利益，政治參與的手段主要是通過影響社會輿論向政府施壓。
政治參與程度與政治制度化程度較高的社會，其現代化進程會保持一個良性的發展；反之則容易引起社會動盪。
政治參與程度與政治制度化程度較高的社會，民眾的政治參與有一套比較穩定的制度在社會各階層間起著緩衝的作用。在現代，選舉是政治參與中制度化程度高，公民控制政府最為有效的工具。
與制度化的政治參與不同，非制度化的政治參與帶有相當程度的隨機性和不可預見性。在現代政治中，公民與公職人員的個人接觸以及關係網是一種重要的非制度化參與。但是這種利益表達方式受到經濟地位的影響很大。此外，遊行示威、抗議、騷亂等群體性事件也是一種非制度化的參與方式。
對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的研究表明，隨著政治參與的擴大，當現有體制無法提供足夠的參政管道時，將會導致制度超載從而引發參與危機。人的權利意識和主體意識覺醒改變了以往人們與政治權威之間的關係，人們能夠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改變對自己不利的政策制度。而政治系統缺乏表達利益的管道時，就會造成整個政治系統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那些被排斥在體制之外的利益集團則成為了反對或推翻現有體制的潛在力量。當雙方相互對峙，彼此強化，最終將導致參與內爆（participation implosion）。
經濟的快速增長造成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平等，使得新興利益集團在政治系統中產生過度的影響力，從而造成政治上的不平等。這很容易造成政治腐敗。現代大眾傳媒又對這種現象產生“放大”作用，不斷啟動各種社會集團和勢力對政治資源的爭奪，從而引發許多現代化國家發生週期性參與危機。
政治秩序的穩定是一國政府所要面對的問題，如何將政治參與納入秩序是各國領導人的一項重要挑戰。
關於政治參與與政治秩序的關係有不同的理論模型。一種是以宣導現代化理論的學者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模式。這種模式主要根據美國的經驗，認為公民政治參與程度越高，體制對公民的要求就越靈敏，從而使公民對體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提升；反之如果公民缺乏政治參與，則會導致對體制的不信任感，進而引發體制外的暴力。另外一種是亨廷頓提出的差距模式。亨廷頓根據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發展進程，認為現代化的政治參與在這些國家常常超過體制的承載能力，雙方的差距導致社會動盪。
面對政治參與與政治秩序的差距，統治者一般而言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技術統治模式，即抑制政治參與，鼓勵投資和經濟快速增長，容忍分配不均。但是這種模式容易由於分配不均造成進一步抑制參與，從而導致參與內爆。另一種是大眾模式，其方式正好與技術統治模式相反，政治參與廣泛，社會經濟更為平等，但是經濟發展緩慢。有限的經濟增長加劇各種團體之間的衝突和兩極分化，最終也將導致參與內爆。這種模式往往會變成軍政府統治。如果一直是軍政府統治，很可能變成技術統治模式。如果軍政府很快放棄權力，則又會陷入大眾模式的惡性循環。
參與民主制，又稱半直接民主制，是代議民主制向完全的公民社會自治過渡過程中的一種政治制度。
參與民主制，鼓勵公民直接參與公共事務，無須通過議員代公民表達意見，公民藉直接參與政治，以影響政府的施政。參與式民主強調全體民眾對於政治體系之目標、運作的參與，比起傳統代議式民主更加提倡公民參與以期達到更佳的政治代表性。參與式民主致力於創造讓全民共同做出意義性決定的機會，互聯網的發展也為公民的參與提供了有效手段，公民可以足不出戶的表達政治意願，降低政治參與的門檻。
直接民主制是一種自古存在的民主體制，常被認為首見於原始社會。在這種體制中，每一個公民直接參與所有政策的制訂，而方法是全體投票來決定，例如公民投票便是其中一種實踐直接民主的方式。完全的直接民主體制指的是所有公民為政策做決定，例如，古希臘的公民大會制。
工業時代，大多數民主國家是代議民主制。馬達加斯加的鄉村社區Betafo，是一個共識主動性直接民主的社會，那裡不管達成什麼決定都必須由當地10000人經協商達成一致後才能執行。一般認為現代的直接民主，以瑞士州民大會為代表，但瑞士州民大會亦因為執行上的原因由原來的8個州減少至現有的兩個州仍然使用。直接民主制的效率會隨著人數、議案數目及議案的複雜性增加而大大降低。
中國現代化歷程的啟示
第一，中國的整體現代化必須以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解放為前提
在經濟落後、政治專制和飽受欺淩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是無法真正開始中國整體上的現代化的。當整個民族遭受欺淩的時候，對統治者來說，首要的任務是謀求獨立，社會的變革只能以維護既定製度下的社會控制能力為前提。國家主權一旦喪失，社會改良只會變成帝國主義列強謀取在華利益的工具，偏離強國富民這一現代化主題，必然會遭致民眾的消極抵抗。所以，近代的辛亥革命和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舉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幟，對中國現代化的發展，其意義是重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標志著中國社會整體現代化時代的到來。
第二，中國現代化事業的健康發展，必須有一個有權威的、先進的政治力量的領導
現代化是社會狀態的質變，各方面的利益的實現和利益關係的調整必然會遇到來自各方面的阻力，只有擁有實際權威的強有力的領導者，才能有效排除阻力。另外，只有形成強有力的政治權威，才能實現政洽穩定，這是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的必備條件。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取得的成就，無不得益於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權威和強有力的領導。當然，先進性是對領導者的最基本要求，否則，就難以把握住時代進步的脈搏和現代化的良好機遇。中國的現代化大幕之所以難以自動開啟，主要是由於掌握國家命運的統治者思想的落後和觀念的陳舊，對世界形勢的巨變和近代西方工業文明的歷史影響缺乏敏銳的洞察。
第三，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必須以先進文化來引導，以經濟來推動
先進文化既是現代化的重要標誌，又是影響現代化歷史發展的重要因素。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先聲，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正確指導是中國社會全面的深層次變革的思想基礎。這些新的文化在引發新的社會變革的同時，又成為一定階段社會文明的構成部分。但是，社會現代化的決定因素，說到底還是來自於經濟領域，只有在先進生產方式對落後的生產方式的取代中，社會生活的各方面之間才不會出現斷裂和傾覆，先進的生產方式也才能夠有效限制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的嚴重倒退。
第四，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必須緊緊抓住制度創新這一關鍵
制度變革是社會變革完成的標誌。新的制度不僅可以固化新的社會關係和社會秩序，而且能夠賦予社會以新的發展活力。不合理的舊制度始終是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文明互補的最大障礙。戊戌變法儘管失敗了，但它在中國現代化史上最重要的意義就是把政治制度的變革推向了前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巨大成就都是在持續不斷的制度創新中取得的。制度的創新使生產力、文化和人都獲得瞭解放。制度創新也能夠有效協調各種利益，化解各種矛盾。在生產社會化和經濟全球化日益加深的形勢下，制度創新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第五，中國的現代化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沒有人的勞動創造，就沒有近現代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沒有大多數人的支持和擁護，社會的現代化將寸步難行。人們對於現代化的態度取決於現代化本身是否給人們帶來利益。中國共產黨早期教條主義錯誤招致失敗的根源。也在於忽視了多數人的存在，忽視了多數人的利益。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偉大之處，就在於發現了農民在中國社會變革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通過徹底的土地綱領和持續的土地革命。最大限度地維護了廣大農民的利益，使農民不僅成為中國革命的擁護者，而且成為主要的參與者。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強國富民。由於新的政策使絕大多數人擺脫貧困，步人小康，所以，人們總體上對改革和現代化報以贊成和擁護的態度。這是二十多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得以順利發展的重要條件和保證。
第六，中國的現代化必須打破封閉，堅持開放
中國的現代化起步晚於西方。就是因為閉關鎖國。十七、十八世紀的康乾時期，中國如果打破封閉，與西方國家進行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交流。就不會陷於鴉片戰爭的困境，就不會造成與發達國家的巨大差距。洋務運動雖然有種種局限，但打開了國門。邁出了中國現代化的第一步，其重要意義在於留給後人以強烈的民族自省意識和開放的思維方式。這一點在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歷史實踐中均有突出體現。其實，開放是近代世界歷史發展的潮流，是現代化的特質之一。社會化、市場化、民主化。其內在要求都是開放。開放才能使各種文明相容互補。競爭選優，才能使人的多樣化的需求得到充分滿足。
一百多年的中國現代化歷史啟示我們，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是不平坦的，要實現更高水準的現代化，最重要的是要在穩定中實現持續的發展，在發展的基礎上滿足絕大多數人全面發展的需要。為此，一方面要堅持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現代化事業的領導，另一方面黨要永遠保持先進性，並通過社會全面發展和不斷進步、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不斷改善來證明自己的執政水準和能力，以取得人民群眾的信任和發自內心的認同。
星雲大師有這麼一段開示：
做人，要像一只皮箱，能夠提得起，也要能夠放得下。光是提起，太多的拖累，非常辛苦；光是放下，要用的時候，就會感到不便。所以，做人要當提起時提起，當放下的時候放下。
我們經常聽到別人說：要放下，要放下！我們對於功名富貴放不下，生命就在功名富貴裡；我們對於悲歡離合放不下，我們就在悲歡離合裡痛苦掙扎。金錢放不下，名位放不下，人情放不下，我們就在金錢、名位、人情裡面打滾；甚至有人對是非放不下，對得失放不下，對善惡放不下，你就在是非、善惡、得失裡面，不得安寧。
放下固然很好，但是提起更難。一個人如果什麼統統都放下了，他的人生還能擁有什麼呢？所以正念要提起，正行要提起，正語要提起，正見要提起，慈悲要提起，道德要提起，善緣要提起，精勤要提起，不把這些提起，人生的價值、意義在那裡呢？
所以，佛法叫人要放下，但是放下之後，更要能夠提得起；佛法叫人要能提得起，但是當你提起之後，還要能夠放得下。人生最大的放不下，就是家庭、妻女、親情、財富等，所以人永遠負重、辛苦。佛法勸我們有時候要能放得下，不是沒有道理的。
憂國憂民的人，對國家、人民放不下；關心社會安樂的人，對社會安樂放不下；有公理、正義性格的人，對違反公理正義放不下，所以憤世嫉俗；但是假如全部都放下，也不成其為關懷民生疾苦的聖賢。所以，提起、放下，也要有價值觀念，在權衡價值輕重之後，要提起，要放下，都是一體二面，同等重要。
地藏王菩薩放下了人間的功名利祿，但是他要提起地獄的說法度眾；觀世音菩薩放下了西方淨土的補處菩薩之位，但是他提起了對娑婆世界的救苦救難。在佛經裡，多少道理歌頌修道者的放下，但是更歌頌他們對菩薩道的提起。
人的心裡，瞋恨嫉妒、憂悲苦惱，負擔太重，應該放下；責任公理、慈心悲願，應該提起。放下的東西未必是好，提起的也未必是不好。總之，還是一句話：人，要像一只皮箱，當提起時，你要提得起；當放下時，你也要能放得下。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