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通稱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始於1966年的一場重大政治運動，被廣泛認為是自1949年建國至今最動蕩不安的災難性階段，常被冠以「十年動亂」或「十年浩劫」。從1966年到1971年在中國的農村地區有50萬到200萬人因受文革的迫害而死亡。
十年文革令全國所有的學校進入停課狀態，大學入學考試取消。文革開始後的數年內，中國各級、各大教育機構基本都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圖書館藏書被焚燒，在校園內發動武鬥，教師被當眾羞辱、打罵，一切教學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識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數被下放進行體力勞動，有些則遭到殘酷對待，財產被沒收。知名學者往往不堪羞辱，選擇自殺。
近來有部分左翼人士，尤其毛派為文革翻案，認為文革是「一個普遍解放的時刻」，是反官僚化和等級化的產物，是平民的「黃金十年」。
文革的指導思想來源於毛澤東提出的「四個存在」理論，即「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在此基礎上，毛澤東發展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文革自1966年開始，結束時間則存在爭議。官方認為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和四人幫的被捕後，1977年中共十一大會上，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正式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勝利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和政治成果均在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被正式否定，決議認為毛澤東應負上責任。該決議的正式表述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文化大革命影響了當時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文革頻繁的政治運動令經濟活動近乎停頓，同時也消耗了不少的資源。例如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大串聯，全國鐵路系統就承受了極大壓力，總共運載了1100萬人次。也有觀點認為大串聯停止的主要原因是毛澤東不願意屢番接見紅衛兵而決定打發紅衛兵「上山下鄉」接受改造。武鬥時期被破壞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蹟則更是難以統計。
文化大革命發生的10年期間，按照葉劍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說法，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人，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國計劃會議上）說的國民收入損失5000億，浪費和減收共計13000億人民幣。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沒有內戰，沒有重大自然災害（關於是否真正存在「三年自然災害」，大多數人持質疑態度，認為是政府故意推卸責任的託辭），非正常死亡在5755萬人以上（其中三年困難時期的死亡人數目前尚存在較大爭議，爭議的範圍從1000萬至5000萬不等），經濟損失14200億元。近30年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為6500億元，三年困難時期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總的損失，是中國前30年基建投資總額的兩倍多。
30多年來，中國的社會轉型急劇而深刻，反映各種問題、利益、矛盾和訴求的社會思想相當豐富。總的說來爭論不在體制內而在民間，思想文化的大格局已經不落傳統意識形態窠臼。
思想起點和1980年代的“文化熱”。中國的改革開放需要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的背景是中國人民剛從“文化大革命”的桎梏中解脫出來。“文革”大搞現代個人迷信，法制蕩然無存，製造了數不盡的冤假錯案，對人民實行法西斯專政，使國民經濟瀕臨破產邊緣，痛定思痛，中國人從最高領導到廣大百姓，都決心徹底告別“文革”。
“文革”錯在哪里，什麼原因造成了“文革”的大破壞和大悲劇？按原來的觀念，答案要從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和所謂“資本主義復辟”中去尋找，若是這樣，中國只能走老路。葉劍英、胡耀邦、李維漢、鄧小平等領導人從左傾思想的長期統治和“文革”的慘痛教訓中得出結論：應當肅清封建專制主義的流毒。這種認識得到了知識界的共鳴和廣大群眾的支援，成為全民的共識。
思想解放的道路是長期、曲折的。克服封建專制思想影響、注意防“左”的方針並未貫穿始終，“反資產階級復辟”的聲浪不時興起。上世紀80年代的思想文化建設，直接或間接地圍繞反封建專制思想殘餘這個目標，以提倡啟蒙和新知識、面向世界為基調展開。
在1980年代“文化熱”中湧現了許多民間性的思想學術團體，其中影響較大、有一定代表性的有：一、中國文化書院，以復興國學為己任；二、圍繞《新啟蒙》雜誌的理論家，力圖恢復馬克思主義的人性和人道主義原貌；三、以自然科學研究者為核心的《走向未來》編委會，大力弘揚科學精神與方法，努力結合最新科學成果構建新的歷史觀和世界觀；四、以北大和社科院的青年學者為主體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引介和闡釋當代西方人文思潮；五、《二十世紀文庫》等編委會，大量翻譯出版西方社會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學、歷史學、文化學等方面的書籍。
1980年代“文化熱”對各種“主義”興趣濃厚，對精神和文化的偏愛大大超過對制度安排的探索，人們追求深刻性、基礎性、系統性，而較少表現出對現實性、直接性的焦慮，那時的顯學是美學。這可以理解，剛從“文革”的非人狀況下解脫出來，急需弄清楚的是人何以為人，何以安身立命等終極關懷的大問題。
社會轉型和思想轉型在1980年代末的風波之後，改革開放一時面臨風雲突變的形勢。是鄧小平的南方講話，強行終止了復舊的勢頭，改革開放重新獲得動力，以一發不可收之勢滾滾前進。
如果說改革的第一次啟動是以理想和歷史責任等等為感召的話，那麼這第二次的動力源是利益。改革已成不可逆轉之勢，但改革的理想光輝和道義感召力大為消退，特殊利益集團羽翼豐滿，社會不公正日漸明顯，問“要不要改革”已經沒有意義，重要的是“要什麼樣的改革”。貧富差距日漸加大，醫療、教育、住房、生產安全和食品安全等方面問題成堆，人們每天面臨的、談論的、爭論的都是“問題”，這和1980年代大談“主義”形成鮮明對比。如果說1980年代的代表作是李澤厚的《美的歷程》和《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得述評》，那麼1990年代的代表作是何清漣的《現代化的陷阱》，以及孫立平關於社會階層分化的若干著作。
如果說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主流是肯定和追求現代化，那麼1990年代喧囂一時的則是後現代主義，它早在1980年代就登陸中國，但此時才有合適的氣候急劇膨脹。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提倡、1980年代“文化熱”又重新拾起的啟蒙、科學、民主、理性等價值被批判和否定，意義、規則被消解，前衛的青年學人不顧中國基本上處於前現代狀況的國情，硬要跳過現代，與西方的最新潮流接軌。幸好，這種思潮只時髦了一陣。
如果說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基調是激進的（以及理想主義的、革命的），那麼1990年代則有一種批判性反思。有人開始檢討大破大立、天翻地覆的革命的破壞性，欲速則不達的後果，保守、尊重傳統等以前被視為負面的價值得到肯定。有人喊出了“告別革命”的口號，有人建議革命党應不失時機地轉變為執政黨。爭論沒有結果，但反思肯定有好處。
人文精神的失落引起一場大討論，有人認為失落的原因是市場化導致的商品大潮、大眾消費文化和低俗化；還有人避實就虛、捨近求遠地主張人文精神失落始於明末清初。王蒙反對把人文精神的失落歸咎於市場經濟，認為在中國的近現代，人文精神從來沒有被承認，更沒有大力實行，“所以我不明白，一個未曾擁有過的東西，怎麼可能失落呢？”“如果現在是‘失落’了，那麼請問在失落之前，我們的人文精神處於什麼態勢呢？如日中天麼？引領風騷麼？成為傳統或‘主流’麼？盛極而衰麼？”可惜，後來者幾乎一致以為，那場討論已有定論：人文精神失落於市場經濟。
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的社會轉型期新的問題、困境、誘惑以及壓力，使得在1980年代具有共識的知識份子，立場、觀點發生分化，產生對立和爭論。
一些人被稱為“新左派”是因為，一，他們的思想理論資源完全來自當代西方新左派，如薩米爾·阿明、沃勒斯坦、貢德·弗蘭克、愛德華·薩依德和喬姆斯基等，有人的文章和言論常常發表在西方新左派刊物上；二，他們和中國老左派一樣，只反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反專制主義；三、與老左派一樣，他們肯定毛澤東的左傾做法，如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等，號稱要繼承這筆“社會主義遺產”。
另一方面，被稱為自由主義派的人偏重于援用西方自由主義思想，洛克、孟德斯鳩和亞當·斯密的學說，其基本主張簡單說來有：一、市場經濟，自由、公正的競爭；二、保障個人的自由和權利，比如言論自由和財產權；三、憲政與法治，政府權力應該受到監督與制衡。
雙方在今日中國幾乎每一個重大的政治、社會、文化問題上都有不同看法，特別是在“社會弊病、社會不公正產生的根本原因”上。新左派認為問題出在市場經濟本身，從而要對其批判和抵制；另一派認為原因在於市場沒有擺脫舊權力體制的控制，不成熟、不規範，因此出路在於規範和完善市場經濟。
與此相關的是對於全球化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態度。自由主義者的基本立場是，中國應該以積極的、正面的態度來迎接全球化時代的到來。而新左派認為這樣會把中國納入不公正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他們中有人說，第三世界國家在目前歷史條件下的發展只能是一種不平等的發展，甚至是自殺性的發展，第三世界國家現在的惟一任務，就是開展全球範圍內的反資本主義鬥爭，等有了一種新的、公平的經濟體系之後再參與全球化。
關於中國國情，新左派有人斷言，中國現在已經是資本主義或市場社會，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中國的問題已經同時是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的問題，因此對中國問題的診斷必須同時也是對日益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及其問題的診斷”；另一方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為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社會制度和性質。
兩派的標籤都來自西方，面對的卻是中國的現實問題。市場經濟肯定不是單單具有正面或負面一種作用，關鍵是有沒有比市場經濟更有效、更可行的方法？貪污、腐敗的主要根源在哪里？
長期戰鬥在反腐第一線的湖南前紀委書記楊敏之的看法很有道理，他說：“我國目前嚴重存在的腐敗現象是依附在舊的體制上的，如果說十年艱辛的話，苦就苦在舊體制的困擾。反腐敗實質上就是和舊體制、舊機制的反復較量……總的來說，從根本上解決目前存在的體制問題，還要靠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
民族主義的崛起從1990年代起，隨著一些重大國際事件和國際衝突的發生，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時有高漲，有時達到狂熱程度。民族主義在1990年代初乘虛而入，是因為1980年代末國內巨大事變和緊接著的蘇聯東歐巨變，使得有些人感到出現了信仰真空，意識形態上有求助於民族主義的需要。有人主張，“特別應當把弘揚中華民族精神和文化傳統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作為現代政治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應當著重向全民特別是知識份子和國家公務人員灌輸以國家民族利益作為崇高精神本體的愛國主義政治意識形態。”
一位學者在題為《民族主義與中國轉型時期的意識形態》的文章中提出，中國當代的現代化可以啟用以儒家主流文化為基礎的民族主義作為社會凝聚力與整合的資源。原有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經濟發展的實績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礎之一，但還不夠，還不具有民族傳統那麼豐富的歷史和文化資源。
1996年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代表了民族主義情感中狂熱和非理性的一面，此書把愛國等同於反美，其立論基礎是：美國人不但邪惡，而且愚蠢。作者說，大多數中國高中學生對美國歷史文化知識的瞭解都比美國大學生還要多得多，美國青年一代墮落的跡象，在吸毒、性愛和電子遊戲機背後，已經顯現出被人類文明拋棄的端倪。1999年出版的《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的思路相同，其中說：“中國在過去許多年中，一直力圖做一個‘好孩子’，這使得美國這樣只懂得力量的國家忘記了中國的實力。”作者建議中國也要做“壞孩子”，不要怕影響國際形象。作者擔心的只是“現在的中國人已經失去了做‘壞孩子’的陽剛之氣，這種社會風氣之中的頹廢之風亟需扭轉”。
民族主義的崛起促使一些學者以理性的態度來研究它的作用，有人指出，民族主義具有兩面性，在現代中國起的作用是負面多於正面，第一，在為民族解放運動提供推動力和為國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時，往往又拒斥、壓抑自由民主思想；第二，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侵略的同時，又和排外主義相聯繫；第三，它常常導致認同對象的錯置：它用文化主義代替政治原則，使保衛國家落腳于保衛傳統文化……還有學者大力提倡一種基於理性、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文化民族主義和“國學熱”--當代“國學熱”的第一波在1993年發端於北京大學，但受到以正統自居的人士從政治方面發動的大批判，被指責為企圖取代馬克思主義，因此倉皇消褪、無疾而終。第二波復發於10年之後，2003年夏天，在湖南長沙舉行了“全國兒童經典誦讀經驗交流會”，據說當時已有500萬個家庭，60多個城市的少年兒童加入到誦讀儒家經典的行列；由於“讀經”口號的出現以及《甲申文化宣言》的發表，2004年被命名為“文化保守主義年”；接下來，人民大學成立國學院，人大校長為此發表的講話猛烈批評五四新文化運動而引發爭論；此後，關於祭孔，關於是否應該立孔教為國教等等，也有很大的爭論。
弘揚儒學的思潮明顯包含兩種傾向，一種提倡文化儒學，是對半個世紀把儒學完全當成封建主義糟粕加以否定、批判的撥亂反正，主張有選擇地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使其在現代生活中發揮一定的維持日常人倫的作用，這是合理和應該的。我們對於傳統文化欠債甚多，補課的工作需要大力進行。
另一種是鼓吹政治儒學，“就是用儒家的政治智慧和指導原則來轉化中國的政治現實，在中國建立起源自天道性理的合法的政治秩序，使中國政治文化的重建建立在中國自己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這種觀點反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人一票選舉的現代民主政治，堅持區分“上智下愚”、“君子小人”，以及聖人天生教誨百姓，普通人無權運用理性辨析的蒙昧主義。這種荒謬的主張只會給繼承和弘揚傳統思想文化幫倒忙。
中國的下一步發展還需要思想解放，這30多年思想文化的發展變化是從一元走向多元的歷程，對立和爭論帶給我們的是豐富與創新。在毛澤東以後，鄧小平面對的歷史任務不僅是結束“文革”，撥正中國社會主義航船的航向，而且要面對正在逐漸顯露出來的新的時代特徵，這就是後來鄧小平概括的以和平和發展為主題的特徵。“冷戰”逐漸淡出歷史舞臺的中心，意味著戰爭與和平、革命與戰爭的世界總格局正在改變，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正在成為當代中國最大的政治，也成為不同社會制度競爭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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