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政治現代化主張與兩岸政治發展※ *宋惠中*、*匡思聖*
(元培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本文從政治發展的觀點，以「一、政治發展的環境、二、政治體系能力的強化、三、政治結構的分化與專門化、四、政治參與的普及。」等四項指標分析孫中山政治現代化主張，發現孫中山建國三程序與先發展經濟後發展政治的政治現代化部驟，可建立有利民主發展的政治現代化環境，其權能區分作為其政治現代化的理論基礎，符合政治體系能力的強化標準；此外，五權分立的憲政制度設計，強調專家政治、地方自治、中央與地方均權的主張符合政治結構的分化與功能的專門化之原則，主張民國國民皆享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直接民權，符合政治參與平等與擴大之原則，基本上孫中山政治現代化主張，兼顧「民主」與「效能」，是一個體系完備的政治現代化主張。
其次本文再回顧兩岸 1949 年後的兩岸政治發展，基本上台灣在威權統治時期營造了有利政治民主化的環境，1986 年至 1996 年間完成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順利完成民主化，民主化後的台灣因選民結構的兩極分布導致政府效能不彰，但隨著近年來公民意識崛起、司法審判獨立性的獲致與解嚴後的多元媒體環境與媒體獨立性的發展趨勢，台灣公民社會已日趨成熟，民主政治發展進入鞏固期。在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則由毛澤東統治時期的一人獨裁黨國極權體制，在「改革開放」後逐步轉變為集體領導的黨國威權體制，現階段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有成，中產階級成形，公民意識萌芽，民間社會追求民主呼聲日漲，中共當局雖有小規模的民主實驗以為回應，但在以黨領政的黨國體制上，中國大陸現階段仍難以開展出符合普世價值觀下的民主體制。
分析兩岸 1949 年後的政治發展經驗，基本上台灣在歷經威權統治與民主化轉型，其政治發展歷程與孫中山的政治現代化主張有相呼應之處，民主現今在台灣已充分獲得實踐，成為人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中國大陸在中共以黨領政的黨國體制下，追求民主仍有一段長路，孫中山的政治現代化主張應可為中共規劃其日後政治發展之參卓。
前言
「政治發展」(political development)是二次世界大戰後，受行為主義影響，政治學界所開拓的新研究領域，歐美政治學者希望透過對亞、非、拉丁美洲的等開發中國家政治變遷的行為研究，歸納出一國政治從傳統走向民主的發展規律，建立政治現代化的模式。此類研究在 1960 年代達於鼎盛，惟因範圍界定不易，各國差異性顯著，研究者在「理論建構」與「模式建立」上仍有許多亟待克服的問題，雖然政治現代化研究在模式建立上遇到困境，但過去的研究者如白魯恂（Lucian W. Pye）等透過行為研究，仍建立起衡量一國政治現代化進程的幾項指標。1960 年代西方政治發展的研究顯示，欲使政治變遷朝正向、民主化的方向發展，需要人民有一定的知識水準、龐大的中產階級與持續發展的經濟，作為政治現代化環境。呂亞力另歸納出「政治體系的能力(整合、反應與適應三種能力)、政治結構的分化與功能的專門化，以及政治參與的程度(普及與平等兩項均須計及)」，作為政治現代化的衡量指標。依上述分析可歸納出「一、政治發展的 環境、二、政治體系能力的強化、三、政治結構的分化與專門化、四、政治參與的普及。」 可作為衡量一國政治現代化的指標。
孫中山作為中國現代化的推動與啟蒙者，基本上在其晚年針對民國建立後的亂象加以反省，提出建國大綱、三民主義作為中國現代化的指導與規範性綱領，其策略是以民族主義作為現代化的驅動力，透過民權主義政治現代化與民生主義經濟現代化實踐，完成中國國家現代化，達到與列強平等立於世界的民族主義目標，在這其中政治現代化應是影響國家現代化的關鍵，是故，本文就從政治發展的環境與前述分析的三項指標來分析孫中山政治現代化主張。
此外，孫中山的革命運動與其思想不僅影響中國現代化的前半期，對 1949 年後兩岸的政經發展亦有影響，本文亦希望透過對兩岸政治發展歷程的回顧，了解孫中山政治現代化主張在其中的影響，因此，本文將以政治發展研究所歸納出的通則觀點，分析孫中山政政治現代化主張，並探討兩岸 1949 年後的政治發展歷程，最後再探討孫中山政治現代化思想對兩岸政治發展的影響。
一、孫中山政治代化主張
（一）政治現代化的步驟：
辛亥革命雖推翻千年君主專制，但民國初年先有袁世凱稱帝後有軍閥割據亂政，中國政治並未因千年君主專制走入歷史而順利走向現代化，國家分裂、政府失能導致中國國際處境日窘，社會亂象紛陳。孫中山反省民初亂象，認為民初亂象主要是社會發展尚未成熟，中國人民未完成思想準備，亦即中國尚未處於一個適合民主發展的環境。有鑒於此，孫中山在其所著之＜建國大綱＞中強調「建國需依軍政、訓政及憲政之三程序來建立，軍政時期以武力掃除革命障礙，奠定民國之基礎；訓政時期則以黨治國，推行地方自治；憲政時期則還政於民，憲政完成之日及革命成功之日。」，其又於建國大綱中強調「建設之首要在民生，其次為民權，再其次為民族。」依前引孫中山的主張可知，孫中山希望透過建國三程序作為政治現代化的步驟，並主張在現代化整體進程中應先完成經濟現代化再進行政治現代化，亦即孫中山認為經濟現代化將塑造適合民主的環境是進行政治現代化制度變革前重要的準備工作。
在前述對孫中山＜建國大綱＞的理解下，軍政時期為現代化前的破壞階段，旨在掃除阻礙現代化的封建守舊思想與制度。在革命障礙掃除後，應透過「訓政」時期的以黨領政，教育人民使人民具備基本政治參與的素養與知識；並進而在此時完成經濟現代化的工作，而其民生主義最重要的目標即在追求「均富」，即是要追求經濟發展與中產階級社會的形成。孫中山基本上認為經濟現代化後中產階級的社會是政治現代化的基礎。而孫中山的建國三階段論與先經濟後政治的發展主張，正是在追求提升人民有知識水準，建立龐大中產階級與持續發展的經濟的環境，以利政治現代化民主進程的推動。
（二）政治體系能力的強化
政治系統論者認為政治是「輸入→政治系統→輸出」，經過輸出的回饋，再循環「輸入→政治系統→輸出」，如果政治系統輸出面的回饋，能回應人民的需求，獲得人民的支持，就是正向的回饋，ㄧ個現代化的政治體系就是政治系統能有效處理、滿足人民在輸入面的需求，整合、適應社會各部門的變化。孫中山的「權能區分」將國家的政治大權分為「政權」與「治權」，強調「政權」是人民參與政治的權利，直接去管理國事，即是民權；「治權」是政府的統治權，是政府管理、服務人民的權力。權能區分即是要以人民的政權去監督控制政府的統治權，政府則以其所擁有之能來服務人民。如果按照政治系統論的觀點：「輸入→政治系統→輸出」的觀點，人民的參政權在輸入面會產生支持與要求的作用，政府之能即是政治系統，透過政治系統的運作，輸出政策、法律、預算來回饋輸入面人民的支持與要求，政治體系能力的增強即是指政治系統處理人民需求能力的提升，此點孫中山在「權能區分」中強調「萬能政府」，將考試權自行政權中獨立出來，希望透過考試維持文官中立並讓專家進入系統，實現專家政治的理想，此種理念與制度的設計，基本上是與政治發展理論強調政治體系的能力在發展中應逐步增強，並能整合社會各部門，反應社會與適應社會環境的要求相一致。
（三）政治結構的分化與專門化
在政治發展歷程中，因應社會發展程度日趨複雜，政治體系的角色、組織、制度亦會日趨複雜，朝結構分化方向發展。江炳倫指出「結構分化指有許多新的角色和制度出現，以履行各種不同的功能。」表示「分化」代表功能的專門化，亦即專業化。分化後的組織，需要相互協調整合，方能透過各自功能的發揮，獲致系統的均衡。邱延正就認為「當一個組織的結構由簡單而逐漸變為複雜時，各個部間的相互依賴性便隨著提高，而結構分化所產生的潛力，也必須加以協調後才能發揮效能。」，因此政治結構在分化後，需要相互的協調整合，並提升其能力，政治體系能力的增強與否，恰可作為檢視政治結構(系統)整合程度的標準。孫中山在權能區分中，將中國傳統獨立之考試、監察兩權，自行政和立法權中獨立出來，以避免濫用私人與議會專擅之弊端，其謂「我們現在要集合中外的精華，防止ㄧ切流弊，便要採用外國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加入中國的考試權和監察權，連成一個很好的完璧，造成一個五權分立的政府。」並強調五權間應分工合作，與西方三權分立避免權力集中濫用的制衡思考不同。此外孫中山在中央與地方權力的劃分上強調「中央與地方應依事務的性質來劃分權限，凡事務有全國ㄧ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孫中山的「五權分立」、「均權主義」與前述「專家政治」的思考與政治發展理論重視政治結構會隨發展逐步分化，漸趨複雜，功能專門化，分化後的組織需要相互的協調整合的概念亦相符合。
（四）政治參與的擴大
政治系統理論認為政治系統的輸出，最重要就是要回饋輸入面人民的需求，尋求人民的支持，因此，如果政治系統不受人民的控制，就無法保證政治系統的輸出面會符合人民的要求，近現代的憲政民主理論，即是奠基於政治系統受人民監督與控制之理念，此理念的落實則有賴於人民參與政治機制的建立。人民的政治參與機制，可由參與的條件與參與權利的賦予，即民主化的程度，來判斷機制的健全與否。普及與平等的政治參與就成為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則。孫中山的權能區分理論，基本上就是奠基在人民可以監督、控制政府的前提上，在參與權利的條件上，孫中山認為凡民國之國民，贊成民國之人，皆可賦予民權，皆有監督、控制政府的權利，符合平等參與的原則；而在權利的賦予上，孫中山賦予人民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完整的參政權，較僅有選舉權，權力可放不可收的參政權更為完整，此外孫中山重視地方自治，強調地方自治為國之礎石，希望透過地方自治落實全民政治的理想。皆說明孫中山在政治參與部分的主張，亦在追求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參與環境，逐步擴大與普及人民的政治參與。
孫中山先強調建國三程序與先發展經濟後發展政治營造出有利民主發展的政治現代化環境，再提出權能區分作為其政治現代化的理論基礎，透過權能區分主張人民有權監督政府，落實了民主原則、並主張萬能政府讓政府有能服務人民，符合政治體系的能力強化的標準；此外，強調專家政治、地方自治、中央與地方均權及五權分立的憲政制度設計，符合政治結構的分化與功能的專門化之原則，主張民國國民皆享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直接民權，符合政治參與平等與擴大之原則，基本上孫中山政治現代化主張，兼顧「民主」與「效能」，是一個體系完備的政治現代化主張。
二、1949 年後台灣的政治發展
（一）威權體制與民主準備 (1949-1986)
1949 年之台灣所處的是一個內部經濟凋敝，人民政治疏離感嚴重，外有中共政權虎視眈眈，國際局勢處於美蘇兩大集團對抗的大環境，播遷來台的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面對這樣紊亂的環境，先從政權的內部改造著手，進行黨的改造，鞏固黨總裁的領袖地位，另外透過「戒嚴」與「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臨時憲法的實施，建立了黨國一體的現代威權體制。胡佛認為這時期的政治體制是「領袖操縱黨機器的權柄（只有一黨，所以是一黨威權體制），再分別控制控制三種社會：民間社會、政治社會及統治階層（或社會）。這就好像撐開一把傘。領袖掌握傘柄的樞紐，再經由一黨的傘柄及三根支撐的傘骨，控制上述三種社會，故可稱為現代威權政治的傘狀理論。」，在現代威權體制的掌握下，國民黨政權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取得統治形式上的合法性，此時期的國民黨政府，為鞏固其統治，在政治上採取嚴格的管制措施，實施黨禁與報禁，並透過情治系統嚴格監視民間社會，不允許反對勢力的存在並控制輿論，壓抑異議份子的聲音。雖然國民黨政府建立具嚴格管制性質的威權統治體制，但同時期國民黨亦推動地方自治，允許地方行政首長及議會代表透過選舉產生，在地方自治的落實過程中，台灣人民逐步適應民主制度並具備民主素養。1969 年，因為中央民意代表逐漸凋零，國民黨政府首度開放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此項選舉在 1972 年後成為定期性的選舉，提供了反對人士體制內發聲的管道，此增額中央民意代表定期性的選舉，也使國民黨統治的反對者集結成新興的反對勢力，俗稱「黨外」。反對者的集結弱化威權統治，將反對者納入體制，則相當程度緩和了激烈抗爭的可能性，對日後台灣民主進程發展有良性的影響。這一批黨外人士主要是利用雜誌刊物宣揚「民主」與二二八事變後逐漸萌芽的「台灣意識」，並以此做為選舉的主要訴求，他們認為國民黨統治未經民主的程序，是外來政權，直接質疑、挑戰國民黨政權統治的合法性，1979 年發生的「美麗島事件」，可為 1970 年代興起黨外反對運動的指標事件，進一步催化了台灣的民主進程，而「台灣意識」的訴求，也為未來台灣陷於國家認同混淆與統獨之爭種下了因。
在威權體制下，國民黨在經濟發展上將民生必需具有壟斷性質的鐵路、郵政、水、 電、石油、電信、銀行等事業以公營方式經營，以藉此控制物價與通貨膨脹，餘允許私人企業參與經營，實施「計畫型自由經濟」。政府在 1953 年成立經濟安定委員會，其屬下設立的工業委員會，負責規畫台灣產業發展策略，這單位由尹仲容負責，其中人事皆由他所決定，他找的李國鼎、張繼正、王昭明、費驊、錢純與日後的孫運璿、趙耀東等財經技術官僚皆成為經建事務的要角。他們透過四年至五年期的經建計畫，導引產業發展，並規劃台灣產業轉型，而由於受大陸失敗經驗影響，在經濟高度成長同時台灣政府重視通貨膨脹的控制與財富分配，使這時期的台灣貧富差距並未隨經濟成長而擴大，創造出舉世欽羨的「經濟奇蹟」。成長與分配並重的經濟發展模式造就台灣成為中產階級社會。1968 年開始實施的九年義務國民教育，則使人民素質普遍提升。經濟持續發展、中產階級社會與人力素質提升為其後威權體制向民主體制的轉型，營造出適宜的環境。王定村就認為「對台灣民主政治發展而言，所得不均度的低值，應當是有利的因素。當經濟快速成長，所得分配起始點甚為平均，其後又無明顯不均化之時，中產階級最容易興起，而此階段之興起，一般認為有利於社會安定及民主政治之發展。」
胡佛分析此階段的台灣發展認為「『十大建設』所帶來的經濟成長與繁榮，以及社會的開放與流動，增強了整體民間及政治社會在政治參與方面的資源。此種資源與本土台灣意識相合後，進而促動政治參與的勃興，選舉制度乃成為吸納參與浪潮，安定政局的最佳制度化及正當化管道。經濟及社會資源與政治參與的相互結合，並透過選舉管道，重新分配政資源(特別在各級地方政府與議會，以及省議會與中央民意代表)，強化本土化的政治發展，如此在選舉機能不斷循環下，使得威權統治結構日趨鬆動而呈現衰退。」肯定這個時期之發展為日後民主轉型奠下良好基礎。
（二）民主轉型與鞏固 (1987-迄今)
1987 年國民黨政府正式宣告解除「戒嚴」，開放組黨，讓台灣政治發展正式進入民主轉型期，其實早在前一年(1986 年)9 月 28 日黨外人士於台北圓山店正式組成民主進步黨，未遭當局壓制，即可視為民主轉型啟動的前兆，黨禁解除後，1988 年旋即宣告解除報禁，黨禁的解除宣告黨外人士正式取得政治上競爭的合法地位，為政黨競爭營造出公平的環境；報禁的解除則宣告長期受壓抑的民間社會，獲得更大的言論表達空間，媒體環境多元，不同媒體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出現，各媒體有不同政治立場，依其立場對公共事務多所針貶，不再受政治力量的約束，顯示媒體不再是政府的傳聲筒、政策的宣導者，反成為政府的監督者與批判者，基本上報禁開放後台灣媒體的獨立性已獲確保。再從立委選舉資料檢視 1980 年代黨外人士（民進黨前身），獲得 8.28％的得票率，國民黨為 73.64 ％至 1992 年民進黨得票率成長至 31.03％，國民黨下降至 53.02％，說明在「解嚴」、「黨禁」開放後，反對勢力大幅成長，台灣政黨政治競爭的雛形於當時即已顯露。
1988 年蔣經國逝世，李登輝依憲法規定繼位成為總統，1991 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此部臨時憲法正式廢除，1992 年國會全面的改選，上述事例皆說明，在解嚴後，政治的運作，逐步回歸憲法規範，憲政的落實，說明台灣政治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而為了適應新的政治情勢與社會環境，1990 年代的修憲，完成總統直選的法制化與現今政治運作的格局，將台灣政治發展帶入了全新的發展階段，2000 年，因國民黨的分裂，造成代表民進黨的陳水扁當選總統，完成了中華民國史上第一次政權和平轉移，使台灣成為具有政黨輪替經驗的新興民主國家。政黨輪替後的台灣，因為執政黨未能掌握國會的多數，又不願遵守修憲後雙首長制的精神，使台灣政治常陷僵局，而也因為解嚴後的歷次選舉中統獨與族群議題的操弄，造成台灣人民在國家認同上的嚴重分歧，影響了台灣現階段民主轉型的鞏固，田弘茂即謂「（台灣民主鞏固）尚待解決的問題，同時也是最重要和最棘手的問題是國家認同的問題，…即使台灣成功地民主轉型，同時也為民主鞏固做好了準備，倘若無法順利解決國家認同問題，前述的民主轉型即無法算是完成。」在族群、統獨的操弄下，台灣選民呈兩極化的分佈，無法理性選擇，台灣政治發展依政治系統論「輸入→政治系統→輸出」的模式，在政客語言的激化、操弄下，因為在輸入面有不理性的輸入，造成回饋面系統產生不理性的輸出，造成政府效能的弱化，陷台灣發展於停滯。
2005 年的第七次修憲，將立委選舉方式由原「複席單記一票制」改為「單席單記兩票制」，新的選舉制度與立委席次減半將使政客無法再藉不當動員族群當選，有助於台灣選民結構由兩極向中間靠攏，中間選民日後將逐步成為選舉中重要的決定力量，選民結構的此種變化趨勢，顯示台灣民主已漸朝理性成熟的方向發展。2008 年，因民進黨執政績效不彰，失去政權 8 年的國民黨，無論在國會與總統的選舉均獲得空前的勝利，讓台灣完成第二次的政黨輪替，這次的選舉結果顯示，台灣人民已漸從傳統族群、統獨的泥沼非理性對峙的政黨競爭脫離，轉而以執政者的執政績效與競選者的政策主張，作為投票時的重要依據，顯示台灣的人民已日趨理性，正反映出前述選民結構由兩極向中間靠攏的趨勢。2006 年 9 月因時任總統陳水扁家族、親信陷貪腐風暴，由公民團體發起，非由政黨主導的「紅杉軍反貪腐新公民運動」，活動中參與者所呈現的理性與自制對台灣政治發展有重要的意義；2013 年因一位下士班長之死導致的白衫軍運動，導致軍法審判制度的大變革與兩位國防部長下台，兩運動均由民間發起，非由政黨主導，顯示現今台灣公民意識已日漸崛起。2013 年 9 月因特偵組舉發立法院長王金平涉嫌替在野黨黨鞭柯建銘關說，所引起俗稱馬王政爭的政治風暴，王金平被國民黨撤銷黨籍後，提起民事假處分之訟，王金平在二階段司法攻防上佔上風，顯示在台灣，政黨已無法如威權體制時期，任意影響干預司法，司法的獨立性亦告確立。
公民意識的崛起、司法審判獨立性的獲致與解嚴後的多元媒體環境與媒體獨立性的發展趨勢，均說明台灣公民社會已日趨成熟，民主政治發展進入鞏固期。
三、1949 年後大陸的政治發展
（一）一人獨裁的黨國極權體制 (1949-1981)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 (以下簡稱中共)政權正式建政。建政後的中共以「民主集中制」作為其權力運作的理論基礎，在黨的組織與運作模式上，基本上是習蘇俄列寧式黨國體制，黨國一體且以黨領政，黨具有絕對的權威，政府基本上是黨意的執行者。趙建民就認為「列寧式黨國體制的另一特色，是黨的絕對權威，以及黨政合一甚至以黨代政的傳統。」在中共內部組織變革上，1945年中共「七大」，為了因應當時抗日戰爭與國共競爭的需要，將原本的總書記制改為主席制，開始將權力向主席集中，同時由於1949年中共建政成功，為主席制領導的有效性背書，使建政後的中共在毛澤東領導時代成為一人獨裁的極權體制。
毛澤東在中共建政後體認到當時中國的環境無法立刻進入社會主義階段，而需經歷一段過渡階段，毛澤東以〈新民主主義論〉，為思想綱領作為此過渡階段的指導，毛澤東謂「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而所謂民主主義，現在已不是舊範疇的民主主義，已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範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所謂「新民主主義」是「以共產黨員為主體，包括相當數量的各方面的愛國民主人士。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派合作而以人民大眾為主體的統一戰線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在〈新民主主義論〉的指導下，建政初期中國大陸處在一個以共產黨領導為主，容忍言論自由、允許其它民主黨派分享政權的溫和過渡期。1952 到 1953 年中共中央發起「三反」、「五反」運動，針對官僚機構與私人機構的腐敗進行打擊，但運動後卻造成了兩種影響，一個是幹部的大調整，一個是國家對私營機構的控制力增強，前者使「新民主主義」階段，聯合執政的民主黨派人士離開政府統治機構；後者使私營企業只空留名義，實際上與中共所控制的國營企業沒有兩樣，此兩運動加深了中共政權的對社會控制，為日後中共在毛領導下建立極權統治政府奠下基礎。1956 年中共在其「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宣佈放棄過渡時期，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的實踐時期，意識型態的實踐路線從溫和中間的「新民主主義」路線，左傾至「社會主義」路線。1956 年毛澤東首先提倡「百花齊放運動」，鼓勵知識份子對黨的路線大鳴大放，可肆意批判，但在 1957年毛澤東掀起「反右派鬥爭」，將對黨路線提出異議的人士，全部打入資產階級右派，「反右派鬥爭」後，毛澤東建立起在對其個人崇拜之基礎上的一人獨裁黨國極權體制。劉少奇即敘「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在毛澤東建立起以其一人為中心的極權統治體制下，毛的意志即為黨的意志，即為國家的意志，1958 年起毛澤東陸續推動「大躍進」、「人民公社」，希望一舉完成國家現代化與生產工具公有化使中國大陸社會直接過渡到共產社會，但此兩政策卻導致經濟生產力的大幅下滑，1961 年起，劉少奇、鄧小平與陳雲的修正路線，重新恢復崩潰的生產力，使毛澤東被迫退於二線沈潛，但毛仍掌握黨機器，1966 年毛澤東在認為劉、鄧、陳 所推動的政策悖離了其基本路線下，毛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十年將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激發到最高點，《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書中就謂「『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的政治制度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憲法和法律失去一切效力，在當時的中國大陸，『對毛主席的態度』，成了根本的政治標準，….。」文革十年不僅破壞了文化傳統，整個政府的科層體制亦被顛覆，對中共政府的統治效能有很大的斬傷，亦陷中國大陸經濟、社會情況瀕於崩潰邊緣。楊開煌就認為「從制度建設的角度來看，第一代的毛澤東是制度化的極權政 治，從制度上規定了中共領導人極權的權力，加上毛領導中共建立政權的功勞所累積的威權，自然很容易形成個人獨裁的政權，因而在毛澤東時代毛的意志就是制度，毛的意志改變，制度也必然隨之改變，這就是五十年代末『三面紅旗』取代『二五計畫』，以致於發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1976 年毛澤東逝世後，華國鋒作為毛澤東欽定的接班人，卻在兩年後，逐步大權旁落，被鄧小平取而代之，1982 年中共 12大之後，完全卸下黨職，退出權力舞台。華國鋒的失勢，也標示中共一人獨裁的黨國極權體制的式微，中共政治體制與發展進入新的階段。
（二）集體領導的黨國威權體制 (1982 迄今)
1978年中共11大3中全會，鄧小平取代華國鋒，成為毛澤東之後新的政治強人，並提出「改革開放」政策，修正華所主張「兩個凡是」繼承自毛的左傾政策，帶動中共政治發展進入新的階段。鄧在1980年代雖是中共實際上的領導人，但卻退居第二線，只保有中央軍委會主席職務，並未嘗試建立與毛一樣的奠基在個人崇拜上的一人獨裁體制，1980年中共11大5中全會，重新恢復「總書記」制，1982年中共12大取消黨主席職務，此一領導制度的修正，標示著中共政權性質由毛時代一人獨裁的極權政黨逐步轉變，依現行中共黨章，中共中央總書記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出，負責召集中央政治局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則是黨日常運作的最高權力機構。基本上在黨國一體且以黨領政的體制下，中共總書記雖是黨的最高領導人，但所有黨政決策均需經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總書記在常委會中角色為主持會議，無法一人決策。鄧小平先後扶植胡耀邦、趙紫陽與江澤民出任總書記，並建立老幹部屆齡退休與中共領導階層每10年換屆的制度性輪替制度，使中共政權體質有極大改變，自江澤民第三代領導班子上任以來至第四代胡錦濤領導班子，中共中央現今已建立起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為最高決策機構的集體領導模式。趙建民就認為「自鄧小平主政以來，中國大陸進入『後極權式的專制威權』時代，政治上逐漸去激烈化，意識形態的高度支配性逐漸弱化，革命的熱情逐漸退卻，權力不像以前的高度集中於最高領導人一人手裡，集體領導的形式出現。」同時期由於「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經濟體制已是市場經濟運作，原舊有體制已不能適應新時代需求，中共當局在1990年代亦進行行政體制改革，以提升公部門的行政效率，適應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
鄧小平「改革開放」基本上是對毛時代極左教條主義的修正，希望透過經濟體制改革，恢復並提升中國大陸生產力，鄧的主張迅速恢復了經濟生產力，使中國大陸經濟在其後30年有飛躍性的成長，鄧小平路線基本上被第三代、第四代領導班子所奉行，而為求經濟生產力解放，經濟成長大躍進，中共政權逐步放寬對人民的管制，民間力量日漸蓬勃。民間社會復甦顯示「改革開放」後，中共已非昔日對社會嚴密控制的極權專制政權，其屬性已有所改變。趙建民就認為「改革開放」後的中共政權「不論自意識形態的內容、經濟活動的方式，以及社會控制的程度的角度來看，中國大陸都已經進入『後極權主義式』之專制威權體制。」在經濟改革外，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也不否認政治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其謂「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互相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改革」，1980年代，「河殤」所興起的討論以及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顯示民間知識分子延續五四精神，對民主也有樂觀的期待與追求，但「六四天安門事件」以鎮壓告終，顯示中共政權並不以民主作為其追求的目標，中共政權所思考的重心是如何維持國家社會穩定，使其一黨統治的政治型態不受威脅，黃信豪就認為「中國菁英真正在意的是如何改善黨統治的品質，如何促進威權體制的公平與效率以繼續維持統治地位。這些現象凸顯中國所謂的政治實驗不在於走向民主，而是彰顯威權政體如何具有韌性(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亦造成許多內部問題與矛盾，如財富分配不均，官僚貪腐，前述問題因高度的經濟成長而產生延滯效應，問題顯而未彰被壓抑下來，但隨著經濟成長趨緩，中產階級與弱勢者對現狀有強烈的不滿，對中共政權信任度降低，隨著網際網路通信傳播的興起，不滿的聲音透過社群網站廣泛傳播，要求政治改革已逐步在民間社會形成共識，對中共政權形成與日俱增的壓力，前述的問題與矛盾已為中共政權必須面對無可迴避的問題，若不妥善處理將腐蝕中共統治的根基，形成中共政權的統治危機。耿曙、張執中之觀點「首先，就外在改革壓力而言，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共政權大概面臨了幾方面比較主要的挑戰。其中之一來自社會結構的演變，其中最凸出的是階級分化對立日趨明顯，不論弱勢群體、中產階級，不滿現存秩序的比例日益增加。第二類挑戰來自政權能力弱化，包括既得利益恣意橫行，黨國體制腐敗叢生，執政能力與政權合法，雖然幾經努力，始終無法有效提振。……最後一個結構趨勢是經濟增長速度趨緩，面對各種國際政經結構的調整、國內生產要素與市場結構的變化，中國大陸已經難以利用『不斷增長』來化解、延後上述兩類挑戰。」正說明今日因社會發展，中共政權的處境與所需面對的問題。中共亦意識到此一問題，從江澤民到胡錦濤、溫家寶等三、四代領導班子均有實驗性的政改舉措的推動。「胡錦濤在『十七大』的政治報告，也提出『擴大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以增進黨內和諧促進人民和諧。」「俞可平的「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更是開啟這股討論的領航者。他主張中國將考量以「最小的政治與社會成本J 來實現民主，如同漸進式經濟改革一般，隨著時間更迭逐漸擴大民主實踐的場域。以此，包括黨內民主、草根選舉與法治政府都是當前政治改革優先實現的範疇。」在這樣的思維下，中共也從農村與黨內基層嘗試民主選舉的試驗，如1987年農村基層民主的啟動，開放農村村委選舉、2002年在四川滎經縣開放黨員直選黨代表，都具有投石問路的性質。
總結1979年迄今的中共政治發展，中共政權仍是主導中國大陸發展的力量，並仍掌握媒體並有嚴格的言論自由管制，但隨著經濟成長、社會日漸開放與強人不再，民間社會力量復甦，其對中國大陸社會內部控制力已大不如昔，中共政權屬性已由一人獨裁黨國極權體制轉為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集體領導的黨國威權體制，在長期經濟成長後，中共政權現今面臨打擊官僚貪腐、彌平社會內部階級矛盾的挑戰，民間社會對政治改革的呼聲日益增加，中共當局也意識到這樣的問題，逐步在農村與黨內基層推動實驗性的民主選舉，但在中共一黨專政，以黨領政下，如何開展並落實民主制度正考驗著以習近平、李克強為首的中共第五代領導班子。李英明觀點「依照中共的政治過程，中共是永恆的執政黨，而與此革局相應的是黨必須擁有對國家機器建制化的領導地位，這個領導地位是不能遭到任何挑戰的；改革以來，….，以黨代政的現象並沒有獲得根本性的改變；而且黨政分離的改革工作由於觸及許多黨員幹部的既得利益，….，而根本很難具體落實。」正說明中共政治改革的處境與所遭遇的困難。
四、兩岸政治發展的分析：代結論
（一）政治現代化的步驟
1949年至1986年間的台灣政治發展，國民黨基本上建立起穩固的傘狀威權體制，在這個階段國民黨創造成長與分配兼顧的經濟奇蹟，使台灣步入以中產階級為主的社會，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提升人民素質與的地方自治的推動使人民普遍具有民主素養，為其後民主化營造出有力的政治環境；民主化後的台灣政治發展，依前分析，台灣現今已建立起司法獨立、媒體開放自由且公民意識崛起的公民社會，整體政治發展已朝民主鞏固方向發展，基本上台灣1949年後政治現代化的進程與與孫中山的政治現代化步驟有相契合之處。
1949年至1981年的中國大陸，主要是處在以毛澤東個人領袖魅力為主的極權專制體制，在發展過程並未創造有利民主開展著政治環境，文革十年的破壞，反使政府機制失靈，整個社會頻於崩潰邊緣；1982年迄今，在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下，中國大陸經濟有飛躍式的成長，亦創造出一批中產階級，在成長過程中，中共逐步放寬對社會控制，民間社會力量復甦，雖仍有網路及言論管制，但知識分子基本上可透過現代網路通訊科技，抒發己見，已日有公民社會的雛形。現階段中共當局雖有在農村與黨內基層進行民主化的嘗試，但基本上仍是屬於實驗性質，未全面普及落實，因此中國大陸人民的民主素養仍待培養，基本上現階段中國大陸政治發展較契合於孫中山所主張的「訓政」階段，走向民主的政治環境仍未成熟。
（二）政治體系能力的強化
1949 年至 1986 年威權統治時期的台灣，由於於大量技術官僚進入政府服務，提高政府的效能與理性決策，造就台灣當時期經濟的長期成長，政治體系的能力是朝正向發展；而進入民主轉型期的台灣，由於陷於國家認同、統獨爭議與選舉的族群動員中，選民對政黨支持是情感式意識形態的支持，並非理性的選擇，在選民不理性的狀況下，主要兩大政黨國民黨與民進黨在選票考量下，亦無法產出理性決策，致使政府效能不彰，使台灣政府的能力在民主化後，反有倒退發展的趨勢，朱雲漢即謂「當前台灣民主體制出現難以整合的困境是因為國家結構出現了正當性危機。身份認同與政治社群想像上的分歧變成台灣內部最具破壞性、撕裂性的矛盾，這個尖銳的矛盾阻斷社會共識、消耗內部精力，誘發政治鬥爭。」近年來台灣社會公民意識崛起，公民社會逐漸成熟，選民結構已有所轉變，中間選民在未來呈現成長的趨勢，希望當中間選民逐步發展，理性聲音能成為台灣主流意見，如此將引導台灣政治朝理性化發展，政治體系能力亦將在此趨勢下復甦。基本上民主化後的台灣人民雖已成為國家主人，符合孫中山權能區分中人民 有權之主張，但政府能力並未強化，不符合孫中山萬能政府的期待。
1949 年後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毛澤東主政時期的一人獨裁黨國極權體制基本上完全不符合孫中山權能區分與政治體系能力強化的主張；「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政治發展，由毛澤東時期的一人獨裁黨國極權體制轉型成為集體領導的黨國威權體制，基本上政府決策能力已有強化，且中共當局亦配合經濟與社會發展在 1990 年代進行行政體制改革，對政府能力的強化有一定的幫助，此部分與孫中山主張有契合之處，但由於其以黨領政的黨國體制明定於憲法中，中國大陸體制中的人民大會作為立法最高的權力機構，雖與孫中山國民大會主張有若干契合之處，但從人民大會委員的產生方式與其運作仍受共產黨以黨領政的影響分析，基本上與孫中山權能區分的理論是相悖離，因此權能區分的理想在現階段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下，註定無法實現。
（三）政治結構的分化與專門化
1949 年至 1986 年威權體制時期，在中央政府制度上符合孫中山五權分立的主張，但因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擴大總統的權力，使五權分而治之且相互合作的理想未能實現，政治結構的分化流於形式，但此時期完成文官體制、國家考試制度的建立，使孫中山專家政治的理想逐步落實；1987 年解嚴後，動員戡亂時期廢止後，台灣為適應新的社會需要，歷經 7 次修憲，大幅調整憲政體制，其中最大的變革就是將原被張君邁稱為「修 正式內閣制」的中央政府體制，修改成為類法國「雙首長制」的體制，此制度因制度設計缺陷，使法國「雙首長制」的換軌機制，在台灣未被落實，常導致憲政僵局的產生，朱雲漢就認為目前的憲政設計，最嚴重的問題是「行政權與國會多數決機制可能會經常出現脫鉤的情況，使得政治僵局不斷出現。」這顯示民主化後的台灣在憲政制度設計上政治結構的分化，並未能有效建立起權責相符，相互分工的政治制度，此點與孫中山的主張相悖離，朝野政黨為台灣長遠發展，應思考合力修憲，建立更臻完滿的憲政體制。
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在毛澤東主政時期政府組織之分化基本上並未明確，黨組織與政府部門均以毛的意志為依歸，並無建立文官體制，明顯不符合孫中山的相關主張，改革開放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集體領導中，基本上每一位常委均有分管業務，顯示其以民主集中制為基礎的集體領導已有分工機制，趙建民、劉松福即分析「1992年1月中共 十四大後，基本上仍然分別維持著先前民主集中制－『集體領導，分工負責』，以及『首長負責，分工辦事』的運作方式， 由此可見黨內法規已在政治局常委會內部運作中獲得落實。」說明其政治結構已有所分化且中國大陸在同時期亦積極透過法制化，明確行政組織之職權，2006年又開始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建立起公務員的文官考選制度，此與孫中山的考試權之主張有相契合之處，但在「以黨領政」、「以黨替政」的黨國結構下，政府之公務人員，仍需受黨的領導，仍不符合孫中山的專家政治與一般民主法治國家文官中立的原則，歸納而言，「改革開放」後的中共政權在政治結構分化與功能專門化上與前期相比有顯著的改善。
（四） 政治參與的擴大
1949 年後的台灣政治發展，從初期僅開放有限的地方型選舉，到 1969 年開放增額中央民代表的選舉，1987 年解嚴，開放黨禁，1992 年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1996 年總統直選，從威權到民主轉型期，台灣民眾的政治參與是呈現參與擴大的狀態；而在人民參政權的法制化部份，1980 年「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制定賦予人民基本的選舉、罷免權與修憲設計公民強制複決的憲法修改程序，2003 年「公民投票法」，賦予人民有限制的創制、複決權，顯示孫中山的直接民權理想在台灣，已接近完全落實，在台灣，人民普遍享有平等的政治參權利。
1949 年中共建政後的中國大陸，初期｢新民主主義｣時期，雖對其他民主黨派有所包容，但基本上人民普遍未享參與政治的權利，1957 年｢反右派｣鬥爭後，中共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已建立起以黨領政的極權專制政體，黨與政府成為執行毛意志的工具，人民已完全無法參與政治決定，文化大革命時期紅衛兵上街頭，是毛澤東民粹式動員下人民對政治的參與，與民主政治人民透過選舉權或其他參政權參與政治，在意義上完全不同；｢改革開放｣後，中共雖因應經濟發展後的需要，採取集體領導威權專制體制並進行政治體制的革新，但從 1989 年六四天門學運遭無情鎮壓的結果分析，中共當局基本上並無推動民主政治的決心，1990 年代起，中共雖有在農村與黨內基層推動民主選舉的實驗，但基本上那都只是有限度的實施，並無普及性的落實在全國。因此，中國大陸現今政治發展並無制度性全國性的政治參與機制，人民現階段普遍未享有參政權，與孫中山的政治參與主張相悖離。
總結
兩岸 1949 年後的政治發展，基本上台灣在歷經威權統治與民主化轉型後，其政治發展歷程與孫中山的政治現代化主張有相呼應之處，民主現今在台灣已充分獲得實踐，成為人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但在民主化後，台灣因選民的兩極分布，中間理性選民是屬於少數力量，導致政府效能有所退化，同時因憲法修正在憲政體制設計上有所缺陷，導致憲政僵局出現的可能性大增，亦影響台灣民主發展的品質，此兩點若能改善，則必將提升台灣民主品質，完成以追求民主為目的的政治現代化運動。在中國大陸部分，1949 年迄今，中國大陸政治發展是由一人獨裁的黨國極權體制轉換為集體決策的黨國威權體制，在｢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提升人民生活品質與教育水平、中產階級的出現，基本上使政治環境較前期更有利於民主的發展，中共政權透過對自身的改革亦使政治體系的強化與政治結構功能分化與專門化有所發展，政府效能相對於前期有顯著的提升。現階段中共政權雖放寬對社會的控制，允許溫和的政治改革主張在社會中傳播並嘗試進行小規模的民主試驗，但在中共一黨專政載明於其憲法內的法理事實下，短期內此｢以黨領政｣、｢以黨替政｣的黨國體制將不致有太大變動，人民對政治普遍性的參與的落實仍將有一段長路。在民主已是普世價值的今日，中共當局應可參卓孫中山的政治現代化主張，主導政治現代化工作，分階段逐步落實以追求民主為目的的政治現代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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