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小書是我2004年第一次到新加坡時，在草根書室所買到的。這家書店的老闆是當代新加坡重要作家英培安（目前我手上至少有15種他的著作，往後有機會再來介紹他的作品給大家認識），當時是我問了朋友，他所推薦的其中一家書店（另一家則是Select Books，專賣「亞洲」的主題書店），我記得當時我在草根書室裡頭，至少待了三、四個鐘頭以上，扣除掉一堆台灣出版、過海來的書之外，我幾乎掃描過書架上的每一本書，尤其把焦點集中在新、馬文學及東南亞文學相關的書籍，或者像是《蕉風》、《圓切線》、《focas》等文藝文化刊物，那應該是我第一次沉浸在南洋文學與文化藝術的書堆裡，往後我只要有機會到新加坡，我一定會抽時間去逛逛草根書室。
這是一本出版多年的舊書了（1986年9月初版），裡頭所「收集的項目很雜，有我[按：郭寶崑]自己創作的，有翻譯的，有改編的，有亞洲的，有歐美的，有戲劇，也有曲藝，還有一篇英文稿……這些作品都是在集體實踐中產生的，其中收納了許多同學、伙伴、朋友和前輩們的幫助和指導」（〈序〉）。除了之前已經介紹過的《棺材太大洞太小》（這本書也收錄了該劇本的英文版，其實該戲最初即是以英文寫成，作為1984年新加坡藝術節英語話劇《小賣艇》的集體創作材料，後來在1985年才以華文譯寫擴大）之外，有譯自美國Louise Fletcher所寫的《搭錯線》，有譯自馬來西亞Kala Dewata所寫的《亞答屋頂瓦屋頂》，有為電台主辦的「相聲短劇晚會」而創作的《萍》和《學說話》，以及為《小白船》演出特刊所寫的長篇專文《突破四堵牆》。
這書所收錄的劇本，都在1982年至1986年之間演出過了，我在這些劇本問世之後將近二十年才遇見它們，算是挺慢的了，我回想了一下，實在是沒機會也沒辦法，在那二十年間，我從身為高中生到回北藝大戲劇系任教，要在書店、圖書館、舊書攤或其它我所知道的管道，撞見新加坡戲劇及劇本，機會實在是不多，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對新加坡文學、戲劇與藝術，關心不多，興趣缺缺，我想和我有同樣「文化缺食」症狀的人，肯定不少。西方俗諺有云：Late better than never，我從現在起，積極「補食」，應該永遠不嫌慢。
《搭錯線》是一齣節奏非常緊湊、氣氛非常緊張而驚悚的獨幕短劇，全劇情節的推動來自於電話「搭錯線」，劇中史太太是名坐在輪椅裡的半身不遂病人，她想要打電話給她加夜班的老公，希望他能夠盡早回家，因為史太太不知為何，心神不寧，情緒煩躁。她已經撥打老公辦公室的電話號碼半個小時了，卻遲遲接不通，於是她打給接線生，希望請求協助，沒想到線路雖然接通了，但是卻搭錯線。史太太在搭錯線的情況下，聽到兩名歹徒的對話（對方卻聽不到史太太），正在計劃要去謀殺一名婦人。史太太一聽之下，慌了也急了，又回撥給接線生，希望他查出剛剛對話的兩人是誰，由於是搭錯線，接線生也實在莫可奈何；於是史太太又打電話到警局報案，也打電話到醫院希望他們派人到家裡來照料她，在這一陣慌亂無措的情況下，她仍然聯絡不上她老公。結局？我想你應該猜到了，歹徒要謀殺的正是史太太，並且得逞。戲結束。這個劇本若稍微改編一下，將接線生、護士、歹徒、警官等角色通通改成聲音演出，劇場中只有史太太一人，似乎也可以是個挑戰演員的獨角戲劇本，或許有興趣的人（像北藝大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表演組學生，在修業章程中就有solo performance的要求）可以嘗試看看。
《亞答屋頂瓦屋頂》顧名思義，兩種屋頂底下就有兩套價值觀。亞答屋是南洋一帶常見的樹屋建築，以粗大的樹幹當支架，以樹皮當屋牆，最後再覆蓋以亞答葉充當屋頂，除了蓋在平地上，也經常可見其蓋於沼澤區或淺水灘上，成為所謂的浮腳屋；亞答屋代表生活條件較為自然、原始、落後，但社群成員的感情聯繫較為密切，人情味濃厚。相較而言，瓦屋通常配上磚牆，房屋結構堅固耐用，代表生活條件較為優渥、文明。劇中男女主角分別來自亞答屋（青年Shamsuddin）及瓦屋（少女Shamsiah），兩情相悅，卻也同時擔心雙方父母的門戶之見；這是一齣喜劇，基礎就在於當地習俗，當男方要向女方提親時，通常不是男方親生父母前往女方家中提親，而是推派男方家族的長輩親戚前往，問題是男方家族的長輩親戚也可能從未見過女方父母，因此而產生錯認；緊跟著，女方父母又不承認這樣的提親，於是登上男方的門，要退回提親禮，就在雙方父母、親友、男女主角齊聚一堂之際，所有的錯認、誤會、門戶之見通通攤明白講清楚，而且也尊重男女主角的意願，劇終當然是歡樂收場；劇中還以香花喻少女，以甲蟲喻青年，甲蟲想要來吸取花蜜，藉此也鬧出了一些對話上的逗趣喜感。讀這個劇本時，雖然會碰到一些馬來文，但是透過前後文脈絡，以及當下的情境與口氣，大概也都還能猜出個六、七成，是個可愛的小品戲劇。
《萍》則反倒是篇悲傷戲劇小品了。戲一開始，憂鬱而失魂落魄的素萍（即劇名所簡稱的萍）已經站在海岸邊，她一方面對著不在場的媽媽說出心裡的痛苦，另一方面也回憶著從小到現在，童年、求學、家庭、生活各個階段的苦惱，尤其是老師和媽媽的期待，以及他人的眼光；但因為家境並不好，她一直想要幫媽媽和姐姐分憂解勞，負擔部分家中經濟，但是媽媽總是要她去唸書，家計有媽媽和姐姐就夠了。但是最後素萍卻在「中四會考」考差了，這個失敗一下子把她壓垮了，於是她選擇（或者是茫然無措）來到海邊，不斷地自責，最後「走向海的深處，漸漸消失，告別了這苦難的世界」（頁73）。這齣戲對於教育制度、升學主義，以及社會瀰漫「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等刻板觀念，做了沉痛而悲傷的控訴！
我查了與本書約莫同時代的另一本書，陳烈甫所著的《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台北：商務，1985），書中關於「新加坡的教育政策及其問題」，寫道：「[新加坡]中學計有三種，一為收容八巴仙（8%）優秀生的四年制中學，二為收容三十一巴仙（31%）良好生的四年制中學，三為收容四十一巴仙（41%）中等生的五年制中學。四年制中學畢業生，要經過會考，不及格的人便要就業。及格的人可以進入兩種不同的學校，一為專科學校，一為大學先修班。大學先修班修完之後，再要經過一次考試，及格的進入大學，不及格的就業。在新加坡要進入大學之門，其事確不容易。他要經過三次分流（小學三年級、小學畢業、中學畢業），四次考試（加上讀完先修班的一次考試），都能順利過關。如果有一次不能順利過關，對於大學之門，便有可望而不可即之嘆了。」（頁192-193）看來，在華人社會裡，不論什麼年代，哪個國家或地方，學生的升學壓力，似乎永遠不曾少過。
《學說話》則是個相聲劇本，甲、乙二人分別就語言規律、文化背景、語言翻譯、語言的約定俗成、計數量詞、方言與母語、語言混雜、外來語、語言的節制精簡、感嘆詞等，生發出許多的哏，一搭一唱，而且是華語、閩南語、馬來語、英語同時並存其間，完全呈現出新加坡的多語文化狀態。
對新加坡而言，國語是馬來語，國歌用馬來語，軍隊口令也用馬來語，非馬來族的小學生在學校都一定要修一些基本的馬來語文的，所以華語不是國語，華語在新加坡的憲法上是無地位的；至於英語，那才是新加坡實際上的國語，而且是各民族之間的共通語言。新加坡之所以定馬來語為國語，有其地緣政治實際的考量，因為兩個主要鄰國（馬來西亞、印尼）馬來人都是多數民族，定馬來語為國語，尊重新加坡境內少數的馬來民族，以防一不小心而擦槍走火的種族對立。在1979年8月7日李光耀正式推廣「華語運動」之前，新加坡除了通用的英語之外，幾乎就是一個充斥著十餘種方言的世界，非常混亂，所以李光耀當年強力推廣華語運動，企圖讓新加坡實際上成為英語及華語並行的雙語國家，減輕下一代的語言學習壓力。從二、三十年後的結果論來看，雖然當年這項政策社會反對聲浪不小，但事實卻證明了李光耀的遠見，英語讓新加坡與西方世界同步接軌，華語則讓新加坡搭上中國崛起的順風車，簡直是左右逢源（其實這也是新加坡長期以來在東南亞所扮演的地緣政治角色形象）。
至於〈突破四堵牆〉，則是藉《小白船》在1982年12月的演出，寫在節目特刊裡的一篇文章。文中主要分成「四堵牆戲劇的特徵」、「寫實戲劇的產生背景」、「寫實戲劇傳入中國與星馬」、「新時代‧新流派」、「我國華語話劇的局限」、「曹禺、郭沫若、魯迅」、「新的探索」幾個小節，大致對過去一百年左右的歐美戲劇史、華語話劇發展做一梗概的爬梳，他所提及的重要東西方劇場藝術家至少包括Andre Antoine、Henrik Ibsen、Duke Saxe Meiningen、Anton Chekhov、Erwin Piscator、Bertolt Brecht、Arthur Miller、Eugene Ionesco、Samuel Beckett、Jerzy Grotowski，以及曹禺、郭沫若、魯迅。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最後一節提到：「據說台灣有一個蘭陵劇坊，則一方面吸收傳統戲曲的滋養，一方面又向西方的啞劇等劇藝學習。」（頁133）1982年12月郭寶崑就已經注意到了台灣的蘭陵劇坊，隔年他就邀請吳靜吉到新加坡的第一屆華語戲劇營主講課程，至於1980年代郭寶崑與台灣劇場界的交流，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我之前寫的「華語劇場的文藝復興人──郭寶崑（1939-2002）逝世四週年有感」一文（http://mypaper.pchome.com.tw/yushanlu/post/1272417452），此處不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