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5月，波士尼亞戰爭已經持續一個月。戰火不僅在巴爾幹半島上展開，也在歐洲各處不同陣營的巴爾幹人之間展開，不同種族互相夜襲的案件一件件零星出現，雖然不是巴黎治安最棘手的問題，但已在我們這些移民者心中投下不小的震撼彈。
但這些阻止不了以薩。
我和以薩坐在吧檯上，距離他上飛機只剩下不到12小時。
我是個記者，在和平國度的記者。戰爭爆發後，以薩看完電視上旁觀者角度的新聞後，再也無法安然入夢。我也看了新聞，但我睡得很好，雖然發生戰爭的是我們各自的祖國。
戰爭持續一個月，他卻失眠四個世紀，因為他重回到盤根錯節的種族仇恨歷史裡。
遊歷了四百年的他以人道救援掩護民族感情，想要去阿爾農，於是他加入了無國界組織。他成功了，因為戰爭的關係，組織裡許多醫師已經撤出，所以那邊正缺醫師，尤其是急診外科醫師。當我的醫生朋友出發的前一個晚上，他來找我，我們在一間酒館談。我訝異他竟然沒有放棄──不是放棄回到自己的祖國－－說服他打消念頭的念頭，我早已放棄了。我指的是放棄說服我回到祖國。
「我們會需要記者，戈拿。」
他一付革命者的堅定和熱忱。我想到中古歐洲的十字軍，他們為了有人不信他們的宗教，而去打阿拉伯人。我看他，十字軍的旗子總是在我眼前繞來繞去。
「不是有CNN嗎？」
「CNN？CNN！那個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垃圾！只會譁眾取寵地剝削我們來娛樂世界上的人！他們還拍成電影！」
「不要忘了我就是在這種電視台工作。」
我淡淡地說。他太激動以至於家鄉話脫口而出，酒吧裡的人有一小撮人抬起頭來瞅著我們，但酒後的瘋言醉語和咆哮，在這裡並不稀奇，他們看了一會兒便又低頭談他們自己的了。以薩乾了那杯酒，微微伏低了身子，向我靠近了些。漲紅的臉在我眼前，他看著我，低低地說：「可是你不一樣，你是塞爾維亞人。」
「賽爾維亞人？賽爾維亞人！就為著這個理由？以薩，你根本沒在家鄉待過。你只是受了你爸、媽、祖父與祖母得那些懷鄉童話的影響。你跟我一樣，都是從小都在南厄爾斯特長大，現在都在巴黎工作，是道道地地的法國人！」我停頓了一下，又說：「你連你要去的地方長怎樣都不知道。」我非常意外我的反應。氣急敗壞地像受了不白之冤，又像因心虛而惱羞成怒。
「我們流著相同的血。」
「血？他們的血也是紅的，敵人血不是紅的？為什麼只為了這個理由？」
「你失眠很久了吧，戈拿？」
我看著他，感覺酒精隨著脈搏的跳動而在我身體中翻騰。
「我失眠很久了。戰爭剛開始時，我告訴我自己，我要像平常一樣的生活，儘管白天我一樣上班、購物，晚上看書、運動、約會、做愛，可是一上了床，我的眼睛一閉上，就會有一個男孩在黑暗中浮現，他炸斷了腿，但皮還黏，手中抱著他妹妹，應該是死了吧？我無法確定。他嘴巴張得很大，似乎整張臉只有嘴巴，可是我聽不到哭聲，炮火的聲音蓋過了他的哭喊，他的血不斷地流，流滿整個黑暗，直到黎明……」我想告訴他我睡得很好，他如果睡得不好，可以吃安眠藥，或者去看心理醫生，不要睡不著覺，就大驚小怪，就要回去祖國等等，可是話到了嘴邊，我說不出口。我只好靜靜等他說話，好像我也隱隱期待什麼，一下子說不上來。
「這陣子我瘦了將近20磅。每天起床，我看著鏡中的自己雙頰逐漸凹陷，體重計上的數字一天一天掉，同事都很擔心……在EP裡也心不在焉，一直裝出狀況。那天我又差點誤診了，主任找我談，他表示我的假還沒有放完，問我是否願意先休息一陣子，我向他說我的專業能力並沒有受到戰爭影響，主任要我不要逞強，先休息一陣子，我和他吵了起來，氣沖沖出了辦公室，在長廊上，電視正插播一則新聞，他們的游擊隊攻打我們一個村子，我似乎在記者的後面看見了那個孩子，那個我在黑暗中看見的男孩，他躺在那，腿斷了，手中抱著他妹妹，已經都沒有了哭聲……」
「你不要以為我和你一樣，會對著電視新聞產生幻想。告訴你，我睡得好、吃得好、工作也好──
「戈拿，身為塞爾維亞人，你難道一點都沒感覺？」
「我是法國人。」
我不想回答這個問題，這一陣子那種非得要在選邊表態的壓力，讓我覺得自由有若。我掏出錢包，隨便拿了張鈔票，放在吧檯，準備走出酒吧。
「戈拿！你知道我為何變瘦嗎？我把所有吃下去的東西吐出來！在這裡的一切讓我噁心！你也讓我覺得噁心！」他扯著喉嚨嘶啞地喊著。
我凝視他一會兒，百感交集，好一會兒，我只冒出一句：「以薩，你醉了。」我推開酒吧的門。
我快步地走在陰溼的人行道上，路燈下，我影子很長，手腳迅速擺動了起來，我有點詫異，我感到被某種力量驅動著而跑了起來。我邁開步子，拋下地鐵入口，不管對我示意的計程車，也無視交通號誌，我在暗夜裡快跑著，讓激烈運動所分泌腎上腺素與腦啡，讓我暫時不去想剛才的酒吧裡的對話。
我回到家，瞄了眼答錄機，燈號是閃爍的！表示有人答錄，我按下播放鍵，「嘟—嘟—嘟—嘟—嘟」那個人接通後又馬上掛了電話，會是以薩嗎？
我走到廚房拿了杯子，再走到浴室，倒了杯水，打開浴盆上的鏡子，拿出安眠藥，倒出僅剩的四粒，我把二粒放回去，以備明晚的漫漫長夜。
這就是我的一夜好眠，我想苦笑，但給誰看呢？
我再次清醒時，已是第二天的中午。以薩應該下了飛機，坐在巴士上，在蜿蜒的山路迂迴地向目的地前進。我突然想到以後可能可以在電視上看到他滑稽的禿頭，但卻一點也笑不出來。
到了晚上十點，我告訴自己以薩已經沒有任何可能留在巴黎，我仍然無法打電話給他確定這件事。我翻著一本介紹巴爾幹半島的旅遊雜誌，想找以薩落腳的地方。
電話響了一聲，我接了起來。
「請問是戈拿‧雷迪先生嗎？」陌生而透著緊張的女性聲音，我好奇地耳朵一豎。
「我是。」
「我是以薩醫院的同事，」電話那頭確定是我後，放開了她的衿持，「他被人重擊頭部，一直處在昏迷中，我們要動手術，你是他的法定委託人，請你儘速來醫院。我們是聖約翰醫院，你知道怎麼—
「我知道聖約和醫院。」
「好。請你馬上來，再見。」
她掛上電話，一陣昏炫中，我已關門下樓，喊著門房為我叫計程車。
坐上車，天空陰鬱似乎要下雨，但我已無心像平常那樣地觀察天空變幻莫測的臉色了。
進了醫院，我直奔手術室。一位護士迎了上來，確定我是戈拿‧雷迪後，給了我同意書，我根本沒有看內容，只是找每張同意書的簽名欄，但是因為太緊張，我一直翻不了頁。後來是她幫我翻每一頁，而我則是不斷簽名。我問她知不知道以薩為何會發生這種事，她回答我不清楚，但是一位女子發現送以薩來醫院的，她現在在做筆錄。
女子？以薩的女友？以薩一年前分手後，沒有再與女孩子交往，那會是誰？我尋思。
護士拿著同意書進手術房，臨走前向我說：「我們會盡全力救他。」
我聽完.眼眶一熱，因為以薩說過，若是病人情況很樂觀，他會說「他一定好起來」，相反的情況才會說「盡全力搶救」，讓等待的家屬有心理準備。
我呆坐在手術室外，時而想起以薩的種種，時而發呆，一直聽著空調運轉的單調的隆隆聲，直到一陣高跟鞋敲擊著地板，打破了這一切。
「戈拿。」她叫著我。
「波娃？」我詫異地望著出現在我眼前的這個人，她是酒吧的女侍。
「是妳送以薩來的？」我問，她點了點頭。
「怎麼回事？」
「昨天你走後，以薩又在酒吧繼續大聲說了些話，我怕他鬧事為他叫了計程車，準備要送他回去，有一桌的客人，將他接過去，說我一個女子架不動他，所以幫我帶他去等車來，而且他們剛好也要走了，救順當帶走他。」
我閃過一個念頭，便問：「是不是點唱機角落的那桌客人？」
波娃張大了嘴，「你怎麼知道？」我有點清楚發生什麼事情了，但是我不敢繼續想像下去，因為這次新聞的主角是我的摯友。我搖了搖手，示意她繼續說。
「後來…到了凌晨四點，我閉完店離開，聽見店旁的防火巷有人呻吟，我走過去看，從衣著認出是以薩，他…躺在垃圾堆上，看起來…很…很糟，」波娃一邊注意我的反應，一邊遲疑地住了嘴。
「噢，我不應該先走的！」我終於喊了出來。我似乎看見以薩滿臉血污地在垃圾上呻吟，無助地想要求救，而我那時只是想著甩脫他以及他給我的抉擇。
走廊盡頭的窗戶，閃過一道光，接著轟隆轟隆的雷聲大作，雨就開始大了起來，洗刷著長長的落地窗。
「暴雨來了。」波娃轉頭看著窗外說。
「戰爭不是在一個月前的波士尼亞開始的，它早就四百年前就種下了今天重啟戰爭的種子了！」我好似聽著別人的嘴巴講出這句話。
暴雨降臨，戰火已至，但我心中的交戰卻已出現戰勝的一方，勝利的代價是以薩所遭遇的不幸，我不禁想起海明威的一句話：「勝利者一無所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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