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之間 我一直在尋找一種敘述的語言 直到那天， 我看到了母親的背影 照片：Hundertwasser,w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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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次見柯麗索瓦(Eda Kriseova)時，只知道她是個捷克女作家，也曾是個女記者，並不知道她在 “天鵝絨革命”之後，曾與作家總統哈維爾一起走進城堡。

她告訴我們，進去城堡的情景就如卡夫卡小說的情節一樣荒誕，他們這些一直批評城堡官僚的人，卻進了城堡，要成為他們一直批評的官僚了。位置和身分調換。

他們進城堡那天，城堡外的廣場上站滿了人，大家掏出了袋子內的鎖匙，搖晃著。廣場響起一陣清脆的鎖匙敲擊鎖匙的聲音，交織出一首革命的樂章。搖鎖匙是以前同志們相約見面的訊號。大伙或許沒想過有一天會在城堡外的廣場，搖鎖匙慶祝革命勝利，把同志送進城堡。

布拉格的城堡，站在查理斯大橋另一頭，抬頭望就仰望得到。我抬頭望，幻想自己是一直想進入城堡的K。

但在革命成功之前，這些人都在黑名單上，或曾遭到監視。柯麗索瓦後來應哈維爾要求寫了一本哈維爾的傳記。因為他倆相交已久，哈維爾的朋友她也認識。但她寫的哈維爾傳記，卻在哈維爾進入城堡時結束。

她說，哈維爾當總統之後的傳記，我沒興趣寫。

2.
柯麗索瓦真正吸引我，並不是因為她是哈維爾集團的人，或她寫過哈維爾的傳記，而是她的經歷。

1969年，捷克發生“布拉格之春”，她在一家報紙當記者。她說，當時我寫東西很批判、很火爆，因為當時很年輕。真的很年輕。

後來因為報紙遭禁，報館上上下下的人都列入了黑名單，記者、編輯、負責印務的，全數在黑名單內。

進入了黑名單，意味著不能再寫文章、出版文章。她不能幹回本行，只能當勞工，靠勞力賺錢糊口。她很鬱悶，覺得自己快要瘋了，於是在當年夏天，去了郊外一家精神病院當看護。

去精神病院後，她發現原來自己還瘋不了。

她笑說，我在精神病院的經歷就像一首超現實的詩歌。病人在精神病院已經住了30至40年，年輕時就住了進去，已經一把年級，不再那麼富有侵略性。病人的生活哲學和故事豐富多彩，牢牢吸引住了她。

當時，她覺得整個國家變成了一座監獄，反而在精神病院內感到了自在。她在裡面工作，換來三餐和住宿。她同病人說話，聽他們的故事，就在那個時候，她開始寫小說。

她知道小說不一定會出版，她還在黑名單內；但她寫了，據她說，寫作是當時讓她免於發瘋的方法。但是，從寫新聞轉而寫小說，對她來說並不容易，寫新聞是找出實情，鋪陳事實；寫小說卻要編造故事，還要學會釋放自己的想像力。

慢慢地，她越寫越順手。

3.
我問她，寫作對她來說是甚麼？她微笑說，寫作就是生存 (To write is to survive)。寫作救了我一命。

她的小說，多以精神病人為藍本。寫到一定數量時，一家捷克地下出版社要出版她的書，當時的地下出版都用手抄，然後在紙下面墊著印紙，抄一份印出幾份。她必須在每份書稿的封面簽名。

由於書是手抄的，那書像份未完成的手稿，卻在地下運動份子之間傳閱著。

後來，有人把她的書稿偷運到國外出版，然後再偷運回捷克境內。當她第一次看到文字印成書上的鉛字時，她用手撫摸書頁上的鉛字，才終於感覺到她的作品已經完成。

解禁後，她已經可以光明正大出版。基本上現在的捷克，幾乎甚麼題材的小說都可以出版。但是柯麗索瓦覺得，新一代年輕作家寫的文學，都流於膚淺，忙著展示自己的私生活，卻很少願意花時間好好去書寫小說人物。她說，要塑造小說人物太花時間花力氣了，年輕作家更喜歡寫自己。

聽起來像一記警鐘。

她告訴我，她很喜歡赫拉巴爾那種書寫底層小人物，幽默又富有哲思的小說；同時也慨歎赫拉巴爾或卡夫卡這類捷克文學傳統，在現今的捷克文學裡已經逐漸消逝，像靈光。

柯麗索瓦從一個新聞記者轉變成一個小說家，是時勢造英雄，哈維爾當總統大概也一樣。1989年，她跟哈維爾進入了城堡，隨後走出城堡，如今叫她回去從政，她可不干了，她更喜歡寫小說。對她來說，寫作，就是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