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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孫吳政權的建立

三、孫登及其班底

四、二宮搆爭及皇位的競逐

五、結論—帝制中國的繼承問題

 

一、前言

皇位繼承問題，在帝制中國，常是造成政治混亂的主因。尤其是太子互爭，往往讓當時的政治呈現派系惡鬥現象，嚴重者，更影響後續的政治發展。三國吳大帝孫權的後期政治，就是明顯例證，太子孫和與得寵的魯王霸各樹其黨，互爭十數年，最後兩敗俱傷，一被逐、一賜死，但孫吳政治至此已大亂，最後繼立的幼子孫亮，大權操縱在宗室手中，排除異己，政情紊亂，一步步走上衰亡之道。

 

孫和、孫霸互爭的「二宮搆爭」事件，在孫權晚期政治中，固然有重要影響力，但少有人單獨討論，或針對孫權的太子問題進行研究，近期史家對此時期的關注焦點，多放在當時領導階層中「江東」、「江北」、「宗室」三大派系的互動，尤其是放在主導六朝的「江東世族」長期發展脈絡下觀察，這固然能看到長期的歷史脈動，但也忽略了皇位繼承在此時期扮演的角色。

 

近代史家對此期的解讀，以三起重要事件分析為主：黃武四年（225年）的張溫暨豔事件、嘉禾五年（236年）的呂壹校事事件、赤烏五年至十三年（242-250年）新太子孫和及魯王霸爭奪王位的「二宮搆爭」事件，史家認為這是江東世族與江北豪族爭鬥的三部曲，導致江東世族在孫吳政治由盛而衰。透過以上的觀察，清楚描繪出六朝「貴族政治」中舉足輕重的江東士族首次興衰。[1]

 

問題是，孫權在晚期壓抑江東世族，重用江北豪族確是事實，「二宮搆爭」事件中，支持孫和與孫霸兩派人士，也大體可用江東世族／江北豪族劃分，然而仔細觀察，其中角色關係錯雜，絕非如此簡化。如孫和派中重要角色諸葛恪、滕胤均為江北籍，而非江東世族，最後孫權遺命託孤時，兩人又赫然在列，與當初的仇敵孫霸派孫弘、呂據共組新領導團隊，其複雜程度，要以清楚的二分法來劃分，有其困難性，如果不以江東世族／江北豪族來觀察，要怎樣解釋這段史實呢？

 

實際上，受人忽略的前太子孫登是這段時期的關鍵人物，孫登在孫權即位時，已經建立起第二代領導階層，如果孫登不早逝，政權將平和的轉移。但赤烏四年（241年）孫登的逝世，卻破壞了這個穩定結構，加上孫權主政後期有明顯加強皇權的傾向，在孫登後的繼位者無法如孫權或孫登掌控全局，為了讓下一代能順利接掌政權，孫權削弱當時實力最強的江東世族勢在必行，也造成了孫權晚期政局的混亂。

 

從長期歷史發展來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世家大族」對政局有重要主導力量，但孫吳時期卻僅是「貴族政治」的草創期，在這段時期，貴族力量不如日後，出身寒微的孫氏能成為江東共主就說明現階段皇權仍凌駕一切。要解讀孫權晚期混亂的政局，其實應該以皇權為主，領導階層中派系互相爭鬥及消長為輔。在此所謂的「皇權」，包括了孫權的「強化君權」及孫權諸子的繼承問題，領導階層中的派系消長，其實也是因應皇權的問題而生，如果倒果為因，以派系爭鬥為主要觀察點，難免會無法一睹全貌。

 

為能明確表達以下敘事，先對後續將出現的名詞、分期做一規範。相對於孫權代表的「皇權」，「江東世族」、「江北豪族」、「宗室」所代表的孫吳大臣，通稱為「領導階層」。在時間上，孫策至孫權的時間分為三期，首期為孫策統治時期，第二期是孫權繼位至稱帝前，第三期則是本文主要關切的孫權稱帝至逝世。在世代上，本文敘述的「領導階層」概分為兩代，與孫策、孫權共創天下的功臣列為第一代，其子孫為第二代，這二代間的權力轉移，將是本文重心。

 

二、孫吳政權的建立

為了解孫登在孫吳政治重要性，我們首先回顧孫吳的初期歷史及其領導階層的建立，尤其是江北豪族、江東世族、宗室在其中的重要性。

 

東漢獻帝興平二年（195年），吳郡富春（今浙江富陽）人孫策率軍進入江東，開啟了孫吳在江東的86年統治史。孫策進入江東後，經過上下齊心的努力，短短六年（195-200年）內，佔領了吳、會稽、丹陽、豫章、廬江五郡，奠定了孫吳基礎。

 

孫策時代，可說是孫吳的首期，此時孫策所建立的領導階級，以江北豪族及其宗室為主，如彭城張昭、廣陵張紘、廬江周瑜等，江東世族在此時抱持觀望態度，其理由有三：一是其時趁機崛起的豪傑相當多，孫策是否能成氣候，江東世族還在觀察。二是孫策出身寒微，江東世族普遍對其有輕視之意。三是孫策曾與「吳中四姓」的陸氏陸康有嫌隙，後又藉故攻打陸康所守之廬江，並屠殺族人，與江東大族結下深怨。[2]

 

建安5年（200年），孫策遇刺身亡，由其弟孫權繼位，進入孫吳的第二期。孫權上台後，外有強敵曹操叩關，內有山越及不服孫權部將的挑戰，在內外夾擊下，孫權只能尋求與江東世族的合作，化解危機。孫權同意給予江東世族入仕、領兵的重大利益，江東世族也有感於時勢艱難，要確保其優勢地位，唯一途徑就是與孫權合作。於是在孫權初期，領導階層是由江東世族、江北豪族與宗族共同組成，而且在三大派系齊心協力下，於赤壁一役（建安13年，208年）中，打敗強敵曹操、建安24年，襲殺關羽，奪取荊州，創造了孫吳的全盛時期。[3]

 

在這段期間中，由於孫氏宗族及江北豪族的第一代，如周瑜、魯肅等人紛紛逝去，後繼者又不如江東世族，再加上江東世族的在地優勢，三大派系中，江東世族明顯超過孫氏宗族及江北豪族，成為孫吳的骨幹。[4]

 

三、孫登及其班底

西元222年，孫權繼魏、蜀之後，也稱帝吳王，至此進入本文重心的第三期，此期一直至孫權逝世（252年），共31年。

 

孫權即位時，正是江東世族勢力鼎盛之時，丞相顧雍、鎮守武昌的上大將軍陸遜，[5]代表文武的最高權位，均為吳中四姓的江東大族，象徵此時孫吳政局已進入「江東為主、江北為輔」階段。

 

值得注意的是，同時即位的太子孫登，也開始建立未來的領導班底，與其關係良好的「四友」，諸葛恪為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都尉，[6]毫無疑問的，一但孫登即位，這四人將是新政府當中最重要權臣。在「四友」之下《三國志‧吳書‧孫登傳》特別記載四位賓客，分別是謝景、范慎、刁玄、羊衜。

 

仔細分析「四友」的出身，可發現他們都是為孫權打天下的第一代功臣之子。諸葛恪為大將軍諸葛瑾之子、張休為當初孫策託孤的張昭之子、顧譚為當時丞相顧雍之子、陳表為偏將軍陳武之子。四賓客則無記載其家世，可能非功臣、世家之子。「四友」重要性高於「四賓客」，加上孫登在武昌時，與鎮守武昌的江東籍陸遜建立良好關係，也同時向當時駐守冀州的江北籍步騭請益，[7]「四友」中也是江北（諸葛恪、張休、陳表）、江東（顧譚）並存，可見孫登的班底並沒有特別注意江東或江北的現象。

 

由孫登建立的第二代領導階層看來，孫登策略是「權規登隨」，繼續穩固目前的江東、江北合作體制，與其分享權力，也無特意傾向何方。以第一代子孫為主軸，再加上有才能的非功臣之子組成的第二代領導階層，不僅能穩定政局，又能使當權者利益受到保障，自然大受歡迎。

 

孫登之所以能順利執行這種「政權轉移」的佈局工作，當然是得到孫權的支持。但孫權本人，在即位前後，卻推翻孫登所仿效，與兩大派系權力分享的作法，開始逐步強化君權。

 

黃武四年（225年）的張溫、暨豔事件和嘉禾五年（236年）的呂壹校事事件，就是孫權意欲打擊豪族、強化君權的代表作。

 

出身於「吳郡四姓」的張溫，在任選曹尚書時，引薦暨豔為選曹郎，後暨豔升為選曹尚書，掌握銓選大權，並進行考核，結果引起官員反彈，並向孫權進言，暨豔在張溫支持下結黨營私，結果暨豔自殺，張溫被廢黜。

 

嘉禾五年時，孫權增設中書校事，以呂壹出任，目的在於監督群臣，而這項措施，引起諸多大臣反彈，甚至連當時丞相顧雍也列入監督對象，最後在江北籍大將步騭上疏反對，以及其他大臣也表達不滿下，草草收場。[8]

 

一般史家都解釋此時孫權落實「打擊豪族、強化君權」，其目標為江東人士。[9]實際上，如前所述，在此時期，江東人士逐漸掌握政治權力，孫權要打擊豪族，自然是江東人士影響最深，但從一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孫權的打擊，其實是不分江東、江北，而是最有權力者，只不過當時較有權力者，多半是江東人士。

 

張昭的遭遇，最能說明此例。張昭字子布，江北彭城人，當初隨孫策南下創業，孫策「文武之事，一以委昭」，[10]孫策遇刺身亡臨死前，將孫權託給張昭，甚至還說出「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11]而孫權甫繼位，惶然不知所措時，也是張昭告誡孫權「孝廉何得寢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並扶孫權上馬，檢視軍隊，才能穩定軍心。以上種種都說明張昭在第一代領導階層的地位，而張昭也一直坐穩相當於後來丞相的長史地位，在孫吳開疆擴土的時代，他在後方的鎮守有功，更是一大功臣。

 

張昭雖然功績卓越，但在「強化君權」的時代，自然成了孫權的目標。孫權要置丞相時，「眾議歸昭」，但孫權給了孫卲；孫卲卒，「百寮復舉昭」，孫權依舊不給張昭，而給了顧雍。其中的理由，孫權雖辯說「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12]但很清楚，在孫權加強皇權時，他要的絕不是眾望所歸，又會唱反調的張昭，而是聽話的孫邵、顧雍。更何況這兩位丞相，前有暨豔、後有呂壹，時時提出彈劾，一點也不好過。

 

孫權對張昭的打壓，並沒有結束。嘉禾元年，公孫淵遣使向孫權稱藩，孫權大為高興，派使者赴遼東，張昭對此屢次勸諫，孫權最後氣得對張昭說「吳國人士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眾中折孤，孤嘗恐失計」。[13]這段話說出了孫權的心裡話，也說明了對張昭打壓的原因，為了防止這種「入宮拜孤、出宮拜君」的現象再發生，第一代的領導階層，不管江北、江東，通通要「再檢討」，而此時江東人士勢力如日中天，自然受到較大的挑戰。

 

除了張昭的事例外，在孫權稱帝後，對待臣下態度確實與以往不同。黃龍二年，孫權有意浮海求夷州、亶州，陸遜力薦不可，孫權置之不理。嘉禾二年，孫權有意遣使至公孫淵的事件，除上述的張昭外，「舉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諫」，「權終不聽」。[14]這時的孫權，與稱帝前任何決策均要與大臣討論再三迥然不同，更傾向「君權至上」的專斷獨行，此時爆發的呂壹事件更說明此點。而呂壹事件，雖然彈劾目標像是顧雍、陸遜、朱據都是江東人士，但不表示孫權不向江北人士開刀，這也是步騭最後為何會挺身而出的原因，如果這是江北人士與孫權共同打擊江東人士，步騭絕無出面必要。

 

以上種種，說明孫權稱帝後，特意增強君權，對以往參與機要的領導階層，無不加強打擊，削其銳氣，而這種打擊其實是不分江東、江北。對此政策大轉彎，太子孫登並不同意，在其死前留給父親孫權的遺書，力勸孫權「臣聞為政聽民，律令與時推移，誠宜與將相大臣詳盡時宜，博采眾議」，[15]希望孫權能多與大臣「商議」，不要再獨斷獨行。

 

孫登這封「遺書」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書中向孫權「推薦」繼任的太子人選及可用之大臣，太子是孫和，這些大臣分別是諸葛恪、張休、顧譚、謝景、范慎、華融、羊衜、刁玄、蔣脩、虞翻。其中諸葛恪、張休、顧譚為「四友」（陳表已去世），謝景、范慎、刁玄、羊衜為「四賓客」，都是孫登儲備許久的準執政團成員，只有華融、蔣脩、虞翻為為新加入的成員。這份名單可說是孫登在臨死前，向孫權提出的「建議名單」，他希望這批原定的接班班底，不受他逝世影響，能夠繼續領導孫吳，完成他未竟的政治藍圖。

 

換言之，孫登不但反對孫權擴張皇權的做法，也早已籌組完成一批「接班部隊」，在第一代領導階層凋零後，逐步遞補。在此時，孫登可說是相對穩定的力量。對孫權而言，接班人力量已成形，就算對目前君權的強大程度不滿意，但也不必非變不可；對第一代領導階層而言，雖然孫權擴張君權引起騷動，但繼任者孫登不如是想，總是可以再忍受；對於沒被列入權力核心者，孫登力量穩定，想鬧其實也沒機會鬧。但這一切，在孫登逝世後，立即改變。

 

四、二宮搆爭及皇位的競逐

赤烏四年（241年），孫登逝世，孫吳政權的穩定閥就此消失。孫登所組成的「接班部隊」，及其得勢的父執輩，遵照孫登的遺願，支持孫和即位，維持原有秩序。但原來沒打進「接班部隊」的第二代及其父執輩則見有機可趁，支持孫權寵愛的孫霸，希望能趁機奪權，再配合孫權的擴張君權，一場「二宮搆爭」戲碼，就此上演。

 

根據《三國志‧吳書‧孫和傳》引殷基注，在這場「二宮搆爭」中，支持孫和的有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太常顧譚、驃騎將軍朱據、會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績、尚書丁密。依附孫霸的有驃騎將軍步騭、鎮南將軍呂岱、大司馬全琮、左將軍呂據、中書令孫弘。方北辰以其細密考證，刻劃出兩派之間成員的相互關係，並歸納支持孫和為「江東派」、支持孫霸為「江北派」，而最後孫權雖然將孫和與孫霸均廢立，但在懲處上，對「江東派」是毫不留情，「江北派」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也使得「江東派」受到嚴重打擊、一蹶不振，「江北派」卻從此興起，成為後來孫吳政權的主流。[16]

 

對此解讀，其實忽略了前述孫登的「準執政團隊」與被排除在外者的對抗。孫和集團中的陸遜是當時文武重心，與孫登在武昌有不錯的交情，諸葛恪、顧譚更是「四友」中的重要人物，名單中雖不見「四友」中另一位張休（陳表已逝），但張休與顧譚後來在「二宮搆爭」時期，共同被全琮、全寄父子誣陷，流放而死。張休既然是「孫霸」集團中要角全琮、全寄父子全力攻擊的目標，張休是支持孫和的推論，也不算離譜。

 

換句話說，孫和派繼承了孫登所規劃的「主流派」，是當時的當權者，如陸遜、加上孫登「四友」，以及第二代滕胤等組合，[17]這個組合既然是當時的權力核心，以江東人士為主就不足為奇。也因此，在「二宮搆爭」中，他們都強調舊秩序的維持。如「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可奪」，「權欲廢和立亮，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又據（朱據）、晃（屈晃）固諫不止。」[18]這可看出，維持孫和的太子地位，對於已佔權力者，絕對是不二選擇，他們所持理由，當然是「傳統不可廢」。

 

相對的，孫霸派則是一個複雜的組合系統。其唯一的共通點，就是不論尚有威名的第一代，或是第二代，均不曾出現在孫登的「推薦名單」中，顯然可見，相較於孫和派，孫霸派是個遠離權力核心者的集合。其原始的組合，應是第二代的孫霸幕僚，後來因為孫權步夫人長女、全琮之妻與孫權之妃、孫和之母王夫人不和後，加上孫權對孫霸「寵愛崇特，與和無殊」，[19]這些被排除在孫和派外的第一代才加入孫霸派，共謀爭權大計。

 

而這個「二宮爭構」，正如同中國歷史上反覆出現的太子爭鬥模式：皇宮外，各樹其黨；皇宮內，父親寵愛與否、嬪妃各顯神通。在皇宮外的爭奪，孫和為太子，擁護者又為在朝大臣，較佔上風，但皇室內，卻是孫霸佔盡優勢。《三國志．吳書‧孫和傳》記載：

 

王夫人（孫權之妃，孫和之母）與全公主（孫權步夫人長女，全琮之妻）有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寵稍損，懼於廢黜。[20]

 

同樣的記載，也出現在《三國志‧吳書‧妃嬪傳》[21]，可見「二宮構爭」有強烈的孫權個人喜好參雜其中，但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

 

孫吳陷入「二宮爭構」的同時，孫吳的北方強敵因為幼子曹芳的即位，大權漸漸落入司馬氏手中，孫權看在眼中，自然不無感觸，而當初能夠威鎮大臣的太子孫登已逝，如今兩位太子是否有統御群臣的能力，令孫權懷疑，為避免重演曹魏的憾事，藉著「二宮爭構」清除權臣，使其不會在新王即位後，奪權篡位，也是孫權偏向孫霸，開始對孫和派，尤其是當權的江東人士，不假辭色的原因。在《三國志‧吳書‧諸葛瑾傳》，孫權對曹叡即位初的觀察，說明了孫權對此看法：

 

聞（曹）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秉勢，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叡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姦讒並起，更相陷懟，轉成嫌貳。一爾已往，群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為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彊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22]。

 

這段話，其實也反映了孫權心中的憂慮，及其稱帝後為何致力於「加強君權」的原由，尤其在孫登死後，孫權更體認到削弱強臣的必要，隨著「二宮爭構」，主流的江東人士，開始成為孫權的目標。

 

赤烏四年（241年）四月，衛將軍全琮與魏將王凌戰於勺陂，參與戰事的有「太子四友」中的張休、顧譚與顧譚之弟顧承，還有全琮之子全寄。後來在論功行賞時，全琮父子誣陷張休、顧譚、顧承，最後三人都被放逐交州。《三國志‧吳書‧顧譚傳》中記載：

 

時長公主婿衛將軍全琮子寄為霸賓客，寄素傾邪，譚所不納。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全琮時為大都督，與魏將王凌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沒五營將（秦晃）軍，休、承奮擊之，遂駐魏師。時琮群子緒、端亦並為將，因敵既住，乃進擊之，凌軍用退。時論功行賞，以為駐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休、承並為雜號將軍，緒、端偏裨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搆會譚，譚坐徙交州。[23]

 

全琮父子構陷的方式是說典軍陳恂詐增張休、顧承之功，這次的「誣陷」就是孫霸派向孫和派發動的第一次攻勢。雖然芍陂之役發生在孫登死前一個月（孫登五月過世），但此次的「誣陷」卻是在討論戰功時發生，而以顧譚還被殷基列入孫和派中看來，這次的討論應該是在隔年孫和即太子位之後。而全琮父子一出手就是「吳中四姓」的張、顧兩家，也與孫權「增強皇權、削弱強臣」的目標一致，也因此，在孫權默許下，「四友」中的兩大將張休、顧譚就被流放交州、含恨而終。

 

在顧、張兩家後，孫霸派與孫權的目標轉移到當時江東人士的實質領袖―丞相陸遜身上。《三國志‧吳書‧陸遜傳》記載：

 

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為子弟茍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為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為足下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24]

 

在顧、張、陸之後，「吳郡四姓」另一大家朱家也難逃打壓命運，支持太子的朱據也因此遭毒手。「二宮搆爭，據擁護太子，言則懇至，義形于色，遂左遷新都郡丞。未到，中書令孫弘譖潤據，因權寢疾，弘為詔書追賜死」。[25]

 

至此，「吳郡四姓」全面遭到孫權與孫霸派有意的迫害，退出政治舞台。實際上，早在陸遜於赤烏八年（245年）含恨而亡，孫權於赤烏九年重組領導班底：丞相步騭、左大司馬朱然、右大司馬全琮、上大將軍呂岱、大將軍諸葛恪。[26]這時就可看出孫霸派的大獲全勝，步騭、全琮、呂岱均為孫霸集團首腦，中立的朱然，與孫和派的諸葛恪進入權力中樞，可能與其為江北籍有關。[27]之前引領風騷的「吳郡四姓」朱張顧陸僅剩朱據勉力掙扎，但也權力盡失，不但沒能進入權力中樞，在稍後太子孫和放逐後，也難逃整肅命運。

 

事情進行至此，孫霸為何不能乾脆取孫和而代之？這可能與江東人士擁有的實力有關。在孫權早期攏絡江東人士時，給與其種種優惠，讓其建立龐大的基層軍事及政治力量，這絕不是光光鬥倒幾個領袖人物能讓其屈服。

 

在政治上，江東世族子弟大批進入政治機構；[28]在經濟、軍事上，孫權採取的領兵制，使得江東將領征戰後所得人力，均可收為已有，讓其有相當可觀的戰力及勞動力。[29]這種強大的軍事力量，孫權及其後代繼承者仍需仰賴，例如陸遜死後，孫權有意一不做二不休，連陸抗都不放過。

 

（陸抗）率遜眾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絕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答，權意漸解。[30]

 

其實孫權之所以放過陸抗，恐怕不是他「事事條答」，而是「眾五千人」，尤其陸遜鎮守孫吳最重要的軍事要塞荊州，若因此使當地騷動，引起魏、蜀覬覦，孫吳恐怕要陷入空前危機，所以才不敢有所動作。

 

換言之，「二宮搆爭」至此，已經讓孫吳陷入分裂的危機，若由孫霸順利篡奪王位，難保不會因為江東人士的反撲，使孫吳分裂，而若維持孫和繼位，現今「主流派」也會擔心孫和上位後「秋後算帳」，絕對會發動政變，鞏固現有權力。孫權也曾對屬下孫峻表示：「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亂？」於是有改嗣的念頭。[31]

 

由於改嗣後，孫權內定由年幼的孫亮即位，為避免孫亮即位後，遭到權臣篡奪，因此孫權做了最後一次的整肅。赤烏十三年（250年）賜死孫霸、流放孫和，並對反抗者做出懲處，孫和派朱據、屈晃流放，陳正、陳象，孫霸派全寄、吳安、孫奇、楊竺處死。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江東「吳郡四姓」第一代唯一在政壇上的當時丞相朱據、孫霸派當時整肅「吳郡四姓」的要角全寄（全琮之子）均在列。可見孫權死前的最後出擊，是要將不配合政策的權臣一網打盡，確保孫亮即位後的政治安定。

 

至此，孫吳第一代領袖如未過世，[32]就多被整肅，經過大整肅後的第二代領導者也不敢向孫權說不，孫權同時也放低姿態向江東第二代領袖陸抗示好，[33]在多管齊下後，孫吳分裂的危機終告化解，孫權的皇權也達到顛峰，可以安心的安排下一代的接班班底。

 

赤烏十三年（250年），孫權立孫亮為太子，隔年（太元元年，251年）以諸葛恪為太子太傅、[34]中書令孫弘領少傅，臨終前，除諸葛恪、孫弘外，並召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35]顯見這是孫權最後敲定的領導班底，有趣的是，這五人多參加過「二宮搆爭」，並分屬不同派系，諸葛恪、滕胤為孫和派，孫弘、呂據為孫霸派，孫峻則為宗室，可見其結合，只是懼於孫權的至高皇權。在孫權過世後，果然這五人爆發內爭，諸葛恪先殺孫弘，後遭孫峻所害[36]，孫吳政事，至此日漸衰微。

 

五、結論—帝制中國的繼承問題**

帝制中國繼承問題，也就是今日的「政權轉移」，是一國興衰關鍵。皇帝治理國家一段時期後，這個問題自然會縈繞心頭，帝制中國以皇室統治，因此多半皇帝晚期會樹立太子，培養其領導能力，但究竟「立賢」、「立長」，歷代爭論不休，也可見好的繼承者，相當難尋，也無法以邏輯規範。

 

從孫權晚期的案例來看，好的繼承者必須要能調和兩種關係，一是皇權，也就是皇帝及后妃；另一則是朝廷的領導階層，當然，在領導階層中或許會包含各種派系。好的繼承者會使這兩者形成和諧狀態，如孫登就是最好的例子，也是使國家持續進步的關鍵力量。一但繼承者無法調和兩者關係，就會造成皇權與領導階層的對立，甚至領導階層內部會分裂成幾個小團體，例如孫和就是無法獲得皇權認同，使得皇權與領導階層起衝突，這就演成帝制時代的「危機」。

 

    由此觀來，帝制中國的領導者，晚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從其子嗣中，尋找出最適合的接班人，稍有不慎，將使早期奮鬥的成果付諸東流。孫權晚期政治就是顯著例證，西元222年孫權稱帝後，以強勢壓制地方豪族，但因太子孫登能夠調和各派，使得雙方緊張關係不致擴張，孫吳依然保有其強大國力，但在241年孫登逝世後，即位者不僅無法發揮如孫登般「調和劑」，更陷入傳統的豪族、宗親間各派系的「二宮爭構」奪位鬥爭，此事件雖在孫權強勢介入下落幕，但也種下孫吳衰敗的命運。

 

    在中國政治上，太子是一個極具關鍵的角色，若能順利平和的接任皇位，甚且在其太子時代能有充分的輔政經驗，可使帝國進入另一個興盛的時代。反之，若因其位造成紛爭不斷、派系對立，可能會導致帝國遭遇其統治危機。時至今日，接班人問題依然對現代中國政治影響深遠，可見太子及王位繼承問題，在中國政治史上，值得我們持續深入討論及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