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底到文化中心圖書館借了幾本書,其中有原本想要分享的《沈從文的家書》,但因後來未撥出時間閱讀完畢,因此改與大家分享讀了大半部份的《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這一本書由李國文所寫,曾獲得中國「二○○二年度散文家獎」,裡頭敘述了二十多位非正常死亡的中國文人的生命事蹟,及作者對這些文人的一些感懷與批判。作者李國文本身亦曾因文化大革命,而被鬥爭下放。因此,常將自己自身的經驗與那些常被貶到遠方的文人,作一個相關的經驗連結。他的用詞犀利,批判性強,對於狗皮倒灶的事,絕不寬容,對於文人的隕落,則常有不勝唏噓之感。
閱讀文學史或文學作品,那耳熟能詳的詩詞歌賦,常使我們與那些文人像交朋友般感到親切。雖然我們知道他們早在幾百年前就死去,可是他所留下的詩篇,熠熠生輝,而我們透過作品及一些記載,彷彿穿梭了一場時光之旅,走過大漠,與廣闊無垠的天際對話,與明月為伴,經驗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階級差異極大的朝代。我們曉得王維活了約六十歲,賀知章活了八十多歲,當想起當時平均年齡應是十分低,就感到這些人的長壽,甚至精神的永傳。相較於那些沒沒無聞而離開人間的眾生,是有多麼大的一個對比。何其幸運,或何其偶然,我們與這些生命相遇,邂逅。德國詩人海涅曾說:「文學史是一所碩大無朋的停屍場,人人都在那裡尋找自己親愛的死者,或亡故的親友。」
最近腦海浮現一個批判的聲音,也與所閱讀所聆聽所吸收的有關。常常我們會不小心陷入一個「典型」的漩渦裡,而狹礙了對一個作品的認識。舉個例子來說,當我們在閱讀王德威評論小說的書時,若沒有先看過書裡所提到的小說,而因作者所下的評論來認識作品,就會使自己變得狹礙,沒有自我的見解。暑假,阿寶老師所印的一份有關文本細讀的闡述,裡頭也正道出了若只知道文學理論及文學批評而來認識文本,那是不足的。當我們將王維與山水田園派,畫上等號時,而沒去讀細讀王維的作品,就會不知道王維也寫過華麗的貴遊文學,如<少年行>,或者也寫過<使至塞上>這樣的邊塞詩,並留下「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這千古永傳的名句。哲學與邏輯裡,常常提醒我們不要妄下斷語,要仔細推敲,否則常會以偏概全,下了謬誤的評斷。
這本書提到了多位的文人,這每個所提及的文人生命,都有其個人特殊的生命軌跡與心路歷程,值得玩味。拿宋徽宗與李煜來說,兩個人的共通性是都成為被俘虜的國君,而且都是將文學排第一,國君排第二。在以政治為評論基礎的角度來看待,他們肯定會被貶低,或指責得體無完膚。而且,像李後主好似還是女子纏小足的源頭。至於宋徽宗,在一些評論之中,也沒有多好評價。但是,宋徽宗卻可能是形成文化資產開始懂得珍藏的發軔,使得現今博物館得以豐富的起點。而李後主呢?在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裡,也予以肯定的價值,指出他「將伶工之詞,變為士大夫之詞」,使得詞這樣的形式,在宋朝大放異彩。
在評斷一個人的功與過時,我們常常以其職業來考量。但像這種職業詩人,業餘皇帝,也不是出於本身意願而繼承王位,又要如何來看待呢?個人很喜歡李煜的「破陣子」──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
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
幾曾識干戈?
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
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
揮淚對宮娥。
一個如賈寶玉一般,生長背景是在奴婢女人堆裡長大的李煜,生活在榮華富貴裡,不懂得戰爭為何物,是很自然的事。縱使在亡國之後,他在祖先墳前拜別時,最不捨的不是什麼家國,不是什麼人民,而是宮娥,那些與他終日嬉戲陪伴他的宮女嬪妃。這是真性情的顯露,卻不容於正統對國君的認知。由於他個人性情的獨特,對金陵故土的懷想,對大江東去的惆悵,才得以寫下「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這許多人在生命的某一時刻,都會心有同感的詩句。
當然,我們不知道,若他一生就只在金陵會是什麼狀況?是不是還會有後來的宋詞?或者,他可能就是一個昏庸之君。但,也因這樣一個生命的轉折,也將他的創作分成了兩個部份,前一部份是他得以接觸原本只是在酒樓哼唱的詞並也玩樂創作;後一部份,他將生命的感懷與憂愁,注入這種原本只是低俗難登大雅之堂的形式,使其成了取代詩的新的文學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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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典論論文》裡,指出有「文人相輕」這樣的情形。文學上,也真出現多個這樣活生生的例子,常常是文采高的被文采不及之人所陷害,或者歸西,或者貶到遠方。像作《長生殿》的洪昇,被王安石陷害的蘇東坡。但這也並非所有文人皆是如此,只是點出有這樣的現象。但在像明清兩代文字獄盛行的時代,「文人相輕」就會常常波及無辜,關鍵著家族的整個存亡,相當可怕。由此來看,像杜甫與李白這樣惺惺相惜,都作了些讚賞對方的詩,就顯得難能可貴。
創作之路,是孤獨的;而在孤獨的道路上,能有心靈相通的伙伴,那是多大的福份。有時,我們會認為某個詩句道出了我們心境,對某個作家有著嚮往,或認定哪個地方,哪個朝代,是心靈的原鄉;但是,若在我們所處的當下,有個能相互對話的伙伴,如李白和杜甫的情誼,心有靈犀一點通,是多麼樂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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