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歷史畫卷前沉思：是歷史選擇了遵義，中國革命只有遵循與本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才能取得勝利，這就是遵義的靈魂，脫離了中國實際就終將導致失敗，這就是遵義作為歷史轉捩點的關鍵所在。紅軍遵義警備司令部與遵義會議會址陳列館隔街相對，原系國民黨黔軍副師長周吉善的公館。 紅軍佔領遵義后，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成立遵義警備司令部，由劉伯承任司令員、陳雲任政治委員，在遵義期間劉伯承和陳雲也都暫住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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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遵義警備司令部成立以後，對遵義城防進行了佈置，命令先頭部隊繼續向北前進，佔領桐梓、婁山關，控制北面唯一的通道、城池和關隘。 對確保遵義會議的順利召開，對以遵義為中心的蘇區根據地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在会址附近还有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银行旧址原是国民党黔军副军长犹国才的私宅，坡屋顶、小青瓦、穿斗屋架，具有典型的黔北民居建筑特点。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是1931年底筹建的，银行的建立使中央苏区有了完整、独立的金融体系。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反“围剿”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红军攻占遵义后，为了保障部队的后勤，由苏区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任主任，毛泽民任副主任，成立了没收征发委员会。掌握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征粮筹款，用以补给部队或散发给群众。
当时由于经济困难，红军每人只有很少的零用钱，为了让战士们在遵义能买到征途中必需的物品，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公开发行苏区印制的苏维埃币，并进行了货币的回笼工作。银行人员考虑到红军离开后，苏维埃币就不能使用的情况，为避免敌人对使用苏维埃币的群众进行迫害，就以国家银行名义发出布告，让群众按市价进行货币兑换，维护了苏维埃币的信誉，打破了国民党对红军的污蔑宣传，也维持了红军的经费开支。红军警备司令部的斜对面有一座两层的西洋风格建筑，这原是黔军副师长侯芝珪的私宅，这幢小楼的设计十分的精细，虽说是历经风雨数载，粉饰多次，依然可以看出小楼当年的奢华生活。在遵义期间，这幢小楼是博古、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在遵义时的暂住地。看着小楼里的陈设，我似乎也看到了博古和李德的失意，但可贵的是他们能认识到所犯下的严重错误。后来的中共七大上，博古对之前的错误认真地做了自我批评，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为中国民主事业尽职尽责，直至1946年因飞机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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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被取消军事指挥权后，主动到红一军团工作，在长征末期，他为了阻止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执行张国焘的分裂路线，能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在张国焘分裂红军的紧急时刻，不顾个人恩怨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离小楼不远有一座四合大院，北面为天主教的经堂，其余三面为教会房舍，这里是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红军占领遵义后，把该处作为总政治部驻地，开展以遵义为中心建设根据地的活动。遵义会议召开后，在红军总政治部召开了大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分别向红军营以上干部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院中的天主教堂原是1866年为法国传教士修建的，这里也是“遵义教案”的发生地。据史料记载，清同治八年，遵义教民纠众打毁炎帝庙神像，激起众怒，民众群起打毁天主堂及教会医院，打死传教士1人，居民被打死20多人，后由李鸿章出面解决，赔偿白银两万两，并惩治教案为首者遵義會議會址的小廣場上豎立著一幅巨大的紫紅色花崗岩詩詞牆，牆上鐫刻著毛澤東手書《七律· 長征》詩，恢宏剛勁，氣勢磅礴。 這詩句似乎向人們敘述著如煙的往事，我似乎聆聽到紅軍戰士衝鋒陷陣的吶喊，體會到金戈鐵馬浴血鏖戰的慘烈，感悟新中國的誕生是無數先烈拋頭顱、灑熱血換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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