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應劭傳》有文：「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清楚地指出董仲舒《春秋折獄》的深遠影響力，以及其兩百三十二事的具體案例，搭配春秋經的對照，清楚而且詳細。又，梁啟超先生在《西學書目表後序》中有文言，「雖然，中學之不自立，抑有故焉。兩漢之間，儒者通經，皆以經世，以《禹貢》行水，以《洪范》察變，以《春秋》折獄，甚有以《詩》三百五篇當諫書。蓋六經之文，無一字不可見于用，教之所以昌也。」雖然主要是針對當代時人的批評，但是亦存有對春秋折獄予以肯定的評價。
董仲舒是儒家學派的一代宗師，而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尤其是以他所提出來，爭議性頗大的「春秋折獄」。學生閱讀了黃教授的課堂講義：主觀與客觀之間—兩漢春秋折獄「原心定罪」的刑法理論之後，驚覺此份講義立意方正、論理也精準，並且打破了學生部分對春秋折獄的若干迷思。但是仔細思考之後，仍有一些不同意見，認為春秋折獄的方式期期不可也。
首先，如一般法學家的基本批判，《春秋》是一本標準的編年體史書，而非法典。《孟子．滕文公下》曾提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史書有評論歷史功過、蓋棺論定的功用，但是是否有判斷罪與刑的效用？初步應認答案是否定的。舉例言之，在魯隱公元年，鄭莊公與其弟共叔段在鄭國發生的一場內戰，在左傳與穀梁傳在史料的上的記載時就有發生若干迥異。此事在《左傳》記載詳於始末，而在《穀梁傳》則側重闡發經文的微言大義。然而，史料是客觀的，史觀卻是主觀的。在這個前提之下，那闡述春秋經的三本論述，《公羊》、《穀梁》、《左傳》，就會有一些截然不同的評價與分析。而面對一個具體的案例，如何適用？適用何者？為何採該說？採不同說有什麼差異？差異真的存在嗎？其實不無疑問。
《春秋》一書為三百年後的漢代建立制度的說法，係出自《公羊．徐彥疏》﹕「孔子制《春秋》以授漢。」也是儒家學派常用以論訟的一句史料。但是這句話並不是用來證明孔子制《春秋》就是要為三百年後的漢代建立制度。孔子可敬可愛，但是如果說他能預料到未來三百年演變後的漢代社會需求和價值觀，再用以建立法律制度，實在是有一點點說不過去。因此在解釋上，倘若春秋得以折獄，應認不是孔子之真義，而係屬邊際效益，或是法律用語所說的反射利益才是。
其次，就是單純的適用問題。我前面的論述有一個疑問，就是如何適用《春秋》或是《春秋注》？黃教授例舉的春秋折獄案例，並且加上了分析，讓學生非常吃驚，驚覺確實論之有理、分析嚴謹，好像一招招都是套好的。在論證上，與今日完整的法律規範相形之下，也並不遜色，好像孔子專門為這些案例才寫了《春秋》一書。針對於此，學生思考再三的結論是：「春秋折獄」並不是一套嚴謹的法學思維，它依靠的其實是個人強而有力的邏輯。它比較接近case by case的邏輯推理，但是不同於英美法系的普通法，它是由已經自我心證判斷的結果，反推並佐以古文用以強化其推論。這當然是學生的假設，而在這個假設之下，到底判斷、折獄的結果是好是壞？
事實上，學生認為是有部分好的結果，但是整體的評價仍然是否定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並沒有一個完整的體系和適用方法。於是，同一個案例，在沒有董仲舒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的前提之下，是混亂無章的。甲說、乙說，甚至可以憑藉個人喜好、認知到處引用章節。這可不同於現在的法律思維的爭辯，因為畢竟作《春秋》一書原著是沒有法律作用的。在有了董仲舒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這個前提之後呢？是不是就可以完全彌補這個缺陷，使其體系完整化？學生認為尚不足以當之。舉今日的刑法典為例，法律規範有總則、有分則，但是董仲舒的兩百三十二事其實是混雜不清的。換言之，它的體系是混亂的，況且超越這兩百三十二事在處理就會發生其他爭議。其中也有談到若干阻卻違法或阻卻責任的概念，但是也只是一閃而過，不能算是一個清楚的架構。再者，為什麼董仲舒的判斷標準就是絕對的判斷標準？
學生認為，以經典論法、判法其實沒有什麼不好。事實上，在董仲舒強大的邏輯演繹之下，也證實了這一件事情，因為它足以自圓其說。但是判斷標準應該是明確而有根據的，否則就不夠明確。學生以為，除了《春秋》之外，《論語》或是其他經典，有很多孔子或是其他聖哲所說的微言大義則係專門針對律法的，像是「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等等，其中學生個人最欣賞的是孔子和其學生子貢在《論語．堯曰篇》的對話：
子路問予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孔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同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矣。」
孔子所說的四惡，用白話文來說就是：「不事先進行教育，犯了罪就殺叫做虐殺；不先申誡馬上便要成果叫做暴；隨便下命令卻要求限期完成叫做賊；同樣是給人賞賜，當要給與的時候卻很吝惜，這叫做有點像管理財務小管的作風。」其實就帶有罪刑法定主義以及其派生原則的思維在裡面：「不如果他什麼都不知道，你如何處罰他？」與其用史書，夾帶著龐大主觀的價值觀判斷，來創造優秀的個別判決案例，不如用一個抽象、針對性的經典思維來重塑一個完整而且不帶包袱的法律體系。董仲舒《春秋折獄》的二百三十二事判決，學生非常佩服。但是一套完整的法律的思維模式與判斷標準，其實對於人民的保障以及公權力的伸張其實是比較實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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