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週刊：台灣兩次土改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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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週刊 童清峰
中共第十七屆三中全會於十月十二日在北京落幕，吹響新土地改革號角。在海峽的另一邊，台灣早年土改的成功經驗，被視為開發國家經濟發展的典範，值得借鏡。國府遷台後，陳誠推行「耕者有其田」、「三七五減租」，改善佃農生活，地主土地被徵收後便發展工業，成為民營企業的基石，極為成功，但九十年代李登輝的第二次土改，卻陷入黑金政治的陷阱。
一九四九年後，國民政府遷台，重新規劃土地使用，大力推動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改革措施，以改善多數佃農的生活，並調整土地所有權的分配。不少地主土地被徵收以後，把所獲得的補償投資在工業生產，成為台灣日後經濟起飛的主要助力。
失意的國民黨在中國大陸遭農民唾棄，不得不藉土改贏回台灣廣大農民的心。國共內戰，共產黨利用土地問題鼓動農民，國民黨漸失民心，進而失去政權。一九四九年國府撤退到台灣，記取大陸失敗教訓，全力推動被稱為不流血革命的第一次土改。同年一月陳誠接任台灣省主席，四月即揮刀施行「三七五減租」，即將耕地租率從原來的百分之五十，降低至百分之三十七點五，規定租期不得少於六年，經過「三七五減租」後，地主從土地取得的收益大為減少，地價相對下降。
土改第二步是五一年實施的「公地放領」，國民黨政府將由日本人手上沒收的土地賣給農民，分期償付，以扶植自耕農的成長。第三步是帶有強制性的「耕者有其田」，從五三年開始推動，規定地主只能保留三甲地，其餘由政府徵收。目的在使佃農變成自耕農，藉以增加生產量，提高農戶收益，同時移轉地主資金，發展工業建設；收購地價是以四七到四九年產物平均收成量二點五倍計算，其中七成由國家發給土地債券，年息百分之四，分十年償還。
值得一提是，政府向地主收購耕地價款的另外三成是以「四大公司」的股票支付，當時國民黨政府將水泥、造紙、農林、工礦四大公營事業轉為民營，一舉兩得，既減輕了政府的財政負擔，又提供了地主投資企業的誘因，成為台灣民營工業發展的重要關鍵。同時原來的「田僑仔」（大地主）也搖身一變為財團，並成為二戰後台灣家族企業現代化的一個現象，鹿港辜家因民營化而掌有台泥，後發展成和信、中信兩大集團，便是顯例。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吳文星分析指出，台灣土改之所以成功：主要有四個因素，一、二二八事件後，地主階層如驚弓之鳥，普遍餘悸猶存，不敢公然唱反調。其次，國民黨統治階層掌控國會，輕易主導土改法令通過，不必顧慮台灣社會壓力。三、土改過程創造強有力的自耕農階層，成為安定鄉村社會的中間力量。四、有部分地主因土改轉變為企業資本家，已故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即為一例。
吳文星指出，土改其實是美國圍堵共產黨的全球戰略之一，當時不只台灣，包括日本、韓國、泰國、越南等亞洲國家，都雷厲風行土改政策，藉此杜絕共黨興風作浪。
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初，台灣社會以農業為主，農村中普遍存在土地租佃關係，實施土改後原有土地所有權的結構隨即土崩瓦解，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台灣佃農，約有一百萬人，他們因土改由佃農變成自耕農，生活因而大大地改善，對縮短台灣貧富差距有很大幫助。不過中小地主在改革中卻慘遭犧牲，他們幾乎承擔所有改革的成本，不但「祖產」（土地）被強制徵收，拿回的補償也很有限，以地價來說，地主最後實際所得大約只有原地價的五分之一。
專研台灣土改政策的前台灣大學農經系教授毛育剛指出，實施耕者有其田，讓農民有積極耕作意願，進而使單位面積產量大為提高，因為生產作物是自己的，租金也不會提高。同時三七五減租也是在保護佃農，又讓地主吃虧，在這種情況下，地主寧可讓農地荒廢、閒置，不願賣，也不願租，這是土改的失策。
如今大陸推土改，農地將鬆綁。毛育剛指出，大陸方面應積極進行土地整理（台灣稱土地規劃），現在他們尚未有這種警覺，土地整理後，經濟規模一定可以擴大，方便作業與管理，若捨此不由，將無法提升農業競爭力，經營效率也會降低。目前已有學者建議，但大陸官方尚未全面、有計劃推動。
毛育剛指出，台灣當年土地改革，一直未在經營規模上有所突破，但大陸土地在政府手裡，在這方面可以展現有別於台灣的思維。
台灣第一次土改在李登輝上台後劃下句點。台大政治系教授朱雲漢認為，從李登輝廢止耕者有其田條例，顯示李的觀念難脫台灣地主階層思想，充滿階級意識，李始終認為土改就是中國人來搶台灣人的土地。朱不以為然表示，當年國民黨如不推行土改，台灣的經濟無法起飛，社會動盪也不可能停止，因為左翼力量極具顛覆性，雖然土改結果對地主很殘酷，但對整個社會是好的，當時的做法是把土地分給百分之九十的人，使他們從佃農變為自耕農，像前總統陳水扁父親這類的人便是受益者。
如果說台灣第一次土改促進了經濟起飛，李登輝上任後的第二次土改則是假土改之名，利用土地，輸送資金；然而當時李登輝和閣揆郝柏村頻頻發表談話，希望繼第一次土改將台灣帶上經濟富強之路，二次土改也能使台灣走向均富之路。結果事與願違，竟將台灣帶向黑金之路。
問題的根源在於，台灣原來的法令規定，只有自耕農能持有、買賣農地，並享有免徵增值稅的優惠，在這種情況下因農地變更地目所產生的利益，農民應是主要獲利者。但李登輝時代晚期，通過農發條例修正案，開放農地自由買賣。朱雲漢批評：「這就為黑金政治開了後門。」朱雲漢指出，如果農地買賣只限農民，至少農地變更為建地，獲利者仍是農民。
但人們可以自由買賣農地後，農地面貌一夕改變，如果農地純粹做為農作物生產也就罷了，問題是各縣市政府主導的都市計劃委員會有權點地成金，透過土地重劃、變更地目，大炒地皮，歐美各國奉行環境保護、生態保護，農地絕無可能變更為工業區或住宅區，但台灣炒地皮的巨大利益驅使財團與民代結合，他們的做法是先買下農地，再去影響地方政府或議會，變更土地使用，這是金權政治最典型的手段。
由於炒地皮的獲利動輒上億台幣，地方派系或黑社會角頭常藉由特權壟斷性的土地利益，如房地產的開發作為新的經濟來源。一位台北縣新店地方人士說，該地區主要未開發的精華「農地」，都已經被當地一位試圖黑道漂白的政治人物壟斷，這位有黑底者透過各種威逼利誘買下大片農地，坐待農地變更建地的暴利。
應避免地方權力豪奪
台大社會系教授陳東昇的研究報告指出，台灣地方派系經濟來源主要是操弄地方土地分區使用和開發的權力，介入土地、山坡地、觀光風景區及工業土地的開發，以台北縣為例，十三個派系中，就有九個介入房地產事業，其利益累積規模之大，相當程度取代傳統區域聯合獨佔的經濟利益。
台灣第二次土改造成的黑金政治，中國大陸不可不引以為戒。朱雲漢指出，從世界人口不斷激增的角度看，中國十三億人口、印度十億人口，「民以食為天」，中國大陸十八億畝耕地不僅是中國的命根子問題，也是全世界的命根子問題，若農地可以輕易流轉、變更，世界糧食危機很快就會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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