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們來賭看看，國際媒體多久後會把「丟鞋抗議成了台灣全民時尚」列為國際新聞？多久後這波熱潮，會風行拉美、中東、歐洲、北美、非洲，像珍奶一樣席捲全球？
一、丟鞋有危險性嗎？
鞋子這麼軟的東西，幾乎傷不了人(極少數的釘鞋、鋼頭鞋、細跟高跟鞋例外)，被擊中者弄髒的程度也屬輕微；總的來說，丟鞋比丟雞蛋更安全，且更「溫和理性」。
雞蛋擊中之後會破碎，蛋黃或蛋白會黏在在被擊中者身上，還會令被擊中者聞到生蛋的腥味。如果說到抗爭的激烈等級，丟鞋顯然低於丟雞蛋。
如果我們的社會可以容忍民眾對政治人物丟雞蛋抗議(馬英九就曾經被深藍人士丟雞蛋砸到整個臉上)，那就沒有理由不容忍丟鞋。
二、丟鞋可以讓國家更進步嗎？
杜英宗說：「丟鞋不會讓國家更進步。」這話不對。
丟個鞋，是在發表抗議，用意在於提高政府與社會對訴求議題的關注，這當然並不等同於實質國家建設；但如果政府與社會因為提高對議題的關注，而使原本錯誤的決策有機會修正，錯誤的趨勢有機會導正，則這樣的抗議是有建設性的，能幫助國家社會更加公正、完善、進步。
何況，如果丟鞋者抗爭的動機是出於良善，是在所有其他更溫和手段都失效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則這樣的丟鞋更是有理的，因為這是無權勢的人民最後不得已的救濟管道的一種。這種意見表達的權利，受到憲法保障，而越嚴格保障憲法賦予人民權利的政府，實際上就必然是越有執行力的政府，這樣的執行力如果用於目標正確、方向正確的建設上面，就不可能讓國家不進步。
（反之，如果國家在充分保障人民的意見表達權利之餘，竟然無法進步，那就表示政策執行力必定用在錯誤目標上了！）
管理學之父杜拉克曾言：「做對的事，比把事情做對更重要。」這話意思就是說，目標必須是正確的，之後追求執行效率的提升才會有意義。如果一開始的目標就是錯的（例如追求終極統一）那所有的執行效率，都沒有太大的意義。
國家社會要進步，首要就是必須「做對的事」（例如追求永續民主），其次才能談「執行力、效率」。只有當目標正確時，執行效率的提升才能真正提升國家社會的總績效。
由此觀點看，抗議者之所以丟鞋，其實也就是為了逼迫主政者要「丟棄錯誤的目標，建立正確的目標」；其實用意就是要把國家社會的前進方向，給導正。如果抗議者本身的目標是對的，動機不全是自私的，也符合進步社會的理想所需，則政府不應該害怕被丟鞋，而是要積極傾聽、體會民意，重新修正施政目標，這樣人民自然不會想再丟鞋。（丟鞋者隨時可能被警方抬走，還可能被警方偷打，其實也是很辛苦的）
三、如果政府不准人民丟鞋，那會怎樣？
如果政府連人民丟鞋都無法容忍，那被緊閉壓力鍋超過一個臨界點後，汽油彈就丟出來了。（甚至手榴彈、汽車炸彈、人肉炸彈...）
丟鞋這種抗議，有情緒宣洩的作用；這雖只是作用之一，但主政者如果欠缺這種被丟鞋的雅量，決策又一意孤行悖逆民意；那最終後果，就是人民的怒火壓抑更久之後，一次爆發出來，能量更為巨大千百倍！
舉例來說，如果服貿遭強行表決過關，則不排除有任何人會對投下贊成票的立委丟「汽油彈」，（因為丟立委和丟總統一樣能產生嚇阻力，卻更容易成功。）既然有人敢自焚，就必然也會有人敢丟汽油彈！
是的，當「非暴力抗爭」這種手段不足以挽救國家社會面臨滅亡的命運時，必然會有成千上萬義勇之士，轉而採取暴力手段，以不惜身命、玉石俱焚的方式，也要阻擋權勢者的賣國惡行。
不要以為這不會發生在「貪財、怕死、好面子」的台灣人身上（後藤新平語），歷史上的台灣人，曾經如同今天的巴勒斯坦人那樣，為了抵抗日本帝國殖民，血戰多年，戰死者估計達幾十萬人！
台灣人曾經用鮮血保衛家鄉，當時尚且不知民主為何物，而僅僅是為了「不想被日本人統治」。今天，台灣人享受過民主自由的滋味，不少人已可體會「不自由，毋寧死」的心境；戒嚴時代有不少人甘冒被逮捕入獄甚至處決的風險，也要反抗專制政府，未來只要看到台灣逐漸淪入中共手中，必然也會有這樣不怕死的勇士會對賣國的權勢者進行這樣的刺殺行動。
馬英九如果不能以歷史為鑑，則當人民的槍口從瞄準敵軍，轉變為瞄準你馬英九之時，你的「歷史定位」，就是個人人得而誅之的賣國賊而已。那時你在後世史家眼中，也就不過就是秦檜之流罷了。
2013-10-21 22:15初稿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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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只有強悍的民族性，才能激發反暴政的力量。
強悍與敦厚，未必衝突。
理想的狀態是「外表敦厚，內心強悍」；日本人的民族性在這方面是很典型的。韓國人內心強悍，外表則沒有日本人那麼敦厚。所以韓國人抗爭時會用汽油彈，日本人則是幾乎不用汽油彈，但戰爭時非常勇敢不怕死，這是武士精神。
台灣人大多帶有原住民血統以及閩客血統，少部分帶有荷蘭與日本血統；歷史上的原住民非常武勇、反權威、喜歡對大帝國造反，閩客人則是勇於向海外殖民，拓荒開創，如同早年北美地區的盎格魯薩克遜人；後來，台灣人被清國強制馴化後，又歷經日本統治，多少學到了日本人的「外表敦厚，內心強悍」這樣的文明特質，以及來自閩客族群的海洋文明開拓性格。
「台灣民族」的這種民族性，使今天台商在東南亞與中國，乃至全世界，仍然如同大航海時代的葡萄牙人與荷蘭人那樣，國家雖小，卻非常勇於向遙遠的海外擴張。哪怕這樣的擴張充滿未知的風險，卻勇於嘗試，不會後悔。而一旦成功，獲利巨大，也會落蒂生根，融入當地，或不遠千里攜帶財寶航行回母國。在大航海時代，葡萄牙人是15世紀海上霸主；荷蘭人則是16世紀海上霸主；曾經分別統治地球海洋各一百年左右。
今天台灣人對國內的統治者雖然敦厚，但這是台灣人遭到禮教馴化後的文明展現，並不表示當國家滅亡前夕，仍然會這樣敦厚。看看今天公民運動的興起，你會知道這些公民運動外表雖然理性溫和，內心卻無比堅毅強韌。「忍」的美德終究打造了台灣社會的穩定與理性；但這並不表示超過某個臨界點，「忍無可忍」時，人民不會用更激烈的手段來打擊權力者。
假如馬政權發生更嚴重的民主倒退（例如宣布戒嚴）或者嚴重的通敵賣國（例如宣布接受一國兩制），則台灣人丟掉敦厚的外表，回歸歷史上武勇的性格，就成了一種必然。我們的血液裡本來就有武勇造反的基因，只是需要某些事件來催化引爆而已。
（2013-10-23 撰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