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臺灣史在《1895》《梅花》《唐山過臺灣》、只見兩岸漢人觀，原民觀的影視呢？（是有原民觀之紀錄片但太小眾了！原民影視另參本館：《風中緋櫻》）
1986《唐山過臺灣》
導演 李行
主演 柯俊雄 / 邱淑宜 / 馬如風
電影簡介
清嘉慶年間，福建人陳天傑等人在海上經曆了狂風暴雨後到達臺灣淡水，受到早期移民來臺的吳沙等人的接待。
吳沙經官府批准正在招募人員去開拓荒原蛤仔灘。吳沙因資金不足，向富商柯有成借貸。柯有成之女秀美曾回廈門掃墓，返臺時與陳天傑等人同船，並與他們相處融洽。她力促其父玉成借貸之事，並自願同陳天傑等一起參加開墾。
吳沙與同事洪掌、許天送、朱合等並稱四傑，情同手足。洪掌有侄金川，不務正業，好勇鬥狠。爲挑撥叔父與吳沙的情誼，制造事端。爲此，吳沙的侄子吳化與金川發生沖突，釀成群毆。
幾經曲折，吳沙率大批移民進發蛤仔灘。一路披荊斬棘，備嘗艱辛。抵達拓荒區後，平埔番社酋長塔瑪拉及其女莎耶公主率衆力阻拓荒耕種，移民多方勸導。
時值番社流行疫病，吳沙、天傑等日夜救治病人，終使痊愈。番民感激，得以和好。移民順利墾種，並築圍安家。豐收之日，衆人熱烈慶祝。但金川又暗中生事，並謀殺吳沙，幸得義仆舍命相救。
金川終于自食惡果。曆盡幾多劫難，天傑與秀美，吳化與莎耶結爲百年之好。漢番和睦，過著安樂幸福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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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沙
1.“開蘭鼻祖”吳沙
吳沙，漳浦縣人。雍正九年（一七三一）生于漳浦縣西門外小山城元房大圍頭。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由原籍渡臺，先居淡水，"再遷三貂社。又以三貂爲基地，集結和率領漳、泉、粵三鉻移民人墾宜蘭，成爲臺灣開發史上聲名赫赫的"開蘭始祖"。
宜蘭地處臺灣東北部，舊稱噶瑪蘭，又稱哈仔難。其地理形勢，西背大山，東臨太平洋，南北山勢對抱。呈大三角形，唯東面向大海敞閉，中間有蘭陽溪分界南北，"沃野三百余裏，可辟良田萬頃"。當臺旁南、西、中、北部土地大致墾盡的時候，宜蘭還是，一片毒蛇野獸出沒的荊榛之地，而且爲性情凶悍的番人所據。在吳沙入墾之前，已有漳人林漢生召聚前往拓墾，爲番人所殺。顯然，開墾宜蘭更加艱難和危險。吳沙初居三貂社，三貂與宜蘭一山之隔。他?quot;通番市"爲生，即把草藥、布匹、鹽、糖、刀等貨物賣給番社，又從番社換回山貨如鳥獸、木材之類的東西賣給漢人，不久就賺了一大筆錢因他"通番市有信"，得番人喜愛，娶"番婦"，獲"番目"之位又助三籍移民"入山伐薪抽藤自給，人多歸附"。在通番市中，他"見蘭中一片荒埔，生番皆不諳耕作：亦不甚顧惜"，立志開辟。
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吳沙開始籌劃開蘭。他以三貂爲基地，對開蘭進行周密充分的准備，整整曆九年時間。開蘭的第一要素是勞力。爲集結人力，吳沙首先在貢寮一帶試行開墾，就地興建房宅，使投靠者先有田耕，有房住。同時在三貂社開山修路，前來投靠者發給一鬥米、一把斧頭，使入山砍柴抽藤。解決臨時生活費用。由于吳沙生性好俠，廣結善緣，投靠的移民達一千多，其中漳州人占十分之九。開蘭的最大障礙"番害"，由此決定了開蘭行動必須是武裝拓墾。爲確保拓墾成功，吳沙特委托許天送、朱合、供掌等熟悉番情，從事番割的友人，輔助說明籌劃開墾事宜，組織二百多壯士爲前導，保護墾民免受番害，並安排二十三名懂番語者隨行，開蘭需要龐大的資金，以保證墾民衣、食、住等生活之需和農具、種子、運輸等生産之需。吳沙憑平日創建的良好信譽，得淡水富豪柯有成、何繢、趙隆盛等鼎力襄助。開蘭還需要獲得官府的同意和支持。宜蘭散住著三十六社平埔番，屬化外之地，清廷因"系界外，恐肇番釁"，又懼漢人以此爲藏身淵藪聚衆鬧事。吳沙自身守法，且多次以卓越的指揮才能，協助官府拿獲賊寇，得淡水同知徐夢麟的信任，使開蘭行動得到官府的默認。
嘉慶元年（一七九六）農曆九月十六日，吳沙率漳泉粵三籍移民一千余人，鄉勇二百余人，善番語者二十三人，乘船一舉占據烏石港，登陸後即築土圍，稱"頭圍"（即今頭城鎮）。吳沙以頭圍爲據點，創建了宜蘭第一個漢人聚居地。開墾工作迅速展開，掀開了宜蘭平原開發的序幕。由于頭圍的墾辟，此後大量漳州移民的湧人，都經此而進入蘭地各處﹔從臺北、基隆進入宜蘭，也都必經此地。頭圍一時農事大興，人員驟增，成爲初期的政治、經濟、交通中心。
開蘭行動從一開始就受番人阻撓。隨著墾地的推進，番社更是驚恐萬端，經常畢族出動，舉著刀棒鏢器向墾民殺將過來。鄉勇、墾氏奮力抵禦，雙方死傷不少。吳沙之弟吳立也在一次拚殺中戰死。吳沙深感不處理好漢番關系，便難完成開墾大業。他派人欺騙番人："海賊就要來犯，消滅諸番。我們是奉官命來堵賊，保護你們的。"番人將情將疑，還是常來侵犯，但又屢犯屢敗，以爲漢人有神助，戰事才逐漸平息。在處理漢番關系中，吳沙更注意用仁德感化番民。在番人強攻時，他率衆暫退三貂社。嘉慶二年，番社患痘，不少人病死。吳沙懂醫術，開方施藥，番人不敢服，強灌，救活百數十人。番人以爲神，就用土地酬謝他。吳沙將墾民組織成給（十數人爲一結）、圍（數十結爲一圍）等形式，形成嚴密而有系統的開墾群體。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墾地幾十裏，接連開發了二圍、三圍。
嘉慶三年（一七九八）農曆十二月九日，吳沙因積勞成疾病逝。其侄吳化繼續領導開墾，墾地所及達四圍、五圍、員山、湯圍、柴圍、大湖圍等廣大地區。鹹豐同治年間，漳浦人陳輝煌等卒衆人墾蘭陽溪南廣大地區。宜蘭平原從嘉慶元年吳沙人墾頭圍，到同治十三年陳輝煌開墾三星，曆八十年時間，由荒埔原野變成阡陌良日，由人迹罕至到人煙稠密。其問充滿傅奇，充滿血淚，充滿成功，而首功屬吳沙。
吳沙開蘭之功，後世評價頗多。嘉慶年間噶瑪蘭通判楊廷理祭拜吳沙墓，並撰聯曰："天開草昧撫番岸絲諍道合中庸，地辟蘭陽踐土食毛民懷大德。"鹹豐八年頭城烏石港前接官亭內立"吳沙昭績碑"雲："布衣而建開辟之功，纖民而創不朽之業，生無一命之加，歿享千秋之祀，稽之史冊，偉績如吳公者，絕無而僅見也……"頭城鎮開成寺，寓紀念吳沙開蘭成功之意。寺內設吳沙祠堂，奉祀吳沙全身塑像，並有對聯曰："三十六社內番族輸誠堪欽智略，二百余年前蘭疆墾辟永沐恩波。"吳沙的功勳榮耀膾炙口碑，遠勝一般達官顯貴。民間稱其"開蘭老大"。第五、六屆宜蘭縣長陳進東贊其功績："真成拓土無雙士，正是開蘭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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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山過臺灣
「唐山」，指的是今天的中國大陸，「臺灣」是孤懸在其東南海上的一座島嶼，兩者之間，隔著一條自古便是非常有名的天險──在澎湖附近的「黑水溝」，被稱為「落漈」的海域。「唐山過臺灣」便是指居住在中國大陸的漢人橫渡冒著臺灣海峽的風險，前來臺灣謀生、聚居的艱辛過程。
臺灣原非漢人聚居之地，在漢人遷臺、居臺之前，臺灣島上居住的是語言、風俗習慣都與漢人不同的南島語族，他們穿梭在高山叢林、平原、沼澤之間，逐鹿打獵、捕魚、耕種，過著逍遙自在、與世無爭的生活。直到十六、十七世紀，中國大陸上的漢人大量遷移來臺，這種情形就改變了。
明朝立國初期，即以「海上為不征之地」為政策，對東南沿海採取消極退守態度。洪武年間，更為防範日益強大的海寇，施行海禁──「寸板不得下海」政策，更強制在澎湖的漢人廢棄辛苦建立的家園，全數遷回福建老家。致使原本市井繁榮的澎湖在強制遷出的政令下，一夕間荒蕪，造成澎湖史上有名的「墟澎事件」而使澎湖成為海盜巢穴。明朝中葉以後，政治日漸紊亂，閩南地區常受強盜、倭寇侵擾而民不聊生，沿海窮苦人民便鋌而走險，往海上謀生，因受「海禁」而不得歸返，便與海盜、倭寇結合，以澎湖為根據地，集團日大，形成東南沿海強大勢力，其中有一群是以顏思齊為首的海盜集團。
顏思齊係福建漳洲海澄人，從事中日之間船舶交易而發跡，自稱日本甲螺(Capital，頭目之意）廣交豪傑之士，與鄭芝龍等人結拜為兄弟，欲謀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
1624年（一說1621），顏等密謀對日本起事，事機敗露，逃亡至海上孤島─臺灣，在笨港登陸。
漢人大量遷臺，來臺便是始於顏思齊據臺後。顏氏積極經營臺灣，安撫原住民，聲勢日漸浩大，閩南鄭芝龍招諸兄弟及漳泉窮苦無業的親友同鄉約三千餘人陸續來臺投靠，建立城堡，開墾拓殖，奠定了漢人在臺灣的基礎。及至1625年顏思齊死於瘧疾，鄭芝龍被推為新的領導者。翌年，福建大旱，許多饑民前來投靠，聲勢日壯，縱橫海上屢破官兵，名震南海。1628年鄭芝龍接受明朝招撫，屢破倭寇與荷蘭人，累官至部督。
兩年後，福建旱災又起，尤以同安地區特別嚴重，鄭芝龍建議福建巡撫熊文燦以給船舶送居民至臺灣開墾：「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使墾荒食力，漸成邑聚」。於是漳泉赴臺者眾，約有數萬人，這是中國官方第一次有計畫的大規模向臺灣移民。
顏思齊和鄭芝龍是最早在臺灣施行農業開墾的人，漢人對臺灣的開發從此奠定初基。但至清兵入關，鄭芝龍降清，清對臺灣施行「海禁」，以杜絕反清勢力外滋長，臺灣的主權便在清廷默許下歸屬於荷蘭。
鄭成功克臺後，施行寓兵於農的屯墾政策，獎勵士兵駐軍開墾。隔岸清廷為斷絕鄭氏後援，下達「禁海令」及「遷界令」，強制東南沿海各省居民往內陸遷徙三十裏，企圖以經濟封鎖臺灣；但此舉非但造成廣大民眾流離失所，許多閩粵居民更憤而東渡依附鄭氏王朝。而閩南多山，耕地有限，加以人口稠密，於是移民來臺者日眾，約數十萬人屯墾而確立了人社會。
清滅鄭氏王朝後，經施琅堅持，納臺灣入清版圖，清採「為防臺而治臺」政策，康熙23年雖取消海禁，允許人民出海捕魚、貿易，但對大陸及臺灣兩地人民卻嚴格限制往來，並頒布禁令。
禁令雖嚴，但閩粵人口過剩，謀生困難，而聽說臺灣地方廣大又肥沃，於是紛紛想前來謀求生機，膽大的就冒險偷渡了。1760年（清乾隆25年）禁令解除後，臺灣人口急遽增加，及至光緒20年，臺灣收納閩粵大量入墾人口，據清官方統計：戶數507505戶，丁口數：2545731丁口，已達二百五十餘萬人（此還不含婦孺，客戶墾戶及逃避繳稅之隱匿人口呢！）
三留二死五回頭
「三留、二死、五回頭」意謂著「唐山過臺灣」移民來臺的艱險，十人之中只有三個能到達，二個死亡，五個回頭。
尤以清渡海禁令頒布後，大量東南沿海為嚮往臺灣，謀求生機，開創基業的居民冒著官方禁令與臺灣海峽的風險，雙重險阻下賭命偷渡。每一次每人偷渡須銀六至八兩，在半夜搭小船由廈門口岸至大擔島外，換上大船到澎湖，再換大漁船到臺灣，由鹿耳門登陸，再到打鼓、東港、大甲、北港、新港、鹿港等幽僻小港上岸。
但常有不肖「船頭」─專營私載人民出海的人，收了錢又怕政府查獲，便串同習水盜匪，用濕漏小船收載，數百人擠入艙中，將艙蓋封釘不使上下，乘黑夜出洋，偶值風濤，盡入漁腹。
也有不肯把船駛到岸邊，恐人知覺，偶有沙山，輒趕騙離船，名曰「放生」。沙汕斷頭距岸尚遠，行至深處，全身陷入泥淖中，名曰「種芋」。或潮流適漲，隨波漂弱，名曰「餌魚」。人為「放生」、「種芋」、「餌魚」加上海上風險─黑水溝的驚濤駭浪，人命真如不可測知的落漈的風浪。
而僥倖到達臺灣的人，還必須躲過官吏的緝捕，萬一被查獲緝捕，還要被杖逐回籍呢！
清季臺灣一位無名詩人，以其熟習的客家語作了一首長詩（後來被命名為「渡臺悲歌」），勸告大陸親友千萬不要走上渡臺之路：「勸君切莫過臺灣，臺灣恰似鬼門關，千個人去無人轉，知生知死誰都難....」就可了解其慘狀。而康熙末年的藍鼎元曾有「偷渡詩」，可了解其中辛酸。「累累何為者﹖西來偷渡人，瑯璫兼貫索，一隊一辛酸。嗟汝為饑軀，登岸禍及身，汝愚乃至斯，我欲目沾巾。哀哉此厲禁，犯者仍頻頻。」
因為「唐山過臺灣」移民來臺「冤死」的人很多，所以閩南移民便以怨嘆的語氣說：這是「埋冤（ㄉㄞ ㄨㄞ）的地方。〈臺灣通史〉作者連橫就說：「埋冤」其實就是閩南語「臺灣」的初譯。
二、吳沙來宜蘭
宜蘭地區的開發，是漢人入臺開墾的代表例子之一。
宜蘭地區，舊稱蛤仔難或甲子難，都是先住民語Kavalan 的音譯。1812年（清嘉慶17年），清設「噶瑪蘭」廳，1875年（清光緒元年），噶瑪蘭廢廳改縣，以噶瑪蘭的「蘭」字，冠上「宜」字，改稱為「宜蘭縣」，「宜蘭」就成為本縣的專屬名稱。
十六世紀中葉，海盜大道乾曾率眾佔據蘇澳一帶，後因水土不服而離去。十七世紀西班牙人雖曾來過，但也並未落腳墾種，只派教士傳教；後來荷蘭人取代西班牙人統治蘭地，對噶瑪蘭人的教化也頗有貢獻。
鄭成功逐走荷蘭人，勢力並未到達蘭地。臺灣納入清朝版圖後，因位處僻遠被視為化外之地。1768年（清乾隆33年），漢人林漢生召眾入墾蘭地，但為原住民所殺，並未成功。此後便無人前來開墾，直至乾隆末年，吳沙開始對蛤仔難開發。
吳沙漳洲人，原居三貂嶺，尚義好俠，經常以鹽、布進入哈仔難與原住民交易，頗得原住民信任。吳沙同時也收容前來投靠的流民，使他們入山採伐，清朝官方曾予羈糜（喻維繫、聯絡）。林爽文為亂之際，吳沙協助防堵林爽文餘黨，頗得地方官徐夢麟的信任，便向朝廷推薦吳沙開發蛤仔難。
1796年（清嘉慶元年），吳沙與友人許天送、朱合、洪掌三人，招募漳、泉粵三籍鄉勇兩百多人，至烏石港附近築土堡頭圍（今宜蘭縣頭城鎮），編組鄉勇，訂立鄉約，做為入墾噶瑪蘭平原的前哨站。
吳沙率鄉勇佃農墾地日廣，引起原住民的疑懼，集結全族來抵抗。吳沙之弟吳立在戰鬥中被一刀刺死，鄉勇也到很大傷害，吳沙並不因此氣餒，反而加強戰備，一面派遣使者前去傳達消息：漢人是奉官令前來，目的是為保護原住民的財產，因為海寇、亂民將要占領這裡，對原住民會有威脅；而屯田駐兵，是為保障此地居民性命，而非貪圖原住民土地。
消息雖成功帶到，兩方衝突暫時停止。但原住民仍對吳沙保持警戒，因此，吳沙的開墾，也僅限於頭圍一帶。直至是年冬天，山地部落居民患了天花，傳染病蔓延，死亡人數激增，原住民決定全社遷移，吳沙聽說，親自帶藥上山。初始，原住民抵死不受，及至一小頭目，因親人被擄，受吳沙之助而安然返家，欠吳沙人情而勉強服藥，而發揮藥效後，消息傳出，請吳沙醫治而癒的人有一兩百人，為答謝而送土地給吳沙，與漢人埋石設誓，相約互不侵犯，於是不到一年，吳沙的地增加數十裏。
在這之前，吳沙曾多次向官府申請認可開墾行為，皆被官方以蛤仔難為界外番地，人跡罕至，無法稽查，易生弊端為由批駁。至此，吳沙在翌年赴淡水廳申請墾照，準備深入開墾，而朝廷因有開墾頭圍的經驗，而很快應允，並把大小事宜交付吳沙全權辦理，開墾蛤仔難的進度才大幅向前。
吳沙請淡水富商柯有成、何饋、趙隆盛資助，召佃農鄉勇前來，加以編組，訂立鄉約，規定租穀的徵收標準。沿途伐木築道，沿著山勢，吳沙設隘寮十一所，由募集而來的丁壯駐守，一般駐守十餘人，範圍大的有五、六十人，稱為「民壯寮」，晝夜巡邏擊柝示警，目的是為畫分漢人和原住民的界限，避免雙方不必要的爭鬥傷害。而這次拓展的範圍稱作「二圍」（今頭城鎮二城），到此墾地的佃農，因一路上相當安全而有根植於此的心願。於是蛤仔難的開墾，也就更見紮實。
吳沙在1798年去世時，已為蛤仔難的開發，奠定良好基礎。其姪吳化被三籍鄉勇尊為義首，聽他約束，各自有開墾範圍，於是在大約十年之間，開墾範圍已推進至羅東地區，宜蘭地區的平野已開發殆盡。1806年初由於海寇蔡牽、朱濆先後進犯蘇澳，吳化夜集鄉勇數百，占住要塞，當蔡牽黨徒入市搶奪一舉擒下十三人，蔡牽想靠岸攻擊，吳化叫眾人把大樹幹丟入海中堵住港道，蔡牽只好恨恨離去。
這批吳沙帶出的鄉勇發揮了防禦鄉土的作用，官方才正視宜蘭問題，加上總督方維甸上書稱揚居民的英勇事蹟，及臺灣知府楊廷理等力爭，朝廷下詔於1812年（嘉慶17年）收宜蘭入版圖，蛤仔難改稱噶瑪蘭，設廳治於五圍（今宜蘭市），置民番通判。其後築城建署，畫分地界，於是全臺成一府四縣三廳。
而這時的宜蘭已有移墾丁男漳人四萬二千五百餘，泉人二百五十餘，粵人一百四十餘了。
三、聚落的形成
在漢人還沒入墾蘭地，不知幾個世紀前，就有從南海飄洋過海輾轉遷徙而到蘭陽平原上散居的南島語系馬來族群。噶瑪蘭人自稱「平原之人」（平埔族之一），樂天知命，天
生樂水，濱水而居。據1650年荷蘭人所作戶口調查有45個村落，清時稱噶瑪蘭36社，以濁水溪（今稱蘭陽溪）為界，溪北20社，大多沿宜蘭河流域的壯圍、礁溪兩鄉及宜蘭市境內；溪南有16社，幾乎都在冬山河流域的五結、冬山兩鄉及羅東境內。
在蘭陽的深山叢林中密集聚居著素以勇敢強悍著稱的先住民族─泰雅人，他們是個樂山的民族，認為大自然是人類共有共享的世界，深具天人合一的觀念。勤奮進取，善於狩獵耕織，但因族群的擴張及墾獵的需要，部落經常分化及遷徙，至今可分為散布在大同鄉境內、蘭陽溪上遊兩岸的溪頭、卡奧灣兩群，及南澳鄉境內大南澳溪、和平溪流域的南澳群。
由於泰雅族人有「出草」獵取人頭的習俗，因此，在山林之中的泰雅族人與在平原上噶瑪蘭人之間隔著一條長形的緩衝地帶，彼此壁壘分明，警戒對峙。及至吳沙率領漳、泉、粵人入墾，漢人便是由噶瑪蘭人與泰雅人的緩衝地帶切入推進，而聚落的形成便與開墾的次序與安全考量息息相關。移民在墾殖時，除了克服天然條件的限制外，尚須防禦土著族的出擊，為擴展耕地，必須有效抵制土著族之來襲，於是有隘寮、堵圍、土城....等設置，隨著拓墾線之推進，原有這些防番設施之處，人口聚集成村，而依次形成聚落。
道光年間，漢人墾民大肆開發噶瑪蘭地方，土著被迫乃有遷徙之舉，其中加禮宛社（五結）附近部落，由蘇澳一取陸路移至奇萊平原（今花蓮一帶），一取不久，再向南發展，一取陸路由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間之中央縱谷南下，經大巴塱南方之馬佛社（花蓮縣光復鄉），再南下而為卑南一帶之「生番」所阻；一路仍取海路南下，部眾分布於貓公、姑津、石梯之間（花蓮縣豐濱鄉），更有遠渡大港口（豐濱鄉）至卑南地區之寧埔（臺東縣長濱鄉）、廣澳（臺東縣成功鎮）一帶。
一部份臺灣原住民因與漢人錯落而居，年代一久，習染漢俗既深，終而漸次泯沒在漢人群中，唯有另一部份遷於東部海岸漢人較少地區集中，而能保存他們原有的生活習俗和生產技術。
四、團、結、城的故事
(一)圍
「圍」的由來，始於1796年（清嘉慶元年）墾首吳沙招募漳泉粵墾民，以隘勇200多人為前鋒入居今之頭城，築土堡（以土石疊成之牆垣）以居，藉以防禦番害，此後在當地形成聚落，即取「頭圍」為地名。按圍的設置係按開墾時間先後次序而命名：頭、二、三....。嘉慶二年吳沙在宜蘭地區的開墾已達「二圍」（頭城鎮二城裏），吳沙死後，其姪吳化及林明盞、吳表繼續領導，切入噶瑪蘭人與泰雅人間的緩衝地帶，自點而線而面，逐步向南進墾，至「湯圍」（礁溪鄉德陽村）、三圍（礁溪鄉三民村），四圍（礁溪鄉吳沙村）。1802年（清嘉慶７年）由九旗首開墾團進攻土著而得「五圍」（宜蘭市）。至「民壯圍」（壯圍鄉壯一至壯七，宜蘭市東南郊區一帶）。另有不以次序，仍以築圍之材料、人物、位置....而稱之圍，如：土圍（壯圍鄉土圍村）、湯圍（礁溪鄉德陽村）、新圍（頭城鎮中崙裏之一部份）、零工圍（冬山鄉八寶村之一部份）、茅埔圍（冬山鄉得安村），張公圍（三星鄉大隱村），八王圍（三星鄉貴林村）、柴圍（礁溪鄉白鵝村）至民壯圍。
(二)結
嘉慶年間噶瑪蘭新開墾之地，因無特別具有資產或交通官府能力的人，所以是以合股的方式，由小經營者合力進行的墾首採結首制度（合數十個為一結，以曉事而資多者為之首，稱為小結首。合數十小結首中舉一富強有力、公正服眾者為之首，名曰大結首。）向政府具結申領墾照後，相互合資合力從事墾荒。待土地墾成後，將各結首編號為頭、一、二、三....畫分地段，以某結首獲得分配之地以其編號稱呼，後來在該地形成聚落時，便以其為地名。茲列舉如下：
一結（宜蘭市）、結頭份（員山鄉）、中一結（五結鄉）、二結（宜蘭市、礁溪鄉、五結鄉）、中二結（五結鄉）、頂三結（五結鄉）、下三結（五結鄉）、四結（礁溪鄉、五結鄉）、頂五結（五結鄉）、五結（宜蘭市）、下五結（五結鄉）、六結（宜蘭市、礁溪鄉）、金六結（宜蘭市）、七結（宜蘭市）、十六結（礁溪鄉）、十九結（三星鄉）。
(三)城
移民聚落，在近番社之處，為防禦而建土垣圍繞者稱為「城」。此類地名，都為移民聚落。如：
內城仔（員山鄉內城村之一部份）
新城（員山鄉同樂村之一部份；蘇澳鎮新城裏之一部）
阿蘭城（員山鄉同樂村之一部份）
阿兼城（冬山鄉大興村之一部份），依人物命名。
客人城（羅東鎮北成裏之一部份）
林彪城（宜蘭市凱旋裏之一部份）
而「頭圍」原號稱「頭城」，後易名，光復後再改用回「頭城」。「五圍」（宜蘭市）在設噶瑪蘭廳後，在四周種九芎樹造土城，因此，又稱「九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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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電影：名導演75
大陸與台灣抗日電影的五大截然不同
以前我們熟悉的是大陸版本的抗日電影，最近在出國的飛機上我看了8部台灣拍攝的抗日電影，看完之後作了一個對比，發現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差異。
第一，題材上明顯不同。大陸版本的抗日電影名字很邊緣，比如《小兵張嘎》、《地道戰》、《地雷戰》、《李向陽》。而且反映的抗戰多半是鄉村的抗戰，非城市正面抗戰，比如《敵後武工隊》。而台灣版本的抗日電影起名較宏觀，比如《筧橋英烈傳》（空軍跟日本人激戰）、《八百壯士》（四行倉庫保衛戰），還有《英烈千秋》（講張自忠）、《梅花》、《香火》等，多半選取城市正面抗戰題材。
第二，人物身份選取不同。大陸拍的全是窮人的抗戰，比如鄉下老百姓、窮人參加革命抗戰，地主老財是漢奸。而台灣拍的全是富人的抗戰，比如《梅花》，講的是紳士、大鄉紳的抗戰，家裡幾代同堂，生活很好，很體面，小孩都在國外留學等等。而《筧橋英烈傳》里的人物角色也全出生於有錢人家。國民黨在大陸代表有產階級的政權，價值體系對富人是正面的，對窮人是負面的。
第三，國恨、家仇的先後順序不同。大陸抗戰電影多半是國恨在前，家仇在後。但在台灣電影里順序恰恰相反，往往家仇是一個故事的引子，而國恨是背景。比如《梅花》體現的是民族精神，但是它也是先家仇後國恨的邏輯關係。
第四，抗爭的出發點不同。大陸版本反映抗戰最主要是從國與國、民族與民族的對抗出發，多從正義、侵略等角度來闡釋，而台灣版本更多從中華民族的文化出發來闡述一種文化的抗爭。比如《梅花》這部電影，梅花的精神百折不撓，喻示著中華文明不能被日本人打斷；再比如《香火》，喻示著中華民族香火不能滅、不能斷，而且要頑強地接續下去，這是一種文明、文化的抗爭。
第五，對階級和人性的處理不同。大陸抗戰電影往往重階級性、鬥爭性、反抗性，比如展現日本人的殘酷性和中國人的鬥爭性。而台灣版本著力反映了很多在抗戰過程中微妙複雜的人性。比如《梅花》里老大的父親被日本人殺了，老大決定去從軍，臨行前他跪下來向母親辭行，這是中國傳統文化，沒有「為了打擊日本帝國主義，我要參軍」的台詞，而是很簡單地說了一句：孩兒不孝，長子不能保全家安全，所以我應該去從軍。老太太站在台階上送他，含著眼淚只說了一句「打贏了回來」。短短几句話，給人心靈留下的震撼很大，因為它體現出人性及中國文化方面的頑強。
比較之後我發現，把這兩個版本合起來看應該更能反映抗戰的事實，單看哪一方面都不夠。讓我們回到歷史現場，去看歷史的另一面，看歷史被遺忘的那一面，被歪曲的那一面，被掩蓋的那一面。【阿波羅新聞網 2011-12-24 訊】摘自：馮侖著《風馬牛》中信出版社
http://tw.aboluowang.com/2011/1224/230113.html#sthash.cpQhU5mO.dpuf
啥是「四大抗戰小說」？
到底是臺灣版：王藍的《藍與黑》、紀剛的《滾滾遼河》、潘人木的《蓮漪表妹》和徐鍾珮的《餘音》。還是華人版：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陽》、鹿橋的《未央歌》、《藍與黑》、《滾滾遼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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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21665567
《英烈千秋》
《七七事變》
《八百壯士》
《筧橋英烈傳》
《血戰台兒莊》
《梅花》
《星星月亮太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szsh5IGkpg《藍與黑》
新《京華煙雲》43 大结局
《晚鐘》
抗日電影
抗日電影（1937-1945），1937年以後，中國進入全面抗戰時期，電影創作主要圍繞民族戰爭這一主題展開。其中有宣傳軍民團結的《好丈夫》，描寫附逆分子覺醒的《火的洗禮》，揭露日軍在東北滔天罪行的《日本間諜》。香港電影也注入了時代血液，拍攝了《血濺寶山城》《民族的吼聲》《孤島天堂》等影片。馮小寧的中國抗日戰爭三部曲其中的《黃河絕戀》，《紫日》也是抗日戰爭的代表作之一！
目錄
40年代
▪ 一江春水向東流（1947年）
▪ 八千里路雲和月（1947年）
▪ 地道戰（1965年）
50年代
▪ 鐵道游擊隊（1956年）
▪ 平原游擊隊（1955年）
▪ 地雷戰（1962年）
80年代
▪ 血戰台兒莊（1986年）
▪ 紅高粱（1987年）
90年代
▪ 國歌（1999年）
▪ 黃河絕戀（1999年）
▪ 紫日（2001年）
40年代
一江春水向東流（1947年）
電影內容：上海某紗廠女工素芬，賢淑善良，在夜校讀書時,結識教師張忠良，結為夫婦。婚後一年，抗戰爆發，孩子呱呱墜地，取名抗生。忠良參加救護隊，奉命隨軍轉移。忠良在南京險遭敵人槍殺，後來又被敵人俘虜，備嘗艱辛。家鄉淪陷後，忠良的弟弟忠民及其在鄉村小學的同事婉華加入了游擊隊；他們的父親被敵人活活吊死；素芬帶著孩子和婆婆被迫逃回上海。素芬進了難民收容所，悉心照管孤兒。
八千里路雲和月（1947年）
電影內容：女學生江玲玉 在上海某大學就讀。抗日戰爭爆發後，玲玉不顧姨母和表兄周家榮的阻止，毅然參加救亡演劇隊，沿京滬線宣傳抗日。不久，她與同隊青年音樂家高禮彬相愛。抗戰勝利後，玲玉與禮彬成婚。是抗戰中難得的喜劇片。
地道戰（1965年）
電影內容：1942年，日軍對冀中抗日根據地發動大“掃蕩”。當地高家莊群眾在黨支部書記高老忠、民兵隊長高傳寶的領導下，及時應變，把土洞、地窖改造成幾家相通的多口地道。某夜，黑風口據點的日軍偷襲高家莊，高老忠為敲鐘報警獻出了生命，地道遭到破壞，幸虧區長趙平原帶領游擊隊和民兵及時趕到，群眾倖免於難。次年初夏，日偽特務冒充武工隊混進莊內刺探情報。
50年代
鐵道游擊隊（1956年）
電影內容：抗日戰爭時期，一支由劉洪為大隊長、李正為政委的鐵道游擊隊，活躍於山東臨城、棗莊一帶鐵路線上。日本侵略軍小林部隊及其特務隊長岡村視他們為心腹之患，千方百計進行圍剿。不久，抗戰勝利，李正傷愈歸隊，率隊赴臨城阻遏國民黨軍隊北上，救出了芳林嫂，並迫使小林殘部投降。
平原游擊隊（1955年）
電影內容：1943年秋，為粉碎日本侵略軍“掃蕩” 華北抗日根據地的陰謀，游擊隊隊長李向陽奉命牽制日軍駐守縣城的松井部隊，阻敵進山增援，同時保住李莊的糧食。松井恐老窩有失，被迫撤出李莊急返。最終李向陽終於全殲松井部隊。
地雷戰（1962年）
電影內容：抗日戰爭時期，膠東根據地邊緣村莊趙家莊等，經常遭日偽軍的襲擊和“掃蕩”，損失慘重。為此，區武委會雷主任和趙家莊民兵隊長趙虎和群眾想出了對策。他們一方面把幾個村莊的民兵組成聯防，壯大了武裝力量，一方面用土造的地雷封鎖了附近的日偽據點，從而有力地打擊了日軍。
80年代
血戰台兒莊（1986年）
電影內容：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軍製造了駭人聽聞的“ 南京慘案 ”後，改編了華中方面軍戰鬥序列，新任司令官一到任，即打算與華北方面軍南北夾攻，合圍徐州，一舉打通津浦線。與此同時，國民政府軍第五戰區司令官李宗仁也飛抵徐州，部署這一重大戰役。中國守軍堅守二十餘日，傷亡慘重。最終幾百名日軍傷殘士兵絕望地剖腹自殺，引火自焚。
電影內容：抗戰初期，“我”奶奶——山東高密縣某村一個美麗的姑娘九兒，被貪財的父親嫁給有麻風病的燒酒坊主李大頭。當花轎經過一片高粱地時，遇上了劫路的土匪，危急時刻，“我”爺爺轎夫餘占鰲率眾殺了土匪，救了九兒，經過一番波折，兩人終於成為夫妻。不久，日本侵略軍進了村，激起了村民們強烈的仇恨和反抗情緒。在九兒和余占鰲的帶領下，燒酒坊的伙計們用自製的土槍土炮在高粱地裡伏擊日軍的軍車。
90年代
國歌（1999年）
電影內容：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佔領了東三省，大批學生流亡關內。田漢、聶耳正在籌備一部抗日題材的話劇《亂鐘》，此間，他們結識並邀請流亡在滬的東北學生參加演出，不料《亂鐘》的正式開演被“一·二八”淞滬抗戰的砲火聲打斷，東北學生齊白山、林雪麗積極投身前線，田漢、聶耳等藝術家在中國共產黨的指揮下也奔赴戰場，用電影記錄下抗日軍民的感人畫面。目睹了戰鬥的慘烈與悲壯，田漢心靈受到強烈的震撼，他與聶耳決心以創作藝術作品來鼓舞人民抗戰。一部新創作的抗日電影《風雲兒女》誕生了，這時突然傳來齊白山和林雪麗犧牲的消息，田漢等人心情悲痛、五內俱焚，激情之下田漢寫下了《風雲兒女》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
黃河絕戀（1999年）
電影內容：黃河絕戀》是馮小寧導演繼《紅河谷》之後創作的又一部以戰爭和愛情為主題的影片。同他以往的許多作品一樣，馮小寧在片中貫穿對戰爭與人性的思索，把主人公置於生死絕地，在冷酷無情的環境中突出了他們心中燃燒著的生命火焰。影片圍繞驚險的護送過程展開，充分展示了人物之間的個性衝突和心靈溝通，在洶湧澎湃的黃河壺口瀑布邊演繹了一曲雄渾壯烈的讚歌。全片以回憶為線索，創意獨到、場面壯觀、風光瑰麗，強烈激昂地謳歌了中華民族抵禦外來侵略者所表現出來的不屈不撓的英雄氣概和對國際友人的真摯關愛，是一部融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於一體的優秀影視作品。
紫日（2001年）
電影內容：故事發生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的時候。蘇聯紅軍偶然從日軍屠殺中救下一名中國老百姓-- 楊玉福。在將楊玉福和傷員一起往後方轉移的途中，軍車誤入日軍軍營，發生了一場激戰。楊玉福和一位名叫娜佳的蘇聯女軍醫僥倖逃進了林區。中途他們遇見了在混戰中與大隊失散的日本少女秋葉子。他們讓秋葉子帶路，可是深受日本軍國主義思想毒害的秋葉子卻一心要將他們置於死地，帶著他們走進了險境……娜佳痛恨秋葉子的行為，讓楊玉福殺了她，忠厚老實的楊玉福雖然懷著殺母之仇卻也不忍心殺害眼前這個年少無知的女孩，於是，為了能從茫茫林區活著走出去，三個人一起踏上了求生之路。在看不見戰火硝煙的美麗林區裡，三人一路上經歷了山林大火、沼澤、猛獸等一系列磨難，患難之中漸漸產生了友情，秋葉子也被娜佳和楊玉福的善良所感染，對自己長期以來所接受的“教誨”產生了懷疑。雖然語言不通，三個年輕人卻幾乎忘記了戰爭的存在，互相露出了善意的笑容。然而，就在他們即將獲得新生的時候，秋葉子卻被瘋狂的法西斯所殺害。悲忿的楊玉福和娜佳憤怒地沖向殘餘的日本"法西斯"部分，為純真的少女秋葉子報仇雪恨……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00819/1100819.htm
客家人與原住民的抗日歷史再現：電影《一八九五》與《塞德克．巴萊》的後殖民戲劇張力、女性角色與觀眾反應
《一八九五》
本研究計畫旨在探討《一八九五，乙未》與《賽德克．巴萊》如何藉由電影藝術從不同觀點呈現客家人與原住民的抗日歷史，採用的研究方法是近年來各學門學者非常注重的後殖民主義理論，從這兩部電影闡述觀點的戲劇張力、女性角色與觀眾反應，探討現在台灣民眾對國家、族群與性別意識的趨勢。
描述客家族群抗日的電影《一八九五，乙未》於2008年11月7日上映，而刻劃1930年霧社原住民抗日事件的《賽德克．巴萊》也在2011年9月開演。相較於《一八九五，乙未》片中客家人抗日的理由: 「不願改東洋名、說東洋話、做東洋人」，《賽德克．巴萊》片中原住民反日的理由也相似: 「再過幾年，就沒有塞德克族了。」兩族都是因為不願意放棄世代相傳的文化與信仰。在敘事上、影像、表演上，各個角色多以自己的族群母語發音，並且盡量忠於歷史的銓釋，所以這兩部電影都適合運用後殖民主義理論為研究方法來探討。
後殖民批判主義(postcolonial criticism)的理論，主要探討殖民地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包含帝國如何去認識殖民地，或按帝國的思考模式書寫主宰，以及殖民地文化對自身現代化歷程的重新認識與反思。後殖民理論批判文化帝國主義，同時也運用了後結構主義理論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有關知識與權力連結的理論。帝國主義者在全球擴張其文化時以知識的形式支持帝國為權力核心，將帝國的價值觀融入對殖民地的理解中，堅信帝國文明較其他文明高等，所以能帶給全人類現代化的福音，改造殖民地的風俗習慣就是提升殖民地的文化，因此帝國的擴張侵略具有學識上和道德上的合理性。但是福柯的理論說明認定知識的標準背後都有權力運作，以此破解帝國主義迷思。
綜觀兩位導演的創作意圖，都非常接近後殖民批判主義的反殖民理論觀點。《一八九五，乙未》片中，台灣義民群起抗日時，客籍義勇軍領袖以及義民間不分閩、客、原住民浴血奮戰，用生命保護鄉土以及文化。《賽德克．巴萊》一片反對帝國主義壓制，頌揚原住民為保護家鄉、爭取族群尊嚴的魄力。本文比較影片與抗日史料文獻之關聯性，並以問卷調查的方式，對看過兩部影片的觀眾做意見調查與統計。希望能從後殖民的角度，討論抗日事件的意義，也就是從不同族群觀點思考相關議題，並分析文化、族群、社會和歷史記憶等角度，以呈現歷史與文學藝術創作的本質差異。
從問卷調查結果統計顯示，看完這兩部電影 <賽德克巴萊> 及 <一八九五 乙未>的學生中，九成以上的學生認為<賽德克巴萊>這部電影能讓他們更了解原住民文化，而七成以上的學生認為<一八九五 乙未>這部電影能讓他們更了解客家文化。大部分的學生並不會因為電影所呈現的日本形象而對日本的感受有所改變，而是覺得台灣人應隨著時代改變國際觀，此外大多數學生認為賽德克族和客家義軍的抗日行動是英勇捍衛自己鄉土文化的一種表現，其中兩部電影對女性角色的刻畫重點也是相同的—婦女尊重家中的男性，雖不贊成他們的抗日行動，但仍支持他們。電影<一八九五 乙未>中所呈現日本親王、醫官的知性感性形象，有九成以上的學生是可以接受的。
往年台灣史教科書中，常從漢族觀點敘述歷史事件，忽略台灣住民的文化內涵。對於乙未戰爭，後世的台灣人將臨陣脫逃的丘逢甲和劉永福譽為英雄，至於捨身抗日的英雄則乏人問聞。不同的歷史階段，對於霧社事件的相關研究，呈現各種不同詮釋觀點。跨越日治殖民、光復、解嚴後不同歷史時期，日人與漢人對霧社事件產生不同的敘事解讀。相較於《一八九五，乙未》片中客家人抗日的理由: 「不願改東洋名、說東洋話、做東洋人」，《賽德克．巴萊》片中原住民反日的理由也相似: 「再過幾年，就沒有塞德克族了。」兩族都是因為不願意放棄世代相傳的文化與信仰。
歷史與文創的解讀，也可由性別論述的角度來觀察。《一八九五，乙未》中的客家女性，以及《賽德克•巴萊》中的霧社女性，或喪子、或喪夫、或喪父，在事件的過程中受父權主義操縱的程度不甚相同，雖無法反抗，但有些人物情節與歷史情境，值得觀眾反思。過去戒嚴時期的國族論述，結合民族與父權主義，由優勢族群與男性主導弱勢族群與女性的歷史記憶，僅從威權體制的單一視角。八零年代解嚴後，多元詮釋批判霸權，女性、原住民等敘事結構，重建族群認同的歷史再現。《一八九五，乙未》和《賽德克．巴萊》片中，女性原先都反對抗戰，但最終無奈必須面對戰爭對生命的殘害。鏡頭中的為人母或妻者，不時抱著孩子在懷中，扮演生命的孕育和保護者的角色。這兩部電影聚焦於家國戰爭歷史，但仍不時觸及親情及兒女之情。
《一八九五，乙未》與《賽德克•巴萊》兩部電影都呈現一個弱小民族誓死反抗強權的血淚故事，但觀眾有不盡相同的解讀。台灣文化有日本成分，也有中國因素，卻又不能等同於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這種多重性格的文化認同，確實是台灣的歷史產物。《賽德克•巴萊》這部電影並不是抗拒特定民族國家，而是描述不同種族間因文化衝突導致的悲劇。這不只是原住民的悲劇，也是日本人的悲劇。這種觀點超脫傳統以殖民帝國為中心的狹隘視野，審視族群主體權的追求，甚至可擴展成對個人反抗命運的人性悲劇的隱喻。原住民抗戰雖非出自民族主義意識，但和《一八九五，乙未》中的客家人一樣，都是保衛家園之戰，賽德克族更是為了捍衛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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