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館前後有關印地安之影書評，就算陳佩周著的《變臉中的「印第安」人：美國原住民文化探討》（麥田，1999），最能圖文並貌、深入淺出地呈現印地安人的現況：
《變臉中的印地安人作者陳佩周，經過半年的研究旅行，深入紐西蘭、澳洲、美國原住民保留區觀察、生活，與美國原住民領袖及各界人士訪談，結集成此書。書中除了第一手的報導文字外，每篇更有精彩圖片，更生動地呈現美國原住民的生活，是一本了解美國原住民的入門書，舉凡「美國原住民反對人們稱呼他們印地安人」、「美國原住民神話的由來」、「現代電影中的印地安造型背後的淒涼故事」 ……等議題都讓人耳目一新。而在對美國原住民的研究中，作者更反思我們自己，關心臺灣自己的文化主體性，也因此，作者說：「這是一趟啟蒙之旅，同時也是一趟自覺之旅，在旅行中，看清別人，也到自己。」
一、土地與掠奪
《變臉中的「印地安」人》一書，源於作者在一九九七年獲新聞評議會「傑出新聞人員研究獎」，得以有機會至紐西蘭、澳洲、美國等地進行有關當地原住民的研究，本書即成於美國四個月的旅行研究(特別是美國西南地區原住民的採訪研究報告)。卷頭語直指「印地安人」一詞的謬誤，從歷史的發展來看，此一詞適足以標示著白人殖民的鮮明戳記。
北美原住民在殖民前夕，散居著上百萬人，分為六百多個部落，講著二百多種語言，美國人類學家依據文化特質的分布，將北美原住民文化分為六至十個不等的文化區，現今廣為人類歷史學者接受的Wissler教授的劃分，是將文化區因地域和發展之不同，分成平原區、高原區、加利福尼亞區、西北海岸區、愛斯基摩區、麥康時區、東北森林區與西南等九區，現存人口僅佔全美的0.6%。對於有關北美洲原住民人數在這五百年來銳減的現象，一般歸因有以下四項：
1歐洲白人的進侵所引發的戰爭與掠奪。
2,白人所攜帶的傳染病導致無免疫力的北美原住民形成巨大的致命。
3,因戰爭的恐懼、隔離政策，使北美原住民遷徙至加拿大或阿拉斯加，造成人數的減少。
4,「同化」與「通婚」，使得原住民人數減少。
《變》書對上述原因的產造均有概略性的闡述，然對照著每篇正文前一頁原住民的「話語」，我們將不難警悟到這其實是兩種文化社會角力的結果，一方代表著人與大地自然共生的土地文化，一方代表著資本累積的掠奪文化。
納茲皮斯族/約瑟夫酋長的這句話最能彰顯兩種文化的習性(107頁)：
從小我就身負重擔，我那時就明白我們不能靠白人，我們像鹿，白人像熊，我們是小國，他們是大國，我們滿足於讓萬世萬物自然發展，他們則不然，如果河山不合他們的意，他們便任意改造之。
二、大哉問
全書概分四輯十九篇，以西南五族文化區為著力要點，全文雖以北美原住民當代現況為「意符」，然以作者所處的臺灣亦有相類似的「原住民問題」觀之，作者所沒有說出來的「意指」其實昭然若視。
譬如國家假民主程序訂頒的政策行併吞原住民土地之實，正與國民政府承續日據土地規劃策略的陽謀一致，使原住民共有的土地觀念劃為「國有地」，再以保護原住民生活的假道德劃撥「山地保留地」；美國對美洲原住民族教育策略上的「隔離」與「同化」，我們也都可以在臺灣原住民族接受現代化教育的歷史上看到；至於資本主義的滲透與掠奪、文化價值觀的衰褪與變異，均暗指今日臺灣原住民族的社會狀態，有心的讀者當不難察知！本書雖為報導式的書寫，然恪守「記者」的角度，全文將個人的喜怒哀樂壓抑到極低的層次，除了可作為北美原住民社會病理的參照圖，也適時的提出了許多耐人尋味的「發展問號」，我以為這是對臺灣讀者以及臺灣原住民最大的挑戰，這個「新而迷離」的挑戰，筆者以為至少拋出了幾個大哉問：
一、 原住民對觀光的迎或拒：
目前甚囂日上的「社區總體營造」下放到原住民部落時，我們依然看到了「變裝」的國家意志貫穿在等待、期望以觀光營救衰敗的部落經濟體系，換另外一種說法，在一座座瀕臨失序的部落社會結構，如何營造觀光文化？重整部落社會結構為先或是引進觀光為重？本書其實已點出了參照座標。
二、挑動族群邊界：
「原住民」文化本質的弱化、模糊、雜色，將考驗原住民對自我認同的強度，也挑動非原住民對族群邊界收編、劃割、挪用的慾望。臺灣近幾年興起的「平權會」運動，就是試圖搖撼族群邊界與調整、重編土地利益最有力的證據。
三、資訊帝國所帶動的商品化及其價值慾望的移動：
資本帝國其實就是不折不扣的殖民主義，殖民的慾望會變形、換裝、進而內化到人們生活最細微的部分，原住民也難逃其中。進一步言，臺灣原住民在進行去中心、去殖民化的過程裡，如何書寫自我、健全主體？何況，臺灣原住民是否已經重塑好拮抗資本帝國的鋼骨？我以為這是原住民跨入二十一世紀最嚴苛的對話與挑戰！
三、變臉的人
《變》書忠實的呈現了北美原住民對未來世界的心靈圖像，希望與衰敗並存、保留主體性與文化逸失相抗擷、產造資本商品邏輯與邊陲命運等距，然而一條細微而隱密的心靈幽魂貫時在五百年來的美洲原住民史，美國原住民界學者領袖瓦恩狄洛瑞(Vine Deloria)說：「對白人而言，一個好的、真正的印地安人，是死的印地安人。」真正的「印地安人」在白人心靈裡早就消失無蹤了。按照薩依德(Edward W.Said)的說法，使「印地安人」消失的心靈是一種「習向」(habitus)，是十六世紀以降，殖民意識或帝國心態已是英國普遍的社會性情，是國民一般習向的一部份，各式各樣的文化生產和論述實踐或多或少都受到這樣的社會習向的規範。換句話說，在北美原住民「變臉」前四、五百年，白人的心靈已經先一步「變臉」(殖民慾望)了，這群變臉的白人製造了「發現新大陸」、製造了「印地安人」、也製造了戰爭，最後試圖再製「遺忘」，那──臺灣呢？
http://blog.roodo.com/walis0822/archives/123556.html
【變臉中的「印地安」人】讀後摘要與心得
自從歐洲大航海時代開始，從英吉利王國稱霸海權起，到清教徒渡海尋找新大陸，印地安人遭受美國人迫害，一直到現今仍存在的種族歧視問題，表面上是人類愈趨近現代化、科學化的表徵，但若由巨觀轉微觀，再由細部放大，人類的歷史發展不啻是一種弱肉強食、「強權即為真理」、「文明」強侵「非文明」的一種循環，如此而已。
印地安人尤其扮演了最為悲劇英雄的角色，這大概也是近代種族歧視一個承先啟後的關鍵。策動侵略者均為白人，而受害者均為有色人種。舉凡印地安人(紅人)、黑人、猶太人、甚至連中國人也不例外。當初搭乘「五月花號」到新大陸的清教徒，初期的生活十分的艱苦，要想活下去都是件困難的事。由於食物缺乏，加上傳染病肆虐，殖民者相繼病倒死亡。
自詡扮演「文明者」的美國，非但沒有給予印地安人該有的回報，還處心居慮壓榨他們的生活空間，將他們趕盡殺絕。直到現在，最可怕的問題終於浮現了。二百多年來的時空交錯，逃離不了的最大敵人「時間」，將印地安人的人數問題搬上檯面。美國政府不得不正視這個嚴重的問題。就算在二次大戰中，納瓦荷人對美國政府表現了高度的忠誠與參戰意願(密碼戰)，美國政府依然只是將原本就少之又少的印地安人劃在生活艱苦的保留區中。而人數漸漸減少的印地安人，正逐漸步上滅族的命運。
書中提及「印地安文化」現已變成一種流行趨勢，一種賺錢的工具，這令我想到現今世界各地的情況。記得去紐西蘭旅遊時，所參觀的建築、所欣賞的表演、所看到的器具全是當地原住民的文物，或是回頭看看台灣現況，許多原住民的祭典儀式、衣著、舞蹈…等等，也都成為觀光的重要景點之一，這到底是對原住民的尊重？推崇？亦或是貶抑？我想不論對我們或是原住民，這都是一種考驗，這樣的商業行為的確是有利有弊，但該怎麼找到平衡點？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你不能輕易評斷別人，除非你曾穿著他的麂皮靴走過兩天兩夜」；這句古老的印地安俚語的意思是說要站在對方的立場思考，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在美國初創時，如同小樹一般，由印地安人灌溉而成長茁壯。現在的美國是一棵大樹，而印地安人就像小樹苗了。儘管過去的歷史有多無情、多殘酷，儘管印地安人對白人的恐懼歷代下來已根深蒂固，美國政府應該以更積極，更有誠意的態度，還給印地安人失去的一切，包括先人文物、聖地、以及各族承傳的「民族精神」。
http://www.nmes.tyc.edu.tw/~press/press_5/t01.html
以「族群動員分析架構」分析美國一九六O年代原住民族運動的發生
張芝菁 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
壹、前言
美國原住民族從被稱為「印地安人」開始，似乎就注定了之後數百年遭受不平的命運，五百多年前哥倫布出發探險的目的是尋找一條通往亞洲印度的新航路，所以當他踏上美洲大陸，他以為他抵達了亞洲大陸，也以為大陸上的人民是印度人，所以脫口而出的謬誤就一直沿用至今，將所有住在「新世界」的原住民都通為「印地安人」；事實上，整個美國，官方認可的原住民族就有五百多個，各族有不同的語言、文化、風俗習慣，彼此之間從來沒有互相認同過，用「印地安人」通稱並簡化原住民族的差異對他們並不公平 (陳佩周，1999) ！
最早出現在美洲大陸的白人探險隊詳細紀錄了看到的山水、森林、資源，還有住在這些地方跟白人長相與眾不同的原住民族，包括生活習慣、宗教風俗……等，而這些資料，更成為日後白人「拓荒」、「開發」部落土地時，對付控制原住民最有力的依據。接著，白人不斷的進駐移民、拓荒，蠶食鯨吞土地，讓原住民族的土地日益減少，原住民也不斷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與外來者發生衝突、戰爭、死亡(陳佩周，1999)。從一六二六年西印度公司，命令該公司在新荷蘭(New Netherland)的代理人正式以收買的方式從印地安人手中獲得土地權力開始(Macleod，1981)，荷蘭人、英國人、西班牙人、瑞典人等不斷地用各種不同的理由和方法，或征服、或買或送地取得原本屬於美國原住民的土地，加上美國政府在19世紀末實行的「土地總分配法」，讓原住民族失去了絕大部分原本的居住地，社會結構也跟著解體(施正鋒，2005)。
從1970年代起，在原住民運動的風潮下，還我土地運動開始有所進展。本文希望可以透過Gurr和Harff在1994年建構出的「族群政治動員與衝突的分析架構」來對美國原住民族的還我土地運動作進一步的分析與討論。
貳、分析架構介紹
Gurr 和 Harff在1994年因為對族群為何及如何動員，以及族群為何與宣稱對他們有統治權的政府爆發公開衝突的原因有興趣，而發展出了一套「族群政治動員與衝突的分析架構」，其架構圖示如下：
在這個分析架構中，包含了七個命題，十四個假設(命題分別以數字1到數字7標示，假設以符號+和符號－標示)，命題可以用來解釋族群政治動員和衝突過程中的三個面向，而假設則是指出命題與三個面向間的正反向關係。(Gurr & Harff, 1994 [1999])
這三個族群政治動員和衝突過程中的面向包括了：一、什麼助長了族群動員？二、什麼因素催化了政治行動，使這行動轉化為對政府或其他團體的公開衝突？何種行為或暴力型態最有可能發生？三、什麼外在因素導致了族群衝突的發生？命題、假設和面向之間的關聯簡述如下：(Gurr & Harff, 1994 [1999])
一、命題1、命題2和第一個面向：「歧視」和「族群認同」可以用來解釋「什麼助長了族群動員」，「歧視」指的是相較於其他社會團體，某一團體的物質利益與政治管道，受到社會不平等的待遇。而「認同」則是基於共有特徵，包括了宗教、文化、共同歷史、居住地和種族。
「歧視」和「族群認同」與「助長族群動員」間為正向的關係，對於歧視，可以有很多種反應的方式，對參與動員的人來說，他們所經歷的歧視過多，他們組織動員對抗歧視來源的可能性越大(假設1)，在此討論的歧視包含國內的經濟歧視和政治歧視。在認同方面，一個人對遭遇歧視的團體認同越高，被刺激參加動員的機率也越高(假設2a)；而一個團體的共同特徵越多，這個團體的認同感也會越高(假設2b)。
二、命題3、命題4、命題5和第二個面向：「族群凝聚力」、「政治環境概念」和「政治暴力的嚴重性」可以解釋「是什麼因素催化了政治行動，使這行動轉化為對政府或其他團體的公開衝突？何種行為或暴力型態最有可能發生？」。「族群凝聚力」也關係著團體領導者的強度和一致性；強而有力的領導能夠讓人民將其個人的偏好從屬於團體的偏好，進而服從團體領導者的決策，所以當一個團體在區域上較為集中、且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有共同的特徵和受到相同的壓迫，以及有被廣泛接受的領導階層時，團體的凝聚力就會增加(假設3)。
「政治環境概念」常被分成四個型態，包括制度化民主政體、獨裁政體、社會主義形式或是民粹主義式，民主政體可以容納不同的人民聲音，所以政治環境越民主，政治族群所發出的抗議聲音，就會越不激烈(假設4)。
最後是「政治暴力的嚴重性」，暴力是政府回應族群動員的常用手段，這個命題的假設有兩種，當政府當局使用的暴力越多，則挑戰者回應的暴力也會越多(假設5a)；不過，當國家回應的暴力是類似屠殺、滅族等極端的暴力手段時，動員的團體則會不敢公開抗爭，因為他們會害怕抗爭之後的後果(假設5b)。
三、命題6、命題7和第三個面向：「外在支持的程度」和「政體的國際地位」都是「導致族群衝突發生的外在因素」。很多團體會仰賴國家之外提供的支援產生政治行動，不管是武器的支持或是口頭表揚，團體獲得的外在支持越多，其發動激烈攻擊對抗政府當局的可能性也會增加(假設6)。
相對於動員的政治團體，回應政治動員的國家主體的國際地位也會影響到動員的可能性，一個受到國際社會高度認定的國家，該國國內的挑戰者比較不容易得到外在的支持(假設7)。
參、事件分析
美國原住民運動是近代原住民運動的先驅，在1970年代開始，他們將長達五百年所受的屈辱和創傷，轉化成一系列爭取權益的運動，使得美國原住民在滅種邊緣又重新站起來，也將原住民問題和多元文化主義放進了人類進展的時刻表中，這些運動有的是要還我土地，有的是要重建原住民族的認同，而有的是純粹想對印地安人的民權侵害作出反應(陳佩周，1999)。1994年，學者Ted 和 Barbara指出，族群最有可能被動員的時機，是出現在擁有強烈的族群認同感以及此一族群團體處於相對劣勢時。這兩點，在美國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中，我們都可以清楚的看到。
原住民族由於人口稀少、生活方式簡單，且大多仰賴自然資源維生，所以對環境的破壞少，與大自然維持著和平良好的關係；對非原住民族來說，土地不過是生活中的生產要素之一，但對原住民族來說，土地不只是幫助生產的資源，更是文化認同的核心，物質基礎和心靈都需要倚賴人與土地間的關係和歸屬感來維繫、產生連結(D’Errico，1997)；一但原住民被剝奪了擁抱土地的權利、被剝奪了擁有土地的權利，就等同於其族群文化的喪失、認同的崩解，因此，缺乏土地權的原住民等於文化認同權被侵犯，其存在已失去意義。
白人進入美洲，發明了「發現新大陸」的論點，讓人們相信美洲大陸當時是塊無人生存的處女地，根據「美國歷史學會」前會長麥克奈爾(William H. McNeill)所著的《瘟疫與人類》一書，在一四九二年哥倫布抵達美洲之前，整個美洲(包含美、加、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原住民已達一億，其中美加的人口介於七百萬到一千五百萬之間(轉引自陳佩周，1999)，這麼龐大的人口在與西方接觸之後，即被非故意和故意的傳染病大量致死，加上奴隸式的對待、強制遷徙等，也都助長了死亡的比率，美國印地安人原住民在一九六O年代僅剩下五十七萬五千多人，創下了歷史上的最低點(陳佩周，1999)。
土地方面，一五九八年荷蘭商人在哈得孫河(Hudson)河口紐約一帶，以及沿著港灣的紐約省紐澤西省海濱地帶開始活動，到了一六一四年，他們設立了一個永久性質的商站，建築了四座房屋。真正的土地買賣則是到了一六二六年，西印度公司透過該公司在新荷蘭(New Netherland)的代理人從印地安人手中以收買的方式獲得土地權力開始(Macleod，1981)，這份紀錄對西印度公司來說不過是一樁「土地買賣」的報告，不過對美洲印地安邊區的歷史來說，卻是一件大事，是全新的歷史，也對之後的歷史影響深遠(Macleod，1981)。
最初買賣的是曼哈頓地區一個小島上的土地，大概是現在紐約城的地方，西印度公司用六十個搿羅林(gulder)的貨物收買了約兩千多畝的森林地，六十個搿羅林約等於現在美國錢幣的二十四元，若以當時的貨幣購買方式來計算，大約是兩千元美金。不過，當時的買賣對印地安人來說是較划算的，因為他們仍享有在該土地上打獵的權利(Macleod，1981)。
雖然沒有任何法源支持，荷蘭人和瑞典人都認為自己有在美洲居住和經商的權利，也想盡辦法對抗當時已經在美洲擁有殖民地的英國人，他們基於各種理由爭取自己的土地擁有權；當時西班牙人有不少為自己辯護的理由，包括很多地方是由西班牙人最先發現的，他們由教皇贈與這些土地，理所當然具備其合法性，因此，沒有取得「先發現土地」優勢的荷蘭人和瑞典人，為了也分得美洲廣大的土地，即向英國人和西班牙人抗議說印地安部落和印地安民族才是土地的所有人(Macleod，1981)。當然，這只是歐洲白人一廂情願的看法，他們從未真正了解美國原住民與土地間相依的關係，為了征服、買賣土地的便利而製造出這樣的理由。
雖然荷蘭人和瑞典人將原住民定位為土地的主人，也互相承認從印地安人取得的土地權利，但英國方面全盤否認這些國家的土地權，英國人認為英國國王擁有北美洲的地主權，所以可以自由處置北美洲的土地，任何國家要享受美洲土地的權利，都要取得英王的許可，連印地安人要享有土地也需要由英王核准；也因為各國間存在強烈的歧見，最後要解決土地使用的問題，就只能靠武力或真實的戰爭(Macleod，1981)。不管誰是土地問題最後的贏家，輸家且是完全沒有參與爭取土地權利的輸家永遠都是居住在這塊土地上最久的原住民族。
除了早期的暴力取得土地，政府當局之後頒布的政策也一點一滴的削弱原住民族與土地間的親密性；雖然自一六四九年到一七二三年，殖民地議會頒布多次法令，宣告從印地安人收買得來的土地不生效力，土地權利的獲得必須有殖民地長官方面的許可(Macleod，1981)，但是如此一來，殖民地議會等於間接否定了原住民族的土地權；一如美國政府最高法庭首席裁判官馬歇爾（John Marshall）在一八二三年做的判決一樣，這次的判決可說是官聽方面對於印地安土地問題最早並且是徹底合法的鑑定，這次判決書以常識為根據，判決內容決議法庭從未主張印地安人的地契是毫無用處的，印地安人的土地所有權向來亦沒有人懷疑(Macleod，1981)。雖然這樣的判決似乎看起來還給了印地安人一點公平正義，但美國政府真實的主張是以為土地的最後主權屬於政府。
到了十九世紀末，美國政府以為了要改善印地安人的生活為由，透過「土地總分配法」（General Allotment Act, 1887 (Dawes Act)），強行將部落所有的土地分割給個人，多出來的則賣給白人；結果，除了造成印地安人社會結構解體，在1887-1934年之間總共有275萬畝（60%多）的印地安人剩餘土地流失（Fleras & Elliott, 1992: 143-44，轉引自施正鋒，2005；陳佩周，1999）。最後也是致命的一擊為國家公園的設立，原住民族必須在限定時間內搬離居住了好幾個世代的土地，前往國家分配的保留區(陳佩周，1999)，國家公園的設立多半遵循著「排除人為干預」和「由上而下」的決策過程來運作，將當地世居的原住民排除在經營管理的名單之外(施正鋒，2005)，卻忽略了這樣的決策對當地人民人權、居住權、土地權和經濟權的損害，也忽略了原住民與生俱來與土地和諧相處的本能，忘了是白人的入侵造成地貌的改變，而不是在土地上長治久安的原住民族。
除了人口和土地上的困境，原住民族在生活上也是處處碰壁，政府的同化政策和強勢的主流價值將原住民貶為社會邊緣族群，透過政府的行政、教育和經濟活動運作，由外部往內滲透打造，最後內化成為原住民主體世界的分裂和矛盾；窮困、教育水準低落的標籤牢牢地黏在印地安人身上，觀光和賭場的經濟誘惑在原住民族身上增加不少負面刻板形象；領導從事政治運動的原住民先驅卻也逃不過政治報復，「派提爾案」和「特魯戴爾」的命運是最佳見證；近年來，被商品化了的原住民形象為美國帶來不少財源，但受益者永遠不是被剝削的原住民人民。
正因為上述種種原因，社會上、經濟上、政治上對原住民族長期的歧視和不公平對待，在一九六O年代印地安人人口瀕臨滅種之際，美國原住民意識覺醒，開始了一系列的原住民運動。一九六O年代中期，契拉基學院的印地安學生宣布組成「印地安青年全國委員會」，這是近代原住民人覺醒的開端，在這之後，印地安人原住民運動快速成長，一九六八年全面的「美國印地安人運動組織」跟進，數年間發動了數百次的群眾運動，佔領了阿卡特拉茲島、傷膝鎮、「印地安事務局」辦公室、「五月花號」紀念船等，希望喚起美國人民的注意，將原住民問題放進國家議題的討論之中(陳佩周，1999)。
這一連串的運動影響了美國政府日後對原住民土地問題的判決，其中，較具代表性的判決為一八三一年的「查洛基民族案」（Cherokee Nation v. Georgia）和一八三二年的「渥謝斯特案」（Worcester v. Georgia）。在一八三一年聯邦首席大法官馬歇爾（John Marshall）對於「查洛基民族案」的判決中表示，除非自願讓渡給美國政府，印地安人毫無疑問擁有他們所佔有土地的所有權，不過，他認為嚴格說來，印地安人比較像是「被支配的國內倚賴性民族」（dominated domestic dependent nations），也就是說，他們與美國的關係宛如被監護人與監護人之間的關係；而在一八三二年的「渥謝斯特案」判決裡，馬歇爾強調，印地安人並未因為其倚賴性民族地位而喪失其主權，根據英國的普通法，印地安人因為先佔而取得土地的所有權，而政府有信託的責任來保護原住民的土地權(施正鋒，2005)。
這樣的判決對美國原住民來說不啻地是很大的鼓舞，判決結果也深深影響日後加拿大以及紐西蘭原住民土地問題的判例(施正鋒，2005)。
肆、綜合分析與結論
若將上述美國原住民運動與「族群政治動員與衝突的分析架構」作比較，我們不難發現美國原住民的處境可以牢牢扣住Gurr和Harff分析架構中的命題，也為其中的假設提供了很明確的證據。
美國原住民族從白人進入美洲後不管在政治上或經濟上都處於劣勢(命題1)，這樣的不公平對待累積了族群間的共同性、助長了族群認同(假設2b)，也增加了參與動員的可能性(假設1和假設2a)；另外，長時間的壓迫和強而有力的領導者的犧牲(像是派提爾和原住民詩人特魯戴爾)凝聚了遭受相同迫害的印地安人民(假設3)，加上國內政治環境的講求民主、不算過於激烈的政治暴力，對原住民族動員來說都是助力(假設4和假設5)。從命題1到命題5，美國所「提供」的氛圍皆強化了原住民族動員的決心和行動力，也帶動了其他國家原住民運動的風起雲湧。
也因為美國原住民運動是其他世界各國原民運動的先驅，在運動的過程中，比較看不到他國支持對運動的影響，也就是比較看不到命題6的作用；而美國在立國之後短時間內即成為世界上的強國，擁有很高的國際地位，美國政府在這方面的優勢讓國內的原住民族運動少了外援，必須自立自強爭取權益(假設7)；雖然如此，美國原住民族爭取生存的血淚史已經提供了很強大的動員基礎，沒有外界的支援還是獲得很不錯的成績，可成為其他各國原住民運動的借鏡。
參考書目：
紀駿傑(2003)：《原住民與國家公園共同管理經驗：加拿大與澳洲個案之探討》。台北：國家公園學報，13(2)，pp103-123。
施正鋒(2005)：《原住民族土地權的國際觀》。台北：原住民族與國土規劃研討會。
陳佩周(1999)：〈變臉中的「印第安」人：美國原住民文化探討〉。台北：麥田。
謝若蘭(2002)：《原住民/族與認同政治─美國原住民族群識別與身份認定之歷史沿革》。台北：輔仁大學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和平叢書22論文。
D’Errico, Peter. 1997. “American Indian Sovereignty: Now You See It, Now You Don’t.” (http://www.nativeweb.org/pages/legal/sovereignty.html)
Macleod, W. C.(1981)。《印地安人興衰史》。吳君譯。台北：廣文。
Gurr, Ted-Robert & Harff, Barbara (1994[1999])。《國際政治中的族群衝突》(Ethnic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鄭又平、王賀白、藍於琛譯。台北：韋伯文化。
http://society.nhu.edu.tw/e-j/51/51-21.htm
尋找失落的文明—走進美國印第安部落
雖然沿襲了“部落”的稱呼，但這裏已經沒有任何部落的氣息———沒有草屋、沒有身著傳統服裝的印第安人、甚至沒有了自己的語言。今天，年輕一代的印第安人已基本完全“美國化”，連說話和動作都帶著“美國味”。請看本網記者的報道。
駕車行駛在美國西部廣袤的原野上，不時可見公路邊豎著“印第安人保留區”的指示牌。
在記者的想象中，印第安部落應該隱蔽在深山密林中，生活在低矮的草棚裏。在裊裊炊煙下，頭插羽毛、滿臉涂鴉的印第安人拿著盾牌長矛環顧四周，一名老態龍鐘的酋長走出茅屋迎接客人，說了一通土語後，臣民馬上端上好茶好酒，接著敲鑼打鼓狂歡起來。
“除了賭場我們一無所有”
然而，當記者來到華盛頓州最大的“圖拉裏普印第安保留區”時，看見的卻是一座金碧輝煌的宮殿。
當地斯諾霍米什縣政府官員埃米說，這是保留區內印第安人開的賭場。賭場執行副經理布萊特是一名白人。他介紹，賭場共有2000多名工作人員，他和另外一名白人受聘於當地印第安部落，均屬高級管理層。在中下層管理人員中，印第安人佔多數。賭場客人主要來自西雅圖和鄰國加拿大，生意很興隆。在縣政府任職的印第安人約翰·麥科伊說，這裏的印第安人生活主要靠經營賭場，其次是捕魚。華盛頓州只允許印第安人開賭場，這是對印第安人實施的“優惠政策”。
據悉，不僅在華盛頓州，其他州的印第安人也享受這一待遇，這就使美國出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凡有賭場的地方，大多是印第安人保留區；凡是印第安人保留區，必難離開賭場。當然也有例外，如內華達州的著名賭城拉斯韋加斯，它就與印第安人保留區沒有任何關係。
社會學家認為，當年美國制定這一政策時，可能出於以下考慮：一是對過去慘遭殖民者屠殺的印第安人後代進行“補償”；二是解決印第安人就業問題；三是減少政府對印第安人部落的援助；四是保護環境，因為靠經營賭場獲取一定收入，印第安人生活有了著落後，便不再去砍伐森林，開墾土地。
約翰·麥科伊說，印第安人開設賭場雖然不用交稅，但政府也有很多規定，比如要向政府交付“開設賭場費”、老虎機費(賭場要為所設的每臺老虎機向政府交“份錢”)以及每年要將收入的一定比例用於慈善事業等等。
雖然賭場為印第安人帶來了大量財富，但一些印第安人還是對賭場很不滿，要求予以取締，因為他們認為賭場敗壞了當地的社會風氣，破壞了印第安人的名聲。約翰·麥科伊說：“反對賭場的人不想讓外界把賭場和印第安人聯係起來，不願給外人留下印第安人離開賭場就無法生存的印象。”
每當遇到這種情況，約翰·麥科伊總要出面解釋：“賭場是印第安人的衣食父母，沒有賭場印第安人如何謀生？去哪裏找工作？又從哪裏弄錢辦學校、開診所、資助孩子上大學？印第安人已經離不開賭場。除了賭場我們幾乎一無所有。”
“我和過去的‘酋長’不一樣”
印第安人天性友善，熱情好客。為歡迎遠道而來的客人，圖拉裏普部落按傳統儀式，準備了一頓豐盛的烤魚宴。他們把剛從河裏捕撈的每條10多斤重的三文魚切成手臂般大小，蘸上特制調料，然後放在火爐上慢慢燒烤，空氣中頓時彌漫著肉香，令人垂涎。
宴會由圖拉裏普部落“酋長”梅爾·謝爾登主持。如果不是別人介紹，恐怕沒有人會注意到這名身著花格襯衣、頭戴草帽、脊背略駝的老人。梅爾·謝爾登微笑著跟大家握手。當有人稱他為“最高領袖”時，他笑著說，“我和過去的‘酋長’不一樣，沒有什麼權力”。
梅爾·謝爾登說，印第安人部落實行的是“印第安人管理印第安人”的模式，部落有自己的憲法和法律，還有自己的警察和政府係統。凡是在印第安人領地犯罪的人，都要根據印第安人的法律判刑，州和聯邦法管不著，但印第安部落在制定法律時要參照州及聯邦法律。這裏沒有死刑，但社會治安很好，可以說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
據記者了解，近年來當地最嚴重的一起犯罪是一起性侵犯事件。部落對肇事者的懲罰措施是將他“流放”到一個孤島，讓他在島上孤身一人生活了90天。當他表示認罪後，才讓他回歸“印第安人大家庭”。
梅爾·謝爾登說，印第安人保留區有自己的中小學校、醫院、商店等基礎設施，生活在保留地的人基本上是“足不出部落”。圖拉裏普部落政府十分重視教育，凡是考上大學的印第安人後代，部落都為他們支付約90%的學費，所以年輕一代上大學的比率幾乎達到百分之一百。任何願意回到保留地的人，部落都為他們安排工作，不讓一個人失業，該地區的就業率在美國是最高的。
美國印第安人直到1924年才有投票權。1934年，美國聯邦政府通過了《印第安人承認法》，允許印第安人建立屬於自己的現代化部落政府。在梅爾·謝爾登的“領地上”，共有3700多名印第安人。這裏風調雨順，依山傍水，加上位於交通要道，所以來這裏觀光旅遊的人很多。由於有賭場作後盾，這裏的印第安人生活富有。
但其他印第安人部落則沒有這麼幸運，因為他們的保留地地處偏遠，即便開賭場也很少有客人。為了達到共同致富的目的，圖拉裏普部落把賭場的一部分老虎機出租給其他部落。
“我們還是印第安人嗎？”
盡管生活富足，但記者還是感到印第安人有明顯的失落感。梅爾·謝爾登說，印第安人保留區雖然沿襲了“部落”的稱呼，但這裏已經沒有任何部落的氣息———沒有草屋、沒有身著傳統服裝的印第安人、甚至沒有了自己的語言。所謂“印第安人保留區”無非是政府為印第安人劃出了一塊地，允許他們在裏面建賭場，辦企業，自給自足，在美國憲法和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實行自治。
相當大一部分美國歷史是用印第安人的血書寫的。印第安人曾是美洲大陸的真正主人。當“五月花”號載著100多位英國清教徒在北美登陸時，印第安人簞食壺漿，熱情幫助歐洲第一代移民在北美落戶。然而，在此後的幾百年間，在“新大陸”落腳的歐洲移民一代又一代地用槍炮殺戮土著居民，搶佔他們的土地。殖民者公然提出了“除了死的印第安人，沒有好的印第安人”的口號！據史書記載，當哥倫布1492年“發現”新大陸時，美國境內的印第安人總人口約3000多萬，到1920年，美國境內只剩下約35萬印第安人，瀕臨滅絕。
後來，印第安人口逐漸回升。據2003年美國人口調查局統計結果顯示，目前生活在美國的印第安人約275萬，生活在560多個受聯邦政府“保護”的部落區內。
殖民者從肉體上消滅印第安人的行為被阻止後，於是轉向從文化上消滅。19世紀末，美國政府推行強制性的唯英語教育，嚴格禁止學生使用英語以外的語言，試圖全面同化印第安人。
梅爾·謝爾登對這段歷史記憶猶新。他說，他小時候就和其他印第安孩子一起被強行送往寄讀學校，不能和長輩生活在一起。在寄宿學校畢業後，他上了華盛頓州立大學，然後去越南打仗，回來後已人到中年。他這一代人從小就沒有學說印第安語的機會，被迫忘掉了自己的語言和文化。長此以往，印第安人的文化血脈被割斷：喪失了文字、遺忘了語言、淡化了傳統……以至於到了今天，年輕的印第安人已基本完全“美國化”，他們追求自由和民主、愛打橄欖球、迷戀好萊塢電影、追逐明星大腕、駕靚車狂飆、以自我為中心、女性喜歡袒胸露背、年輕人不願和老人同居……
記者曾看到一篇有關印第安人的報道，上面說：“已經被同化的印第安年輕人，今天連說話和動作都帶著‘美國味’：開口閉口離不開‘我’字；喜歡把雙腳蹺在桌上，吃飯時不時吸吮手指頭。看著這些變化，尚存為數不多的老一輩印第安人感慨地說：‘我們還是印第安人嗎？我們是不是失去了民族的靈魂？我們的文明在哪裏？’”
在烤魚宴上，記者問一個印第安年輕人，三文魚在印第安語中怎麼說？他答不上來，然後轉身問周圍的人，一直到問遍所有在場的印第安人，竟然也沒有一個人能回答上來。
梅爾·謝爾登說，在整個保留區，已很難找到能說印第安語言的人。不少老年人都不會說，更不用說年輕人了，這是當年美國政府採取的“隔離教育”所產生的後果。“我們被割斷了文化臍帶，一直生活在美國的文化氛圍中，怎麼可能還會說自己的語言？”
今天的印第安人部落已沒有權力至高無上的“酋長”，部落領導要經過民選產生。在圖拉裏普保留區，最高領導機構是董事會，由5人組成，其中包括一名董事長、一名副董事長、一名財務秘書、兩名成員。董事會成員任期4年，但董事長、副董事長和財務秘書要輪流執政，任期一年後要讓位於其他董事會成員。董事會的任何決定不能一人說了算，必須要經過投票程序，在得到多數人讚同後才能通過。這種行政結構和管理模式跟美國小城市一模一樣。“美式民主”已經深深扎根在印第安“部落”。
“救救印第安文化！”
印第安文明的失落是美國歷史上不光彩的一頁，也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損失。
“救救印第安文化！”當印第安人發出強有力的吶喊時，整個國際社會頓時予以積極響應，美國許多有識之士也投身其中。美國政府也意識到了，印第安文化的失落將影響美國文化的多樣性。1990年，美國會通過《美國土著語言法》，展開了挽救印第安語運動。
據悉，目前美國的每個印第安人保留區基本上都設立了文化保護項目，圖拉裏普保留區也不例外。這裏的主人說，保留區內的“印第安工藝品廠”是僅存的能讓人感受到印第安文化的唯一去處。
這個工藝品廠只有一間廠房，工人不到10人。他們按印第安人傳統，在車間裏為客人舉行了歡迎儀式：手拿鹿皮鼓，邊敲邊用印第安語唱著“迎賓曲”。那抑揚頓挫、婉轉悠長的歌聲似乎一下子把人帶回了遠古時期。曲終後，工人們高舉雙手歡呼———這是印第安人歡迎客人的“招牌式”動作。
工藝品廠裏擺滿了尚未涂漆的木雕面具、木罐等工藝品。地上的正中擺放著一棵被切割成兩半的巨大古樹，有十幾米長，上面雕刻著栩栩如生的印第安女孩和老人頭像，三文魚和熊的形象穿插其間。這個作品出自廠長喬治之手。他介紹說，這個圖案是根據印第安部落的傳說設計的，體現了印第安人熱愛大自然、熱愛和平的天性，也展示了人與自然、人與動物的和諧。
喬治說，他從小跟爺爺學習雕刻，現在總算派上了用場，但遺憾的是，今天具有這門手藝的印第安人寥寥無幾，他於是帶了幾個徒弟，希望能把印第安人僅剩的這點文化保留下來。
不少印第安人保留區還開辦了印第安語言學校，爭取讓已經失傳的語言煥發生機。政府官員約翰·麥科伊說：“拯救印第安語言和文字刻不容緩。這是一場和時間賽跑的活動，因為通曉印第安語言的人所剩無幾，再不抓緊，印第安文化將名存實亡，因為一個沒有語言和文字的文化將如同喪失了靈魂。”
對於這場文化拯救運動，一些印第安人有自己的看法。他們說：印第安人過去在殖民者眼裏是“非我族類”，殖民者欲除之而後快；可是當現在看到印第安人已經被“同化”，美國“文化多樣性”受到影響時，美國人又意識到印第安文化必不可少，於是回過頭拯救這個曾被置之於死地的“異物”。這不能不使人懷疑，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更多的是以自己的利益為出發點。
從試圖消滅印第安文化，到力圖拯救印第安文化，美國走了一段曲折之路，其中折射出歷史悲劇，也彰顯了歷史進步。對於殖民者過去的愚蠢行為，歷史已經做出評判。毋庸置疑，美國政府今天在用實際行動來糾正過去的錯誤，人們不妨把它作為一種“懺悔”。但人類為此感到欣慰的同時，也應捫心自問：當今世界是否還存在著否定文化多樣性的愚蠢之舉？（來源：新華網 編輯：夏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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