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孟豪的《探索中共21世紀的軍力：邁向打贏高技術戰爭之路》（全球防衛雜誌出版，2001）看似其美國丹佛大學國際政治碩士論文之增修。
其書雖論中共之打贏高技術戰爭，但不知在島內受海軍官校反共教育影響、或接受了美國鷹派反中觀點，首章＜邁向強國之路＞強調中共背離了中國對內民本、對外和平之傳統，鎮壓人民、窮兵黷武。
哎啊！就當政治宣誓、跳過去，直讀後四章中共如何打贏高技術戰爭之戰略戰術、便是了。
高技術戰爭呀！蠻時髦的，本臺雖已貼不少，再貼些也無妨：
彭光謙：打贏高技術局部戰爭
編者按：高技術局部戰爭並不只是一般的戰爭樣式，而是一種新的戰爭形態。面對可能遭遇的高技術局部戰爭，我們應如何應對？本期《軍事觀察家》專欄中，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研究員彭光謙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高技術局部戰爭與傳統戰爭的區別
現代高技術局部戰爭的最突出的特點：一是戰爭目的受政治、經濟等因素更加嚴格的制約。二是作戰方式逐漸向非接觸、非線式、非對稱方向發展。三是戰爭要素信息化程度越來越高，信息超過作戰平臺作爲現代戰爭的戰略資源地位日益上升。四是戰爭的直接交戰空間逐步縮小，戰爭的相關空間不斷擴大，亦即戰爭的戰役空間在縮小，而戰略空間在擴大。五是戰爭實施的節奏加快，進程縮短，而戰爭准備和軍事對抗的時間相對延長。六是戰略、戰役、戰術的層次區分日益模糊，戰略決策、戰略指揮、戰術行動一體化的趨勢日益明顯。七是戰爭力量一體化，戰場對抗系統化的趨勢增強。八是高技術戰爭也是高能量、高消耗、高風險的戰爭。
我國可能面臨的高技術局部戰爭之特點
我國未來可能面臨的局部戰爭，除了具有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一般特征以外，還將具有一些具體特點：
1、戰爭性質的防禦性。未來我國一旦發生戰事，無論是反侵略、反分裂，還是反幹涉，將完全是被迫的，是在國家領土主權、海洋權益和統一大業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不得已而采取的行動。我們所進行的戰爭，將是防禦性的正義的自衛戰爭。
2、戰場環境的複雜性。未來可能發生的局部戰爭，將主要發生在我陸地邊境和沿海海域、空域。這些區域遠離我中心腹地，兵力投送、作戰支援和後勤保障都比較困難，且戰場容量小，作戰行動受自然條件影響和限制較大。有的海域毗連公海，牽涉到多國利益，涉外交往政策性極強。
3、戰略方向的互動性。由于我國安全問題的多樣性與複雜性，未來安全面臨的威脅不可能是單一的，而是多方向的。各個戰略方向之間，尤其是主要方向與重要方向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戰略對應關系。
4、作戰類型的多樣性。在某些戰略方向上，可能進行高技術條件下諸軍兵種聯合的以攻勢行動爲主的防衛作戰，也可能進行以防禦行動爲主的聯合作戰，有陸地邊境地區的陸空聯合反擊作戰，也有瀕海地區爭奪局部制空權、制海權的海空聯合作戰。
5、作戰力量的機動性。爲了確保打贏各方向可能發生的局部戰爭，需要適時調整常規的戰略部署，從全國範圍向戰區迅速集中精兵利器，作戰的機動性和流動性強，機動與攻防作戰和各類打擊行動融爲一體。
6、技術水平的不對稱性。敵我雙方在武器裝備的技術水平上將可能出現三種狀態：一是敵強我弱；二是敵我相當；三是敵劣我優。即使直接作戰對象弱于我，但不排除強敵介入與支持的可能性。因此，我軍在戰略上仍應立足于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之敵。
7、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未來的人民戰爭可能在遠離國土縱深的戰略前沿和海上空中的局部區域，在以信息技術爲主導的高技術條件下進行。人民群衆的一致支持與同仇敵愾仍是戰爭制勝的決定性因素。
應對高技術局部戰爭的戰略指導原則
我國未來要應對高技術局部戰爭，下述戰略指導原則值得深入探討：
1、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力爭完全主動。強調戰略指導的自主地位，始終掌握戰略行動與戰略指導的主動權，決不能被敵人牽著鼻子跑。
2、充分發揮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的整體威力。在高技術條件下，人民戰爭偉力將更多地表現爲戰爭力量積聚和戰爭基礎的培植，更多地表現爲政治組織力、經濟科技力、輿論文化力和必要的人力物力參戰支前等戰爭力量的綜合釋放。
3、確定有限目的，不打則已，打則必勝。
4、以積極的戰略外線反擊作戰達成戰略防禦目的。在堅持戰略的防禦性質的前提下，力求最大限度地發揮積極防禦戰略的積極性。
5、集中精兵利器，在關鍵時間和地點形成相對優勢。
6、擊節破網，連續作戰，堅持將敵削弱以後再行積極的殲滅性打擊。
7、力爭速決，准備持久。在戰略上一般應力求速戰速決，但在涉及國家根本利益的戰略決戰中，當客觀力量對比難以速決取勝時，則必須以與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與敵長期較量，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8、處理好慎戰、備戰和應戰的關系，積形造勢，創造有利的戰略態勢。
9、根據不同的情況，適時組織實施預防性作戰、控制性作戰和決定性作戰。
10、打好軍事政治仗、政治軍事仗。軍事服從政治，軍事鬥爭與政治、經濟等非軍事領域的鬥爭密切結合，這是達成戰爭全勝目的的客觀要求，也是實行全面的人民戰爭的題中應有之義。
http://www.cas.cn/html/Dir/2002/06/04/7041.htm
中共國防軍事戰略＞林文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在介紹中共國家國防軍事戰略(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之前，宜先就戰略(strategy)的意涵加以說明。根據美國陸軍戰爭學院(U.S. Army War College)簡單有力的界說，戰略=目標(objectives或goals)+行動方法(ways)+資源(means)。亦即戰略等於目標加上為達成目標所選擇的行動方案，再加上手邊所擁有的或為落實行動方案所必須發展出來的資源。
甘乃迪(Paul Kennedy)稱最高層級的戰略為大戰略(grand strategy)，指的是將包括軍事與非軍事的所有要素集結起來，以保存和促進國家在平時和戰時的長程最佳利益。」
奧斯古(Robert E. Osgood)也對大戰略下了類似的界說：「大戰略是國家應用所有工具和權力的資源以最有效地支持其利益的計畫。」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則是指「發展、運用、和協調所有國家力量的元素(政治、外交、經濟、資訊、軍事、社會、文化等)，以在和平和戰爭時期達成一個國家國內外事務之目標，因此國家安全戰略是由外交戰略、軍事戰略、經濟戰略、社會戰略等多重戰略所合成，其中國家軍事戰略=國家軍事目標(national military objectives)+國家軍事戰略概念(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ic concepts)+國家軍事資源(national military resources)。
國家軍事戰略概念釐清為達成目標所採取的行動方案，而國家軍事資源形容所擁有的或為落實行動方案所必須發展出來的資源和能力的型態。由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辦公室所編的美國國防部軍事用語辭典(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of Military Terms)，則明晰的指出軍事戰略是應用武裝力量的藝術和科學，以武力或武力威脅來確保國家的政策目標。
這種詮釋與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站在軍事的角度，將戰略界定為「應用戰役(battles)以贏得戰爭的藝術」，有異曲同工之妙。
中共軍事科學院根據中共中央軍委會指示所編寫的「戰略學」一書表示：「戰略是指導戰爭全局的方略。它是戰爭指導者運用戰爭的力量和手段達成戰爭目的的一種藝術。」
中共軍事科學院所說的戰略，其實就是指軍事戰略。而中共軍事科學院對軍事戰略的定義，事實上與美國國防部軍事用語辭典上的界說沒有差別。根據戰略學一書的看法，要善用武力從事作戰的首要問題，是如何認識所面臨的戰爭形勢和戰爭的特點，如何找出戰爭的規律性問題，繼而擬定戰爭的方針和計畫，再組織軍隊同敵人作戰以實現作戰計畫，而戰爭的方針與計畫涉及戰爭目標、戰爭形勢、戰爭主要方向、戰爭階段、武裝力量的編組和部署、戰場選擇和準備、戰爭後方、戰爭指揮、和戰爭保障等問題。
然而，戰爭或戰爭的形式和特點受到國際條件、經濟、科學技術、軍事條件、自然條件、國家地理位置、國家幅員、人口、與資源等客觀條件的影響，因此戰爭的軍事戰略隨著這些客觀條件的變化而發展。
美國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則指出，國防戰略思想的演進受到一個國家社會和政治文化、軍事和戰略傳統、當代全球軍事戰略思想和戰事的本質、及該國戰略環境的影響。傳統與文化會影響決策者主觀價值認定，進而影響到它們對軍事戰略的思維，而主要強權的軍事戰略與戰事的本質以及一個國家所處的戰略環境，當然會衝擊甚至限制決策者軍事戰略的選擇。此外，國力及科技水準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
以下的分析中，將會顯示中共軍事戰略之制訂，的確受到中共過去征戰經驗、決策者的價值觀、中共國力、戰爭性質之演變、及外在國際體系變遷等因素之影響。而影響中共軍事戰略發展最深遠的莫過於毛澤東的軍事思想。自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及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之後，毛澤東軍事思想就成為中共革命戰爭及軍隊建設之指導原則，12而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核心是人民戰爭之觀念。
中共軍事戰略的演進
如上所述，中共軍事戰略受到內外環境及中共所具備各種條件的影響，這些因素的影響下，中共的軍事戰略在過去五十多年當中曾進行三次大的調整：(1)1949至1982年間的人民戰爭軍事戰略；(2)1982至1991年間的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戰略；(3)在1991年波斯灣戰爭後，中共進入高技術下的局部戰爭軍事戰略時期。本節就此三個時期中共的軍事戰略加以介紹。
壹、人民戰爭軍事戰略
自中共於1949年建立政權以來，相當長時間指導中共進行戰爭的方略是人民戰爭戰略。這種戰略的形成與中共人民解放軍的歷史經驗有密切關係，也深受以毛澤東為首之中共領導階層所認知之戰爭形式與特質的影響，當然也受到中共所處國際環境與其所具備條件的制約。
一、毛澤東對戰爭的看法
在此一時期，中共對戰爭及世界情勢的看法，基本上是以毛澤東的看法為依歸，而毛澤東對戰爭的看法又深受馬列主義影響。馬克斯認為「一般戰爭的根源，只要有利益相互對立、衝突與社會地位不同的階級存在，階級間的戰爭就不會熄火。」列寧也指出：「在尖銳經濟、政治危機的一定時期，階級間的戰爭就不會熄火」。列寧強調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他認為帝國主義國家為了重新瓜分世界，一定會發生衝突導致帝國主義的戰爭，而這種戰爭會激發無產階級革命。馬克斯與列寧均認為只要剝奪階級存在一天，戰爭就會繼續存在，要根絕戰爭就要先消除財產私有制， 及消滅人類社會中的階級現象。為了要消滅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馬克斯認為必須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方法是工人階級組織無產階級的軍隊，以革命的暴力來推翻統治階級，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此外，馬克斯主義認為區分正義或不義之戰的標準，並不在於是誰先發動戰爭，而是要看戰爭的目的、那個階級發動的、以及這種戰爭是否促進社會的進步。列寧特別指出，非掠奪性、解放的戰爭，目的在於保衛人民從資本主義奴隸制度下解放出來，或是把殖民地和附屬國從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均是正義的戰爭。
毛澤東服膺於馬克斯、恩格斯、列寧等人之理念，從階級對立與鬥爭的角度來詮釋戰爭，視戰爭為「民族與民族、國家和國家、階級和階級、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相互鬥爭的最高形式。」他認為人類從進入有文字的歷史以來，階級矛盾就一直存在，但是階級的矛盾要發展到一定階段，雙方才是採取外部對抗的形式。毛澤東視戰爭為一種流血的暴力，是一種群體的對抗行為。依據上述毛澤東對戰爭之看法，可知他將戰爭分成四種：(1)階級與階級間的戰爭；(2)民族和民族間的戰爭；(3)國家和國家間的戰爭；(4)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間的戰爭。除了階級與階級間之戰爭是階級鬥爭的最高表現形式外，其他三種類型之戰爭在實質上也是階級鬥爭的反應。
毛澤東同樣認為只要帝國主義繼續存在，戰爭就無法避免。他也強調：「歷史上的戰爭，只有正義的和非正義的兩類 。…一切反革命戰爭都是正義的，一切阻礙進步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他進一步說明正義戰爭指的是一切符合人民利益、對社會發展起促進作用的、革命的、進步的戰爭，例如民族解放戰爭，階級解放戰爭，和反侵略戰爭均屬於正義戰爭：所謂非正義戰爭是指一切違反人民利益、對社會發展起阻礙作用的反革命的退步的戰爭，包括反革命戰爭、侵略戰爭等均屬之。毛澤東強調消滅戰爭是共產黨人的最終目的，並把消滅戰爭隨同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聯繫起來，而戰爭的目的就是在於消滅戰爭。
由於毛澤東從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解讀戰爭的根源，認為戰爭是帝國主義剝削階級所引發，而中共所進行的是對抗帝國主義的義戰，最後勝利必然屬於中共，而美國帝國主義及一切反對派因背離人民，最後必然被消滅，因此毛澤東才提出美國帝國主義及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說法。而且毛澤東認為帝國主義發動戰爭越早在地球上被消滅也越早，因此才會有天下大亂形勢大好的論調。
二、中共對世界大戰前景的看法
在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共一直認為新的世界大戰存在爆發與制止兩種可能性。在1957年以前，中共比較強調第三次世界大戰被制止的可能性。例如毛澤東在1950年6月6日向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書面報告，指出「帝國主義陣營的戰爭威脅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只要世界共產黨，能夠繼續團結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並使之獲得更大的發展，新的世界戰爭是能夠制止的。」在1957至1963年間，中共依舊強調新世界大戰是否爆發有兩種可能性，但著重於強調其不可避免性。從1964年起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止，中共認為「大戰不可避免，迫在眉睫」，例如毛澤東在1964年10月22日的一項批示上，就指出必須立足於戰爭，以準備大打、早打出發，積極備戰，立足於早打、大打、打原子戰爭，24因此毛澤東在此時期提出「備戰、備荒、為人民」、「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建設大小「三線」的政策、及根據「山、洞、散」的原則來建設城市和工業，以因應可能到來的世界大戰。這種「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的看法一直延續到1980年代，而且對中共的軍事戰略產生深遠的影響。
三、中共所處的國內外環境
如第二章對中共不同時期國內外環境之分析，中共在建立政權後初期所處的國際環境是國際體系形成兩極化格局，東西冷戰已經展開。中共選擇一邊倒向蘇聯社會主義陣營，與蘇聯締結盟約取得對美國之基本嚇阻力量，但是也斷絕來自美國之資金與技術援助的可能性。中共勇敢地派兵介入韓戰，抗美援朝結果雖然增加蘇聯對中共的信任，但是也升高美國對中共的敵視。美國在東亞地區建構軍事同盟體系及在前進基地駐軍，建立對中共的圍堵網。整個1950年代及1960年代，美國從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及中南半島三個地點威脅中共的國家安全。
在1960年代下半期，陷入越戰泥淖的美國謀求自中南半島脫身，對中共的威脅大為降低。然而，1960年中蘇共公開分裂後，雙方的關係日趨惡化，尤其是1969年發生珍寶島流血衝突之後，蘇聯對中共的武力威脅顯得立即而迫切，蘇聯不僅在中蘇共邊境陳兵百萬，而且與蒙古、印度、及越南簽訂針對中共的同盟條約，甚至有意突擊中共的核武措施。因此中共的國家安全從1960年末期起，橫亙整個1970年代，面臨來自蘇聯的重大威脅。
此外，中共在1962年與印度發生邊界流血衝突，在1979年發動逞越戰爭，但是中共在此一時期基本上所面臨的主要威脅是兩超強，先是來自美國、後來是來自蘇聯，而美國與蘇聯不管是在國力、軍事力量、及科學技術上均遠超過中共。
就內在環境而言，中共建政初期忙著肅清中國大陸的殘餘反抗力量、鞏固政權的統治地位、整頓內戰結束後備受摧殘的經濟，在資金缺乏、人才凋零、技術不足的情況下，中共的武器裝備在1950年代只能靠蘇聯的技術援助或贈與，在1960年代中蘇共交惡之後，此一來源也遭到斷絕，自己摸索仿造困難重重。
中共的領導階層在1950年代是處於相對穩定時期，1954年整肅高崗饒漱石事件，並未造成負面影響，但是1959年整肅彭德懷，並由林彪取代彭德懷擔任國防部長，卻對中共的建軍路線造成很大的影響，林彪突出政治的左傾思想，打擊彭德懷在提倡軍隊專業化上的努力。而中共政權與社會在整個1960年代是逐漸向左傾斜，尤其及1966年文化大革命發生後，社會陷入動盪不安局面，西方的科學技術被指為走資派的東西而受到鄙視，軍事訓練講究紅而不重視專，武器裝備落後破舊問題非常嚴重。
四、人民戰爭戰略的內涵
在外有強敵威脅、內則國力尚非常薄弱的困境下，中共採取人民戰爭的軍事戰略，這是當時環境下的適宜選擇。一些中共學者對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的詮釋，強調人民戰爭必須具備的兩條件是戰爭的正義性與廣泛的群眾性，缺少任一要件就不能稱之為人民戰爭。依據楊得志所主編「中國軍事大辭典」之闡述，則人民戰爭之主要理論觀點有三：(1)戰爭的正義性是實行人民戰爭的基礎。因為人民戰爭是屬於正義之戰，所以組織廣大群眾參與作戰；(2)戰爭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換言之，人民群眾是戰爭活動的主體，民眾也是戰爭力量的泉源；(3)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是人不是物。
毛澤東人民戰爭戰略思想的形成是得自於建立政權過程中武裝鬥爭的經驗。自中共人民解放軍於1927年8月1日建立，至1949年10月1日建立政權為止，中共絕大部份時間是處於以寡擊眾、以小搏大的劣勢，不論兵力數目或武器裝備均遠遜於對手，不僅面對日軍是此一情境，在國共內戰的初期依然如此。例如1945年日本投降時，國共兵力對比約是五比一，國民黨兵力估計在五百萬以上，中共的兵力僅九十萬，而且國民黨壟斷重裝備和空軍。在這種情況下，共軍與對手正面交鋒將很難討好，因此毛澤東的軍事戰略的首要原則是避免與國民黨軍隊或日本軍隊正面作戰，亦即避免正規戰、陣地戰，而是採取所謂「積極防禦，誘敵深入」的戰術戰略。換言之，在遭到強大敵人攻擊時，中共軍隊將放棄中心城市和邊境地區，退至內地，把敵軍引進自己的勢力範圍，拉長敵人的運補線及分散敵人的軍力，然後伺機集中兵力加以包圍並殲滅，中共抱著與敵人打持久消耗戰的打算。1957年毛澤東訪問莫斯科，在與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談話時，提到如果蘇聯遭到帝國主義強權攻擊時如何因應時，毛澤東的忠告是蘇聯不宜反攻，應一路撤退到烏拉爾(Urals)，然後堅守兩到三年，理由仍是誘敵深入的戰略應用。
在面對優勢的敵人，中共所採取的是「積極防禦，誘敵深入」的游擊戰略與戰術。換言之，在遭到強大敵人攻擊時，中共軍隊將放棄中心城市和邊境地區，退至內地，把敵軍引進自己的勢力範圍，拉長敵人的運補線及分散敵人的軍力，然後伺機集中兵力加以包圍並殲滅。在戰略上中共所遵循的是持久戰，即抱著與敵人打持久消耗戰的打算
其次在戰術上中共遵循的是速決戰，應用的是「敵進我退，敵退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進」的游擊戰術。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避免與數量及武器裝備居優勢的敵鼻軍正面交鋒，而是以突擊、打了就跑、集中軍力殲滅落單的敵軍等戰術來摧毀敵軍的有生力量。
第三、不管是採取「積極防禦，誘敵深入」的戰術戰略，或是採取游擊戰術，獲勝的關鍵在於紅軍與民眾的關係。毛澤東強調「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夠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他進一步指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因為廣大的民眾被政治動員起來之後，「要幾百萬人當兵都是容易的…動員了民眾，則財政也不成問題。」30換言之，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策略是政治動員民眾，使民眾是軍隊為自己的軍隊，則民眾成為戰爭人力、物力、及財力的泉源。
第四，毛澤東指出：「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因為武器只有借助於人才運用於戰爭，而且人是戰爭的籌畫者與指導者，沒有人來主導，戰爭是打不起來的。
第五，在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戰略中，民兵發揮相當關鍵的作用。民兵與野戰部隊和地方武裝力量構成「三位一體」的軍事體系。民兵不僅為軍隊提供各種服務、情報和人力，而且偕同其它武裝力量攻擊敵軍。毛澤東將戰爭分成防禦’僵持’反攻三個階段，在防禦階段中共將動員整個國家 對敵人進行持久消耗戰，民兵死地方武裝力量均扮演重要角色。
第六，中共革命起家主要是靠陸各軍打游擊，沒有海軍、空軍依然能夠贏得內戰，加上海、空軍是屬於高科技之昂貴軍種，中共建政之初並沒有足夠之科技能力與財力來發展海軍。而且建政以來，對中共國家安全之威脅，主要是來自陸上。1950年韓戰以後，美國在南韓駐軍對中共東北構成威脅；1962年中共與印度發生邊界戰爭，使中共西南地區受到威脅；1965年，美國決定投入地面部隊加入越戰，使中共南方受到威脅；1969年3月，中蘇共發生珍寶島流血衝突，蘇聯有入侵的可能，在布里茲涅夫時代蘇聯在中蘇邊界及外蒙古部署五十四師之兵力，使中共長期感受到來自北方之威脅。這些來自陸上之威脅，使中共強調陸軍之重要性。
第七，中共的領導。中共一再強調中國共產黨完全代表民意，最能瞭解人民的利益，因此人民的戰爭必須由中共來領導，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中共建立政權之後，延續革命時期之軍事戰略是相當自然的選擇，因為中共在此一時期國家安全先後面臨來自兩超強的威脅，中共不可能謀求速戰速決並取得勝利，而且中共缺乏資金、人才、與技術來從事軍事現代化，縱然進行軍事現代化也不可能在短期間趕上兩超強，因此人民戰爭戰略成為最理想的選擇。然而，中共在此時期確曾出現推動軍隊現代化的聲音，只是此一聲音因中共內部政治情勢變化而受挫。在抗美援朝時期，面對以美國為首聯合國軍強大火力與絕對優勢裝備的攻擊下，中共軍隊遭到嚴重的傷亡，這種結果使中共軍事領導階層出現一股強調武器裝備重要性的聲音，國防部長彭德懷(也是抗美援朝志願軍司令員)就是推動軍隊現代化的主要力量，然而彭德懷於1959年被整肅，接替擔任國防部長的林彪著重以意識形態建軍，例如林彪於1960年10月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正確處理政治工作領域中的四個關係問題，即武器與人的關係、正確處理各種工作和政治關係關係、政治官作中事務工作和思想工作的關係、及思想工作書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關係，而林彪認為處理這四個關係的原則是「四個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加上1966年以後中共進入文化大革命之激進左傾時期，中共更加強調毛澤東「人民戰爭」的思想，軍隊專業化及軍事現代化的改革公矮遲遲無法展開。
貳、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戰略
毛澤東所留下的軍事思想相當根深蒂固，至今仍未受到全盤性之挑戰。然而，中共之軍事戰略自1970年代末期起，確已開始出現變化，而且在軍事思想上逐漸與西方的軍事觀念匯流。這種改變主要是受到國際體系之變遷、中共認知外在威脅之改變、及中共調整國家目標等因素之影響。
中共所處的國內外環境
1982年以後，中共與美國的關係轉趨平淡，但是與蘇聯的關係卻出現改善契機，中共開始標榜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因此中共的國家安全在此一時期不再面臨重大的外來威脅，尤其隨著對蘇聯關係的不斷改善，來自北方的威脅進一步減輕。然而1980年代末期蘇聯與東協政局出現劇變，共產政權紛紛垮台，對中共政權則造成很大的衝擊，中共所擔心的不是外來的軍事威脅，而是西方國家對中共採取和平演變策略。
就內在環境而言，鄧小平已經鞏固其領導地位，中共在1978年以後已決定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在對外開放對內改革的政策下，中共解散人民公社、允許私有制的存在、設立特區、引進外資，而且也採取一些政治革新的措施來提高行政效率及防範弊端。中共已經開始從較為務實的角度來看待國際情勢及追求內部的政經發展目標，不在激情地追求意識形態的目標。然而，幾十來所累積之左的思潮依舊影響中共的政局，鄧小平一方面推動改革，另一方面要不斷打擊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隨著經濟改革遇到瓶頸，出現經濟過熱、通貨膨脹、貪污腐化氾濫等重大問題時，中共的社會就會出現波動，保守派的勢力就會上升，改革派就會損兵折將，這種情形導致改革大將胡耀邦與趙紫陽先後下台。
鄧小平對戰爭的看法
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共對世界大戰是否爆發的看法仍然受到毛澤東思想的影響，但是隨著國際環境的演變，中共已逐漸在修正其觀點，尤其是在鄧小平當家作主的時代，中共終能走出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陰影。在文革結束後初期，中共固然仍認為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卻認為戰爭可能推遲，但是中共仍要防止別人早打、大打。例如鄧小平在1977年12月28日對中共中央軍委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就指出「戰爭可能延緩爆發，但是我們不能只看到這一方面，我們要防備別人早打、大打。因為霸權主義者有瘋狂性，不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製造一件什麼小事情，就可能挑起戰爭。」
然而，進入1980年代之後，隨著鄧小平的權力地位日趨穩固，鄧小平已經敢在戰爭上提出有別於毛澤東的看法。鄧小平對戰爭的看法，可分成以下幾點來加以說明：
(一)較長時間不發生世界戰爭是可能的
1985年6月4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指出：「過去我們的觀點一直是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們好多的決策，包括一、二、三線的建設佈局，”山、散、洞” 的方針在內都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這幾年我們仔細地觀察了形勢…..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持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鄧小平的說法，修改了過去幾十年中共認為可能早打大打世界大戰的觀點。鄧小平所持的理由有三：(1) 只有兩個超級大國才有資格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但是核武器的極大毀滅性，又制約兩超級大國不敢先下手；(2)美、蘇的戰略佈局尚未完成，因此均不敢輕舉妄動；(3)世界和平的力量的增長超過戰爭力量的增長。基於這些理由，鄧小平認為國際社會在1980年代出現一個相對穩定的和平時期，世界大戰的可能性減少了。
(二)當今世界的主流是和平與發展
鄧小平認為當今世界的主流是和平與發展，因為（1）世界的經濟已向國際化、區域化、和集團化發展，相互依賴程度增加，發動戰爭將損人不利己；（2）核武器的恐怖毀滅力量是制約戰爭的一個重要力量；（3）戰爭的經濟效益已經下降，運用戰爭手段所付出的代價可能超過所得，美國介入越戰、蘇聯入侵阿富汗所付出的昂貴代價，就是明顯的例子，而第三世界國家已認知戰爭不能使他們擺脫貧窮，只有發展經濟才能使國家富強。在此種思潮影響下，經濟和科技發展已經取代軍備競賽，成為國家與國家競爭的重點；（4）冷戰時期所形成的東西兩大集團或美、蘇兩超強對抗的兩極格局，以不復存在，世界已朝多極化格局發展，世界大戰的危險大大降低。
由於世界大戰是可以避免的，鄧小平認為中共「要充分利用今後較長時間內大仗打不起來的和平環境，在服從國家經濟建設大局的前提下，抓緊時間有計畫、有步驟地加強以現代化為中心的根本建設，，提高軍隊素質增強我軍在現代戰爭條件下的自衛能力。」在軍隊建設服從國家建設的觀念下，國防現代化在中共「四個現代化」中之排行優先順序上敬陪末座，而且軍隊要進行「消腫」、裁兵，來減輕國家經濟壓力，因此鄧小平在1986年推動百萬裁軍的政策
(三)局部戰爭與地區衝突是當代戰爭主要形式
鄧小平認為「美蘇兩家打不起來，就沒有世界大戰，小的戰爭不可避免」、「大戰固然可以推遲，但是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情況是難以完全預料的。」41換言之，世界戰爭的主要形態的局部戰爭，這也是中共最可能捲入的戰爭形態，因為中共與周邊國家政治、文化、經濟形態不同，而且一些歷史上留下來的邊境劃分糾紛，可能引發中共與這些國家的軍事衝突。
(四)戰爭的主要根源是霸權主義
雖然鄧小平認為「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和平是可以贏取的」，42然而他認為戰爭的威脅依舊存在。與毛澤東看法不同的是，毛澤東強調戰爭的根源是帝國主義，「只有帝國主義被消滅了，才會太平」，鄧小平則以霸權主義取代帝國主義作為現代戰爭的根源，他強調：「當今世界不安寧來源於霸權主義的爭奪。」44帝國主義與霸權主義之區別，在於前者是一種社會制度或亦是形態，而後者是一種國家行為或國家對外政策，帝國主義可以追求霸權主義，而社會主義國家「大霸」之蘇聯與「小霸」之越南，也會追求霸權主義。
三、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戰略的內涵
中共在後毛澤東時期首次重要軍事戰略思想之改變，來自於鄧小平在對軍事科學院二十週年紀念之講話。他對中共軍事策略之發展做了三點重點提示：繼承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現代條件下之人民戰爭、及發展中共之軍事科學。1979年1月11日，粟裕對軍事科學院畢業生以「對未來反侵略戰爭初期作戰方法幾個問題的探討」為題做了演講，指出毛澤東軍事思想雖是非常寶貴之資產，但是有些原則已不適用於未來戰爭之情況，因為未來的戰爭不再是使用步槍、機關槍、手榴彈為主要武器，中共必須有足夠之反坦克大砲及導彈。蕭克和徐向前等人在不同的場合演講或發表文章，亦表示某些毛澤東的軍事思想與戰略已不適用現代的戰爭。換言之，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已意識到武器對現代戰爭之重要性，瞭解必須進行軍事現代化，已有意思修正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戰略。
這時中共雖然仍無法擺脫毛澤東軍事思想之巨大影響力，仍然強調人而非武器是戰爭之決定性因素，但是已較以往更重視武器之重要性，同時對游擊戰及對動員群眾之重視也大為降低。
1981年6月27日，中共召開為期十三天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的功過加以七三開，營造修正毛澤東軍事思想的較佳環境。中共軍事科學院院長宋時輪在1982年所發表的一編文章，強調「在堅持人民戰爭的前提下，必須加之以現代條件」，明確地提出對毛澤東軍事理論的修改。48宋時輪表示中共未來遭到攻擊時，將不會為了誘敵深入而自動放棄領土，而是要通過陣地戰來阻止敵人前進；其次，中共在未來戰爭中，將使用合成力量，而非僅依賴步兵，由於武器和技術裝備的發展，中共必須改變作戰方法；第三，中共要建立全新的後勤觀念；第四，軍隊要專業化，不可能同時擔任作戰和其它任務。然而，中共仍無法全盤否定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因為他們仍須靠「人民戰爭」來彌補中共在武器上之劣勢，這種妥協下之軍事戰略乃是「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而這種轉變就是要為軍事現代化鋪路。中共中央軍委在1980年召開軍委擴大會議上，已將「積極防禦，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改為「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
中共軍事戰略之最重要改變，來自於1985年6月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之決議。鄧小平在會議上的講話，否定以往毛澤東要準備「大打、早打、打核武戰爭」的主張，認為世界戰爭的危險雖然存在，但並不是迫切的，如果工作做得好，在較長時間不發生大規模戰爭是有可能的，但是他指出一些偶然、局部性戰爭是難以預料的。鄧小平的講話使中共的軍事戰略開始強調要因應「局部戰爭」。根據中共國防大學學報上一篇文章之歸納，局部戰爭可能包括以下幾種型態：(1)僅限於有爭執邊界領土之小規模衝突；(2)對領海及島嶼之衝突；(3)對中共境內戰略目標的空中突擊；(4)對抗刻意進入中國領土之有限度攻擊；(5)中共發動進入敵人領土以反對敵人入侵之「懲罰性反擊」。
中共已認知到在使用先進科技武器的有限戰爭中，動員全國人民從事戰爭是不切實際的，而且讓敵人取得主動攻勢之後，中共可能很難扳回主動，為了能夠快速有效地因應軍事危機，中共對解放軍與軍事領導的訓練均做了調整，在軍力部署上則成立「拳頭」或快速反應部隊。例如在1988年秋所進行的四次重要軍事演習，就是在測試解放軍對中共邊境所發生有限戰爭的反應能力。在1980年代結束之前，很明顯的中共之軍事準備已經是以因應有限的區域戰爭為原則。
在新的軍事戰略指導下，中共在此一時期對軍隊改革的原則有四：精兵、合成(即諸軍兵種協同作戰)、平戰結合(即常備軍與後備軍力量相結合)、及提高效能。在具體作法上，大致有以下幾點：
(1)對軍隊進行消腫工作
鄧小平於1980年3月12日在中共中央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指出，「軍隊要提高戰鬥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腫不行。…減少軍隊人員，把省下來的錢用於更新裝備，這是我們的方針。」571984年11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再度表示，「軍隊必須進一步消腫，虛胖子是打不了仗的。軍隊員額要減到300萬，多了不需要。」在鄧小平的指示下，在1980至1984年間，中共解放軍四十萬名幹部轉業。最有名的是鄧小平在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宣布減少軍隊員額一百萬。當然中共裁減軍隊員額，並不意味著中共整體兵力的真正減少，因為絕大部分裁減的兵力被轉移到1983年成立，被稱為中共第二武裝的武警部隊。此外，鄧小平強調要把軍隊訓練提高到戰略地位，亦即要加強對軍隊進行嚴格訓練。
(2)體制改革
為了配合軍隊員額的減少，中共中央軍委於1985年7月將原本十一個大軍區合併成七大軍區，並對軍區領導機關的編制體制作調整及精簡編制人數50％。再者，1985年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提出精兵合成、質量建軍的方針，撤銷31個軍及單位、4054個師團及單位，保留的陸軍軍統一整編為24個集團軍，而且提高陸軍軍編成內各種特種兵的比例。1988年恢復軍銜制，規定軍官軍銜設3等11級：即一級上將、上將、中將、少將、大校、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
(3)提高軍隊的現代化
1981年鄧小平在檢視華北軍事大演習後，提出必須建設解放軍成為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的目標。所謂現代化包括武器裝備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培養新幹部、尊重知識及人才)，而且強調不同軍兵種要能夠協同作戰，因此越來越多軍事演習是訓練個軍兵種間的合成作戰能力。
然而，中共在此一時期並沒有投下太多的預算來進行武器裝備更新，在鄧小平所提出的四個現代化中，國防現代化敬陪末座。鄧小平一再強調，軍隊裝備真正現代化只有在國民經濟比較好的基礎上才有可能。
基本上，現在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戰略具有以下幾點特色：(1)堅持人民戰爭思維，因為中共認定未來中共所從事的是一場正義的自衛戰爭，而且敵人的裝備會比中共先進，並會對中共發動突然全面的入侵，因此敵人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會掌握戰略上的主動權，中共不能光靠正規軍的作戰來取得勝利，必須進行全國總動員，通過人民戰爭逐步取得勝利。但是因為新技術、新裝備的廣泛應用，會對戰爭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必須提高全民國防觀念、廣泛吸收現代戰爭的實戰經驗以豐富人民戰爭的指導原則、需更重視對戰爭的全局指導以發揮整體戰力。(2)現化條件下的戰爭是一場現代化的立體戰爭，敵人可能從陸海空及太空向中共攻擊，而且戰爭的消耗巨大，故對國家經濟力量的依賴程度增加。此外，戰爭的運籌與指揮將更加複雜與困難。(3)堅持持久作戰，因為中共仍然面臨「敵強我弱」的情勢，必須在持久作戰的過程中，逐漸實現中共與敵人間力量強弱的轉換，而為持久作戰必須進行必要的物資準備及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並通過正確的戰爭指導以有效地保存有生力量和戰爭潛力。(4)強調戰爭初期的重要性，因為敵人的突襲可能給中共帶來重大的損失，因此必須重視戰爭初期的戰略指導，力求將損失降到最小。而戰爭初期的作戰指導原則是堅持重點設防及重點守備、建立並保持強大的預備隊、突出反空襲作戰、各軍兵種要主動配合與密切協同作戰、及揚長擊短來積極打擊敵人。(5)重視戰爭初期的陣地戰。(6)立足于以劣勢裝備戰勝敵人。
由以上之介紹及綜合中共領導階層之論述以及西方學者的研究，則人民戰爭戰略與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戰略之區別大致有以下幾點：（1）前者主張誘敵深入，而後者已經開始有禦敵於國門之外的觀念；（2）前者強調持久消耗戰，後者雖然仍舊強調持久戰，但已開始強調初期戰役對戰爭勝敗的重要性；（3）前者強調運動戰，後者較重視陣地戰；（4）前者主張放棄城市，撤退至廣大的農村，來消滅過度延伸的敵軍，後者主張防守城市；（5）對於核武攻擊的問題，前者主張力求在核武攻擊下生存，然後經由人民戰爭來擊潰入侵的敵軍，後者主張採取核武報復來嚇阻敵人；(6)前者重視步、炮兵等地面部隊在有限範圍的平面戰場上殲滅敵人，後者強調戰爭是各種武裝力量相結合、諸軍兵種密切協同的合同戰，也是陸海空全戰開展的立體戰；(7)人民戰爭侷限於一定地區，前方與後方有明顯區別。
參、高技術下的局部戰爭
在一九九一年之波斯灣戰爭中，美國以專業化部隊應用高科技、非核武器，準確的攻擊並癱瘓伊拉克的指揮系統及反抗力量，出乎中共預料之外，在不到一個月時間取得絕對的勝利，使中共開始重視「高技術下局部戰爭」。例如中共解放軍出版社所出版「高技術戰爭哲理」一書中，表示「海灣戰爭是戰爭歷史發展的轉捩點。它意味著世界軍事史上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並指出「在中國，對海灣戰爭進而對高技術戰爭現象的研究，一度成為當代中國軍人理論思維的熱點，如何認識和掌握高科技戰爭的本質和規律，至今仍是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中共的軍事戰略乃轉變為高技術下局部戰爭戰略。
高技術下局部戰爭戰略的內涵
中共戰略家將高技術下局部戰爭作如下的界定：(1)高技術下局部戰爭是傳統戰爭，排除核武器之使用；(2)高科技武器和裝備被廣泛和有系統的使用，因此偶而使用一兩件高科技武器，並不構成高科技戰爭；(3)只要有一方使用高科技武器為主要戰爭手段，就構成高科技戰爭；（4）規模不大，交戰時間不長，使用兵力並不多。
中共軍事科學院在針對波斯灣戰爭研究後，進一步提出高科技戰爭的特色有七項：(1)戰場空間擴大：先進偵察技術(例如衛星偵察)的使用、武器射程大為增加、及部隊機動力提高，使戰場縱深擴大；水下、地面、海面、空中、及太空均有作戰武器部署，形成戰鬥區域立體化；前線與後方之區別模糊化。(2)戰場時間效率的提升：在C3I方面，情報分析、指揮官之決心、部隊集結等均高速化，使作戰行動高速化。其次，因為高性能夜視系統與全天候光電設備之進步，使夜間與氣象對作戰影響甚微，重現全天候作戰化。(3)傳統武器破壞力增強：精密導引武器提高命中精度，例如在波灣戰爭中，精靈武器破壞伊拉克境內80％的重要目標，傳統武器的威力也大為強化。(4)資訊情報功能擴大：衛星及空中預警機的使用擴大偵察及監視範圍；全球定位系統之運用提升轟炸和砲擊的精確度；透過C3I系統可將最高統帥的命令在數分鐘內傳達到前線；而且武器電腦化程度大為提高。(5)戰場多元化：形成「五維一體的聯合作戰」現象，所謂五維是陸軍、海軍、空軍、太空、和電磁波；統合各軍種並將各類武器連成一體運用於戰場上的多元立體作戰形態。(6)戰場的耗費龐大化：武器裝備的單價非常昂貴，而且作戰物資的消耗大為增加。(7)核生化威嚇增強。
根據中共軍事科學出版社所出版，供軍內發行之「高技術條件下作戰方式、方法研究與思考」一書，所謂「高技術武器」未來發展趨勢有以下幾點：(一)制導：導彈將成為陸海空軍的主要武器之一，而制導炸彈、砲彈、魚雷、地雷等也將成為發展方面；(二)電腦在武器上的運用將向「智能」方向發展，以其思維功能輔助指揮人員在時間緊迫、情況複雜情形下從事作戰，而且也將提昇武器的自動化及精確性；(三)隱形：提高大型武器系統對抗對手的先進偵察系統；(四)遙控：例如無人駕駛飛機的研發與運用在戰爭上；(五)C4I和電子對抗系統微電子化、光電化；(六)飛行器將有較大發展：例如空中預警機重要性提高、殲擊機與轟炸機將合二為一、直昇機及無人駕駛飛機均會獲得較大的發展；(七)以微波、雷射、微生物等新技術所研發的非致命性武器將迅速發展。而高技術的運用使武器系統具有遠距離打擊能力、速度快、C4I容量大、多功能、精確性高、威力大、及全天候(有時夜間甚至比白天有利)等特點。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對高技術武器下作戰思維已出現新的認知，認為(1)作戰空間已由陸地、海洋和空中擴展到「外層空間(例如衛星、太空船、外太空雷射武器的部署等)」；(2)夜暗已不再是影響導彈、飛機、艦艇和地面機械化部隊行動的不利條件，也不再是劣勢裝備部隊利用夜暗行動的有利條件；(3)毀傷敵人不在只依賴火力的硬殺傷，光電、基因和次聲波武器將成為重要的殺傷手段；(4)單以數量已難以彌補質量上的差距；(5)運動戰、陣地戰、游擊戰已不是唯一有效的作戰方式；(6)地面攻防作戰的程式將被打破，以電子戰為先導，以火力突擊、裝甲機械化部隊突擊和空降突擊、機降突擊相結合的立體突擊，在戰役戰鬥的全縱深有重點的同時展開的作戰程式，將取代傳統之火力突擊、前沿戰鬥、縱深戰鬥三程式的作戰程式。
而且作戰方法的基本趨勢如下：(1)重兵集團大規模的會戰將不會多見，中小規模的決戰將是主要方式；(2)持久戰將不會多見，速決戰將是主要形式；(3)大規模的陣地戰將不會多見，快速機動作戰將成為主要作戰形式；(4)近戰的時機在減少，遠距離火力戰將成為一種重要的作戰方法；(5)單一的地面作戰將不會多見，地面、空中、海洋和外層空間的空間戰將是主要的作戰形式；(6)信息戰、電子戰將成為作戰的重要方式；(7)襲擊是作戰的主要方法。
中共認為高科技戰爭的勝敗取決於交戰國綜合國力的強弱，交戰國之戰略意願、民心士氣、組織能力、決策水準、經濟力量、軍事實力、外交能力、及國家技術水準均對戰爭結果產生重大影響，其中武器裝備的優劣對戰爭結局所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中共認為其現有陳舊的軍事裝備無法因應現代的戰爭，為了改善此一弱點，人民解放軍的兵力結構、訓練、及武器取得均需隨著調整，才能達成在後冷戰時期維持內部政治穩定、確保外部安全對抗外來侵略、取得對鄰國之霸權地位、及達成真正的強權的地位(true great power) ，因此中共積極輸入外國先進科技和武器系統、改善自身的國防工業及武器研發能力。然而，中共仍然戰爭的決定因素是人不是物，但是再高技術戰爭中對人的素質有更高的要求，它要求軍人必須有高度政治思想素質、科學的思想方法、較高的科學文化知識、掌握武器裝備的熟練技能、及能夠靈活地運用戰略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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