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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斯．渥德 Denis Woods 《地圖權力學》（時報，1996）

每個人都用過地圖，但地圖真的很精確嗎？或是純粹功能性的嗎？本書作者認為每一張地圖都反應了繪圖者的偏見和選擇，其實都是溝通、說服、權力的工具。在本書中，我們從兒童的想像圖、中世紀的地圖、十九世紀的街道圖、衛星雲圖及各種圖標中，可以看出各張地圖背後的世界觀、社會觀與權力的運作。
中文版序　畢恆達
序言
導言
第一章　地圖的作用在於替利益服務：我們無法掌握的現實；地圖使過去與未來現形；地圖連結了領域及其相關事物；地圖使我們的生活成為可能；一種地圖用途，多種生活方式；地圖建構世界，而非複製世界；每幅地圖都有作者、主體和主題；懸置於信服與懷疑之間
第二章　地圖鑲嵌在它們所協助建構的歷史裡：成長、發展、歷史；地圖本身不會成長（或發展；但是繪圖與地圖製作會成長；浸淫在地圖的世界裡；有些社會比其他社會大；有些社會比其他社會發展得好；我們盤根錯節的歷史有所不同
第三章　每幅地圖都顯示此而非彼：分割現實；物體及其圖像之間的符碼；物體的數學轉換；「日以繼夜，你是唯一」；「藍天，照耀我身」；「漫長的夏天」；要地圖做什麼？
第四章　地圖所服務的利益隱而不顯：文化的自然化；自然的人文化成；娃納奎地形學方形；只顯示了經過選擇的特徵；娃納奎方形只顯示「永恆」的特徵；娃納奎方形只顯示便宜的特徵；廉價地圖沉默不語；娃納奎地形學方形的易讀特徵；我們在新澤西州找什麼？；我們在找鐵礦；突然之間，地圖不一樣了
第五章　利益具現在地圖的符號與神話裡：圖例；神話；符碼；十種製圖學的符碼；內部表意作用；圖形符碼；語言符碼；構造符碼；時間符碼；呈現符碼；符號功能；基本符號；符號系統；合成；呈現
第六章　每個符號都有歷史：山丘符號簡史；當代美國人的山丘符號；兒童學習山丘符號的序列，平行於地圖製作史裡山丘符號的發展序列；當代兒童對於山丘符號的掌握；當代兒童在脈絡中繪製山丘符號；山丘符號的發展；未來的山丘符號
第七章　地圖也能替你的利益服務：每個人都可以製作地圖；地圖是決策過程裡的關鍵；地圖擔負重任；地圖藉由發揮作用而賦予權力

「地圖權力學」序

小王子在第六個星球遇見一個地理學家。地理學家終日坐在書桌前、足不出戶。他在書房接見探險家，把探險家所說的旅行經歷記錄下來。他要小王子描述他所居住的星球給他聽。小王子說：「我住的地方不太有趣。有三座火山：兩座活火山，一座死火山。不過我還有一朵花。」說到花朵，小王子就不禁興奮起來。然而地理學家說：「我們不記錄花朵。」小王子問：「為什麼？花是我們星球上最美麗的東西。」地理學家答：「我們不記錄花朵，因為它們朝生暮死。山不會移動，海水不會枯乾。我們只記錄這些永恆的東西。」結果在地理學家所繪製的地圖上，我們看不到小王子最心愛的花朵。
翻開報紙的房地產廣告，明明是在六堵推出的住宅計劃，但是地圖上卻將六堵工地畫在台北市信義計劃區和基隆市的正中間。三重的建築廣告，卻見中正紀念堂就在建築物的後方。而在松山房地產廣告地圖中，忠孝東路五六段都省略不見了，於是工地彷彿就在台北市東區頂好商圈旁。還有另一幅房地產廣告中寫道，從建築工地360秒到捷運線、180秒到高速公路、60秒到北二高。我想絕大多數人看到這些廣告地圖，應該不會把它當真，知道這些地圖為了商業利益扭曲了真實。然而相對於房地產廣告地圖中作者以及其所具現的利益顯而易見，地形圖或世界地圖的作者卻消失、隱藏起來，讓我們以為它就是真實而精確的。
每一張地圖繪製都無可避免採取某一種觀點，因此面對地圖，除了問：「這張地圖如何愚弄我？」更要問：「為何我一開始就如此容易全心全意地相信它？」是怎樣的知識論立場讓我們認為地圖代表的是無庸置疑的事實？
傳統的地圖觀是笛卡爾世界的產物。地圖被視為是真實世界按照一定比例的再現。地圖是傳遞訊息的媒介，而訊息與真實世界之間有著一對一的對應關係。溝通指的是將訊息從繪圖者經地圖到閱讀者作機械式的轉換。一個好的地圖繪製者能夠很忠實、沒有扭曲地將真實世界利用地圖傳達。當然真實世界與閱讀者所接收到的訊息難免存在誤差。誤差的來源包括製圖的技術、製圖者有意的欺騙、或讀者解讀地圖的能力。如果可以透過技術消除這些誤差，那麼此地圖就是完美的。這種觀念將事實與價值、技術與意識型態作一截然的分隔。它將扭曲與誤差視為是技術性的問題，也將詮釋當作是偏差。一個好的地圖應該確保閱讀者所接收到的訊息與繪圖者所意欲傳達的訊息相同；而此訊息是真實世界的正確再現。
這種將客觀的地圖繪製與宣傳地圖做截然的區分是建立在一個錯誤的知識論基礎上。當我們對地圖繪製者發問時，這個區分馬上就瓦解了。只有刻意地製造扭曲印象的地圖才是宣傳地圖嗎？或者所有的地圖都是宣傳地圖？然而將所有地圖視為宣傳地圖，只是迴避了真正的問題。既然所有地圖都是在一特定脈絡下所建構的意象，只是重複說明一般地圖與宣傳地圖都涉及詮釋與扭曲並無濟於事。它一方面預設了存在著一個可以對照詮釋與扭曲的根本客體，一方面迴避了一個可以批判地閱讀地圖的理論。我們所要面對的課題是認識地圖作為文本的論述本質，並建立詮釋地圖的判準。
我們相信地圖，以為它代表不容置疑的事實，它是與繪圖者的目的與意見無關的。這種天真的信心反映了我們忽略地圖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武器，它形塑了我們生存的世界。繪製地圖是一個詮釋的行動，它不僅僅是技術性的問題。此行動的結果，即地圖，不只傳達了事實，也反映了作者的意圖，以及我們所體認或沒有體認到的關於作者的專業、時代與文化的境況與價值。因此，地圖是一種文本，它的意義與影響遠超出技術、作者意圖、以及資訊傳遞的範圍。
傳統的地圖觀認為地圖只是繪圖者與閱讀者之間的媒介。它忽略了地圖的非意欲的意義以及地圖所深植其中的脈絡，包括地圖中的圖形、符號、標題，地圖出現的位置及背景，地圖繪製的學派，以及地圖的社會文化脈絡。皮寇斯(Pickles)根據文本詮釋的理論提出詮釋地圖的準則。1.意義來自於文本本身，而非外部的投射。2.詮釋者有責任與文本建立和諧而熟悉的關係。3.說明文本對今日的我們有何意義。4.操作詮釋的循環。循環的層次包括，文本與其自身部份的關係，文本與語言的關係，文本與文化脈絡的關係，作者與其所處世界的關係。5.尋求適當的假說以使隱晦不清的現象得以說明並達成合理的理解。
正如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總是深植於特定的社會歷史情境之中，地圖也是一種社會建構。我記得我在美國求學的時候，接觸現象學、詮釋學與女性主義知識論後，深深為之吸引。我開始尋找各種文獻，想更具體知道，社會學、心理學、甚至生物學與醫學如何是一個為男性所建構的學科。我讀到社會學中原來充滿著性別歧視，例如從男性觀點將郊區視為「臥室社區」；婦女的家務勞動被視為再生產，而不是生產；視戶長的職業為家庭社會階級的要素，而戶長又以男性為代表等等。而在分子生物學中，社會的性別價值觀也影響了「精子求愛說」以及「有機化學的受精隱喻」。精子就像特洛依戰爭中的英雄一樣，在通往新土地的旅途中克服種種挑戰、擊敗他的敵人、與公主結婚，然後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細胞核被視為細胞的男性統治者，是上一代穩定而動態的遺傳、不動的動者、細胞的心靈。細胞質變成細胞的母性身體，流動的、變化的婚姻伴侶。這些具體的理論事實，讓我更加深刻理解科學所涉及的利益和權力。而渥德的「地圖權力學」也正是我期待已久的書。他具體地用「晴朗的一天」、「夜晚的地球」、地形圖等為例，說明地圖背後所牽涉的觀點和服務的利益。
從小學地理課本、教室牆上的掛圖到電視新聞報導背景所使用的世界地圖，幾乎都是採用麥卡托(Mercator)的投影地圖，甚至聯合國也用這張世界地圖來說明各國的外交政策。直至目前為止，它仍然是影響力最大的世界地圖。大家將之視為理所當然，以為它是「真」的、正確的。此地圖繪製於1596年，它忠於地點之間的相對角度，是為航海用途而繪製。赤道並不在地圖的正中央，而是接近下方三分之一的地方。阿拉斯加事實上只有巴西面積的五分之一，但是在此投影地圖上的面積卻變成一樣大，而北極則變成無限長的一條線。它其實是把白人的歐洲放在地圖的正中央，並且是用放大鏡來看歐洲和北美，而用倒過來的望遠鏡來看其他大陸。習慣於使用這張地圖的人，認為加拿大和俄羅斯是分處左右的兩大陸塊，然而在以北極為中心所繪製的投影地圖中，將會發現其實加拿大和俄羅斯相距就近在咫尺。
「晴朗的一天」，所謂「第一次從太空拍攝到的肖像圖」，其實是由人造衛星在850公里高，費時三年，所拍攝的三千五百萬張圖經過電腦處理後所製成。在開始選擇衛星資料處理系統時，就已經牽涉政治與軍事考量的折衝。而在繪製地圖的過程中，「地球反射的光線被拆解、轉換成電子訊號、錄製下來、倒帶回去、傳遞、接收、再次記錄、校正、加上註解、第三度記錄…以製造一幅圖畫。」參與製作地圖的藝術家再施上恰當的顏色，使得「這些手染的圖像愈來愈像它們努力要取代的繪畫。」弔詭的是「晴朗的一天」向我們顯示地球就是我們一向看到的樣子，因而終結了想不斷追尋更寫實的描繪地球方式的歷史。
但是「夜晚的地球」對「晴朗的一天」提出批判，挑戰其作為唯一的觀點。「夜晚的地球」的製作依賴發散光線，而「晴朗的一天」依賴反射光線。反射光線來自太陽光，再彈射回到掃描器，具有「自然」的性質。而發散光線必須有東西燃燒，它徹底浸淫在「文化」之中。因此，在「晴朗的一天」中，地球上是沒有人的。讀者可以想想，地圖上如果沒有人，那還會有其他什麼東西不見了？「晴朗的一天」選擇沒有雲層阻擋的時候拍攝，然而沒有大氣層，使得「晴朗的一天」無法成為地球的肖像圖，充其量只不過是地球的陸表及海面的圖畫。它也沒有夜晚，結果否認地球環繞地軸旋轉；沒有季節，同時呈現北半球與南半球的夏天，結果否認了地球是個球體......至於地形圖或公路路線圖，應該是最科學、客觀的，它又牽涉何種價值與利益呢？請讀者不妨自行仔細閱讀此書。
除了地圖之外，環境模擬也在建築、都市設計與環境影響評估等領域廣為運用。於是在建築物或其他公共設施尚未興建之前，就可以透過模擬方法，預先研究其對周遭環境的衝擊。繼柏克萊加州大學環境模擬實驗室之後，紐約社會研究學院也購置一套環境模擬設備。他們將紐約的某個鄰里做成模型，透過鏡頭在模型中穿梭，給人身歷其境之感。還記得我和研究所老師同學前去參觀，總覺得不太對勁。天空藍藍的，建築物乾乾淨淨的，似乎比較像是加州。而紐約的天空陰暗，公共建築物牆上滿是塗鴉；還有在紐約街道上行走，背包最好斜揹，然後隨時眼觀四方、提高警覺，這種身體與心理的感覺，就是沒法在模擬情境中感受得到。所以環境模擬固然開了一扇窗，重要的是我們要清楚知道，它讓我們看到什麼，又看不到什麼！
既然每張地圖都牽涉某種觀點、符合某種特定用途，則除了行政區域圖或地形圖之外，也許我們還需要聲音地圖、氣味地圖、公共廁所地圖......小孩也許需要的是關於泥巴、蟬鳴與蝴蝶的地圖。既然每張地圖都服務某種利益，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製作地圖，以賦予人們力量(empower)，並形塑不同的未來。我們也許需要女性公共空間危險地圖、女廁地圖...讓這些地圖成為女性之間交換經驗的媒介、提昇女性意識，進而形成公共輿論、形塑公共政策。我們還需要貧窮地圖、地下水污染地圖、濕地地圖、社區的活動地圖......
渥德在本書中提到愛滋病地圖的時代意義：「為了在科學上更加深入理解這項傳染，我們必須知道它在空間與時間中的狀況。...如果真正有效的教育介入行動需要一些提示，那麼沒有什麼比得上眼見為真。...對許多人而言，這種疾病顯得很遙遠，然而事實上卻是圍繞在他們身邊。...他們能立即用自己的眼睛看到，愛滋病用層級擴散的方式，從城市傳染到城市，然後藉由空間上的擴散傳染，從區域中心蔓延到周邊鄉村，就像桌布上的一塊酒漬......擴充設施(病床、收容所等)的規畫，需要我們思考要將新設施放置在何處...使他們有最大的機會去接近那些瀕死邊緣的人。」
接受地圖就是利益的再現，人們就不需要遮遮掩掩；免去掩飾的負擔，不必再假裝客觀性，就可以讓繪製地圖不再成為地理學家的專利，而成為你我可以製作的東西，為你、為我們而工作。

觀光、地圖與權力 ＞曾韋禎（楨：反之亦然！）

拿著地圖觀光旅行，是再平常不過的事。實際上，在觀光、地圖的背後，隱含著一連串權力的建構。
先談觀光。有時候一個勝景的出現，是統治者結合社會、文化之運作，將一景點賦予意義，在過程中融入統治者欲傳遞之訊息或價值。例如台灣各地都有所謂的「八景」，而八景也會隨時代不斷改變。清代的八景，就常常是地方官拿來舉辦詩會，與地方文人吟和，兼收籠絡與建立帝國權威之效。
景點的意義，有時又是透過神話、符碼的建構，強化統治正當性。例如日本政府在台灣遍植櫻花，推動賞櫻風氣；國民黨政府來台後，又改栽梅花。
現在，進入資訊充分流通的民主社會，這一套不再像以往管用，只剩對外宣傳了。
馬英九市長任內所編的英文版《台北導覽》（Insight City Guide：Taipei）手冊，把二○○四年三一九槍擊案稱為「選舉戲碼」，並告訴外國觀光客，「台灣人」的稱呼會令「戰後來台的中國人感到不舒服」。這就是顯示一個政客如何藉觀光展現權力。
地圖，更是權力之展示。《地圖權力學》一書就告訴我們：地圖的作用在於替利益服務、地圖所服務的利益隱而不顯、利益具現在地圖的符號與神話裡。
日本時代曾風行一時的鳥瞰圖，在台灣東北方的盡頭，總是能看到日本各大城，甚至是富士山，卻很難在西北方看到中國城市。
這就像國民黨佔領台灣後，於一九四七年將台北市道路按相對位置，以中國地名命名，卻遲至一九七三年制定「台北市道路名牌暨門牌編釘辦法」，補足道路命名之法源基礎。其中第四條規定：「如以省份、大都市、城市、史蹟、名山、大川命名，應參照我國版圖相當位置取名。」於是，在台灣的中國人，不管是漫步於台北市或是攤開台北市地圖，都能有「直把杭州作汴州」這樣的陶醉感。而這樣具深厚殖民意味的條文，雖近來時有修改聲浪， 卻被置若罔聞。
最近，台北市府前往北京參加北京旅展，所用簡體字版台北市觀光地圖，總統府空白一片，台北市政府變成「台北市探索館」，「總統蔣公草山行館」也正名為「蔣中正先生行館」了。恰巧，這張地圖也是印製於馬英九市長任內。
透過觀光及地圖的權力建構過程，馬英九「適時」地對內展示權力，例如堅持用漢語拼音、拒修「台北市道路名牌暨門牌編釘辦法」等；又對外（特別是中國）放棄權力，把台北市營造成一座讓中國人得以「舒服」的友善之都。
對照於馬英九在《原鄉精神》中不斷闡釋所謂的本土論述，或許，中國才是馬英九的原鄉吧。（作者為文史工作者）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jul/3/today-o1.htm

＜馬的原鄉精神＞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8861072/20070619070149

世界地圖是怎麽形成的？

一張古代的地圖證明首次環球航行的是中國人。

在歐洲人的曆史上，那些探險偉大航程的勇敢的水手是英雄人物。哥倫布1492年發現新大陸，迪亞士（Dias）1488年發現好望角，麥哲倫1519年進行環球航行。但是這些歐洲人認爲是常識的東西遇到了麻煩，它可能是不符合實際的。
世界和其大洲好像更可能是中國的將軍鄭和發現的，他的艦隊在1405到1435年間進行遠洋航行。中國曆史上對他的探險有詳細記載，在1418年出版的一本書中名字是《星槎勝覽》“The Marvellous Visions of the Star Raft”。
下個星期，在北京和倫敦，嶄新和驚人的證據將被展示出來支持鄭和下西洋。那是1763年的地圖副本，可以追溯到1418年，裏面包含了與書中描寫相吻合的標記。研究古代地圖和早期航海家的學生加納湯普森（Gunnar Thompson）說“這將對我們15世紀世界曆史帶來革命性的變化。”
上面顯示的地圖將在元月16日北京國家海洋博物館展出，一天後到格林威治。地圖右上角的六個漢字說（譯者注：看不清楚，是否“天下總圖攬勝”存疑）。左下角有個注釋說該地圖是東莫伊（Mo Yi Tong）？收藏，是模仿1418年野蠻人向明朝皇帝朱棣進貢的世界地圖畫的。模仿者添加了一些東西讓它和原作有些區別。
這幅地圖是中國著名的喜歡收集地圖和繪畫的商業律師劉剛（Liu Gang）2001年從上海一個經紀人手裏以500英鎊的價格購買的。劉先生說他覺得這幅地圖非常有意義，但是認爲可能是現代人做的贋品。他將自己的收藏交給5個有經驗的收藏家鑒定，他們一致同意竹紙紋理和墨水和顔色的消退情況顯示這幅地圖至少有100年的曆史。
劉先生拿不准地圖的意義，就向古代史專家請教，但是他說還沒有找到。去年秋天，他碰巧看到一本書孟席斯（Gavin Menzies）2003年的《1421：中國人發現世界》（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書中作者提出讓人爭論的主張說鄭和在環球航行的途中發現了美洲大陸。孟席斯先生從前是英國皇家海軍軍官，銀行家，也是個曆史愛好者，他的理論沒有得到專家的認可。但是這本書引起轟動，迅速成爲暢銷書，他的1421網站也成爲熱門網站。不管怎麽說，他的觀點讓劉先生相信他的地圖是鄭和早期航行的遺物。
該地圖上的細節是驚人的。非洲，歐洲和美洲的輪廓一眼就可以看出來。 它顯示尼羅河的兩條支流，西北流向好像沒有冰雪。但是不准確的地方也是非常明顯的。加利福尼亞被顯示爲一個島嶼，英倫三島根本就沒有。紅海到地中海的距離比實際上的大十倍還多。澳大利亞的位置也不對。（盡管地圖專家已經不再懷疑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是中國人首先發現的，比庫克上尉（Captain Cook）到達這裏早幾百年。）
對地圖的評論，好像來自原稿，是用清晰可見的漢字寫成的。美洲的西海岸，地圖上說“這個地區人種的皮膚是黑紅色，頭上和腰上沾滿羽毛。”對澳大利亞人，它寫道“這裏土著人皮膚也是黑色的。全部都是赤身裸體，腰間佩戴骨頭裝飾品。”
但是這個驚人准確地描述，而不是其錯誤恰恰成了孟席斯理論的批評家們可能用來質疑1418地圖真實性的證據。孟席斯先生及其追隨者自然非常希望確認1763年的地圖不是僞造的，是真實再現了1418年原來地圖的本色。這樣就有足夠的分量支持他們的觀點：是中國人1421年發現了美洲大陸，如果不是更早的話。新西蘭懷卡托（Waikato University）大學采用人工分析掃描系統（Mass spectrography analysis）對複制的地圖的日期正在進行分析，結果將在2月份宣布。但是即使結果是肯定的，這個分析的重要性也是有限的，因爲它只是鑒定複制者的紙張和墨水。
五個古代圖片研究專家注意到1418年地圖整合了在中國很容易得到的信息從早期的航海地圖，追溯到13世紀決非等閑之輩的探險家忽必烈汗（Kublai Khan）。他們相信這是真實的。
這個地圖非常好的估計了世界各地的經度和緯度，承認地球是圓的。加州大學羅伯特克裏布斯（Robert Cribbs）說“鄭和航行前，中國人肯定意識到經度的問題。他們顯然認定地球是圓的。湯普森說“地圖的模式完全符合我們期待跟隨鄭和航行的中國地理學者的知識水平。”
而且，1418年地圖中的有些錯誤在歐洲人的地圖中也出現了。最突出的是加利福尼亞被畫成一個島嶼。葡萄牙人意識到1420年前畫的世界地圖來自一個名叫Albertin di Virga的人，上面顯示非洲和美洲。因爲沒有哪個葡萄牙水手到過這些地方，最明顯的信息來源好像就是歐洲人複制了中國人的地圖。
但是這當然不是專家們全面贊同的觀點，許多強烈的批評意見實際上來自中國。溫哥華學者型傳媒人王大鵬（Wang Tai-Peng）並不懷疑中國人在15世紀的時候進行世界航行（他寫過1433年中國駐佛洛倫薩大使（Florence）的訪問），但是他懷疑鄭和的船隊登上了美洲大陸。王先生還說鄭和的航行地圖繪畫方法完全不符合中國傳統的地圖制作。他說“在1418年地圖被科學鑒定出來以前，我們需要對此保持謹慎。”
許多僞造者出于經濟利益的考慮，什麽都敢做，尤其是當今古代地圖市場紅火的情況下。最近國會圖書館花了一千萬美元購買了德國地圖學家馬丁瓦爾德澤米勒（Martin Waldseemuller）的1507年的世界地圖，但是劉先生說他不會出售的，“這幅地圖已經成爲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了。”
這個地圖的發現的後果可能是相當明顯的。如果確實證明了是第一幅世界地圖，孟席斯說“新大陸的曆史就要重新撰寫了。”這又有什麽關系呢？對曆史進行修正顯示發現新大陸的人不是歐洲人而是中國人。但是意義不僅在于曆史方面，更讓人深思的問題是中國人首先發現了世界的廣大，但是他們不管是從政治上還是從商業上都沒有對新大陸進行開發。畢竟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帶來了500年後歐洲人的探險和發展，讓美國成爲比中國更加強大的國家。
譯自：“China beat Columbus to it, perhaps” 英國《經濟學家》雜志

故宮發現最早的世界地圖

在歐洲人發現非洲一百多年前中國人的地圖就描繪了非洲
曆史新探
明朝皇宮珍藏的世界地圖正在開普敦熱展！這成爲近期轟動南非的一大新聞。明宮地圖爲何遠赴非洲之角？這究竟是一幅怎樣的地圖？帶著這些問題，記者近日走訪了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館長邢永福研究員。
《大明混一圖》參加“南非國民議會千年項目地圖展”是迄今爲止非洲人見到的最早描繪非洲的世界地圖，正因如此，在當地引起很大轟動
邢永福館長介紹說，熱展南非的是明朝第一位皇帝朱元璋時朝廷專門繪制的世界地圖———《大明混一圖》，距今已有600多年的曆史。這幅明宮地圖，經我國政府批准，制成與原件同樣大小的複制件，目前正在南非首都開普敦參加“南非國民議會千年項目地圖展”。這是迄今爲止非洲人見到的最早描繪非洲的世界地圖，正因如此，在當地引起很大轟動。
《大明混一圖》的原件，現保存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該館館長邢永福說，一史館是我國中央級綜合性曆史檔案館，主要保管著明清兩朝的皇宮秘檔，總數達1000多萬件。其中有皇帝的諭旨詔令，更有文武百官的奏折，以及中外交往的照會信函，同時還有數以千計的各類地圖。這些皇家秘檔，數百年來，久存大內，秘不示人，十分珍貴。在二十世紀初，大內檔案被世人所知，于是與殷墟甲骨和敦煌寫經，共譽爲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三大發現，成爲我國寶貴的曆史文化財富。
據邢永福館長介紹，《大明混一圖》繪于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長3.86米，寬4.75米，彩繪絹本，是我國目前已知尺寸最大、年代最久遠、保存最完好的古代世界地圖，當屬國寶級珍貴曆史文物。
■非洲大陸位于這幅地圖的左下方，其中河流的方位非常接近尼羅河和奧蘭治河，突出部分的山地與德雷肯斯山脈的位置吻合
有意思的是，在這幅明代地圖上，貼滿了密密麻麻的滿文標簽，這是怎麽回事呢？邢永福館長說，清政府取代明王朝後，將這幅圖內1000余個漢字地名，全部按等級貼蓋上大小不同的滿文標簽，表明滿族人正統治著華夏這片土地。
這幅明代世界地圖，以大明王朝版圖爲中心，東起日本，西達歐洲，南括爪哇，北至蒙古。全圖沒有明顯的疆域界限，僅以地名條塊的不同顔色，來區別內外所屬。圖中著重描繪了明王朝各級治所、山脈、河流的相對位置，鎮寨堡驛、渠塘堰井、湖泊澤池、邊地島嶼以及古遺址、古河道等共計一千余處。
在《大明混一圖》上，歐洲和非洲地區描繪得都很詳細，繪制得也很規整，而且筆法流暢。非洲大陸位于這幅地圖的左下方，其中河流的方位非常接近尼羅河和奧蘭治河，突出部分的山地與德雷肯斯山脈的位置吻合。地圖中還顯示在非洲大陸的中心有一個大湖，這可能是根據阿拉伯的傳說繪制的。因爲在傳說中曾寫道“撒哈拉沙漠以南更遠的地方有一個大湖，其面積遠大于裏海”。地圖上南部非洲的好望角，海陸線條精美，形制一目了然，仿佛讓人們看到當年鄭和萬船揚帆，七下西洋，繞過非洲好望角遠征西方，開創古代中國乃至世界航海史的偉大壯舉。
■南非國民議會議長金瓦拉女士召集南非曆史學家，對該圖進行深入考察和研究後，得出結論：早在歐洲人宣稱他們“發現”非洲大陸100年前，中國人就對非洲有所了解了
氣勢恢宏的《大明混一圖》，是如何被南非政府所知並參加“南非國民議會千年項目地圖展”的呢？邢永福館長介紹說，1999年，李鵬委員長訪問南非時， 曾贈送給南非國民議會議長金瓦拉女士一本《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卷），卷首幾頁展示的便是《大明混一圖》。金瓦拉議長本人酷愛收藏古地圖，並對古地圖的鑒賞和研究有較高的造詣。當她看到600多年前，中國人就繪制出如此精美的地圖時，贊歎不已。她召集南非曆史學家，對該圖進行深入考察和研究後，得出結論：早在歐洲人宣稱他們“發現”非洲大陸100年前，中國人就對非洲有所了解了。金瓦拉議長懇請中國政府，允許爲2002年底在南非首都開普敦舉辦的“南非國民議會千年項目地圖展”，提供《大明混一圖》複制件。
邢永福館長接著說，在接到爲南非議會複制《大明混一圖》的任務後，我們組織館內外有關專家進行了充分調研和論證。該圖距今已有600多年的曆史，而且尺寸相當大，雖保存尚好，但也不同程度地出現了老化現象。在制作過程中，既要保證老祖宗留給我們的珍貴曆史文化遺産不受任何損壞，又要保證讓南非人民及時目睹中非友好交往的曆史見證。這是一件看似簡單，但實際操作卻頗有難度的事。有關領導對此事非常重視，多次指示我館，要保證質量按時完成複制任務。我們抽調有關專業人員，會同敦煌藝術研究院數字化專家，在外交部、國家檔案局、國家文物局等政府部門的協調下，如期完成了巨幅《大明混一圖》的複制工作。精心制作的明宮地圖複制件，保持了原圖面貌，大小一致，顔色逼真，令觀者叫絕。
■歐洲15世紀的地圖上，其中有些地圖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稱爲“未知的土地”。歐洲地圖所表示的非洲的形狀不僅不准確，而且上面畫滿了怪誕和可怕的動物
2002年11月12日，“南非國民議會千年項目地圖展”在南非首都開普敦隆重開幕，展覽持續數月。南非國民議會議長金瓦拉、副議長姆貝蒂、省務院主席潘多、總統夫人澤娜拉以及各部部長、主要政黨領袖及議員出席了開幕式。《大明混一圖》複制品在展覽中占據了中心位置，引起各界極大關注。
邢永福館長向記者打開我國駐南非使館發回的一遝公函，其中談到南非議長金瓦拉在講話和參觀中一再強調，該圖的展出有力地證明，早在歐洲人宣稱他們“發現”非洲大陸100多年前，遠在亞洲東部的中國人就對非洲已有所了解，在地圖中甚至標出了非洲主要河流的走向。非洲人應該從不同于傳統觀念的視角看待自己的曆史和文化。金瓦拉議長希望中國駐南非使館轉達她深切的謝意，指出如果沒有中國政府和有關部門的支持，南非人民便無緣了解這幅“寶圖”，目睹中非友好交往的曆史見證。
南非主要報紙、電視臺、電臺對《大明混一圖》都做了突出報道，還制作了采訪金瓦拉議長的專題電視節目。報道說，中國和南非都保存有大量反映中非交往的曆史文物，而只有1389年的《大明混一圖》向我們展示了關于那段被忘卻的曆史線索，提供了歐洲人到達非洲之前，有關非洲和中國交往的證據。由此可以說，非洲與亞洲人民之間的交往，要比與歐洲人的交往至少早了一個多世紀。南非媒體還說，歐洲人對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了解得非常少，這也反映出在歐洲15世紀的地圖上，其中有些地圖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稱爲“未知的土地”。歐洲地圖所表示的非洲的形狀不僅不准確，而且上面畫滿了怪誕和可怕的動物。而14世紀中國的地圖，對非洲大陸的山川，特別是南部非洲的海陸線繪制得卻是那樣的精美。南非學者通過《大明混一圖》提出，我們需要進一步研究那個時期的中非交往，這對我們已知的曆史知識是個挑戰
公元391年，狂熱的基督徒對文化進行了堪稱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破壞：將當時世界最大的知識儲藏處亞曆山大圖書館夷爲平地。在隨後的1000年裏，地球的真實地理情況籠罩在層層迷霧之中，結果耶路撒冷成了世界的中心，亞洲成了食肉兀鷲的産地。
直到16世紀，地圖繪制才重新步入正軌。新一代繪制員根據探險家和數學知識的發展繪制了一批地圖。其中最著名的當數佛蘭德博學家熱拉爾?德?克雷默繪制的地圖。他的拉丁名字是格拉爾杜斯?墨卡托，意思就是“商人”。
墨卡托的名字經常出現在世界上使用最爲廣泛的地圖上。尼古拉斯?克蘭的《墨卡托》一書以詳實而引人入勝的細節講述了墨卡托的故事。
墨卡托1512年出生在佛蘭德（今爲比利時），兒時過著極其貧困的生活，經曆了席卷歐洲的社會和宗教大動蕩。墨卡托18歲成了無家可歸的孤兒，他把名字改成了拉丁文，進入盧萬大學讀書。他最初想成爲哲學家，但很快就認識到那不是致富的途徑。他發現人們對地圖的需求越來越大，于是學了數學。1569年，墨卡托以“墨卡托投影法”爲基礎繪制了第一張世界地圖。然而這僅僅是墨卡托掀起的地圖繪制革命的開始。在他看來，地理不僅是確定城市和河流的位置，它還是掌握世界政治時局的途徑。墨卡托創造了“地圖冊”（atlas,這個詞也是他杜撰的）的概念，並且第一次在地圖上標明磁方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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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地圖真相 西方重估&quot勝利者的歷史&quot

（早報記者2006年03月24日 陳怡）今年1月，北京律師劉鋼收藏的一張古地圖引發了“中國人是否最早發現美洲”的爭議。昨晚在北京三裡屯的“書虫會”，劉鋼公布了“地圖截取紙片”碳－14年代檢測結果：紙張年代為1730年至1810年間或1640年至1690年間。

據劉鋼介紹，此次提供給新西蘭維卡托大學的檢測樣本是從《天下全輿總圖》上截取的兩張1.5厘米寬、3厘米左右長，合計重量超過1克的紙片。作為對此前種種質疑（見早報1月17、18日相關報道）的回答，《1421：中國發現世界》的作者凱文·孟席斯和美國發現歷史協會及華盛頓地圖協會成員、威斯康星-麥迪遜大學博士貢納·湯普森也應邀到場向公眾作了演講。
中國人早知“大地球形”？
貢納·湯普森在演講中提出，從《天下全輿總圖》來看，它作於1418年的母本《天下諸番識貢圖》不是嚴格意義的科學地圖，它不像16世紀的歐洲地圖那樣畫滿經緯線交錯的方格﹔地圖將中國置於中心地區，但不在正中心，表現出從宗教的世界觀向更實際的商業和科學的世界觀的轉變﹔該地圖不是由有經驗的航海家，而是由朝廷官方地理學家繪制的，目的是要指引蠻夷國家向明朝皇帝進貢，因此地圖強調了那些隨鄭和船隊向中國納貢或進獻禮物和派駐使臣的國家，而邊遠的蠻夷國家（如英國和挪威）則被忽略。
近百年來，史學家們幾乎一致認為，利瑪竇參考歐洲的資料繪制了“第一幅完整的中文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但在貢納·湯普森看來，該地圖中的一些地名（“蘇木”、“西紅海”、“東紅海”、“牛蹄突厥”等）、注釋和圖形顯示，利瑪竇參考了中國當時已有的世界地圖，也就是說，在此之前，中國人就已獲得“大地球形”的認識。而《天下諸番識貢圖》仿繪本上的一個錯誤───“長脖子”型非洲，也以訛傳訛地流傳到了歐洲。這種大錯誤隻有不熟悉蘇伊士海峽的人才會犯，而歐洲地圖保留了這個錯誤，恰恰反映了當時權威的明朝地理學對歐洲的影響。
歷史偏見是怎樣形成的
貢納·湯普森進一步指出，中世紀給歐洲留下的揮之不去的影響在於舊世紀文化死水中留存的自卑、偏執情緒。歐洲人生活在對於諸如中國、埃及、古希臘文明、古羅馬文明的財富和文化傳統所具有的深深畏懼中。13世紀歐洲的間諜們從中國帶回的先進發明───如指南針、火槍、火藥、軋鋼磨、機械鐘等，似乎打開了歐洲軍事佔領世界的通途。“歷史是勝利者寫就的歷史”，從這方面來看，歐洲學者在鼓吹歐洲探險者的豐功偉績並抹煞其他民族的歷史成就方面，比以往所說以“天朝上國”自居的古代中國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天下諸番識貢圖》的發現，將迫使西方學者重新評估他們食古不化的教條、根深蒂固的種族偏見。
我國海圖研究專家、原海軍測繪研究所制圖室主任朱鑒秋接受上海東方早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元代的《朱思本輿地圖》就已經把非洲畫成了當時歐洲地圖中還未出現的三角形，學界現在認為可能吸收了當時阿拉伯人的地理知識，但歐洲或許也吸收了許多東方的知識。文化互相影響的類似實例在歷史上非常多見，並不能根據相似性証明其淵源關系。排除檢測造假的可能，目前至多隻能說劉鋼收藏的《天下全輿總圖》是《天下諸番識貢圖》的仿繪本，依然不能確証其與鄭和下西洋有關。
相關質疑
劉鋼收藏的《天下全輿總圖》是否真是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如果是，它與“鄭和船隊最早發現美洲”有何必然的聯系？今年1月，葡萄牙中葡研究中心的金國平研究員提出的質疑，代表了國內大多數學者的觀點。就金國平提出的部分具體問題，上海東方早報記者採訪了劉鋼。
1、北亞墨利加、南亞墨利加、歐羅巴、地中海等漢譯名稱直到16世紀耶穌會將相關地理知識傳入中國后才有，怎麼會在15世紀地圖上出現？
劉鋼：16世紀才出現的漢譯名在1763年仿制的《天下全輿總圖》中未加紅圈，表明是后人仿繪時，根據當時已有的知識添加的。
2、我國自南北朝梁元帝時代就有“職貢圖”這一專門圖種，《天下諸番識貢圖》中是否在仿冒時誤為“識貢”？
劉鋼：“識貢”二字在清朝皇帝欽定的《四庫全書》收錄的明朝書籍《陶菴全集》卷八“入識貢者，熊皮鵰羽”中就有記載。“職貢”一詞含有擔負職責並定期進貢之意。“識貢”則為認識進貢的意思，從詞意上，它更符合鄭和時期中國剛剛發現、認識新大陸的歷史語境。
3、與同時期海內外地圖對照，只有《天下全輿總圖》以“天下”指代“世界”，這種孤例非常可疑。
劉鋼：像兵馬俑等歷史遺存的獨一無二性一樣，不能以沒有旁証來否定其在歷史上存在的可能性。
4、鄭和船隊出航周期通常為兩年，在帆船的最大航速、季風期、休整時間等因素限制下，實現環球航行可能嗎？
劉鋼：鄭和船隊雖然每次出航為期兩年，但不是所有的船員都如期歸來，不排除那些未歸來者實現環球航行的可能性。
http://culture.people.com.cn/BIG5/22219/4234076.html

鄭和為何沒有帶來地理大發現？

在研究鄭和下西洋的學者中，中科院自然科學所研究員宋正海稱自己是一個“持異見者”。根據他的觀點，鄭和不能完成地理大發現，由歐洲人發現美洲是歷史的必然。他甚至還提出，即使鄭和航海到達西歐，今日世界歷史格局也不會有根本性不同。
英國海軍退役潛艇軍官、航海史學家孟席斯歷時14年，走訪了120多個國家、900多個檔案館、圖書館之後，提出驚人理論：鄭和船隊早在哥倫布之前72年就航行到美洲；早在達·伽馬之前77年就繞過好望角；早在麥哲倫之前一個世紀就完成了環球航行；早在庫克之前350年就到達澳洲。孟席斯的新理論震驚了世界。
而在宋正海看來，孟席斯的這些“發現”可比“天方夜譚”。因為鄭和的船隊根本不可能進行環球航行。
送去金銀　換回玩物
宋正海認為，首先，地理大發現需要強大持續的動因，這樣的動因在當時的歐洲存在，但在明代中國是不存在的。
從13世紀開始，西方的商人和冒險家們醉心于《馬可·波羅遊記》所描繪的神話般的東方財富，紛紛做起“黃金夢”。然而，當時土耳其帝國控制了地中海到東方的傳統商道。另一條從地中海經埃及由紅海通往印度洋的海路，又控制在阿拉伯人手裏。在這種形勢下，西歐各國迫切想尋找一條繞過地中海通向東方的新航路。這就是地理大發現的強大而持續的動因。
和當時西歐統治者積極支持遠航、發展海外事業相反，明代中國統治者採取重農抑商政策，大部分時間實行“海禁”。中國資本主義不發展，便缺乏推動地理大發現的經濟動因。
鄭和下西洋主要推行懷柔政策，目的不是經濟，而是政治。中國古代改朝換代後，新皇帝大多要昭告天下，希望海外各邦臣服新王朝。鄭和七次遠航歸來，懷柔政策已收成效，各國已與朝廷建立政治、外交關係，來華使節盛況空前。當鄭和遠航的政治目的達到之後，遠航再沒有了強大動因。
相反，鄭和七次航海不僅沒有像後來西歐航海家的遠航那樣帶來巨額利潤，反而使國庫空虛。鄭和每次出海，裝載大量金銀、銅錢、瓷器、絲綢、棉布、銅器、鐵農具、鐵鍋等，而換來的只是專供皇室和貴族官僚享用的奇珍異寶、珍禽異獸、香料、補藥和各種奢侈品。每次遠航耗資巨大，乃至損害封建統治的基礎——小農經濟，致使鄭和航海被統治集團內部的政敵指責為“弊政”，再也無法進行下去。
從唐朝開始，中國航海就名震海外，但自鄭和航海壯舉後，反而一蹶不振，從此讓位于西歐。
“平坦的大地”
宋正海指出，無論是哥倫布向西遠航，還是麥哲倫環球航行，之所以能進行，並非出于純粹的冒險，而是和他們本人及其資助者確信大地是球形這一理念分不開的。但是在中國，地平的大地觀卻根深蒂固。
明初中國佔統治地位的宇宙理論是渾天說。渾天說似乎主張大地是球形的，其實它與古希臘宇宙理論對大地球型的理解有本質的不同。渾天說中的球形大地半個在水中，半個在水上。水中的半球並非人世，航行是永遠無法到達的。
因此，中國傳統的大地觀從根本上否定環球航行或東行西達、西行東達的可能性，也不去討論環球航行問題。相反只會證明，以此為目的的航海是根本徒勞的。
鄭和的地圖中沒有“未知世界”
古希臘學者認為大地是球形，所以發展起包括有經緯度、經緯網和地圖投影的小比例尺地圖係統。
中國古代地圖學制圖理論和方法均以平面大地為基礎，根本沒有考慮大地是球形，甚至連拱形也沒有考慮。中國傳統地圖學屬大比例尺地圖係統，沒有經緯度、經緯網，更沒有地圖投影。在全國圖中，邊遠地區精度很差，域外各國就無法標繪，而只能以文字說明之。也因為此，盡管古希臘出現不少世界地圖，但中國古代一幅也沒有過。
《鄭和航海圖》屬于對景圖，這種航海圖不僅沒有目的港的經緯度，而且圖上所繪的目的港位置和方位，也並非是實際的位置和方位。用這種航海圖導航，無論在開始還是中途，均不知目的港的確切方向，只是利用航線各處的山形、水勢、星辰位置等來判別船舶的位置，這樣一步步地前進。
而根據經緯度、地球大小和已知世界來繪制的世界地圖，就必然要並且也可能對地球的未知世界部分進行較科學的猜測。這種猜測包括：大西洋有多大；從歐洲西海岸向西航行到東方的中國、印度和日本需要多少時間；大西洋中會不會有大塊陸地存在等等。這些問題的長期科學猜測，對地理大發現有著推動作用。
但是中國古代似乎從來沒有從科學上論證未知世界的存在，也沒有提出橫越太平洋到西歐去的設想或論證其可能性。盡管史書記載，中國僧人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到東方大洋中的扶桑國，但後來也沒有從地圖學、地理學上去論證它的存在。鄭和七次遠航，也沒有一次向東闖入太平洋去尋找扶桑國，而基本是沿著中國和西洋的傳統航線西行。
“地理大發現最根本的條件還是經濟動因。”宋正海說，“如果明初中國資本主義有迅速的發展，從而產生強大持續的經濟動因，那麼封鎖海洋政策、皇帝的主觀意志、狹隘的大地觀以及傳統地圖的缺陷等不利條件都會改變，並按經濟要求而順向發展。那麼中國人也會完成地理大發現的。”（作者：周欣宇 劉萬永）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st/2004-09/16/content_1989540.htm

什麽是大陸漂移

大陸漂移的設想早在19世紀初就出現了，最初的提出是爲了解釋大西洋兩岸明顯的對應性。直到1915年，德國氣象學家阿爾弗雷德?魏格納（Alfred Wegener）的《大陸與海洋的形成》問世，才引起地質界的震動。在這本不朽的著作中，魏格納根據擬合大陸的外形、古氣候學、古生物學、地質學、古地極遷移等大量證據，提出中生代地球表面存在一個泛大陸（Pangea），這個超極大陸後來分裂，經過二億多年的漂移形成現在的海洋和陸地。
由于當時受對地球內部構造和動力學的知識局限，大陸漂移和動力學機制得不到物理學上的支持。魏格納學說的不幸遭遇在于他倡導大陸漂移的同時卻認爲大洋底的穩定。直到他去世的20年後，抛棄洋底穩定不動的海底擴張學說提出，人們對大陸漂移的興趣又複萌了。
早期的世界地圖已清楚地表明非洲和南美洲相對海岸線的“鋸齒狀擬合”。遠在1801年，洪堡（A.Humboldt）及其同時代的著名科學家們已經提出，大西洋兩岸的海岸線和岩石都很相似。魏格納首先提出，應該用深海中的大陸坡邊緣進行大陸擬合。凱裏（S.W.Carey ）證明，兩個大陸的外形在海面以下2000米等深線幾乎完全可以擬合。布拉德（E.Bullard）等人借助計算機計算，發現無論用1000米或2000米等深線擬合的結果差別不大。複原擬合工作證明，各大陸可以通過複原形成一個超級大陸，即魏格納所命名的“泛大陸”。泛大陸是由岡瓦納大陸（南方各大陸加上印度）和勞亞大陸（北美和歐亞）組成的複合古大陸。
如果你注意一下世界地圖，就會發現南美洲的東海岸與非洲的西海岸是彼此吻合的，好象是一塊大陸分裂後、南美洲漂出去後形成的。1620年，著名的法蘭西斯、培根就指出過這個事實。以後，法國的普拉賽、德國的洪堡都認爲諾亞洪水時兩大陸分離，原先的大西洋只是一條大河，諾亞方舟就在這河裏行駛。
第一個從地質角度對大西洋兩岸的兩大陸塊的相似性進行分析的人是佩利格裏尼。他在1858年寫的“地球形成及其奧秘”一書中指出歐洲和北美的煤層中有相似的植物化石，並作了兩幅大陸拼合圖說明兩大陸分離前後的情景。 1908年，泰勒爲說明現代山脈的起源而提出大陸漂移說。他認爲大陸殼象冰蓋一樣緩慢滑動，歐亞大陸南移，受印度半島阻擋而形成帕米爾、喜馬拉雅等強烈褶皺帶；在東南亞，因阻力不大而形成馬來亞島弧。貝克在1911-1928年間發表的論文中多次論證大西洋兩岸山脈的拼合是大陸漂移的結果。
在學術界最具影響的大陸漂移說是奧地利氣象學家魏格納提出的。他爲了解釋古氣候的問題：爲什麽熱帶的羊齒植物曾在倫敦、巴黎甚至格陵蘭生長，而巴西、剛果曾爲冰川覆蓋？1915年，他發表“大陸及海洋的起源”，充分論述大陸漂移的證據。他認爲，全世界實際上只有一塊大陸，稱泛大陸。矽鋁層比矽鎂層輕，就象大冰山浮在水面上一樣，又因爲地球由西向東自轉，南、北美洲相對非洲大陸是後退的，而印度和澳大利亞則向東漂移了。泛大陸的解體始自石炭紀，經二疊紀、侏羅紀、白堊紀和第三紀的多次分裂漂移，形成現在的七大洲四大洋。
魏格納描述了一幅萊伊爾的漸變論絕對不敢相象和不能接受的海陸構造格局大變動的圖案，因而遭到了激烈的反對和攻擊。30年代初，大陸漂移說已幾乎銷聲匿迹。即使在美國，講授大陸漂移說的教授也會被解聘，可謂逆萊伊爾者亡了。唯一的信奉者位于南半球，因爲南美、非洲、印度和西澳冰川分布的事實使人們不得不相信這四個大克拉通原先是相連的，被稱爲岡瓦納大陸(或南大陸)。
60年代末，隨海洋地球物理調查的開展，一度沈寂的大陸漂移說以洋底擴張的形式東山再起，這就是板塊學說。不同的是，魏格納的大陸漂移是在康拉德界面上發生的，而板塊學說中的大陸板塊是在軟流圈上漂移的；在魏格納那裏，泛海洋被分裂的大陸圍成若幹洋和海，在板塊學說那裏，洋底在洋中脊處擴張在貝尼奧夫帶消減。板塊學說與魏格納相同的是受到了一系列學者來自各方面的反對，不過板塊沒有沈寂，而是迅速成長了。
魏格納首次提出大陸漂移觀點時，許多證據來自他對古氣候的研究。他注意到，各大陸上存在某一地質時期形成的岩石類型出現在現代條件下不該出現的地區：如在極地區分布有古珊瑚礁和熱帶植物化石；而在赤道地區發現有古代的冰層。運用將今論古的原則，魏格納把冰川活動的中心放在當時的旋轉極附近，而珊瑚礁和蒸發岩分布的地帶放在赤道附近，用這種方法確定了各大陸當時的古緯度。對古緯度和現代緯度的比較，魏格納得出了大陸漂移的結論。
魏格納認爲，大陸漂移對現代由海洋分隔的各大陸上動物群和植物群的顯著相似性提供了最好的解釋。使魏格納和以後的調查者們獲得深刻印象的一些例子有：南美和非洲都能見到的具有類似蠑螈的骨骼構造的淡水爬行動物中龍（Mesosaurus），它不可能遊過大洋；大西洋兩岸的古生代海相無脊椎動物化石組合很相似；南極洲三疊系中有許多陸生爬行動物的化石在其它大陸上同樣存在；二疊紀舌羊齒植物群（一個獨特的植物組合）的種子蕨化石，見于南方的各個大陸和印度。古生物學的證據曾引起過人們衆說紛紜的爭論，迪茨（R.S.Dietz）在1967年就人們爭論的證據發表了一篇評論，其中有霍爾登（J.C.Holden）所作的若幹饒有趣味的圖群。
如今，這些爭論都已是曆史的陳迹，從這裏我們可以見到，以舊框架收集新事實只是徒勞，用舊理論去解釋事實又往往導致荒謬。
南美、非洲、印度和澳大利亞的地層兩兩相似，使魏格納獲得了深刻的印象。大西洋兩岸所共有的地質現象更加證明這兩塊大陸曾經是連在一起的。
在北大西洋兩岸的兩塊大陸，有一條非常重大的古山系，被稱爲加裏東山脈。如今在大西洋東岸的挪威看到的是山系的西段，這條山系通過愛爾蘭以後似乎淹沒在大西洋下。可是在加拿大的紐芬蘭則有一個古山系仿佛從大西洋裏爬上來，它和歐洲的加裏東山脈有許多相同之處。這個在北美出現的山系被稱之爲老阿巴拉契亞山脈。魏格納認爲北美的阿巴拉契亞山脈曾一度和歐洲的加裏東山脈相連。如果把大陸拼合在一起，就形成一條連續的山系。
岩石中含有磁性礦物，在地球磁場的影響下，岩石形成時就受到磁化，從而保存了它們形成時間和地點的地球磁場方向的古地磁記錄。通過對岩石所記錄的古磁場的傾向和傾角的測量，可以計算岩石形成時地球磁極的位置。
人們從各個大陸不同時代的地層裏測出幾千個古磁極的位置，連接任一大陸不同時期的古磁極的線，就是那個大陸的視極移曲線。將各大陸視極移曲線比較，調整的結果表明，在2億年前的所有大陸曾是一塊共同的大陸——泛大陸。
魏格納最後卻因爲尋找證據而去世了,他的屍體在第二年才被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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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人是怎麽繪制地圖的?

我國古代就有地圖的繪制，以下是三國時期到元代的幾個代表性演進史。由敘述中可以得知古人測量繪制地圖的方法。
第一部測算專著——《海島算經》
《海島算經》是三國時期（西元三世紀）的數學家劉徽所著。他在爲《九章算術》作注時，寫了《重差》一卷，附於該書之後。
唐代數學家李淳風將《重差》單列出來，取名《海島算經》，並列爲我國古代的數學經典《算經十書》之一。該書全部9個算例均涉及測高望遠及其計算問題。9個算例分別是：測量海島的高度（望海島），測量山上的松樹的高度（望松），測量城市的大小（望邑），測量澗谷的深度（望谷），居高測量地面上塔樓的高度（望樓），測量河流的寬度（望波口），測量清水潭的深度（望清淵），從山上測量湖塘的寬度（望津），從山上測量一座城市的大小（臨邑）。
爲解決這些問題，劉徽提出了重表法、連索法和累距法等具體的測量和計算方法。這些方法歸結到一點，就是重差測量術。重差測量術是借助矩、表、繩的簡單測量工具，依據相似直角三角形對應邊成比例的內在關系，進行測高、望遠、量深的理論和方法。在劉徽之前，趙爽在爲《周髀算經》作注時曾作日高圖，首先提出了重差測量理論。而劉徽在《海島算經》中活用重差理論，巧妙地提出了多種具體的測量和計算方法，把重差測量理論推廣開來。
《海島算經》是一部影響久遠的測算專著。它所詳細揭示的重差測量理論和方法，成爲古代測量的基本依據，爲實現直接測量（步量或丈量）向間接測量的飛躍架起了橋梁。直到今天，重差測量理論和方法在某些場合仍有借鑒意義。

什麼是「制圖六體」

制圖六體，是晉代制圖學家裴秀提出的繪制地圖的六條原則。
裴秀（西元224～271年）字秀彥，河東聞喜（今屬山西省）人，晉武帝時官司空，後任宰相。他根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了魏國留下的舊圖。
由於舊圖繪制粗略，加之地名改變，他在門客京相璠的幫助下，編制了我國最早的地圖集——《禹貢地域圖》、《地形方文圖》。他總結了前人制圖經驗，提出了地圖制圖的六條原則，即「制圖六體」：一爲「分率」，用以反映面積、長寬之比例，即今之比例尺；二爲「准望」，用以確定地貌、地物彼此間的相互方位關系；三爲「道裏」，用以確定兩地之間道路的距離；四爲「高下」，即相對高程；五爲「方邪」，即地面坡度的起伏；六爲「迂直」，即實地高低起伏與圖上距離的換算。
裴秀認爲，制圖六體是相互聯系的，在地圖制作中極爲重要。地圖如果只有圖形而沒有分率，就無法進行實地和圖上距離的比較和量測；如果按比例尺繪圖，不考慮准望，那麼在這一處的地圖精度還可以，在其他地方就會有偏差；有了方位而無道裏，就不知圖上各居民地之間的遠近，就如山海阻隔不能相通；有了距離，而不測高下，不知山的坡度大小，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地圖同樣精度不高，不能應用。
這六條原則的綜合運用正確地解決了地圖比例尺、方位、距離及其改化問題。所以制圖六體成爲我國明代以前地圖制圖學理論的基礎，在我國和世界地圖制圖學史上有重要地位。

計里畫方

「計裏畫方」，是按比例尺繪制地圖的一種方法。繪圖時，先在圖上布滿方格，方格中邊長代表實地裏數，相當於現代地形圖上的方裏網格；然後按方格繪制地圖內容，以保證一定的准確性。據文字記載，此法始于我國晉代裴秀提出的 「制圖六體」原則，他曾以一寸折百裏的比例編制了《地形方丈圖》。
唐代賈耽，以每寸折百裏的比例編制了《海內華夷圖》。北宋沈括，以二寸折百裏編制了《天下州縣圖》（又稱《守令圖》）。元代朱思本，用計裏畫方的方法繪制的全國地圖——《輿地圖》，精確性超過前人。此法沿用1500余年，直到清初，在我國和世界地圖制圖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元代郭守敬在測繪上的建樹

郭守敬在測繪上作出的最大貢獻，是他首創的以我國沿海海平面作爲水准測量的基准面。當時，郭守敬曾經從河套東頭的孟門山（今陝西宜川至山西吉縣一帶）起，順中條山往東，沿黃河故道測量地形，掌握了大河之北縱橫數百裏地區內地勢起伏的變化。
這是在黃河中遊的一次大面積地形測量。大面積測量必須解決各局部測量資料的統一歸化問題。據《元朝名臣事略》記載，郭守敬「又嘗以海平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緩，其言倍而有微，此水利之學，其不可得也」。
這是我國史書上第一次記載利用海平面作爲基准來建立統一的高程系統，創立了「海拔」這一科學概念。這一工作，對於測量事業的發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是我國大面積測量發展到一定水平所孕育出的傑出科學成果。
直到今日，世界各國的區域性測量，其水准測量成果均歸化到以海岸某點的平均海水面作爲基准面的高程系統中去。我國現就采用青島港驗潮站曆年記錄的黃海平均海水面作爲基准面，並在青島設有水准原點，全國的高程均以此爲基准。這一科學方法。仍將繼續沿用。

古代地圖的發展——古代地圖的發展曆史具有東、西方各不相同的特點。

據記載：中國的黃帝同蚩尤打仗使用過地圖。夏禹時期，大禹鑄造九鼎圖。周代的《周禮》中曾有”天下地圖”、”土地地圖”等記載，可見當時已有了用于生産和土地管理等方面的地圖。自從黃河流域産生了農業，黃河的中下遊平原便是古代東方的文化搖籃，可以說，中國地圖的發展出于農業生活與戰爭的需要。春秋時代，出于農田水利和軍事工程所需，出現了以數學計算的新方法。雖然當時的地圖沒有流傳下來，但不難想象，地圖已被廣泛應用了。例如，孔子看到了從事土地測量和戶口統計人員，就在車上向他們打招呼以表敬意；荊柯爲謀刺秦王，假借呈獻地圖之名義求見。這說明當時的地圖已是統治者手中的重要工具。據記載，中國古代已有土地圖、行政圖、軍事交通圖、天下大勢圖以及礦山、墓地分布圖等。現在所能見到的中國最早的以實測爲基礎的古地圖是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的三幅圖，它們于公元前168年入墓的，分別是地形圖、駐軍圖和城邑圖。圖中包括的範圍與湖南、廣東、廣西三省相仿，內容和表示法與現代地圖大致相同。這些地圖在地圖發展史上享有極高聲譽。
西方地圖的發展，比較確定的是在古埃及尼羅河沿岸開始有農業時，春季的河水泛濫淹沒了農田，沖毀了田塊邊界。爲重新確定土地，便産生了具有數學意義的、用圖形表示土地輪廊和數量的地圖。古希臘、羅馬時代，因手工業的發達使地圖的發展從農業轉向海上貿易和軍事戰爭，他們學習了埃及的幾何學與地理知識，編制出具有大、小比例尺寸，大範圍、精確的航海圖和世界地圖。
在古代地圖科學史上，有兩位世界公認的地圖學家。一位是希臘的托勒密（公元90—168年），他曾研究了怎樣在平面上描繪地球球面的問題，提出了兩種世界地圖的畫法，一種是把經緯線繪成簡單扇形，一種是繪成球形，叫做地圖投影學。這是很重要的基礎，也是早期西方對地圖學最主要的貢獻之一。托勒密在他的著作《地理學指南》中論述了地球的形狀、大小、經緯度的測定方法，並選定經過大西洋中的費羅島的子午線。這一方法一直沿用到1884年。他是第一個用普通圓錐投影繪制成世界地圖的人，他的作品在古代西方地圖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稱之爲地圖科學的奠基人。另外一位是中國西晉的裴秀（公元224—271年），他編制了《禹貢地域莆》和《地形方丈圖》，前者爲曆史地圖，後者爲簡縮的晉國地圖。他提出的”制圖六體”：分率、准望、道裏、高下、方邪、迂直，即地圖繪制上的比例尺、方位、距離等方面的原則，奠定了中國古代制圖的理論基礎。他采用的計裏畫方法長期影響著中國古代地圖繪制的格局，受到了後世著名的地理學家的尊重。
據上述,中國古代的地圖繪制無論是實踐和理論,並不遜色于西方,而且有獨于西方的概念,應當發堀整理,而不應妄自菲薄,自辱于洋人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4160017.html?fr=qrl

英業餘史學家：達文西機件靈感 源自中國 【聯合報陳世欽08.07.30

英國業餘歷史學家曼席斯表示，文藝復興大師達文西繪製的機件草圖，與古代中國的同類草圖酷似，無疑源自中國。
曼席斯6年前即曾語出驚人的表示，古代中國航海家抵達美洲新大陸的時間比哥倫布早70年。他指出，中國的航海家曾於15世紀初繪製世界地圖，先後抵達澳紐、美洲新大陸，時間早於歐洲探險家。他說：「所謂歐洲人發現全世界的說法完全是胡扯。」
曼席斯表示，1434年，中國的一支艦隊（編按：明朝鄭和1405至1433年7度下西洋，其副手王景弘1434年第8度出航）帶著西方世界當時沒有的世界地圖、天體圖與科技百科全書抵達義大利，為此後的西方工程奇蹟奠定基礎，其中包括達文西繪製的飛行器草圖。曾任英國海軍潛艦指揮官的曼席斯表示：「中國人至1430年為止已掌握的一切技術傳到了威尼斯。」
70歲的曼席斯指出，一名中國使節自威尼斯前往佛羅倫斯，將這些新奇玩意呈給教皇尤金四世。他說：「這是點燃文藝復興的火花，達文西與義大利天文學家伽利略的創造，以中國人帶去的科技百科全書為本。」

坤輿萬國全圖文化解碼2013-06-03中時 俞力工（世新大學副教授）

　去年，自香港學者、生物學家李兆良博士先後出版《坤輿萬國全圖解密─明代測繪世界》（聯經，二○一二年）與《宣德金牌啟示錄─明代開拓美洲》（聯經，二○一三）以來，有關「中國人先於歐洲人抵達美洲」的史實，再次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焦點。
　李先生除了舉出美國發現的重要物證，即一塊玄德金牌之外，還指出所謂之「利瑪竇於十七世紀初繪製了坤輿萬國全圖」的傳統說法實屬謬誤，因為該圖示出的許多地點不只是利瑪竇時代西方航海家尚不知曉，甚至是於他之後一百多年才陸續抵達的地區。同時根據該圖的某些說明，李先生推斷利瑪竇繪製該圖時刻，實際參考了鄭和下西洋時期所提供的地理資料…。
　就「歐洲中心主義」（或「西人中心主義」）而言，「誰發現新大陸」一事，在其文化建構中只占很小的地位。遠比這種無視原住民存在的「先發見者先占有論」更加極端的是，他們把三千年前發源於近東的猶太教，透過《新約》的編撰，扭曲為西人的基督教；把一個猶太教士，即耶穌，給神化和歐人化（見歐洲教堂畫像裏耶穌的高大形象，與猶大的猥瑣）；把自己封為上帝選民的同時，卻把《舊約》指定的猶太人選民，加諸「弒神」的罪行，且要他們世世代代血債血還；把最初嫁接自小亞細亞、近東、北非文化的「希臘、羅馬文明」，闡述為「自發存在的歐洲文明」；源自小亞細亞、腓尼基和古埃及文字的古希臘與拉丁文字，也給切斷了其文化紐帶。甚至，把更加接近於地中海人種的南歐人（希臘、義大利南部、西班牙等），也給相當程度地鍍上一層「日爾曼色彩」…。
　李先生對《坤輿萬國全圖》所做的「解碼」，應當是一般華人地理、歷史學學者涉閱該地圖時不難察覺的「不正常現象」。不幸的是，直到今天，只要是上網搜索大多華文百科與相關詞條，竟然還記錄著「最初由利瑪竇所編繪」。本人完全同意李先生的觀點，即當一個民族失去自尊與文化認同的時刻，最簡便的存在方式便是順著主流意識、統治意識，依樣畫葫蘆。
　近百年來，所謂的「歐洲中心主義」已逐漸讓位於「美英中心主義」，大小事件，從南海到琉球與釣魚島，從東歐到中亞、近東到非洲，從反恐戰爭到支援恐怖主義組織（指利比亞、敘利亞），都可看到他們是如何明目張膽地濫用其話語權與主導地位。慮及此，李先生對「鄭和發現新大陸」史實的揭密，不啻為給渾渾噩噩的「普世價值論者」當頭一棒，可謂之大快人心。

美媒：為從尼泊爾吸引登山者，中國不再堅持珠峰是8844米2018-02-07 觀察者網

珠穆朗瑪峰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但它究竟有多高？這個問題遠沒有一個“8848米”這麼簡單。2005年，中國通過測量珠峰基岩高度得出了珠峰海拔為8844.43米的結論並得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承認，然而在珠峰另一側的尼泊爾卻一直沒有接受這個數據。
如今，尼泊爾決定自己來測量珠峰的高度。《紐約時報》報導稱，尼泊爾還認為中國放棄了自己的說辭，因為登山者更願意花錢去攀登一座8848米而不是8844米的山峰。
　　《紐約時報》2月3日報導稱，過去包括中國、丹麥、意大利、印度和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地團隊對珠峰的高度提出了各式各樣的算法，但這些測量探勘隊通常不包括來自尼泊爾的專家。尼泊爾與中國共享這座山，該國也是亞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它對於其他國家測得的數據一直是有所選擇的。
“珠穆朗瑪峰是我們的寶藏。”尼泊爾調查局前局長佈迪·那拉揚·舒雷絲沙說：“如果我們不參與進來，外國專家繼續降低我們的山峰的高度怎麼辦？”
例如在2005年，中國勘測人員從山峰的基岩處測得珠峰高度為8844.43米，儘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經認可了這一高度，但尼泊爾登山協會前負責人稱，中國向尼泊爾政府和國際登山機構施加壓力，要求認定該國自基岩處測得的高度8844.43米為山峰的新高度。
不過，《紐約時報》援引這位負責人的話稱，最近中國放棄了自己的立場，因為從西藏面（北坡）攀登珠穆朗瑪峰的登山者人數有所下降。按照這位負責人的說法，在山頂證書上多出的那幾英尺，足以讓一些登山者轉換路線，選擇從尼泊爾登山和花錢。
然而，根據被稱為“喜馬拉雅登山紀錄保管人”的路透社駐加德滿都記者伊麗莎白·霍利一手建立起來的“喜馬拉雅數據庫”，珠峰的北坡登山人數，除去受尼泊爾地震影響的2015年，近年來一直都在增加。在2017年甚至超過了300人，遠多於2016年的199人和2014年的124人。
　　回應
　高度是多少還是要有科學依據。尼泊爾的說法明顯就是扯淡：中方認為，珠峰高度應以岩體高度為準，也就是8844米，而尼方則認為應該算上峰頂數米積雪的厚度，總高度應為8848米。就好像合著身高不是看頭頂，而是看髮型？
　這個問題真的不是科學問題...既然這樣;就各執一詞吧
　主要問題是從中方登頂的旅行團的登頂證書上比尼泊爾的少了4m，大家不好發朋友圈裝逼；都跑尼泊爾那邊登山去了
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8_02_07_44614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