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一個重大變遷是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的土崩瓦解，歐洲在世界上的統治地位大爲削弱，加之科學技術的進步，整個世界不再象過去一樣分散割裂，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聯系比曆史上的任何時期都強，這是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得以建立自己的史學的條件。西方絕大部分史學著作充斥著西方文明及其播化的陳腐說教，巴勒克拉夫這本書的可貴之處就在于它抛棄了“歐洲中心論”或“西方中心論”，不僅論述歐美的曆史研究，用大量篇幅介紹蘇聯、東歐的曆史研究發展和現狀，而且對第三世界的史學也不吝筆墨，作了客觀介紹。它肯定了中國、印度和伊斯蘭文明完全同西方文明一樣都是構成當代曆史背景的組成部分。
以往，不論在東方還是西方，曆史學的目標是一種准巫術，與古代的崇拜和宗教關系密切，目的在于撫慰神靈，因爲他們一舉手、一投足都決定了人類的命運。後來曆史學又成了國王行動的記錄，歌頌國王的至高無上和豐功偉績，是官僚們寫給官僚們看的曆史。它不是如實記載過去發生的事，而是爲王朝統治者利益，保持現存社會秩序穩定，盡可能抹煞和掩蓋分裂、分歧和沖突等等。
但亞非拉第三世界的史學有其自身的特點。巴勒克拉夫用比較方法分析了三大洲史學的異同。與其他大陸相比，非洲史學文字史料比較匱乏，但口述史料相當豐富，後者占相當重要地位。非洲曆史學家面臨的嚴峻任務是重新發現和重新創立他們早期的曆史，並糾正歐洲人對非洲曆史的偏見。
拉美史學則從一開始就紮根于歐洲，以歐洲史學爲自己的楷模。最初，它追隨十九世紀歐洲的實證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又竭力仿效德國曆史主義；最後，在本世紀五十年代末，又開始學習法國年鑒學派。一九五七——一九五九年比森斯、比韋斯等的西班牙和美洲經濟——社會史問世，標志拉美史學抛棄了德國曆史主義，拉美史學現代化階段的序幕拉開。拉美史學傳統上是從民族主義觀點進行研究，但因爲拉美一個半世紀前就獲得獨立，因此拉美與帝國主義關系問題不象亞非史學中一樣成爲壓倒一切的問題。拉美史學與亞非史學的共同點更多是在“對殖民主義”的共同經驗、人口激增、內部的革命形勢、軍人政權以及經濟發展等問題。
亞洲史學也有自己鮮明的特征，具體地說就是：馬克思主義對史學的影響甚巨；曆史學和考古學的關系密切；研究重點從民族的政治史轉移到社會和文化史；民族主義色彩強烈。
亞非拉史學的新發展在空間上爲曆史學家開闊了視野，而考古學則是從時間上開闊了曆史學家的視野，尤其是對亞非拉史學來說更是如此。因爲考古學把無文字曆史的民族帶進了曆史研究範圍，而對“有文字曆史”的民族來說，它也揭示了文字所忽視的社會和經濟方面情況。以往曆史經典強調政治事件和偉人的作用，而考古學證據卻揭示人們如何生活、生産和交換，從而使整個人類曆史得以全面展現。無怪乎一位曆史學家要說：“史前考古學造成一場人類對自己過去的認識革命，這場革命規模之大，可與現代物理學和天文學所取得的革命相比擬”，使曆史學家的視野向前展延了幾十倍。
四
當代世界，曆史資料信息量急劇增加，電子技術的廣泛運用，曆史研究隊伍的日益擴大，政府對曆史研究的影響大大加強，集體研究項目增多。然而這些新情況並不意味著曆史學家應抹殺自己的創造性，而是相反，應當特別強調曆史學家個人的創造性，因爲很顯然，起主導作用的仍是曆史學家。電子計算機雖然可以較精確地回答交給它的特定問題，但不可能進行本質上是創造性的工作，即評價和判斷用機器處理過的數據資料。天才的思想畢竟得由天才的個人提出，曆史學當然也需由天才的曆史學家個人提供思想的火花。
總而言之，巴勒克拉夫熱情支持和擁護史學發展的新趨勢，但並不乏冷靜的分析態度。作者對于新趨勢的前景所作的預測反映出他冷靜的科學態度。他指出，目前，抵制曆史研究變革的力量同推動變革的力量相比較，至少是一樣強大，甚至可能更強大一些。據記載近來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曆史著作無論從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還是從概念體系來說，完全沿襲傳統。新趨勢是否能取得必然勝利，尚沒有得到保證。大部分曆史學家只不過是把這些新趨勢看作對傳統曆史學的有益的技術補充，將它同傳統史學結合，他們並不認爲這些新趨勢將會取代已經被駁倒的曆史哲學和過時的方法論。曆史學肩荷過去的重負，既面臨廣闊前景，又面臨危險。但與巴克爾、孔德和斯賓塞時代相比，把曆史學提高到一門科學的可能性大多了，所使用的技術也先進多了，對科學曆史學的理解更爲成熟，這就是曆史學新趨勢的希望。
http://www.lesun.org/xueke/html/2004-10/1840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