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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克學派

蘭克學派 指以德國曆史學家蘭克爲代表的史學派別。亦稱曆史研究的科學學派。由于該學派倡導秉筆直書，通過史料批判如實地再現曆史，因而又成爲實證主義史學流派的同義語。
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e von Ranke，1795.12.21—1886.5.23），生于圖林根的維厄，後入萊比錫大學研究古典作品，從而對曆史産生濃厚的興趣。在1824年他寫出並出版了他的首部著作《拉丁民族和條頓民族的曆史，1494—1514》之後，即入柏林大學任教，在那裏擔任了近40年的教授，並寫出關于英國、法國、普魯士曆史的卷帙浩繁的多種著作。他在當時的史學界聲名顯赫，並有較高的政治聲望，1865年被封貴族，1882年成爲樞密院顧問。蘭克認爲，史學家的任務是據事直書，不偏不倚，如實客觀。要想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首先對史料進行批判檢驗，去僞存真，由此重現曆史，亦由此曆史學可以被擡入科學之列。蘭克的這種主張是在19世紀初自然科學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提出的，因爲自然科學的極大成功使得社會科學家和人文科學家也希望通過觀察和實驗獲得對事物的不帶個人偏見的科學認識。因此蘭克的主張極大地鼓舞了當時的史學家，他們正希望自己這門學科擺脫哲學或神學的控制，並和文學藝術分道揚鑣，成爲一門嚴肅的實驗科學。正如後人所說：“19世紀是尊重事實的偉大時代……。蘭克那句並不怎麽深刻的格言（即‘據事直書’——引者）卻得到驚人的成功。德國、英國，甚至法國的三代的曆史家在走入戰鬥行列時，就是這樣象念咒文似地高唱這個有魔力的短句。”（卡爾《曆史是什麽》，中譯本第3頁）在這一學派中，湧現出大批碩果累累的著名史學家，使蘭克模式整整支配了西方史學界近一個世紀之久，而蘭克本人則被尊爲近代史學之父。
由于蘭克的前述主張，使得這一派曆史編纂偏重于政治史、軍事史、外交史等，因爲大量第一手的、比較可靠的史料來自于政府文件、軍事、外交檔案及政治家的日記等。此外，“據事直書”的原則導致了其曆史著述的特點是敘事、描述，而非分析、概括。
蘭克學派的這些特點雖有極大的積極意義，但過于絕對地看待曆史的客觀性，否認史家對史料及史著的滲入，研究範圍較狹窄，方法較單一，故而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遭到哲學家和史學家的質疑，而在20世紀50—60年代被徹底擯棄，取而代之者是繽彩紛呈的“新史學”諸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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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學

一指20世紀初開始萌動、50—60年代空前發展的旨在反對以蘭克爲代表的傳統史學的史學新潮流，一指近一二十年來這種“新史學”的更新變化。反對蘭克學派的客觀主義史學的主張，首倡于19世紀末的德國哲學家，如狄爾泰、文德爾班等，但真正從史學實踐上倡導新史學的，有法國學者西米昂、亨利?貝爾、喬治?勒費弗爾，美國學者魯賓遜、比爾德等人。他們的共同特征是提倡廣闊開拓史學研究領域，與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分支的合作，強調史學家的解釋，重視曆史學與現實的關系即史學的功能等。但在30年代之前，新史學的具體研究成果還不多見。
真正使新史學的理論與實踐成爲一股潮流的，是法國的年鑒學派（參見該條）。1929年《經濟社會史年鑒》的創刊，就象其名字所表明的那樣，不僅是年鑒學派誕生的標志，也是新史學誕生的標志。它表明新史學反對那種狹隘的外交政治史，倡導一種“總體曆史”觀念。布洛赫把《年鑒》的名字加上“社會”，正是因爲這個詞能包括曆史的整體，“曆史就是整個社會的曆史”。年鑒派第一代學者關于地理曆史學、封建社會史的研究，第二代學者如勃羅代爾對地中海的研究，第三代學者如拉迪裏的《蒙達猶》等，都是總體史的代表作。
在此前提下，新史學在本體論上把曆史學視爲一門關于人的科學、關于人類過去的科學，這就是說它是一門科學，又是特殊的科學。這就決定了它在認識論上既承認曆史認識的主觀性和相對性，卻又盡量避免意識形態甚至曆史哲學的幹擾，它極力反對湯因比式的宏觀史學，而主張從第一手材料出發的紮實研究。而在方法論上，它一方面倡導“問題史學”，即首先提出問題，然後再圍繞問題提出假設、確定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則倡導多學科合作，即吸取其他相鄰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如心態史學、數量史學、結構史學、地理史學、曆史人類學等等便都是這種總體的或綜合的方法論的産物。還需指出的是，馬克思主義重視理論概括（比如探索規律），強調階級、人民群衆、經濟因素等等思想日益給予曆史研究以影響，亦構成了新史學的組成部分。
但是近10余年來，靠打破蘭克教條而發展起來的新史學由于過分強調社會學分析方法和計量方法，正面臨成爲新教條的危險。一些史學界的有識之士開始改弦更張，于是便出現了“新敘述史”：“曆史學的主體從人周圍的環境轉向環境中的人；曆史研究的問題從經濟和人口轉向文化和感情；對曆史學發生影響的學科從社會學、經濟學和人口學轉向人類學和心理學；曆史研究的對象從群體轉向個體；解釋曆史變化的方式從直線式的單因素因果關系轉向互爲聯系的多重因果關系；方法上是從群體計量化轉向個體抽樣；史料的組織上是從分析轉向描述；而曆史學的性質和功能則從科學性轉向了文學性。”（勞倫斯?斯通，“敘述史的複興”，轉引自《史學理論》1989年第1期第33～34頁）由此來改變那種由于數字分析而造成的枯燥曆史以及只注重遠大結構而忽視活生生的個人的教條曆史，這是一種“新的”舊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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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史

指曆史編纂中通常采用客觀描述的方式，而非以分析爲主的曆史研究，它既不構成一種史學學科分支，也不能說是一種曆史研究方法，而是指那些采用敘述的文體寫成的曆史著作的集合，或說是一種由敘事風格史書結合而成的寫史傳統。
一般說來，傳統史學作品都是敘述史，比如中國古代的《左傳》、《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等，雖然各爲編年體、紀傳體、通鑒體，甚至還有紀事本末體，但都體現了紀事、記敘的特點；而西方從希羅多德的《曆史》、普魯塔克的《傳記集》，到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甚而到蘭克的《教皇史》，無論寫作時代如何不同，但也都是采用記敘的寫法。直到今天史學界大力倡導研究的分析手法時，敘述史或記敘體曆史作品仍在國內外史學界占據很大比重。
在近代曆史學成爲一門科學之前，史學主要記錄下以前的各種事實，然後把它們敘述出來，或按時間順序，或按特定分類，曆史著述的任務就算基本完成了。象司馬遷那樣通過“太史公曰”的形式對所敘史實略加評述的，在“二十四史”中並不多見，而這些評述與敘述部分相比也只占極小部分。這顯然是與古代史家講究“信史”、忠實記錄、秉筆直書的原則有關的；史家不能在史書中對曆史妄加品評，便促成了傳統史學的敘述特征。
但是，由于傳統史學基本都是敘述史，也就沒有單獨區分出敘述史的必要。只是到近代之後，德國的蘭克學派雖然力主史學可以成爲一門科學，但除了史料批判方法和職業史學家訓練方法的科學化以外，由于他們仍倡導據事直書，所以仍恪守寫史的描述手法，敘述史才成爲蘭克學派編史傳統的同義語（參見“蘭克學派”條）。
新史學家們對編史僅停留在客觀描述，而不對曆史表象的深層進行分析、不探討曆史發展的長期趨勢和規律、不對各種不同曆史進行異同分析深表不滿，于是社會史、計量史學、心理史學、比較史學均作爲敘述史的對立面應運而生，敘述史從此遭到冷落。對那些仍然擁有大量讀者的敘事式曆史著作，傑?巴勒克拉夫認爲是一種向科學曆史學變革的阻礙。
但是，由于各種社會科學理論以及數量方法等自然科學方法的應用，曆史學中有血有肉的人和事消失了，到處是幹巴巴的公式和沒有生命的結構，曆史書只是給專家中的專家看的，大量讀者被抛在了一邊。特別是當史學家意識到史學研究中的主體因素無論如何不可避免之時，就更沒有理由完全取消史著中的文學藝術性因素，況且以犧牲可讀性爲代價並不見得能換來更大的精確性、科學性。
在這種情況下，自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出現了“敘述史的複興”。但這並不是向傳統史學的簡單回歸，而是把敘事體、可讀性與科學分析和理論概括相結合，這構成了近 10 余年來世界史學發展新方向的一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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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主義史學

１９世紀在德國發展起來的由哲學及于史學的以實證主義方法和信念爲指導的史學派別。主要思想源于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思想,最大的特點是把自然科學的方法運用到曆史研究中。主要代表人物有：巴克爾、泰納、古郎治等。其主要特征有：在曆史研究中運用心理分析，關注事物之間的有機聯系，將曆史當作一個整體進行研究，試圖揭示隱藏在曆史活動背後的規律等。主要影響有：對事實的重視促使曆史學家提倡對史料的批判與審查，使曆史研究更爲嚴謹；在曆史中尋找科學的規律，促使曆史學向自然科學靠攏，形成日後曆史學家向自然科學學習的一種潮流。主要局限：只是簡單的把已確立了獨立學科性質的自然科學同曆史學進行類比，進而忽略了曆史學的獨特性，使曆史學難以成爲一門獨立的學科。
英國：巴克爾(Buckle,1821-1862)《英國、法國、西班牙和蘇格蘭文明史》（簡稱《英國文明史》）
法國：泰納（Taine,1828-1893）《英國文學史》《現代法國的由來》《古代政體》。　　　古郎治（Coulanges，1830－1889）《古代法國制度史》《方法論》
瑞士：布克哈特（Burckhardt,1818-1897）《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化》（研究文藝複興的必讀書）
德國：蘭普勒希特（lamprecht,1856-1915）《德意志史》
1898年法國史學家郎格羅瓦和瑟諾博斯合著《史學研究法導論》系統介紹和總結了實證主義史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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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主義

西方所謂曆史主義，盡管評論衆多，並無確切定義。我以爲，它實際是18世紀末西方近代史學從神學、哲學、文學中分離出來後逐步形成的一些原則。它仍帶有“文史哲”的著重事件描述和直觀的思想方法，強調曆史世界（Writ als Geschichte）與自然世界（Weltals Natur）之不同。據說，曆史主義（Historismus）一詞最早是德國人評介維科（G?B?Vico）的1725年的著作時所用。維科認爲曆史是循環進化的，但一國的觀念、制度、價值觀完全受自己曆史發展所決定。被稱爲西方“近代史學之父”的蘭克（L?Ranke，1795—1886）可稱爲第一個曆史主義者。他寫有德、奧、法、英曆史，但每國只寫其某主要事件，有類“紀事本末”。他認爲每個國家都有其個性，代表一種個別的精神，而無共同的曆史可言。其後德國著名史學家如特洛奇（E?Troeltsch）、邁納克（F?Meinecke）等，並在方法論上強調曆史是不可重複的，曆史事物具有單一性和相對性，不能象自然科學那樣用普遍規律或模式進行推理研究。特洛奇強調直覺方法，邁納克更重視思想史研究。這就形成了德國曆史主義學派。
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曆史主義傳播到各地。法國史學家孟德（G?Mond）來德國學習，後于 1876年創辦《曆史評論》（Revehistorique）。法國的米歇萊（J?Micheled）、英國的斯塔布（W?Stubbs）都用德國學派方法寫法國、英國中世紀史。俄國的羅斯托維季耶夫（M?I?Rostovtzeff）也到德國學習，成爲古代史專家。美國阿達姆（H?B?Adams）于1884年創建美國史學會，引進德國史學思想，他的學生圖諾（F?J?Turner）創立進步學派（pro－gressive school），成爲美國的曆史主義學派。
19世紀末出版班海姆的《曆史方法論》、朗格盧瓦與塞紐博斯的《曆史研究導論》。這種“史學手冊”性質的書將曆史主義概念系統化，譯文流行各國，成爲傳播曆史主義的重要工具。
講到經濟史，那又是與19世紀四十年代以李斯特（F?List）爲先導，由羅雪爾（W?G?F?Roscher）創立的、七十年代經施穆勒（G?Schmoller）等人發展了的經濟學中的德國曆史學派分不開的。這個學派反對英國古典經濟學建立永恒的普遍的經濟理論的企圖及其抽象演繹方法，主張根據各國曆史發展的特性研究具體的經濟政策。象國民經濟有機體、經濟發展階段論、曆史法學方法、曆史語言學方法、各國經濟發展的特殊性和經濟理論的相對性等觀點和方法，都是這個學派提出的，也成爲史學中曆史主義的部分內容。這個學派的希爾德布蘭德（B?Hildebrand）、克納普（G?F?Knapp）、布倫塔諾（L’Brentano）原來都是史學家，施穆勒、畢雪（L?Bhcher）是著名的經濟史學家。英國著名經濟史學家阿施萊（W?J?Ashley）、坎寧翰（W?Cunningham）也都具有曆史主義觀點。
1883年，經濟學中奧地利學派創始人門格爾（C?C?Menger）的書中批評德國曆史學派缺乏理論分析，指出曆史方法不能用于經濟理論的研究。施穆勒爲文反駁，引起一場爭論，史稱“方法論論爭”，斷續達20年。1904年，韋貝爾（M?Weber）爲文批”評德國曆史學派將倫理道德範疇應用于經濟學，是在科學中摻入主觀價值判斷。施穆勒爲文反駁，又引起一場爭論，史稱“價值判斷論爭”。其後，桑巴特（W?Sombart）和布倫塔諾接受了韋貝爾的觀點，認爲經濟學不應作價值判斷，成爲經濟學中德國曆史學派瓦解的原因之一。[7]①但在史學中，價值判斷傳統保留下來。不過，這時的曆史主義已擺脫早期神學的殘余，接受了實證主義觀點。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方史學家，除馬克思主義者外，大都變成“愛國主義者”和主戰派，各爲本國、本陣營的“特殊性”辯護，而這也是戰後曆史主義轉見強盛的原因之一。這以後情況，已見前引《趨勢》一書的分析。現我再據《趨勢》所述三十至五十年代對曆史主義的批評，將所謂曆史主義的特征歸納爲下列五項。
一、曆史主義的史學是敘述式的，缺乏分析。又常是事件和史例的羅列，或用單線因果關系將它們聯系起來，而缺乏整體性、結構性的研究。
二、曆史主義者強調曆史事件、人物和國家的特殊性和個性，而不去研究一般模式和存在于過去的普遍規律，因而其解釋是個別的和相對主義的。
三、曆史主義者在考察史料時采用歸納法和實證論，這種經驗主義的方法不能在邏輯上肯定認識的真實性。他們在解釋史料和做判斷時，由于缺乏公理原則和強調個性，就主要憑史學家的主觀推理和直覺。這兩者都背離科學。
四、曆史主義者或是根據倫理、道德取向來評議是非、臧否人物；或是認爲一切是受時間、地點和曆史環境決定，無絕對的善惡。兩者都是不可取的。
五、曆史主義者脫離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來研究曆史，認爲曆史學的唯一目的是真實地再現和理解過去。這就造成史學家爲研究過去而研究過去的心態，養成埋頭繁瑣探索，窮究細枝末節的職業作風。
須說明的是，不是每個被稱爲曆史主義者的史學家都具備這五個特征，他們往往還批判其中某些觀點，或者根本不承認有所謂曆史主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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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釋學史學

闡釋學史學或釋義學史學。是用解釋學理論（hermeneutics）作爲方法論研究曆史的一種特殊研究角度，及由此形成的史學流派。它本指高度重視文字資料的解釋、注疏以揭示曆史真實的傳統史學，後特指自威廉?狄爾泰之後把解釋學視爲社會科學一般方法論後，用其理論揭示曆史意蘊的曆史研究。解釋學本身是由對聖經的詮釋而來的。正象古代中國對儒家經典“四書五經”有多種解釋注疏和訓詁一樣，西方中世紀神學對聖經也有多種詮釋，各種版本的詮釋也同樣力爭正統地位，由此形成一門專門的學問。到近代之後，它逐漸變成一種通過文字闡釋文獻資料，或對史料進行批判考證以對往昔進行科學解釋的系統方法論。
19世紀的蘭克學派忽視理論概括，但卻十分重視文獻資料，他們吸收了以往博學學派的語義學、古文書學等等的釋義詮注技巧，用以進行史料的批判考證，成爲解釋學史學的又一代代表。不過同時強調解釋的還有反蘭克的德國史學家德羅伊森，他認爲自然科學那種解說技術只足以研究自然界重複的因果關系，只有理解的方法才能把握人類精神獨特的內在世界。這就成爲與前述解釋學截然不同的哲學解釋學的前驅。
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解釋學始于德國哲學家狄爾泰。他首先站出來反對實證主義和曆史主義，認爲後者絲毫不考慮曆史認識的主觀因素，而正是因爲這一點，使史學家只有靠理解和解釋前代留下的各種痕迹，來彌補靠記錄或記憶不能全部把握曆史之不足。他把全部人類行爲看作是人類精神的“外化”，具有一種意義，對這種內在意義是無法直接感知的，因此只有對那些外在的象征加以解釋，而曆史就是這樣一個有待理解和解釋其內在意蘊的“文本”。要想做到這一點，就需心理學上的所謂“移情”。此外，由于一切文化産物都是對人類意義的不同解釋，它們之間就不應有高下優劣之分，這就有助于歐洲文化中心論的破除。
在狄爾泰之後，意大利哲學家貝蒂、美國文論家赫爾施、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及其弟子伽達默爾大大發展了釋義學，但前兩者與後兩人之間卻存在一個根本性轉換。前者還認爲曆史的意義是客觀存在，史家的主觀性也不能抹殺這一客觀性，而解釋就是通過理解史家來把握曆史這個文本的原意；後者卻絕不是要解釋什麽文本或辭句，而是要解釋古往今來的整個人生這個最初始的本體，這樣理解和解釋活動便是主體認識的基本方式。後者認爲，真正的理解和解釋不是去克服因曆史性造成的主觀性，因爲這也是一個客觀存在，是根本無法消除的，所以理解和解釋應是正確地評價和適應這一曆史性（時間間距），後者正是可以借助來發現意義的手段。比如在曆史研究中，只有在時間間距消除了我們對對象現實的、功利的興趣之後，排除掉研究者主觀的滲入，導致發現對象的真正意義。因此曆史是“效果曆史”，是主體與客體的統一，其中同時存在曆史的真實和曆史理解的真實。這種釋義學主張表明我們永遠不能在“處境”（比如曆史）之外對它加以理解，因此便永不會有絕對客觀的認識。
解釋學理論由于大量涉及曆史解釋，因而對史學沖擊很大，如法國的利科爾就是較有影響的解釋學史學家，其他如巴爾特、富科等人的研究也與此密切相關。在中國，除哲學解釋學在哲學界、接受美學（解釋學的派生學科）在文學界有所介紹之外，解釋學史學對于史學界來說還是比較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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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史學

心理史學是一門結合曆史學與心理學的一種跨學科研究，按現代西方史學中的研究方法劃分出來的一個分支學科，利用現代西方心理學理論，特別是精神分析學說，根據集體的行爲來解釋曆史現象和曆史進程，進而推斷社會未來的發展。
心理史學是運用心理學方法研究曆史上人們心理狀態的一種史學流派。佛羅伊德是西方心理史學的奠基人，他所創立的精神分析法後來成爲許多曆史學家進行心理研究的主要依據。佛羅伊德在1912年率先運用精神分析理論寫出了關于達?芬奇的傳記《童年的回憶──達?芬奇》。他在書中指出，達?芬奇的性格非常奇特，他有時溫柔得就像善良的女孩兒，有時又非常狂妄，懷疑一切，蔑視權威。他的繪畫藝術本已達到很高水平，但卻花費大量時間從事與繪畫毫無關系的科學研究活動，如研究鳥類飛行、植物的營養等。佛羅伊德認爲這些矛盾反映了達?芬奇的心理變態，心理變態又根源于達?芬奇的童年。達?芬奇生于1452年，是一個公證人和一個農家姑娘的私生子，後來他的父親抛棄了他的母親，和一個出身高貴的姑娘結婚，達?芬奇便同母親一起生活，直到5歲才回到父親身邊。
佛羅伊德認爲這5年恰恰是達?芬奇性格和心理形成最重要的時期，由于沒有父親，引起了他個性的嚴重失態，並形成了他女性化的性格和同性戀的傾向。達?芬奇的母親由于失去戀人而加倍愛撫幼兒，她對達?芬奇的不斷親吻刺激了達?芬奇對母親的依戀和性的早熟。佛羅伊德認爲蒙娜?麗莎迷人的微笑實際上就是他母親的微笑，反映了他對母親的愛和深深的懷念。這本書被認爲是心理史學最早的著作。另外，佛羅伊德還著有《歌德對童年的回憶》、《托馬斯?傑斐遜心理研究》等。在心理史學方面有所成就的還有法國年鑒學派的第一代學者呂?費弗爾，他提倡曆史學和心理學的結合，並對心理史學進行了理論探討。他在《拿破侖蔔書中，曾對拿破侖性格的形成進行過心理分析。他的《拉伯雷的宗教》也是重要的心理分析著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心理史學開始在整個西方興起，美國仍然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早在1935年，美國史學家威廉?蘭格出版的《帝國主義外交》一書中，就用心理學方法分析了19世紀末英國的對外擴張。1957年，蘭格擔任了美國曆史協會主席，在12月29日的就職演說（《下一個任務》）中，呼籲曆史學家把心理史學方法引人曆史研究領域，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一門新的史學。通常人們都把蘭格的講話看作美國心理史學真正形成的標志。
就在蘭格演說後僅僅一年，美國精神分析專家埃裏克森就出版了他心理史學的經典性著作：精年路德?對精神分析與曆史學的研究》。埃裏克森的貢獻主要是：第一，強調自我的獨立性，認爲自我在爲本我服務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內容、需要和機能；第二，強調人格的可變性，把人們從生到死的心理狀態分成8個階段，人就是通過解決各個階段的心理危機而向前發展的；第三，在人的內在心理世界和外在社會環境的關系上，注意到了外在環境對心理的影響；第四，從心理學角度闡述了領袖與群衆的關系，認爲領袖所以成爲領袖，是因爲他能克服內心的種種障礙；但領袖又是不能脫離群衆的，群衆的心理往往對領袖的心理産生影響。除此之外，埃裏克森還寫了其他許多心理史學方面的著作，如1963年的《兒童期與社會》、1969年的《甘地非暴力主義的起源》等，是公認的西方心理史學的權威。
在蘭格的號召和埃裏克森的鼓舞下，美國的新史學在60年代有了迅速發展，一批年輕的學者逐漸成長，他們大都受過曆史專業和心理學專業雙學位的訓練，他們年富力強，成果卓著，比較著名的有洛溫伯格和科胡特等人。美國心理史學還擁有兩個專業刊物《心理史學雜志》和《新史學評論》。其他刊物如《美國曆史評論》、《現代史雜志》、《交叉學科曆史雜志》等還經常舉辦心理史學的專刊。到70年代末，美國已有30多所大學開設心理史學的課程。可見，新史學在美國也是一片興旺景象。當然，新史學在當代並不局限于美國，也波及了西歐所有的國家和加拿大，如德國對路德和希特勒時代的心理研究，在世界上就有一定的影響。
概括起來說，當代西方心理史學表現出如下特點：
第一，注重探討曆史人物的童年經曆。如美國學者奧托?弗萊茲1972年發表的《俾斯麥心理分析》就頗具代表性。他探討了俾斯麥的童年生活與他的人格形成的關系。俾斯麥從小缺乏母愛，母親對他非常嚴厲和冷淡。上學以後，他又經常受到老師的粗暴對待，所以成年的俾斯麥就形成了一種權力欲，因爲他要通過不斷追求權力來補償他童年時未得到滿足的心靈；
第二，廣泛應用精神分析的概念與術語。比如“犯罪感”就是應用很廣的一個概念。除此之外，還有自我防禦機制。自我同一性、心理暫停狀態、喚起代理、男性自我陶醉等；
第三，用精神分析法研究集體心理。法國曆史學家喬治?勒費弗爾在（1789年的大恐慌》中認爲1789年谷物的漲價、農村的饑荒、乞丐、暴徒、土匪的騷擾、領主對農民起義的鎮壓、貴族和宮廷的陰謀，這一切使整個法國陷人心理上的大恐慌之中，農民由于恐懼而作出了防禦反應，恐懼消失後又産生了懲罰的願望，從而掀起了波瀾壯闊的農民革命，這場農民革命構成了法國大革命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他認爲群衆革命心理的三個方面：恐懼、防禦反應和懲罰願望是解釋法國大革命的關鍵；
第四，擴大了史料應用的範圍。除了傳統的文獻著作外，心理史學還運用了其它有助于心理分析的資料：回憶錄、私人信件、日記等。另外，生活習慣和個人痛好也被心理史學所注意。如佛蘭茲就注意到了俾斯麥愛決鬥，愛表現自己等等，通過這些細節來說明俾斯麥的心理狀態。
對西方心理史學的興起應該如何看待呢？
首先，作爲一門正在發展中的邊緣學科，心理史學的方向是正確的，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馬克思主義從不排斥從人類心理的角度去認識和了解曆史，認爲經濟因素是影響曆史發展的最終的決定的因素，但人的心理、情感等因素在曆史上也起一定的作用。如恩格斯說：“自從階級對立産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曆史發展的杠杆”。因此，曆史科學是不能忽視人類的心理活動的；
二是心理史學爲曆史研究開辟了新的途徑，它擴大了曆史研究的範圍，把不被傳統史學所注意的東西如童年經曆、性格、情感、潛意識等等引人曆史學領域，從而造成了一場革命性的變革。
但對西方心理史學我們也不能不加分析盲目搬用，應當看到它的缺陷：西方心理史學基本上是建立在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基礎之上的，這一理論在醫學和心理學上特別是在治療精神病方面有獨到的價值，但用它來研究整個曆史領域就顯得牽強附會了。曆史唯物主義認爲，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因此脫離了社會關系總的結構，脫離了社會曆史環境，僅僅從人的本能和心理活動去概括解釋曆史，就必然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從另一個角度看，心理史學在西方的發展也限制了史學家的眼界，許多史學家只盯著人的內心活動，而不顧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存在，這顯然背離了心理史學應有的發展方向；心理史學還導致了不顧事實，隨意解釋曆史的主觀主義傾向。精神分析法強調追溯曆史人物童年的經曆，但這方面的資料又非常缺乏，因此許多毫無真實性的傳說也被心理史學家用來作爲精神分析的證據，這樣的曆史是無科學性可言的；曆史研究機械化、簡單化的傾向也很嚴重，許多史學家用一個固定的理論模式生搬硬套曆史，還有的曆史傳記幹脆就是人物的精神病病曆，而不作任何曆史解釋。
另外，從心理學領域引人大量的理論術語也給人以故弄玄虛之感。由此可見，我們的心理史學要發展，必須打破西方心理史學的唯心主義體系，發展自己的科學的心理史學理論。
http://baike.baidu.com/view/6490.html

史學方法論

史學方法論或稱曆史科學方法論、曆史研究方法論。它並不指任何單一的研究方法，而是指關于史學方法的理論，或者說，它是一種可以用于曆史研究的普遍方法理論，抑或可以說，拿一定的世界觀來觀察、分析、解決曆史問題便是方法論。在這個意義上，也可稱之爲“方法學”（methodology）。
也正因此，亦因爲科學研究中爲達到同一目的而使用的方法、手段是多樣的，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不同學派和不同個人那裏，史學方法論是存在明顯差別的，但它們不見得必定是尖銳對立的，往往是可以相互補充、兼容並蓄的，故史學方法論應是個開放的系統。
當然，創立一門作爲方法或關于方法的理論體系，是比較晚近的事，是近代科學極大發展的産物，但這並不是說古代史學就沒有其方法論體系，只是缺乏系統的歸納整理。
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發現存在著辯證唯物的史學方法論、實證主義史學方法論、結構主義史學方法論、解釋學史學方法論、發生學史學方法論、符號學史學方法論、精神分析學史學方法論、證僞主義史學方法論等等多種。而諸如比較方法、數量方法等只作爲具體研究方法，而不構成史學方法論。
從另一個角度說，史學方法論也可以理解爲論史學方法。但這並不是論述一個個具體方法以及它們的簡單排列組合，而是從比較抽象的角度、從理論思維的高度，闡明史學方法一般的內涵、外延、特征，它的層次結構、內部聯系；
論述它與曆史觀，與曆史認識論的關系；論述它與一般科學方法論的共性和差異性，以及它吸收其他科學方法的角度、程度及局限；
最後還應具體描述和分析曆史學所能應用的種種方法和手段，並從中抽象出一般，發現曆史研究方法的內在一致性。
總之，盡管國內外對史學方法論體系多有論述，但尚無統一意見，並多爲對具體方法的介紹，因此，系統地研究科學的史學方法論，而非個別的方法或方法論仍是史學理論界迫在眉睫的任務。
http://baike.baidu.com/view/112959.html

炒作能阻止中國崛起？

　　炒作中國的維和救災1軍售2軍費3軍演4，雖不能阻止中國崛起，但可炒地中國遍地烽火、國弱民窮！
　　的相反，「中國模式」造就國富民強的「中國崛起」5！不信看二文：＜美國的挑釁，是中國前進的動力！＞＜美國根本沒有能力阻止中國的崛起！＞
　　此即歷史哲學家湯恩比的「挑戰回應說」！
　　我還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呢！與其引用不合當代史學6的歷史哲學，不如以歷史為鑑、央視紀錄片《大國崛起》7即是。
…………………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29270129

文揚：僅僅從“西方中心論”出發，我們可能讀的是假歷史 2017-03-21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在大國崛起之時，電視劇《大秦帝國•崛起》在許多人眼中有了別樣的意義。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觀察者網專欄作者文揚連續發表兩篇文章，重新審視大秦帝國與當今的輿論場。因讀者討論熱烈，作者寫就第三篇，作為回應。如何看待大秦帝國與中西文明、中西史觀，這是個重大課題，作者擊了第一波鼓，望讀者們繼續討論。本月25日，觀察者網、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將共同主辦首期“觀天下講壇”，本文作者文揚將對話《大秦帝國》小說作者孫皓暉，敬請期待。】
　　前兩篇文章，《他們不罵<大秦帝國>，卻大罵大秦帝國》和《2000年後繼續罵大秦是一種什麼樣的“政治正確”》，都提到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對中國學人歷史觀的影響。
　　影響之深令人吃驚。“君主專制”這個詞，很多中國人順手從孟德斯鳩和黑格爾等人那裡拿過來，直接扣到了中華歷史各個大一統朝代的頭上，當作頭號罪名，亂批一氣。其實大都沒搞明白這個詞所指何為，也不知其來龍去脈。
　　有個基本的事實：思想也是一個市場，也有產品暢銷度和市場佔有率的考慮，當一種觀點像一個產品一樣被普遍接受，並且這種普遍接受一定有利於某些人時，那麼，這背後就一定存在著一個系統性的廣告操作和營銷。
　　“西方中心論”當然是大大有利於西方的，維護西方利益的學者不可能不致力於推動這一觀念的普及。所以，心中秉持“西方中心論”每一個人，都不應該排除這個可能性：自己實際上是受到了一個長期的、深入的、系統性的廣告操作和營銷的影響，是被某些人當成了思想觀念“市場佔有率”指標的對象。
　　有充分的事實證明：近幾百年來，西方的帝國主義學者們通過幾代人不懈的努力，經由各種形式的文學、藝術和學術，努力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深深植入這樣的思維定式：除了西方，所有東方的和南方的國家，無論是大一統帝國時代，還是分立割據四分五裂時期，都是落後、野蠻、黑暗、邪惡的；只有西方的政體，無論是古希臘民主、古羅馬共和，還是近現代自由民主，才代表著先進、文明、光輝、正義，才是唯一可以正面評價的，才是值得美化和歌頌的。

被植入此種思維定式的中國人大有人在。一條從古希臘羅馬直到今日美利堅綿延兩千多年的“西方文明”歷史長河在他們心目中熠熠生輝，除此之外的其他部分都是黑暗和停滯，尤其是中國的部分，兩千多年都“處在世界歷史的局外”，與西方文明的光明之河相比，猶如一潭死水，不值一提。
　　可嘆的是，他們從來未曾想過這個黑白分明的歷史圖景有可能是個贗品，至少是出於某種政治目的而被動了手腳。他們堅定地認為自己心中那個光輝的西方是通過自己努力學習和“獨立思考”樹立起來的，於是對於所有挑戰和詰問都嗤之以鼻。
　　然而，無論他們願意不願意，事實終將揭示出：他們心目中的黑和白正好搞反了，那條光明之河根本不存在，反倒是長期被貶低為黑暗野蠻、永遠停滯的東方文明，有更長的輝煌歷史和更多的燦爛文化。
　　“古典時代”的真相
一位19世紀的學者說過一句話：“把歷史弄錯，是成為一個民族的必要條件”。此話道出很多人不願意承認的一個真理。中世紀末的歐洲還有400多個自主政體，到了19世紀末，變成了25個民族國家，這就意味著，每一個赫赫有名的民族——法蘭西、西班牙、德意志、意大利、奧地利、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波蘭、丹麥……，其實原本並不存在，無不是其統治階級為了創造“民族國家”人為捏造而成的。
　　而“西方”這個大概念，當然也是無中生有。隨著幾個歐美國家崛起為世界霸權，上升為世界各民族的主宰者，一項“把歷史弄錯”的系統工程也悄然展開。於是，一條閃閃發光的“世界歷史主線”被精心編造出來，被寫成教科書流向全世界的學生課堂。這是一個關於“西方”的前世今生的“官修版”世界史，人們對其耳熟能詳——古希臘-古羅馬（“古典時代”）-中世紀-文藝復興-大航海-新教革命-工業革命-自由民主-西方。
　　歷史學家湯因比曾經說過，“自我中心”和“線性歷史”是歷史學家最容易發生的兩大“錯覺”。但反過來說，如果就是故意要把歷史弄錯，那麼這兩大“錯覺”，也恰恰就是最容易使用的兩大工具。
　　不妨想像一下，假如有這樣一部另類的“東方歷史”：“文明之光”出現在大約公元前14世紀遼東和朝鮮半島的“東胡”部落，與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並列為古代世界“四大文明”之一；

公元前12世紀至前2世紀發展為燦爛的“箕子朝鮮文明”；經過短暫的“衛滿朝鮮”之後在公元前109年被來自西方的“蠻族”漢人所滅，進入了黑暗的“漢四郡”時代；而後發生了“偉大的高句麗復興”，疆域遍及整個東北亞，歷時350餘年，但在公元668年再次被來自西方的“蠻族”唐人所滅；經過200多年的“後三國”之後，又迎來了“第二次偉大的高句麗復興”，“東方凱撒”王建統一“後三國”建立了輝煌的高麗王朝；1388年“東方拿破崙”李成桂政變，結束了500多年的高麗王朝，建立了“偉大的李氏朝鮮”……
　　其中不見了夏商周，不見了秦漢三國魏晉南北朝，不見了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所有發生在中原九州的王朝興衰和文明發展都被淡化成了可有可無的背景，既沒有貫穿的主線，也沒有光輝的事蹟，只有時興時衰的“西方蠻族”活動……
　　不妨再聯想一下：當今世界流行的“西方中心論”的“官修版”世界史，就一定比這一版“朝鮮中心論”歷史更真實嗎？
　　要不要質疑：“古典時代”的希臘、耶路撒冷和羅馬，真的如“官修版”世界史中描述的那麼光輝燦爛嗎？有沒有可能這幾處文明相對於古代世界真正的文明中心，實際上是處於很邊緣的地位，差不多就是東胡和箕子朝鮮相對於中原文明夏商周秦漢的地位呢？君不見，近年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歷史著作揭示出：1. 古代世界的文明中心並不在地中海，而在亞洲的心臟地區——小亞細亞和伊朗高原；2. 文明的傳播方向並不是從西向東、向南，而是從東向西、從南向北；3. 所謂的“古希臘文明”並不是來自北方的歐洲大陸，而是古代亞洲文明向西、非洲文明向北傳播的結果。
　　要不要質疑：“西方”作為一個共同體，真的有古代世界的起源和“中世紀”的共同經歷嗎？有沒有可能它的形成完全是近代之後的事，只是在大航海和發現新大陸之後，才產生了一種命運與共、惺惺相惜，也才產生了編造共同歷史的需要？君不見，關於西方之身世最為自誇的說法——“那個無可比擬的共同體的三次深呼吸”（蘭克Leopold Von Ranke），其實反而暴露了編造的馬腳，因為所謂第一次“深呼吸”蠻族入侵和第二次“深呼吸”十字軍東征，作為歷史材料都太過牽強，捉襟見肘，這些零星曆史事件與同時期在亞洲大陸發生的那些壯麗史詩相比，小得不成比例，根本不可能產生長達千年以上的歷史影響。

要不要質疑：赫梯、亞述、米地亞、巴比倫、迦太基、阿契美尼德、波斯、安息、大夏、孔雀王朝……所有這些“非西方”的東方帝國，真的不如西方的“古典時期”燦爛輝煌嗎？有沒有可能這些文明無論是在政治秩序上、經濟發展上、科技成就上、文化和藝術的繁榮上，不僅絲毫不遜色於甚至還大大超過希臘、羅馬和耶路撒冷，只是在近代被西方帝國主義史學家根據政治的需要、按照政治正確原則，處理成了“世界史”的背景和邊緣，一種次生的、被影響的文明，甚至是野蠻的象徵、邪惡的代表？
　　君不見，美國康奈爾大學政治學教授、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研究員馬丁•貝爾納（Martin Bernal），在他的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一書中已經揭露了部分真相。他通過大量考證發現，希臘與其說是歐洲的希臘，不如說是黎凡特的希臘，是埃及和西閃米特文明影響的結果。而今天人們所讀到的古希臘歷史，不過是在1785至1985這兩百年時間裡一個可以被稱為“編造古希臘”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的集體創作的結晶。他在書中寫道：“大多數人都會吃驚地發現，人們從小到大深信不疑的'雅利安模型'（即古希臘文明源自於其北部的雅利安文化），只是在19世紀上半葉才剛剛構建出來的。這個新的模型否認了埃及人向希臘殖民這個事實，也質疑腓尼基殖民者的存在。我將這個模型稱之為'純粹化的雅利安模型'，它在1890年代和1920-1930年代兩次反猶主義高潮之間大行其道……”。
　　出於反猶的需要，西方帝國主義學者可以將“古典時代”編造成一個“純粹化的雅利安模型”，不僅排除掉了埃及，排除掉了小亞細亞，也排除掉了腓尼基以及後來的以色列。一口咬定希臘文明就只有一個方向上的來源，就是北方的雅利安。
　　但西方是基督教世界，堅信“上帝在我們一邊”，所以耶路撒冷又不能丟給“非西方”，必須是西方歷史起源的一部分。西方可以反對猶太人，說他們不是上帝的選民，甚至相信《新約》中關於第二神殿的毀滅是上帝對猶太人的死亡審判、耶穌不是被羅馬皇帝彼拉多殺死而是被猶太人殺死的各種說法，但是決不能沒有耶路撒冷，也不能沒有亞伯拉罕和摩西等大先知們，因為在《舊約》記載中這些人都與耶和華訂了契約。
　　做到這一點也不難。耶路撒冷作為基督教聖城的光輝，以及周圍所有古代王國和城市的黑暗，這個黑白分明的圖景，在《舊約》故事中早已描繪好了。

《舊約》故事中承認，古代東地中海世界中最早的大都會，如古巴比倫的吾珥、烏魯克、尼尼微等，早已繁榮昌盛，人文薈萃。據記載，“尼尼微是極大的城”，需要行走三日才能繞城一周，其時的耶路撒冷不過是個小村鎮。
但是，自從亞伯拉罕（其時名為亞伯蘭）離開吾珥城之後，一個顛倒的歷史也隨之開始。
　　亞伯拉罕是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三大宗教共同的“吾父”、“大族長”、“第一先知”，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自認為是“亞伯拉罕教”的教徒。　　但是，幾千年來經書無數、信眾無數、神學大師無數，卻沒人能解釋亞伯蘭為什麼要離開吾珥——古代世界的紐約，前往迦南——古代世界的撒哈拉。
創世紀15:7中寫道：耶和華又對他說：“我是耶和華，曾領你出了迦勒底的吾珥，為要將這地賜你為業。”
　　因為神將亞伯蘭領出了吾珥，賜地迦南，那麼吾珥城和巴比倫也就瞬間成了被神所遺棄的地方，無論曾經多麼輝煌。
由於亞伯蘭一家人離開吾珥城之後的遷徙，走的是一條遠離文明中心、前往不毛之地的路線，這就意味著一段反文明歷史的開啟。在《舊約》故事中，伴隨這條背離文明的遷徙路線，沿途的那些偉大王國和美麗城市，統統受到了神的詛咒，甚至遭到滅頂之災。
　　在埃及，因為法老欣賞亞伯蘭妻子撒萊的美貌，耶和華就“降大災與法老和他的全家。”（創世紀12:17）
　　在迦南，因為所多瑪、蛾摩拉兩座城市擋住了亞伯蘭的營地帳棚，耶和華就“將硫磺與火，從天上耶和華那裡，降與所多瑪和蛾摩拉。”（創世紀19:24）
在巴比倫，因為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拆毀了耶路撒冷的神殿，擄走了城中百姓，耶和華就說：“我必興起攻擊他們，將巴比倫的名號和所餘剩的人，連子帶孫一並剪除。”“我必使巴比倫為箭豬所得，又變為水池。我要用滅亡的掃帚掃淨他。”（以賽亞書14:23）
　　在亞述，因為“設謀攻擊耶和華”，耶和華就指著尼尼微說：“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後。我必從你神的廟中，除滅雕刻的偶像和鑄造的偶像，我必因你鄙陋，使你歸於墳墓。”最終，“尼尼微現在空虛荒涼，人心消化，雙膝相碰，腰都疼痛，臉都變色。”（那鴻書1:14，2: 10）
　　順便說一句，尼尼微近年來有個如雷貫耳的名字：摩蘇爾。

實際上，除了《舊約》中這些虛構故事，沒有任何真實的理由，證明埃及、迦南、巴比倫和亞述等王國和城市都是“邪惡”和“不義”的，都應該遭到毀滅。這些當時已經十分發達的古代文明，無端遭到污名化、妖魔化，唯一的原因，只是因為它們大大優越於猶太文明——城市比耶路撒冷大得多，財富比以色列多得多，工藝美術比猶太人強得多。猶太人在這些城市之間的荒野中游盪，居無定所，不知所終，就只有靠編寫“聖書”、偽造歷史來發洩憤恨，換取精神勝利。
　　是時候重新審視我們自己心中那個“西方中心論”了
彼得•弗蘭科潘Peter Frankopan是牛津大學伍斯特學院高級研究員，牛津大學拜占庭研究中心主任，他在最近的新著《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完成了一件大事：將“兩千年來始終主宰人類文明的世界十字路口”，從地中海還原到了亞洲心臟地區。
　　作者在前言中寫道：“課堂上，那些沒有學到的地區似乎都消失了，或被耀眼的歐洲崛起的故事淹沒了。……事實上，東西方之間的橋樑正是文明的交叉點。這些國家絕非處在全球事務的邊緣，而是國際交往的正中心，並且自古以來就是如此。”
　　“在並不遙遠的過去，歐洲人把亞洲分成三大區域——近東、中東和遠東。然而在我成長過程中聽到或讀到的有關當今時代的問題，好像都發生在第二個區域：中東。……我不明白為什麼大人們一直告訴我地中海如何如何重要，稱地中海是人類文明的搖籃，而事實上地中海很明顯就不是人類文明的誕生地。”
作者提供了一個非西方的全新視角，從這個視角看世界、看歷史，一切都與“西方中心論”版的歷史不一樣。
　　舉例來說。由於波斯帝國是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數百年宿敵，所以，這個東方帝國在“西方中心論”史書中一直都被嚴重地污名化和妖魔化。但事實上，公元前550年居魯士大帝在滅掉米底王國之後開創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也稱第一波斯帝國，曾是第一個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帝國，歷經220年。極盛時期的領土疆域東起印度河平原，西至小亞細亞、歐洲的巴爾幹半島的色雷斯，西南至埃及、利比亞、努比亞和阿比西尼亞，總面積約為600萬平方公里，人口峰值約為1800萬。

與流行的關於希臘光明、先進而波斯黑暗、落後的刻板印象恰恰相反，其時的波斯才是真正的文明之光，受到包括希臘人在內的周邊各民族的崇拜。波斯四通八達的道路交通網，使人們在一周之內即可到達1600英里以外的地方，連希羅多德也將之視為奇蹟：雨雪、高溫和黑暗都不能減緩消息傳播的速度。（希羅多德《歷史》）
　　在政治文明方面，在歷史上稱為“大流士改革”的時期，大流士劃分了行省、軍區，統一了鑄幣，開通了運河……。在貝希斯敦山上的石碑，用波斯語、埃蘭語和阿卡德語三種文字記錄了這一時期帝國治理的事蹟和原則，碑銘要求確保帝國安全，公正地善待子民，因為正義是帝國的基石。
而在文化多元和寬容方面，正是波斯國王居魯士二世讓陷入“巴比倫之囚”的猶太人獲得了自由，被各族人民稱為“彌賽亞”。
　　希臘達不到這種文明成就，因為在一個城邦林立、各自為政、相互征戰、連最起碼的統一都沒有實現的地區，談不上高度文明的發展。波斯帝國從大流士一世時起，就有四個首都：蘇撒、愛克巴坦那、巴比倫和帕賽玻里斯，蘇撒的宮殿用埃及的烏木和白銀、黎巴嫩的雪松、巴克特利亞的黃金、粟特的青金石和硃砂、花剌子模的綠寶石以及印度的象牙修建裝飾而成，國王及其宮廷一年四季輪流駐於每個都城。對於小小的希臘來說，這根本無法想像。
劇作家歐里庇得斯在《酒神的伴侶》一篇中寫道：“我從神奇富饒的東方來到希臘……那裡有著沐浴在陽光之下的波斯平原，有著由城牆保護的巴克特里亞城鎮，有著設計精美、可以俯瞰海岸的塔樓。”
　　除了波斯，在亞洲這個“帝國的搖籃”中還有很多遠比羅馬帝國更偉大的帝國。突厥帝國的早期歷史到底是怎樣的？阿拉伯帝國的崛起過程是怎樣的？第一個實現了全球化的蒙古帝國是如何實行統治的？最後一個橫跨亞歐非三個大陸的奧斯曼帝國是如何崛起和衰落的？還有，自秦漢以來兩千年不斷崛起和再生的中華帝國，又是一個怎樣的奇蹟？
　　西方只是在近代才建立起“全球化”的帝國，而兩千多年來最主要的“全球化帝國”實際上都是亞洲的帝國。一旦我們去除掉自己心目中那個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論”史觀，就很容易接受這樣一個歷史事實：正是這些亞洲帝國，包括東亞的中華帝國，才構成了世界歷史的中心和主要的發展路徑。
　　換位到這樣一個世界史觀的立場上，我們還會藉西方的理論來批判中國的大秦帝國嗎？

本篇是為中華歷史上的大秦帝國辯護、回應針對《大秦帝國》系列電視劇批評聲音的第三篇文章。沒有正面討論大秦帝國，而是反思了我們自己心目中那個“西方中心論”的來源。探求到這一步之後，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就柳暗花明了，也就不必多說了，這一組系列文章也就此宣告結束。
　　當然，無論怎樣，很多人還會一如既往地言必稱西方，一如既往地嚴厲批判大秦帝國，批判中華歷史、中華文化以及中國的一切。這顯然超出了正常討論的範圍，恕不再作答。
　　最後，要對近三週來參與本輪討論的所有觀網網友表示感激，正是你們的精彩評論和誠懇批評，提供了推進討論的主要動力。在此深表謝意！
　　回應
世界文明不是永遠不變的，不要總是活在大唐夢境中。
不知道其他人怎麼想的，不過我一直都相信，歐洲雖然強但潛力遠不如中國。
http://www.guancha.cn/WenYang/2017_03_21_399718_3.shtml

顛覆你的歷史觀：連歷史老師也不知道的史實
作者： 謝宏仁
出版社：五南
出版日期：2016/12/25
　　內容簡介
西方知識體系用三支畫筆所描繪的歷史，是真的史實嗎？拋下這三支畫筆，重新審視歷史，東方其實沒想像中那麼弱！
　　從開始學習歷史以來，東方就是弱的，西方才是強權，如果不是西方人挾帶槍砲打開中國的大門，現在的中國不會有這樣的富強？這樣的世界觀是誰勾勒出來的？東方有如西方所說，是個貧窮、沒有理性、欠缺法律觀念的弱國嗎？因為課本這樣寫，所以以上這些都是事實？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歐洲才開始殖民新大陸，但早在哥倫布之前，明成祖時代就已經知道地緣政治，為了控制麻六甲海峽，進行朝貢貿易，因此鄭和才會下西洋。而且海上除了印度洋霸權之外，還有另一條海上絲路的存在，將中國的絲綢、瓷器等等精美工藝品送到太平洋的那端，而帶回了許多的美洲白銀。這一條太平洋的海上絲路，是由馬尼拉大帆船，從江南所生產的絲綢運送到菲律賓的馬尼拉，再橫越太平洋，到達墨西哥的阿卡普科城。
　　這些歷史課本上看不到的史實，全都是因為西方知識體系的三支畫筆，第一支畫筆是二分法，分成西方／東方、 進步／落後、資本／封建等等；第二支畫筆是費正清以1842年為分界，1842年以前的中國是傳統、封建、落伍的，不值得研究的，西方社會才是進步的；第三支畫筆是華勒斯坦的歐洲中心主義，非西方國家只能等待西方列強來使其「併入」世界經濟之中。
　　在這三支畫筆下，許多歷史事實是被掩蓋的。因此，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這些被掩蓋的事實，連歷史老師都不知道的事實，究竟真相為何？
　　目錄
推薦序 啟發質疑與批判的精神
導論 西方人打造的世界觀
第一章 美洲白銀的奇幻漂流
第二章 消失的印度洋海上霸權
第三章 引領時尚的明清江南
第四章 鴉片的政治經濟學
第五章 真相大白：西方知識體系建構下曲解的中國傳統法律
第六章 東方的理性化過程
第七章 歷史視野中的世界都市：長安、泉州與蘇州
結論 那些年，我們憶起讀過的高中歷史

保爾：這部帶著“哈佛光環”的中華帝國史，究竟什麼水準？ 2019-10-15 觀察者網

最近幾年，新編中國通史似乎成了出版界的一個熱門話題。在國內，上海人民出版社剛剛出版了一套通史，北京的人民出版社又在組織專家編寫新通史。本土產量已經不俗，卻似乎仍不足用。在國外，不僅《劍橋中國史》尚在繼續編修、翻譯中，日本《中國的歷史》、美國《哈佛中國史》也接踵而來。對於有志收藏中國通史的讀者而言，這些年怕是要準備好荷包嘍~
　　數量很多，那麼品質如何呢？評判書籍品質，向來是個容易得罪人的事情，特別是外國人寫的書。說太好，有“崇洋媚外”之嫌疑；說太差，又難免有“坐井觀天”之譏諷，最新出版的《哈佛中國史》尤其如此。
……….
細細品讀史料來源，《哈佛中國史》還有更多、更嚴重的問題。這套書刻意輕視主流歷史文獻，似乎是盡可能避免引證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鑒》。四位元作者更樂於從文學作品、神話傳說、詩詞歌賦，甚至山水畫作中獲得資料，發現證據。如此寫作固然提高了文學性與藝術性，讓歷史變得更有趣、更好看，卻難免失掉了真實性與嚴肅性。主編卜正明編寫的元明卷，就被不留情面的讀者批評為“志怪小說大集合”。
　　更深一步，建立在這些資料基礎上，通過探討百姓生活、精神文化得出歷史線條、形成帝國脈絡的敘事思路，恐怕很難讓所有人信服。這些吃喝玩樂、風花雪月的故事雖然精彩，但它們能夠承擔起數千年的帝國歷史嗎？中國歷史的發展動因，真的能夠脫離朝堂、拋開王侯將相嗎？傳統政治史的敘事需要改變，但不重視政治而談“帝國”、“帝制”，似乎仍然難以服人。

歷史哲學 2021.12.25 劉紹楨
歷史的教訓是：人不會記取歷史教訓，因人的積極理性會合理化自己不會重蹈歷史覆轍，故非經親歷，個人或國族不易記取消極理性所得知的歷史教訓。
歷史的意義是：歷史沒有意義(及價值)，因應然的史觀才會積極地找啥是歷史意義，但如同廉能勤儉是各種政經體制之普世價值(如真有普世價值的話)，消極理性的實然史實，也是各種史學應追求之價值意義。
歷史是時間的排泄物，其屎有二：史觀之屎，貌似美玉，黑臭其中；史實之屎，貌似醜石，道在其中。
歷史是勝利者的歷史，政軍勝利者書寫的政統史觀，冷眼旁觀便能一目了然其謬，但一屎障目的典範勝利者之史觀，會合理化自己的道統才是正統，故不易了然。
https://mypaper.pchome.com.tw/souj1/post/1380876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