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來兩岸官員都很會侮辱民眾智商。
河南貪官自首 批評聲不斷【世界日報╱本報香港2007.06.17電】
中共要求黨員在6月29日前主動交代「權錢交易」，河南省率先公布已有近千名官員主動交代，自首貪官「人均貪污款」八千多元人民幣。這項舉動引起外界批評聲不斷。
據東方日報分析，沒有人會相信河南省貪官「人均貪污八千」，更多人相信當地官員是「吞九牛吐一毛」。河南省將此視為「反腐政績」，並大書特書，不但令人噴飯，更難以取信民眾。
據分析，官員上繳些微贓款，既保個人前途，又可為上司造勢，皆大歡喜創雙贏，中紀委「最後通牒」大有可能演變為貪官「護身符」。
中國官場腐敗早已是不爭的事實，河南省曾揭發一名外號叫「杜二蛋」的腐敗縣委書記，百姓就此編民謠說：「打開電視不用看，全部都是杜二蛋」，意思是說，電視新聞中亮相的官員，幾乎都是有貪污劣的「杜二蛋」，可見在百姓心目中，官員腐敗很具有普遍性。
河南還有民謠稱：「工資基本不動、煙酒基本奉送、吃飯基本靠請、老婆基本不用」，貪官的形象十分清晰。
根據以過去查處的貪官為例，河南省鄭州市前市委書記王有傑貪污一千多萬人民幣，前河南平頂山市新華區區委書記杜欣受賄一千多萬人民幣。這次河南官方公布的數據被網民認為是侮辱民眾智商。
上訪人的神經和國家的權力 BBC
北京大學教授孫東東'老上訪專業戶，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的言論，引起軒然大波。輿論炮轟之下，孫東東日前終於在網上發出致歉聲明。
孫東東是北大法學院教授，又是國家衛生部專家委員，北京大學司法鑒定室主任。可以算得上是個'國家級權威'。
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的說，不說百分之一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
"偏執型精神障礙屬于需要強制的一類，因為它擾亂社會秩序。他們為了實現一個妄想症狀可以棄家舍業，不惜一切代價上訪。"
中國的特色
上訪可以說是一個中國特色。在北京和各省會大城市的權力機關外，到處可以見到衣衫破舊的訪民。
他們帶著厚厚的申訴材料，臉上刻滿滄桑。他們許多人為了籌集資金上訪而傾家蕩產，可以說是"不惜一切代價"。
他們中有郭玉香老人，為了拯救蒙冤被判死刑的兒子，八年上訪。終於使兒子走出監獄。
還有佘祥林的母親楊五香，為了救陷入冤獄的兒子上訪卻因此被關押九個月，最後含冤死去。佘祥林牢獄11年最後無罪釋放。
他們的執著不是因為什麼'偏執型的精神問題'而是因為國家的司法制度出了問題，司法濫權使她們的親人蒙冤。
權力的濫用
現在孫東東對他的'不慎'言行表示道歉了。然而，認定上訪者是精神病應該強制關入精神病院的卻遠遠不止孫東東一個人。
中國的許多官員不僅這樣想而且早就在這樣做了。
山東農民孫法武進京上訪時，就被他當地的官員抓回並送入精神病院關了20多天。直到寫下不再上訪的保證後才被放出。
還有截訪，把上訪人截住關進'黑牢'或集中進所謂的'學習班'。
再不聽話，還有炒家，或乾脆以危害治安為名關進牢獄。
這些恐怖手法已經成了一些政府官員對付上訪人的常規手段。
中國縣委書記“大接訪”2008年07月31日中國新聞周刊
根據中共中央決定，全國範圍的縣(市、區)委書記大接訪活動，從7月開始次第展開。根據要求，各地將對各種矛盾糾紛集中進行拉網式排查和化解，對反映出來的問題，要求登記建冊，落實責任，跟蹤督辦。區別于過往的曆次大接訪，對排查出的重大疑難案件，此次還將實行縣(市、區)委書記帶頭包案制，全程參與，直至徹底解決
★ 本刊記者/王維博
6月28日下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在全國開展“縣(市、區)委書記大接訪”活動，全力推進群衆信訪問題，尤其“事要解決”，“要爲北京奧運會成功舉辦創造良好和諧的社會環境”。
其後，中紀委、監察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信訪局，先後出臺《關于違反信訪工作紀律適用〈中國共産黨紀律處分條例〉若幹問題的解釋》和《關于違反信訪工作紀律處分暫行規定》，正式實行信訪工作領導“問責制”，16種信訪工作中的違紀行爲將被追究領導責任。
這是中國第一次就信訪工作責任追究作出系統規定，也是近年來第一次對某一領域違紀行爲，同時發布黨紀、政紀處分規定，進行責任追究。
在基層“前沿”，一個縣委書記如何解決複雜的信訪問題，大接訪的效果又如何？7月26日，《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走進了河北省元氏縣的現實。
嚴控非正常進京上訪
元氏縣是石家莊市23個區縣之一，古屬趙國，是一個有著2000多年曆史的老縣，因爲曾是趙國公子元的封地，故名元氏。“農民好習武，民風淳厚、強悍”，是縣裏一位副處級幹部對此地民風的評價。
站在縣委大樓8樓辦公室，可以看到對面市民廣場上有居民帶著孩子散步， “不知道哪塊雲彩會下雨，稍有粗心就可能出亂子。”中共縣委書記李義增皺了皺眉頭。
進入7月，全市開展“縣委書記大接訪”，李義增就再沒有回過他位于石家莊市區的家，“吃飯在一樓食堂，上班和睡覺都在8樓辦公室”。
“全縣幾乎把所有的工作重心都放在安保和穩控上了。”雖然遠離京城，但奧運同樣牽動著這個縣級政權的每一根神經。
李義增把全縣四大班子的領導全部排班，輪流到信訪局接訪，除了每月一到兩次的接訪外，四大班子更多要下到所承包的鄉鎮去排查“潛在的上訪戶”。
“每個周末都有人加班，許多下鄉排查的幹部幹脆就住在了鄉下。”縣委常委、縣委辦公室主任王勇軍說。
全縣久拖難決或多次上訪的重點戶，李義增都爛熟于心，已派出專門領導包案解決。
但是，不斷傳來的各地進京上訪的簡報仍然讓他緊張。
6月28日下午3點，中央處理信訪突出問題及群體性事件聯席會議召開了“全國處理信訪突出問題及群體性事件電視會議”，部署在全國開展“縣(市、區)委書記大接訪”活動和中央國家機關在奧運會期間組織幹部下訪工作，全力推進群衆信訪問題“事要解決”。河北省和石家莊市規定，凡發現進京“非正常上訪”，相關責任領導須帶著“檢查”進京接人。
按信訪條例規定，上訪者不得越級上訪，並且要到規定的信訪部門，因此相當一部分進京上訪者由于不了解這些規定，被作爲“非正常”上訪者，由當地政府接回。
“從7月10日開始，全省已有十余個縣、區因爲非正常進京上訪而被通報。”李義增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除此以外，河北省還有“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一票否決，凡是因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考核落後或群體性上訪後果嚴重的，相關責任人的“評先”資格將被一票否決。
盯事——元氏縣的“穩控”努力
與其他距京較近的市縣一樣，元氏縣也有上訪的“傳統”。
“村民都很淳樸，但性格很強，喜歡認死理。”縣委辦主任王勇軍說。從元氏到石家莊有30公裏，到北京也只有300多公裏，村民花30元錢就可以進京。很多村民“一有事就要上北京說”。
縣委書記李義增認爲，導致上訪的原因，主要是利益調整和資源分配引發的矛盾，“基層幹部責任心不夠、處理能力差也成了上訪的另一促因”。
“只要不是權限不夠，村民的問題大部分都能解決。”李義增說，“一些幹部處理問題不公開、不公道、不作爲、有私心。”
曾擔任縣信訪局長的張月辰說，元氏縣是一個傳統的農業縣，土地問題是導致上訪的主要矛盾。2004年以前，村民因耕地被占或土地糾紛而上訪占總量的40%以上。
“産業園的建設、高速公路、國道、省道的建設也加劇了土地糾紛。”張月辰說，許多占地補償款被鄉鎮挪用，或分期償付，爲村民上訪埋下了隱患。
同時，隨著石家莊市“退二進三”戰略的實施，約數十家化工醫藥産業轉移到元氏落戶。大批企業的湧入爲當地帶來豐厚的利稅的同時，給環境也帶來壓力，企業與村民之間矛盾不斷。
加上國有企業改制、城市拆遷，2003年左右，元氏縣曾一度成爲石家莊有名的上訪縣。高峰時，每年上省進京上訪達上百起。
“居民上訪的目的是爲了解決問題。”在李義增看來，穩控的精力不是放在盯人上，而是放在盯事上。
從2004年起，元氏縣嘗試把信訪關口前移，實施法制指導員和村民事務代理制，要求縣領導負責到村，以求把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李義增還立下規矩，縣委、政府領導幹部每兩月至少到信訪局接訪一次。
據元氏縣信訪局近三年的統計，從2005年開始，到縣信訪局上訪由557批次下降到去年的372批次。但今年開始，上訪再次增加，僅今年1至7月，就有475批次。去年到省市上訪共66批次，今年僅上半年就有42批次；去年到北京上訪的數字是21批次，今年1到7月份就有9次。
進入7月份，信訪量猛增讓地方官員們擔憂，許多多年前的老事，已平息的舊事又重新出現，成爲新增上訪案件。
“書記大接訪”將上訪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了縣裏，從7月5日到28日，在縣信訪局登記上訪的有97批次。元氏縣信訪局局長梅慶芳稱，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一倍多，去年7月份的接待量是47批次。
“進京接人”的成本
官員們承認“接人”成本巨大。
“只要是正常到規定的地方登記上訪的，比如國家信訪局的，一般是不會打電話要求底下接人。”元氏縣信訪局原局長張月辰說，他們去接的主要是在國家規定的上訪登記部門以外，例如天安門廣場、新華門、釣魚臺、外國大使館等地。
曾多次到北京接人的張月辰回憶，北京市南三環的馬家樓是他經常去的地方，“一排一排的大廠房被改成上訪者‘分流中心’，每個省都有一間，凡不到規定的地點進行上訪的都會被警方送到這裏。”
張月辰介紹，上訪者進入分流中心，都會被一一登記，由分流中心通知所在的省或各地駐京辦去“接人”。分流中心每天下午五點關門，關門之前還沒有被接走的將給予放行。張月辰說，很多時候，他們接到通知趕到時已到了下班時間，而上訪的人已被放走，他們只好住下來，“跑遍京城去尋人”。
“一去一回，光過路費和油費就要一千多，期間還不算工作人員在京的住宿費和招待費。”張月辰說，平均接一個人的成本大約是一千到三千元。
上訪者只需花50元左右就可以進京“告狀”，而地方政府要把其接回來，一個人至少要付出高出其數十倍的成本。
除了“分流中心”，張月辰也經常到北京南站附近“上訪村”去接人，有一次他甚至在南二環的橋苑賓館住了半個月。
“不僅成本巨大，大多數時間都由包案領導、責任單位負責人和所在鄉鎮派出所組成一個小組，每次都要四到五個人一輛車，分頭在北京找人。”張月辰說。
據元氏縣委辦公室主任王勇軍說，北京當地的值勤民警在街上發現上訪者，都會將其帶到派出所進行登記，“民警們登記非正常上訪者都會記入考核，有時會幫忙代爲看管幾小時，因此我們去了，總免不了請人家吃頓飯表示感謝。”
有的上訪戶不願跟著車子回縣裏，縣裏去的人只好花錢在北京陪著，直到將其勸回。
王勇軍介紹，該縣有一對姓裴的兄妹，因不服省高院的判決，屢次進京上訪，其所在的鄉鎮平均每年要花兩三萬元去“接人”，而該鎮一年的總經費只有20萬元。
書記“權力”與信訪問責
7月15日是縣委書記李義增的接訪日。當天早上8點剛過，他就帶著縣委辦主任趕到信訪局。“爲了讓他幫我記一下，免得自己忘了。”李義增說。
據李義增回憶，接訪當天，他一共接待了20撥，有七八十人。從上午8點多一直到下午兩點，“期間有幾次想去廁所，但由于人太多，只好憋住了。”李義增說。
“當天來登記的人明顯比平時多，”縣信訪局長梅慶芳說，書記接訪當天現場解決的有14起，另外7起也都責成相關部門給了明確答複。在李義增看來，縣委書記接訪能起效，一是因爲手中有“權”，再就是他所能調動的公共資源較多。這兩項能督促幹部責任心，有利于直接解決問題。
也有地方的縣委書記抱怨，這兩項解決問題的“撒手鐧”都比原來有所減弱。
地方官員的邏輯是，近幾年，縣裏許多職能部門如國土局、技術監督局、食品藥品監督局、工商局等紛紛“上挂”，其人事、財政都歸並到市裏或省裏。從約束幹部這一項來看，縣委書記的“權”是在減弱，而隨著縣辦國有企業的陸續改制，黨政一把手可調動的公共資源減少了。
“與前幾年相比，此次大接訪更多要依仗書記個人影響和處理問題的協調能力。”李義增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稱，“現在老百姓法律意識和維權意識越來越強，書記找政策和法律答複問題，不能做‘三拍’(拍腦袋、拍胸脯、拍屁股)領導。”
信訪局的幹部，更擔心由此而來的上訪潮。“書記接訪的成效本身就是一個宣傳效應，7月份的上訪量一天比一天多，8月份估計還要多。”梅慶芳說。
李義增把書記接訪比喻爲“大合唱”，不是“獨角戲”，能把上訪者留在縣裏，總有辦法解決。
河北大學政法學院教授陳秋明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書記接訪，直接的目的是借助‘一把手’的推力促使問題解決，而更深層次地看，是爲推動信訪問責制度鋪路。書記大接訪只是一種權宜之計，解決問題的關健還是完善信訪制度本身。”
http://news.sina.com.cn/c/2008-07-31/134916036000.shtml
百姓有冤要伸 越級上訪怨誰
內地赴京上訪人群近年長盛不衰，早已成為當局的心頭之憂。「十一」前夕，中央政法委罕有地以問答形式發表意見，強調「不同的涉法涉訴信訪案件，應由不同級別的政法機關分別受理、辦理。當事人應逐級反映問題，越級上訪不利於解決問題」。
這份意見顯示，官方仍將訪民列為針對的對象，又將越級上訪的責任單方面歸咎於訪民，以為只要教育好訪民，越級上訪就會自然消失。這一立場在網上遭到廣泛非議，有網民批評政法委「打偏對象，找錯原因定錯位」。
所謂越級上訪，是指公民越過所屬轄區走訪上級政府投訴，直至趕往北京，在「天子腳下」告狀伸冤。四年前，當局頒布實行《信訪條例》，明文規定「不得越級上訪」、「上訪不得超過五人」。事實上，一紙空文難阻「上訪潮」滾滾而來，尤其各地赴京上訪愈演愈烈，京城訪民每日最多可達十萬人規模，其中不少是超過五人的「群體上訪」。每逢節日慶典，當局為了「維穩」，不得不出動大批警力趕盡各地上訪者。
誰也不能否認，上訪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合法權利，無論越級還是不越級都應受法律保障。和四年前出臺的《信訪條例》相比，今次政法委沒有否認「越級上訪」具合法性，並決定派出信訪巡迴組到各地直接受理民眾信訪，這些都是進步，而且從社會長治久安而言，當局確應著手解決大規模越級上訪的頑疾。
打偏對象 找錯原因
但是從維護公民權利的現實來看，越級上訪仍是老百姓能採取的最高效維權模式。這是因為，地方行政資源有限，信訪大多石沈大海；基層官員腐敗墮落，權力部門化，不能秉公處理信訪案例；機關部門相互推諉，信訪不能及時處理。地方政權公信力殆失，群眾利益沒人保護，越級上訪自然成為平頭百姓窮盡一切手段後的無奈選擇。換言之，如果在基層能討回公道，合理解決，誰願意舟車勞頓越級上訪？
對此，連公安部信訪辦副主任李竹紅也曾經承認，上訪群體八成都是農民，絕大多數是來自社會最底層的弱勢群體，他們的訴求多有道理，不會有人平白無故地赴京上訪。
有人曾作過統計，雖然九成九越級上訪者無功而返，但是每天仍有數以萬計的農民奔波在上訪路上。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原因就在於這些年來，一方面改革、發展、法治、和諧的口號從上到下喊得震天價響，另一方面卻山高皇帝遠，基層政府和村級組織的管治權不為民用，每天都製造出傷害百姓利益的事情和矛盾，野蠻拆遷、佔地和侵權現象比比皆是。
百姓頭上一片天。社會不公，貧富懸殊，民眾利益屢遭「官商集團」侵犯吞噬，當權者除了拖就是哄，叫人如何嚥下這口氣？不平則鳴，有冤要伸，越級上訪，群體上訪，實在怨不得老百姓。政法委應該有責任教育官員，為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種番薯。
上訪＞維基百科
上訪，或信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特有的政治表達形式。意即向上級政府反映意見、官方（警方）的不足之處、冤情、民意，或提出要求等等。
通常可以認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一條爲上訪制度的法律淵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爲，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
條例
1996年1月1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信訪條例》，對信訪、信訪人、信訪事項等都作了明確的解釋。信訪，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採用書信、電話、走訪（應當推選代表提出，代表人數不得超過5人）等形式，向各級人民政府、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所屬部門（以下簡稱各級行政機關）反映情況，提出意見、建議和要求，依法應當由有關行政機關處理的活動。
信訪人可向上級政府機關提出對政府的意見，官員失職、瀆職和侵害權利問題、批評、檢舉或投訴，或所有侵害到其自身利益的行為。而第四十一條亦規定，任何人不得報復、打擊壓制或逼害信訪人，保留信訪人提出意見的權利。
信訪條例第十條亦規定，信訪人的信訪事項應當向行政機關或其上一級的行政機關提出。若果信訪人不服結果，也可以自行向其再上一級的政府機關提出，如果該政府機關認為合理，即可接受。所以越級上訪在中國法律上，應是合法行為。
2005年5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又頒布了新的《上訪條例》。新的上訪條例規定，上訪人有權面見機關負責人，並可憑證查問上訪的處理情況。同時，上訪工作會納入公務員體系，並會對瀆職和打壓上訪者的官員進行處分。
200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再次頒布新的《上訪條例》。這一次的上訪條例比從前嚴苛，包括禁止闖入政府大樓、禁止威脅和傷害官員、禁止擾亂公共秩序、禁止傳播謠言、禁止捏造事實等。有不少人認為中共2006年的上訪條例是針對六四事件的上訪潮而頒布。
制度弊端
有不少學者都評論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上訪制度。一般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偌大的國家，政府的非中心化和權力分散問題嚴重；中央政府極其量只能管理到縣級的事務，地方官員擁有非常多的權力。這樣便增加了官員在「山高皇帝遠」的情況下瀆職的機會。很多學者認為，人治色彩過份濃厚，是信訪制度的弊病。由於信訪沒有一定的途徑，所以也沒有特定的制度管理，很容易出現官僚作風，甚至壓迫、恐嚇、毆打信訪人的情況。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多級政府制，也成為了信訪制度的弊端。一個普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上面就有鄉（鎮）、縣、市、省四級政府，才到中央政府。對於一些在鄉郊地區的國民，有時更多了一級「不是政府的政府」——村委員會或村共產黨支部。上訪的最終目的就是到北京去反映情況，但這樣對於一個普通百姓來說是異常艱難的事。第一，是路程遙遠；第二，是經費問題；第三，是上述的瀆職或壓迫信訪人問題。雖然中國在法律上容許越級上訪，但實際上，很多這樣的例子都給打回票。很多人認為這是中國打壓百姓的手段之一，利用上訪的繁複手續嚇怕希望反映意見或檢舉的人民。
制度承受的壓力
不少國際人權組織，如國際特赦組織、中國人權等，都對中國官員壓迫信訪人的行為表示反對，並指責說這是侵犯人權的表現。國內亦有不少要求中國政府正式廢除信訪制度，或大規模改革信訪制度的聲音。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8%A8%AA
北京上訪村見聞:中央舉措起作用 上訪人數趨穩 2007年01月22日 瞭望
2007年 1月9日上午，北京豐臺區幸福路最高人民法院人民來訪接待處，二樓盡頭南側的一間辦公室。一位工作人員和李玉梅（化名）談了一個小時：“已經離婚了，你怎麽能住到人家家裏”，“那套房子比分給我的要好”，“可是你這樣做不合情理啊！我們幫你去做工作，把差的錢補給你？”
來自遼寧的李玉梅堅持上訪了十年。離婚以後，她希望分到前夫父母家的一處房子，代替法院判給自己的那套舊房子。
“這是老戶了”，接訪處的工作人員在李離開之後，告訴《瞭望》新聞周刊。“每一個來反映問題的人都有自己的道理和難處，我們的工作就是傾聽他們的訴求，盡一切辦法協調解決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來訪接待辦公室的附近，還有國家信訪局來訪接待辦、全國人大常委會來訪接待辦，它們都坐落于北京市南二環和南三環之間，靠近永定門火車站。進京上訪人員集居在這附近五六百畝的空間內，形成北京的“上訪村”。
“上訪村”幾乎成爲中國信訪情勢的“晴雨表”。前幾年，這裏的上訪者曾經人滿爲患，“最近兩年，這兒的人明顯少了。”一名在接訪處維持治安的警察說。
去年10月召開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利益訴求機制”；此前，有關領導人多次指示要加強基層基礎工作，把矛盾和問題解決在基層，解決在當地。“上訪村”的“村民”人數變遷，折射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種種舉措對協調各方利益、調處社會矛盾已經起到作用。
“上訪村”所見所聞
和來這兒上訪的許多人一樣，李玉梅也居住在“上訪村”。這裏不僅靠近最高法、國家信訪局和人大常委會的來訪接待部門，周圍還有大量廉價平房可供出租，成爲上訪人員的天然聚集地。
走進“上訪村”，垃圾隨處可見，污水在路面上恣意流淌，經過北方冬天的夜晚，又凝結成一塊塊黑色油膩的冰漬。路邊是破舊的平房，透過布滿塵土的窗戶很難看見陰暗的裏面；有的木門上寫著“旅館住宿5元/人”，黑紅的漆字潦草而斑駁。
拐過一條胡同，在一塊稍顯空曠的沙石地上有不少簡易窩棚，都是用木條、棉絮、塑料布等搭建而成。在背風的角落裏，地上淩亂地鋪著幾床棉被。這也是一個個上訪者棲身的地方。
62歲的李貴榮在這樣一個角落裏傴僂著身子，穿著近乎黑色的棉服，脖子以上裹著兩條破圍巾，只把眼睛露出來。“條件好的可以住旅館，我們沒錢只能睡這兒了。”時近中午，她把牆腳塑料瓶裏的水倒進地上的鐵鍋，又從一個陳舊的帆布包裏抓出兩把米，開始就地做飯。
做飯的“竈臺”用幾塊磚塊在路邊壘成，每隔十幾米就有一個。這時，其他“村民”也正用這種竈臺燒水做飯。火苗閃爍、煙霧彌漫。
相比之下，從陝西來上訪的周小婷日子要稍稍好過一些。依靠父母和兄弟的經濟支持，她在北京呆了十多年，住在附近一間平房裏。推開屋門，立刻看見一張床橫在面前，床頭擺了張小桌子，屋子裏的空地就只夠轉身了。
“每個月房租要交三百，中午一般在攤子上吃兩塊錢一碗的面條。”40歲的周小婷說起這筆開銷來顯得心疼。她的一個老鄉剛搬到房租更便宜的郊區大興，但她還在猶豫：“來回坐公交車，還得花錢。”
周小婷沒搬走的原因還在于她不想每天起早貪黑地趕路。現在她每天早上一般7點起床，因爲信訪處領表時間從8點開始。即使那天並不去領表，她也會按時到接待處去轉轉，“找好心人說一說”。
在這裏，上訪的人自發形成了與接訪單位基本相對應的秩序。在國家信訪局來訪接待處門口，一位來上訪者告訴《瞭望》新聞周刊：“早上先領表，填好以後再交進去，然後去大廳等著被喇叭喊名字。”
國家信訪局接待處緊鄰著人大常委會的來訪接待處。門口的上訪者三五成群，共約百來號人，上訪者低沈的交談聲隱約可聞。偶爾有幾個上訪者高聲說了一陣，盡管顯得非常激動，但沒有引來太多人的注意。他們中間，有的是拿著材料等待進門，有的是過來交流信息。
在最高法接待處，領表的地方隊伍有一二十人，大廳裏有300人左右。每個人都擡著頭，盯住面前不斷更新滾動的大屏幕。
“高法指定地方法院辦理的案子都會公布在屏幕上。除了上訪人的名字，案件號，高法將每一個受理案件發回地方辦理，都將地方法院直接辦理人的姓名和辦公電話公布，訪民們可以現場打電話過去證實。”有關工作人員介紹說。大屏幕是2003年立起來的。
來自各地的訪民集中在“上訪村”，無形中成爲另一種思考和行爲生態環境。在這裏，每隔10米就能看到一個牌子，寫著“打字複印”、“標准裝訂材料”、“法律咨詢、代寫文書”等，以及“有專家、記者、律師及有關人士爲您代理”的字樣。
“上訪村”裏很多人都互相認識，老鄉之間聯系更緊密一些。如果有貌似記者或是學生的陌生人在村子裏轉悠，會有人主動上前打招呼，拿出自己的材料，讓“想想辦法，向領導反映反映”。
爲上訪者准備的各類“咨詢”複印材料到處可以買到，包括“信訪條例”、“公安機關信訪工作規定”等幾十種，還有“十六屆六中全會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決定”等國家大政方針的最新內容。中央各機關和各大媒體的通訊錄、網址等公開信息也不難購得。即使是對于大字不識的農婦，一切看似繁複的程序性問題都可以得到解答。有的人甚至做起生意，解釋新《信訪條例》的著眼點有何不同；也有人幫助分析案情，將上訪流程大概列出來。
上訪者們反映的各種問題中，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50年代，最近的則在2005年，而普遍的物質生活貧乏是“上訪村”的一大特點。
但留在這裏的人仍在堅持。來來去去的上訪者中，通常的抱怨是自己的“冤情沒人管”，都盼望“冤情”一朝得雪。支持他們的，是心底裏對信訪體系上的期望。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7-01/22/content_5637425.htm
北京上訪村調查：6成訪民欲引起中央領導重視 2009-6-26
2007年4月7日上午，于建嶸又一次走進了東莊，這個在中國版圖上目前不同于一般意義的村莊。
于建嶸已經說不清自己來東莊多少次了。作爲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爲評估新《信訪條例》實施近兩年來的績效，他和課題組成員從2006年12月起，便將“家”搬到了這個因聚居上訪者而“著名”的村莊，住進了村裏一個只有4平方米的小屋。從此，于建嶸和上訪群衆吃住在一起。碰到有人問他是做什麽工作的，于建嶸自己就說“我是上訪的”。
4個月後，通過對560名上訪者進行訪談和問卷，兩份調查報告寫了出來。調查結果讓于建嶸和課題組成員多少有些失望。調查報告顯示的情況表明：新《信訪條例》實施近兩年來，一些地方政府壓制上訪群衆，甚至變象打擊報複的現象依然存在，信訪形勢不容樂觀。
獨特的“上訪文化” 顯現“上訪村”
東莊位于北京永定門地區，這裏緊鄰北京南站，交通便捷，“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人民來訪接待室”、“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人民來訪接待室”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人民來訪接待室”都聚集在這方圓幾百米的地方。因此，這裏成了進京上訪者聚居的首選之地。
年過古稀的上訪者商學珍就住在東莊，而且一住就是3年多。
3年前，已經從山東省濟南市再生物資公司退休的商學珍因一起感情糾紛被打傷。直到現在，商學珍還是一直犯頭疼，大小便失禁，並伴有遺精現象。他到公安局報案後，公安機關經過法醫鑒定，認爲構成輕微傷，屬于治安案件，不構成刑事犯罪。但是又多收了他60元鑒定費。爲此，商學珍懷疑公安機關弄虛作假，隨後他向公安機關索取法醫鑒定結論書又遭到拒絕。拿不到法醫鑒定結論，他到法院起訴又被拒之門外。無奈之下，他踏上了漫漫上訪路。
和商學珍一樣住在東莊的上訪者衆多。社科院的調查報告數字顯示，“上訪村”平時大約有2000名訪民，而“兩會”或國家重大政治活動前後，人數會增至萬 人。這個龐大的上訪群體在上訪村形成了一種獨特的“上訪文化”。
在“上訪村”，訪民的生活條件十分惡劣。由于長期上訪，他們沒有絲毫收入，只得以乞討和撿拾垃圾爲生。露天居住的訪民舉目皆是。在“上訪村”路邊的小攤上，國家頒布的各種法規應有盡有，大到《憲法》、《信訪條例》、《拆遷法》，小到各地頒布的法規、規章，不一而足。小攤上最引人注目的東西是以上訪者的上訪經曆爲藍本而改編成的《上訪歌》。有一位訪民還當著記者的面用家鄉的沂蒙小調唱起了《上訪歌》，唱到傷心處，聲淚俱下，很具有感染力。
社科院的調查報告認爲，進京上訪人員長期聚集在一起，會出現許多意想不到的問題。比如，上訪人員的相互影響，對各自的案件傳遞一些錯誤信息，造成各種傳言流行，在這裏容易形成自發組織上訪的“集體行動”。
近六成群衆“告禦狀”爲給地方政府施壓
2005年5月1日，新《信訪條例》正式實施。“把問題解決在基層”的原則曾短暫緩解了上京信訪的形勢。此後，各地紛紛開展“變上訪爲下訪”及“大接訪”的活動，以圖消除進京上訪。
然而，社科院的調查顯示，許多上訪者是由于對答複不滿意或者對地方領導人不信任，再次進京上訪。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一些訪民已經把“上訪村”作爲一個社區組織，他們堅信只要能引起中央領導重視，自己的問題一定就能夠解決。
社科院的調查也表明，超過60%的訪民希望通過進京上訪引起中央領導的重視，問題可以直接解決。而且也確實有訪民因上訪得到中央領導的重視而解決了問題。
2004年底，農民張麗反映她家的一個臨時房屋被拆遷，但是她沒有得到任何補償。在上告這個問題的時候，爲了增加分量，順便把村幹部、鄉幹部在退耕還林補償款等方面的問題，也抖出來了。因爲她所在縣在國家信訪局外面有人截訪，所以通過在京打工老鄉的幫助下把狀紙遞進去了。結果，引起了國家信訪局有關領導的重視。該縣信訪辦立刻責成她所在的鄉政府解決，但前提是不要再來北京告狀了，並給了她200 元錢，讓她回家。回去後，賠償問題圓滿解決。
在調查中，課題組同時發現，大多數訪民也知道通過上訪直接解決問題的可能性不大。他們上訪的主要目的是催促辦理。超過半數的訪民希望得到中央的批文。60.71%的上訪者進京上訪的目的主要是把問題反映到中央來，讓中央知道情況。還有 59.77%的訪民表示，到北京上訪的目的是給地方政府施加壓力。
于建嶸告訴記者，由于在基層上訪過程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一些上訪者的信訪訴求已經發生改變。在他們看來，他們在信訪過程中所形成的問題要比最初他們要解決的問題嚴重得多。此前要反映的問題解決與不解決已經變得無關緊要。
58歲的黃進安原來是一個包工頭。1999年6月，他承包了河南省駐馬店市豫劇團住宅樓工程。然而，工程完工後，60萬元的工程款對方分文未付。爲此，雙方不惜對簿公堂。黃進安最終勝訴。官司打贏了，法院卻不執行，黃進安還是拿不到一分錢。無法面對300多名民工討要工資的目光，黃進安開始背井離鄉到北京上訪。
8年過去了，黃進安的案件成了一個“懸案”。然而，他給記者的材料中，更多是反映他在上訪過程中的不公待遇。在和記者的訪談中，他反複叮囑記者：“我的案子不重要，我們上訪群衆的真實生活你一定要反映反映。”
處理信訪過程中 也有腐敗現象
新《信訪條例》問世前，社科院曾經對信訪現狀做過一次調查。報告顯示，少數地方政府使用暴力等手段攔截上訪人進入上級黨政機關已是公開的事情。
這一嚴重問題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重視。爲此，新《信訪條例》將保護信訪人的權利確定爲信訪工作的重要原則。新《信訪條例》實施後，一個最明顯的變化是，國家信訪局的信訪大廳及周邊都出現了保安站崗，不允許地方接訪人員再攔截上訪者。
然而，在許多地方，上訪量一直是上級政府及政府部門對下級考核的重要指標。如果上訪量高，特別是越級上訪和集體上訪的多，地方政府領導就會被追究責任。一位基層接訪幹部說：“集體訪、個人訪達到了多少起，上面就批評，甚至換位子，摘帽子。”
社科院的調查報告顯示，在“截訪”這條路被堵死的情況下，爲了避免增加基層的上訪記錄，向上級信訪機關接待部門有關人員送禮拉關系應運而生。
中部地區某縣一位接訪人員說：“請客送禮，登記了可以消掉；不請客送禮，一旦上級信訪部門登記上就沒有辦法補救了，或者說補救的難度就更大了。所以，信訪接待人員不得不想辦法與上級信訪部門的人員拉關系，請客送禮。河南某地黨委下達正式文件也稱，“銷賬是無奈之舉，是最後一招，也是最直接的花錢買穩定。”
《信訪法》，化解信訪 困境的現實出路？
《信訪條例》出臺後，信訪群衆對其寄予厚望。社科院的調查數據表明，有多達81.26%的訪民學習過《信訪條例》。然而，新《信訪條例》實施近兩年後，只有18.8%的信訪群衆認爲應當加強信訪部門的權力，大多上訪群衆認爲現行信訪制度應當徹底改革。有36.65%的訪民認爲應撤銷各級信訪部門；還有41.73%的訪民認爲應當由人大代表來負責接訪，並協助處理問題。
其實，上訪群衆提出的徹底改革現行信訪制度早在兩年前學術界就有過激烈的爭論，但新《信訪條例》的修改最終采取了“擱置爭議，規範爲主”的原則。
社科院的調查報告認爲，改革現行信訪制度在上訪人群中同樣産生爭議表明，目前信訪制度改革傳遞給社會的信息較爲混亂，需要對信訪改革的方向加強研究和宣傳。就目前的情況來看，要進一步把信訪的救濟的功能分離出來。
于建嶸負責的課題組的方案是，將目前散存在各職能部門的信訪資源合並到人民代表大會。
于建嶸認爲，信訪制度的功能，本質上應該是一種法律監督和行政監督，而法律監督和行政監督正是人大機構的主要和基本的職能之一。信訪的發生，主要是政府機關和司法機關執行法律中發生了問題，讓執法機關、司法機關自身進行監督，很難産生良好的監督效果，讓人大實行“異體監督”，是人大對一府兩院所進行的法律監督和行政監督的組成部分，是人大的基本職能之一。
民革中央調研部研究員蔡永飛贊同于建嶸的建議。但是他同時提出，必須先制定一部《信訪法》，對信訪工作的性質、定位、作用、機構設置、機構職能及運作程序等作出具體明確的規定。
蔡永飛認爲，現有國務院的《信訪條例》只適用于行政機關，範圍狹窄，法律效力也比較低。而規範和調整信訪活動應當是體現和實現國家根本政治制度、保護和規範公民基本權利的規範，應當是憲法性規範，必須由全國人大進行立法。
蔡永飛大膽建議，在全國人大建立對全國人大常委會負責的“全國人大信訪監察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在全國人大機關中不設辦事機構、不直接接待來訪，而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信訪局隸屬于這個委員會，作爲辦事機構，接待信訪。這樣，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信訪機構就是中央信訪機構，上訪人員到省城上訪就等于到了首都。
能否化解目前嚴峻的信訪形式，僅僅靠制定一部《信訪法》夠不夠？于建嶸認爲，還必須加強國家的法制建設，樹立司法的公正、公平和權威。然而，大多數法律界人士對此持消極態度。“只要老百姓頭腦中的官本位意識、青天意識和政府萬能意識還存在，信訪問題就難以得到真正的解決。”
回應
信訪就是熬鷹---通過繁複的程序與漫長的等待消磨上訪者的意志，所以很多上訪者會出現精神問題。
譬如北京信訪部門的排隊叫號，爲何要排那麽長的隊？不能電腦叫號嗎？不能多安排些接訪人員嗎？不能預約挂號後電話通知信訪者嗎？很多信訪者挂上號後要等20多天才能叫到自己的號，如果叫號時沒能及時趕到，號碼就會被作廢，改叫下一個排隊號碼，原來的人要重新排隊再等個把月。等了幾個月就算幾時被叫到號，與接訪人員面談的時間也就10來分鍾，然後一紙介紹信轉到信訪者所在地市的辦事機構，不能解決問題。
【梁倫生】 對上訪問題？本文只認識了表皮！其內在沒有看到！當今的信訪已經成爲了反動勢力企圖借此拆共産黨臺的工具了！據我了解：在土改時被滅收地主的房屋？在當今的《物權法》之下，地主的子孫們都想要收回自己的産權！因此，這個問題不是信訪能解決的問題？也不是當今法律能解決的問題？更不是人大監督就能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個政黨想要推翻另一個政黨的問題！並且，這些變相的上訪問題已經成爲了反對毛澤東時代的法律依據！並且，這些上訪人都有後臺和雄厚的經濟支撐，對那些熱愛毛澤東時代的上訪者都惡言以罵：“你想要解決你的上訪問題就立即把你的毛主席像取下丟到茅坑裏”！“就是他遺留下來的上訪問題”？“你還唱共産黨好呢？就是共産黨把你害到今天的程度的”！等等難聽的話？……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906/91433.html
人肉搜索成中國反腐利器 仍需制度防貪
【大紀元2009-3月30日報導】近來「網路舉報」成為中國大陸反腐工作的一項利器，網友踴躍揭發貪官污吏及貪腐行為，多名貪官也因此被查處法辦。但網路舉報引發不少問題，杜絕貪腐的根本之道還是要從建立制度著手。
據中央社報導，「人肉搜索」最近在大陸網友間十分風行，「人肉」一詞聽起來有點嚇人，簡單講就是透過網路力量去找人，也就是網路搜索。一種方式是利用網路上既有的資訊，例如媒體、政府網站上已公開的個人或單位情況；另一種則是知情網友相互間上網爆料，在網上提供或公開自己知道的他人或單位情況。人肉搜索對於一般民眾的影響不大，通常會被網友選中成為搜索對象的，不外乎是問題官員、緋聞人物、犯眾怒的人或單位等。
報導稱，去年10月底，深圳海事局原黨組書記、副局長林嘉祥涉嫌在公共場合猥褻女童，蠻橫撒野、大放厥詞等劣行在網路上曝光，引起眾多網友不滿。網友展開人肉搜索，將林嘉祥的姓名和身分曝光。不久林嘉祥遭到撤職。
去年12月10日，南京市江寧區房產局局長周久耕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稱，對於開發商低於成本價銷售房產將進行查處。周久耕的談話引起各方批評與質疑。有網友對他的觀點不滿，發起「人肉搜索」，進而指責他抽高價菸、戴名貴錶、開高級車，建議紀委進行查處。
周久耕的所有言行都被攤在陽光下，當地政府對他展開調查，發現他涉嫌使用公款購置高級香菸等奢侈消費行為，隨即將他免職。
據報導，除此之外，「江西新餘、浙江溫州出國考察團事件」、「史上最牛的中部地區處級官員別墅群案」、「湖南株洲糧食局局長濫用職權案」等類似事件，都在網路舉報下曝了光。
網路舉報導致貪官的荒誕行為全部曝光，同時也鼓舞眾多參與人肉搜索的網友。有網友直言，「以後公安部要通緝什麼人、反貪局要調查什麼人，完全沒有必要多費人力物力，只要充分利用網路，發動一次人肉搜索，就可以搞定。」
大陸社會學家認為，林嘉祥、周久耕被罷官事件，凸顯了網路的反腐力量，網路監督已成為最廉價的民間反腐利器。
據悉，北京「法治日報」一篇文章還指出，民間網路監督隊伍使網路成為網友表達反腐訴求的一個重要渠道，而一些紀檢監察部門每天都在網上監測腐敗線索，成為他們獲得線索的一個重要途徑。
不過，網路監督也存在不少爭議，如侵犯隱私權、虛假資訊、扭曲誇大等令人詬病的問題。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白建軍說，網路反腐成為官方借助的力量，官方可以透過網路發現腐敗線索，老百姓也可以此來行使自己的公民權利，但前提必須是依法，否則就會造成負面影響。
經驗顯示，大陸貪官一旦東窗事發，被查獲的往往是珍貴名玩、華屋美舍、名貴煙酒以及數以千萬計的來源不明財產等，按照他們的正常收入，不可能獲取如此多的財物。因此，實施公務人員財產申報制或許有助於杜絕貪腐官員及貪腐行為。
官方人民網的調查也顯示，對於反腐倡廉工作，90.1%的受訪者認為有必要實行「領導幹部財產公示制度」。
http://www.epochtimes.com/b5/9/3/30/n2479498.htm
中國的腐敗真的那麽可怕嗎？ 2004年11月18日 人民網
早就想寫這篇文章，一直太懶沒寫。這兩天這個壇子上揭中國醜的文章很多，大家看到後來估計覺得中國是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都無可救藥了，爛透了。然後對中國徹底喪失信心。可是，真的有那麽嚴重嗎？
前幾天，我偶然和我們系的一位意大利同學聊天時提到，中國有一個縣，有座橋垮了，發現縣裏的縣長、副縣長對此有責任，貪污受賄了，結果把他們全抓了起來，判死刑的判死刑，判死緩的判死緩。把他驚訝得眼睛都圓了。等我再告訴他近期有一位副省長因受賄判死刑，他更加不信了。他說這種事在意大利絕對不可能發生，不是貪污受賄不會發生，而是這麽高級別的官員被判如此重的刑不可能發生，在他們那，頂多下臺，或象征性的判幾年，過不了幾天就被假釋。然後他就給我講起了意大利的貪污腐敗，這下輪到我驚訝了。他說，意大利的絕大部份的建築項目在招標時都有行賄發生，垮樓的事情時有發生，北部的腐敗情況稍好，南部簡直就是腐敗的天堂，黑幫的樂園。在南部，做任何生意都要有黑幫的同意，而當地的警察，法官和政府官員，都是一家。黑幫在街上任意槍戰沒人管。他的一位導師有回在南部的一條大街上，後面有人很禮貌地請他讓開一下，然後從容的拔搶向前面的人射擊。聽起來就象看電影教父一樣。我問他，你們沒有法律管這些事嗎？他苦笑了一下說，羅馬人定下了世界上最好的法律，可是又有什麽用。再說，鑽法律空子還不容易，有時候爲了能給一個殺人犯定罪，國會會吵上好幾年，可是幾年一過，按法律規定，這人就可以回家了，于是殺人犯大搖大擺走了，只剩下傷心的受害人家屬。美國在很多人眼裏是世界上最廉潔的國家，是不是真的很廉潔呢？我看不一定。看過一部講一位優秀警察的電影，是一部根據真實的人物改寫的電影，是AL PACINO演的。這位警察是六十年代末全紐約唯一不受賄的警察，因此成爲了他所有同事的眼中釘，而且他一次又一次地找市長反映這個現象，都被擋了回來，最後終于在一次執行任務時因爲同伴見死不救而差點被罪犯打死，愈後堅決地離開了警察行當。我在芝加哥呆過，期間芝加哥就出了警察集體受賄案，而且是長期受賄。在克利夫蘭呆過，期間又聽到了克利夫蘭警察集體受賄案。在美國的俄亥俄州有個小鎮，叫YOUNGSTOWN，我經常坐車經過這個小鎮，看上去非常平靜，最近才聽說這個小鎮的政府從上到下都爛透了，以至于現在法院斷案子都要從聯邦政府調請。這樣的小鎮在美國不是特例，這種比較窮、被白人避之遠遠的小城市這種事很正常。而且這些事我往往都是在當地的新聞和聽人轉述中發現的，美國幾大電視臺的黃金時間的新聞裏幾乎從來不播。全國有影響性的幾家大報也不登。
這裏說的是美國社會的基層的腐敗，憑良心說，美國的基層腐敗情況比中國還是好些。原因是中國是個人情社會，辦事講人情而不講制度，而美國人的人情觀念較淡漠，所以辦事容易公事公辦，沒有講人情的傳統。另外，中國的基層腐敗很多是因爲制度不合理造成的。比如說戶口制度，是基層腐敗的一大源泉，如大學畢業分配，因爲有戶口限制，掌握著留京，留滬指標的老師就往往以此爲要挾，成爲了賄賂的目標，要是大家都可以留京，留滬，誰來賄賂他們。還有，手續上不必要的麻煩，辦個什麽事兒要這個開證明，那個開證明，又沒有制度對開證明的人進行約束，結果爲了開幾個證明就要向領導送禮。要是手續簡化又有詳細明確的制度，受賄就會制止。制度的不健全，如會計制度，和技術手段的落後，如重要部門間不能聯網，及時了解信息，也是基層腐敗的一大原因。另外，中國那麽多人，收入少，資源緊張，設施落後，也造成腐敗，比如醫院病床不夠，就得賄賂大夫照顧照顧，農村裏的農機不夠，到秋收時哪個村賄賂農機局多，哪個村就能搞到農機。只要經濟發達了，制度完善了，技術進步了，基層的腐敗是可以大量減少的，而最直接影響老百姓生活的，是基層腐敗。
至于高層腐敗，我是指省級以上官員的腐敗，我認爲中國是遠遠不及美國的。爲什麽會給人一種中國的高層很腐敗的印象呢？主要有兩點原因，第一，中國對腐敗的定義比較嚴格，很多在國外是合法的事，在中國算腐敗。比如美國的各種大選，候選人的各種資金都是由各大財團提供，往往是上千萬上億，這算不算腐敗，我說算，可是在美國是合法。前兩年把中國拎出來說中國也參與競選資金，那是因爲中國的地位太敏感，而洛杉磯時報上說臺灣每年給競選人提供了不只多少經費，也沒人來查。另外，爲了查克林頓的桃色事件，花了四千八百萬，錢都上哪去了，不可能沒有貪污，連美國記者都懷疑。比如查總統的桃色事件，有沒有必要去那麽多地方取證，不是變相旅遊是什麽？還有到歐洲取證的，更是荒唐。前兩年有位能源部長下臺了，因爲動用巨額公款到處旅遊，也就下臺了事，在中國就該坐牢。至于賄賂國會議員，就更加普遍了，每到要討論一個法案時，就有大量的團體花大價錢去遊說。比如美國校園槍殺案那麽多，可是要通過個買槍者要查背景的法案都是難上加難，爲什麽，因爲家裏都有槍的大老板們不樂意。此外，一些大公司邀請議員們赴宴，打高爾夫球，不小心‘輸’給他幾千幾萬的事就更多了。說句老實話，我看見紀委曆數的胡長清的犯罪事實，我覺得他要在美國當副州長收了這麽些禮根本不會有事，頂多下臺名聲變臭。我還在別的網上看見在澳洲，政府部長從公司手裏收下一座別墅都算合法的事呢。
中國高層令人覺得腐敗第二個原因，是輿論宣傳的緣故，一有點某高官腐敗的消息，港臺報紙就馬上天天報道，而且是真是假都由他們說。他們最愛用的字眼就是“據傳”，“據說”，“據消息人士說”，反正就是造謠他們也沒責任。有人會說了，如果國內的報紙不封鎖消息，就沒人會去看港臺的報道了。其實不然，很多案子在剛剛查辦的時候，都是應該封鎖消息的，這在西方也是這樣，否則的話會給辦案帶來麻煩，涉案人也會聽風聲逃走，或改供詞。事實上我國的幾個大案子定案後都是在媒體上公布的。只是港臺的報紙爲了賣錢，又抓住中國老百姓痛恨腐敗的特點，所以添油加醋，反正所說也沒人來駁他，搞得大家以爲中國高層多腐敗。此外，還有民運和海外勢力造謠的“功勞”，編造這個的兒子協款在外，那個的女兒在美國投資移民，其實這個根本就沒兒子，那個也沒有女兒。無非還是利用了老百姓的心理作用。說到中國老百姓痛恨腐敗，我覺得中國人比外國人對腐敗更敏感，一方面是過去受腐敗之害太深，差點亡國，另一方面是建國來經曆了三十多年的廉潔時期，改革以後一下子出來這麽多腐敗分子有些不習慣。所以對腐敗的輿論特別敏感。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沒必要太悲觀，其實在我看來，中國的最高領導階層是世界上比較廉潔的，中國的反腐敗，也是嚴厲而卓有成效的。（作者: 興國）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4-11/18/content_2233647.htm
出國才知道：美國比中國腐敗100倍 2009年02月09日 新浪教育
當真正踏上美國國土以後，當我真正生活在這個傳說中的民主自由人權集大成的美利堅合衆國的時候，我才發現，我長期向往的，彩虹似的美國在我面前坍塌了。我腦子裏曆經十幾年反複思考形成的右派理論，民主自由人權理念堆積起來的右派理論坍塌了。我看到的是一個赤裸裸的資産階級獨裁專政、一個赤裸裸輿論洗腦、種族中心主義、貪污腐敗濫用職權橫行、社會寄生蟲暴富的美國。中國改革開放後新生的社會問題，社會醜惡現象美國一個也沒有解決，而且比中國更嚴重。破舊的馬路、昏暗的城市、肮髒的貧民窟、饑寒交迫的乞丐、泛濫的毒品、毫無前途的黑人兒童，給白人擦皮鞋的老者。.....與此對應的是白人富人的奢華、懶散、揮金如土......我眼前的美國，是一個富人的樂園，是一個充滿欺詐、缺乏誠信的社會；是一個無産階級根本沒有翻身機會的社會；是一個法律只維護富人權益，漠視窮人利益的社會；是金錢面前人人平等的社會；是一個社會財富分配不平等的現實已經被老百姓無可奈何的接受了的社會；是一個對腐敗、濫用職權熟視無睹的社會。
但是，美國這個毫無民主自由可言的資産階級專政國家，居然可以成爲世界最強大的國家！這是爲什麽？難道民主、自由、人人平等，真的是國家強大的根源嗎？我不再相信了。我是到了美國以後，我越來越多地發現新聞封鎖的正面作用。我越來越覺得專制獨裁、媒體洗腦、愛國主義教育、種族中心主義才是國家強大的根本，而毛澤東才是真正讓中華民族崛起的英雄。美國人一生下來，第一件學會的事情也許是叫“媽媽”，但是第二件事情就是愛國，第三件事情就是陪伴他們一生的傲慢的文化優越感。
美國的電視新聞遠不如中國開放，對國外發生的事情是“只報憂不報喜”。中國出現了非典、艾滋並車禍、水災，美國新聞是很樂意報道一下的，至于中國取得了什麽建設成就，美國從來就不會宣傳這些。美國電視裏所說的“國際新聞”往往只是美國在國際上又幹了些什麽，美軍又在中東幹了什麽而已，美國人從骨子裏就認爲這世界就是他們主宰的。
美國的公共圖書館裏介紹中國的資料也基本都是醜化，都是民運臺獨漢奸們搞出來的成果，電影、回憶錄應有盡有。美伊戰爭之前，CNN、ABC、FOX一天24小時不停地轟炸洗腦，醜化薩達姆政權，編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謊言，而正是這種新聞媒體的輿論一致，維護了美國資産階級政府對外戰爭的合法性。
美國這種近乎于偏執狂的教育方式維持了美國的大國地位。也正是這些不折不扣的洗腦手段，驅使著單純的十七八歲的孩子們上戰場打仗，坐著飛機去國外殺人和被殺。而對外戰爭又進一步給美國帶來大量武器訂單，和對國際事務的發言權，完成資本主義生産，消費，再生産，再消費的循環。當我親眼看到這些現實的時候，我的民主自由夢被徹底擊垮了，是美國，這個偉大的國家使我越來越傾向于支持中國。
生活在國內的中國人，對中國社會不滿，對腐敗不滿，這都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一個社會都存在著不滿情緒。我對中國的現實社會也有不滿。但是我反對崇拜美國，美國的制度根本解決不了中國的社會問題。我也反對推翻一黨制，多黨制大選只能使中國走向分裂。我也認爲中共應該向美國學習，但是首先就要學習美國怎麽給老百姓洗腦，學習美國的厚顔無恥說一套做一套，學習美國的好勇鬥狠，學習美國搞世界霸權，獨裁暴政。
回來再說兩句美國的腐敗吧。中國的政治制度與美國不同，所以，腐敗的表現方式當然也就不同。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搞市場經濟，拜金主義橫行，貪污錢，挪用公款，這就算腐敗了，而美國的腐敗表現形式是：小布什、切尼這樣的國家領導人，可以驅使軍隊和媒體這些國家機器爲自己的石油公司牟利。這才是真正的體制上的腐敗，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腐敗。
錢，是交換價值體系中最公平的標准，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支柱。但是，錢也同時帶來了“異化”，在金錢面前，人不再是人，而是貼上了價簽的商品。政治變成了金錢較量的政治，人變成了用錢來衡量的人，法律也變成了只有錢的平等，沒有人的平等。在美國，有錢人犯法可以保釋，可以不坐牢，甚至還可以高價聘請律師逼迫窮人原告庭外和解。當一個國家的一切一切，所有所有，全都用金錢來衡量時，腐敗就徹底合法化了，因爲這個資本主義社會本身就是個腐敗的社會，就是個爛透了的社會。
美國說中國控制輿論，其實美國比中國還要控制輿論。美國打伊拉克的確欺騙了美國人民，現在所謂的大規模殺傷武器竟然是最原始的“刀子”。美國的法律其實是在維護資産階級的個人利益而已。美國人均國民生産總值很高，可是一個比爾蓋茨就個人擁有幾百億美圓啊，沃爾瑪家族是上千億美圓，大多數錢還是擁有在少數人手裏。此外，美國的民主算什麽，沒地位，沒聲譽，沒錢，誰選你！
在美國有種族歧視，在中國卻沒有，反而那些少數民族卻受到政府的特殊照顧。在美國，婦女結婚後就得跟丈夫姓，在中國卻還是獨立的。在美國"Mrs."還是美國女士奮鬥多年努力得來的。
中國雖然落後，雖然有不足的地方，但中國人民還是一直在努力創造美好的生活埃不管怎麽說，中國目前還是自古以來最好的朝代。至于民主，中國還不敢立即實現，畢竟中國的敵人太多了，現在還不是時候。美國攻打一個國家的時候，總是利用政府的反對派！
誰在窺視中國腐敗發展？
窺視腐敗發展，有人幹這種事嗎？有！不但有，而且世界統一，步伐一致。
中國的腐敗大有越演越烈的趨勢，幾乎成了不辨的事實。按不少領導的話說，如此下去，則快要到了亡黨亡國的地步。那麽，又是誰在暗地裏窺視呢？是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和世界上一切反華、反共勢力。
中國腐敗了對他們有好處嗎？可能有君子有所不知，其實好處可大了。以美國爲首的西方，亡我之心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僅從武力上就較量幾回了，可他們打贏了嗎？沒有，中國實在是不好打。實踐證明，使用武力很難達到他們的目的，解決不了問題。但是，不滅中國行嗎？這對于美國來說那又是絕對不行的，中國那麽大，人口那麽多，關鍵又搞社會主義，這人多又加上社會主義，美國算得很清楚，他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必然要受到威脅的，所以不可不除對于他們來說是後患的中國。
其實自從中國誕生的那天起，他就開始了封鎖，欲將中國封殺在搖籃中，然而中國有個毛澤東，達到目的實在是難。毛澤東有堅定的社會主義信念，當時的計劃經濟，經濟發展速度之快，美國看得很是清楚，如果中國高速發展就一定對他有威脅，有了這樣的預見，不破壞中國的發展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毛澤東心目中，美國是只紙老虎，根本就不把美國放在眼裏，只管搞他的社會主義，不管你美國從哪裏進攻，他照打就是，美國也真的奈何不了他。從朝鮮、從印度、從越南，從哪裏來就從哪裏打回去，一點都不客氣，武力真的是一點都撼動不了他。
中國要強大，美國很害怕，害怕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受到威脅，但又不甘休，坐以待斃。所以，明的不行就來暗的，于是就有了“和平演變”的策略出臺，並且從五十年代開始，就把希望寄托在了中國官員腐敗的身上。只要中國有腐敗，美國就會有希望，在硬來不行的情況下，這也是唯一有效的辦法。當然，中國腐敗分子不會承認，或許不少善良的人也沒看清，但是實際上已經擺得很清楚。明顯的事實就是，腐敗殃及且禍害著全國的老百姓，他們怨聲載道，已經到了不罵腐敗就不是中國人的地步，現今的中國找不到一塊沒有人罵腐敗的地方。
也不知道大家看沒看到這樣的現象，譬如中國抓個小偷，美國都要關注，要求你講人權，而對于腐敗卻竟然不出聲，能不讓人覺得奇怪嗎？抓到政敵致命的弱點，而不做攻擊的政治家有嗎？況且全世界的中國所有敵人對這一點都不出聲，真的好似暴風驟雨前的寂靜一樣。大家看，美國對腐敗不出聲，所有的西方國家也不出聲，搞臺獨的陳水扁、李登輝不出聲，連達賴也不攻擊，這是世界難得的統一，如此步伐一致到底爲什麽？就是腐敗會帶來他們靠武力無法得到的收益。這也是他們不用投入而可以獲得利益的希望所在。
只要腐敗在中國得到發展，他們就暗自慶幸。只要有腐敗，中國的經濟就可能遭到比戰爭還要大的破壞；只要有腐敗，早晚會激發起人民對政府的不滿，那就正中了他們的下懷。如果人民一旦起來反貪，那是什麽力量也阻擋不了的，人民對腐敗不滿情緒一旦爆發，那是原子彈也代替不了的威力。如果真的到了那天，他們就有魚翁得利的可能。蘇聯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嗎？他們不費一槍一彈，只找了個代理人，利用群衆對腐敗的不滿，就把十月革命的政權給結束了，這一結果，讓蘇聯人民吃盡了資本主義的苦頭。如今他們同樣也想在中國重溫舊夢，但是在中國搞起來就不會那麽容易了，中國是有過毛澤東的地方，至今人民還沒有放棄毛澤東思想，還在擁護社會主義，加上他們在中國的代理人還沒有成長起來，所以，陰謀還不能得逞。可是，他們不會死心，把顛覆中國的希望寄托于腐敗和腐敗者身上。
中國作爲他們的政敵，腐敗這麽大的痛處不捅，不是不想捅，而是希望爛得更大更深，等待時機。看來全世界的反華反共勢力如此一致，對此不出聲不是奇怪，是在統一忍耐，有更大的陰謀在後面。看來這就是以美國爲首的西方顛覆中國的一個策略，居心叵測。中國的腐敗真是黃雀在後啊！不知當局看清否？諸君看清否？
國家就是毀了，對于腐敗分子來說也是無關要緊的事，可是，我們老百姓能沒有國家嗎？再說國家毀于腐敗分子的手上，對得起千千萬萬革命先烈嗎？這個國家可是他們用頭顱和鮮血換來的啊！不知還有人還記得他們嗎？還會有人想起政權是他們用頭顱和鮮血換來的嗎？要知道腐敗分子所掠奪的人民財富，也許比日本鬼子八年搶的還要多，人民能不憤怒嗎？他們把國有資産私有化，到處搶農民的土地，難道能夠讓他們這樣下去嗎？真的就忍心讓我們的國家就毀在他們手上嗎？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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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反腐倡廉60年：變與不變 2009年09月29日 檢察日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年以來的歷史，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也是一部反腐倡廉史，一部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同腐敗現象和腐敗分子作堅決鬥爭的歷史。梳理新中國成立60年來的反腐倡廉歷程，我們可以用“四個不變”和“五個變化”加以概括。“四個不變”即黨和國家對腐敗嚴重危害的清醒認識始終不變，堅決懲治腐敗的態度始終不變，反腐倡廉的領導力量不變，反腐倡廉的依靠力量不變。“五個變化”即我們黨和國家反腐倡廉的思路、手段、方式、目標、格局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也在與時俱進。
上篇：新中國反腐倡廉60年的“四個不變”
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了黨同各種消極腐敗現象是水火不相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一國家性質決定了各級國家機關和全體國家工作人員，要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天職，而不能以權謀私、貪污腐敗。新中國成立60年來，由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人民政府，始終對腐敗的嚴重危害保持著清醒的認識，領導和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堅定不移地反對腐敗、厲行廉政。
1、認識始終不變：腐敗是執政興國的天敵
腐敗問題，並非中國獨有，也並非今日才有，而是一個幾乎與人類社會並存的全球性頑症。
誕生于內憂外患之時的中國共產黨，視腐敗為自己的天敵，從星火燎原到奪取政權，從改革開放到執政興國，一直對腐敗的性質和危害保持著清醒的認識，對腐敗現象保持著高度的警惕。
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率領從炮火硝煙中走來的中國共產黨人，從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向北平進發，去迎接一個人民共和國的誕生。臨行前，毛澤東意味深長地對戰友們說:“今天是進京‘趕考’嘛。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新中國開國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國家機關，必須厲行廉潔的、樸素的、為人民服務的革命工作作風，嚴懲貪污，禁止浪費，反對脫離人民群眾的官僚主義作風。”
1952年1月4日，毛澤東親筆修改的《人民日報》社論指出:“對于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嚴重現象，如果不加以徹底肅清，它們就要腐蝕我們的黨，腐蝕我們的政府，腐蝕我們的軍隊，腐蝕一切財政經濟機構和一切革命的群眾組織，使我們的許多幹部人員身敗名裂，給我們的國家造成極大的災害，一句話，這就有亡黨、亡國、亡身的危險。”
改革開放後，我們黨對腐敗危害的清醒認識一如既往。1980年12月，針對黨員幹部不正之風問題，鄧小平指出:“我讚成陳雲同志講的，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1982年4月，面對來勢洶湧的經濟犯罪，他又指出:“不過一兩年的時間，就有相當多的幹部被腐蝕了。……這股風來得很猛。如果我們黨不嚴重注意，不堅決剎住這股風，那麼，我們的黨和國家確實要發生會不會‘改變面貌’的問題。這不是危言聳聽。”
江澤民也多次從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論述腐敗的性質和危害。他強調:“腐敗現象是侵入我們黨和國家機關健康肌體的病毒。如果我們掉以輕心，任其泛濫，就會葬送我們的黨，葬送我們的人民政權，葬送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大業。”
進入新世紀，胡錦濤總書記強調，“在和平建設時期，如果說有什麼東西能夠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的話，腐敗就是很突出的一個”。
剛剛閉幕的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鮮明指出:“堅決反對腐敗，是黨必須始終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
2、態度始終不變：對腐敗堅決懲治絕不姑息
對腐敗性質和危害的清醒認識，決定了中國共產黨為執政黨的新中國對腐敗現象和腐敗分子採取堅決懲治、絕不容忍、絕不姑息的態度。
1951年11月，一疊厚厚的卷宗交在了毛澤東的手裏:在天津地區擔任黨和政府主要領導職務的劉青山、張子善蛻化變質，貪污巨款。公審大會召開前，有人提出是否給他們一個改過的機會。毛澤東說:“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他還說:“我們認為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
1952年2月10日，“新中國反腐第一案的兩聲槍響”震驚大地、回蕩不絕，從而拉開了新中國成立60年來波瀾壯闊的反腐敗鬥爭的序幕。
據統計，僅2003年7月至2008年12月，紀檢監察機關共審結違犯黨紀政紀案件85.2萬件，處分88.1萬人。而檢察機關在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間，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犯罪案件179696件209487人。其中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13929人(包括廳局級930人、省部級以上35人)。2008年，檢察機關共立查職務犯罪案件33546件41179人。其中，立查貪污賄賂大案17594件，重特大瀆職侵權案件3211件，查辦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2687人，其中廳局級181人、省部級4人。
十六大以來，黨和國家嚴肅查處了陳良宇、劉方仁、高嚴、田鳳山、韓桂芝、王懷忠、徐國健、荊福生、劉志華、杜世成、王有傑、鄭筱萸、陳同海、孫善武、孫瑜等一批大案要案，充分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反對腐敗的堅定決心。
繼今年初召開的十七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提出“加大查辦案件工作力度”後，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再一次要求“加大查辦違紀違法案件工作力度”。一位中央紀委委員認為:“突出強調要加大查辦案件工作力度，充分表明了我們黨堅決反對腐敗的鮮明態度。”
3、領導力量不變：堅持黨對反腐倡廉的領導
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黨的領導，是歷史的選擇，是人民的選擇。在中國這樣一個有13億人口的多民族大國，離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後果不堪設想。
開展反腐敗鬥爭，推進反腐倡廉事業，必須堅持黨的領導。
黨的性質與宗旨，決定了黨與各種消極腐敗現象水火不容;黨在新中國成立後取得執政地位，決定了新中國的反腐敗鬥爭，也必然和必須在黨的領導下有序進行。不論是建國初期的“三反”“五反”運動，改革開放後打擊經濟領域的嚴重犯罪，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反腐敗鬥爭，還是新世紀以來對反腐倡廉建設的總體部署和穩步推進，都始終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正如有評論提出的那樣:“只有在黨的領導下才能保證反腐敗鬥爭沿著正確的政治方向發展。這是全黨和全國人民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得出的科學結論。”
2008年1月15日，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強調，堅持黨的領導，是加強反腐倡廉建設的根本政治保證。各級黨委是反腐倡廉建設的責任主體，要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擔負起全面領導反腐倡廉建設的政治責任，以更加堅決的態度、更加有力的措施推進反腐倡廉建設，以更加紮實的工作、更加明顯的成效取信于廣大幹部群眾。
反腐敗要始終堅持黨的領導，這既是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總結，也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治理腐敗的決心和信心。
4、依靠力量不變：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反腐敗
保持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開展反腐倡廉工作是必然的選擇。而這一偉大事業，必須也必然要緊緊依靠人民群眾。
早在1945年，在面對黃炎培關于中共能否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的提問時，毛澤東明確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在今年9月11日召開的“新中國黨風廉政建設60年理論研討會”上，中央紀委副書記張惠新指出:“這句話深刻地揭示了只有全黨全社會共同參與才能有效防治腐敗的道理。60年來，我們黨緊緊依靠廣大黨員幹部和人民群眾的支持和參與，堅持不懈地與各種消極腐敗現象作鬥爭，純潔了黨的組織和隊伍，保證了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健康有序發展。”
的確，新中國成立60年來，在反腐敗的道路上，我們黨強調“人民群眾對領導機關的監督”，始終是沿著這條民主新路闊步前行的。特別是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確定的反腐敗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中，“依靠群眾的支持和參與”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來自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統計數據顯示，在檢察機關近年來查處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中，80%以上都是群眾舉報的。
北京市委黨校教授羅忠敏說:“民主監督是反腐敗的關鍵，依靠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讓人民群眾監督政府，這既是反腐敗的需要，也是人民參與管理國家事務、保證國家權力正確運行的重要方法。”
下篇：新中國反腐倡廉60年的“五個變化”
世界是發展變化的，中國共產黨關于反腐倡廉的認識和實踐也是與時俱進的。新中國成立60年來，黨和政府在堅持反腐倡廉的清醒認識、堅定決心、領導力量、依靠力量不變的前提下，不斷調整和完善反腐倡廉的思路、手段、方法、格局和目標，使之不斷適應新形勢和新任務的需要，使反腐倡廉工作得以有效推進和健康發展。
A、思路變化：從群眾運動到依法治腐
黨和國家的反腐敗思路，有一個從領袖號召和發動群眾運動反腐向依法治腐常態反腐的轉變過程。
在建國初期，由于執政經驗不足，再加上革命年代搞群眾運動的慣性，我們黨主要是靠發動群眾運動來反腐敗:建設初期，毛澤東發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後，又發動了幾次運動，如新“三反”“五反”運動、“四清”運動等。應當說，開展這些運動，在當時的情況下是必要的，但也存在一些問題。正如武漢大學政黨研究所所長丁俊萍教授所言:“這些運動的矛頭，幾乎都指向幹部、黨員中的貪污腐化、以權謀私、官僚主義等脫離群眾的不正之風和消極腐敗現象。但由于這些運動是在階級鬥爭擴大化背景下進行的，所以也誤傷了一些人。”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國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反腐倡廉也進入一個新階段。中國科技大學廉政研究中心副教授張增田通過統計分析發現，“此前最為倚重的運動反腐從此被否定”，反腐倡廉開始採取依靠法制、依靠制度進行反腐的新模式。
鄧小平在多次講話中都強調“不搞運動”。“不搞運動”，對于出現的貪污腐化和濫用權力現象如何解決?1985年，鄧小平說:“我們主要通過兩個手段解決，一個是教育，一個是法律。”1992年，他在視察南方時的談話中強調:“對于幹部和共產黨員來說，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的專門反腐敗機構———黨的紀檢機關、檢察機關、行政監察機關恢復重建。黨中央多次修訂黨章，出臺了《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等重要黨內法規。國家頒布新的憲法並多次修訂，制定了《刑法》、《刑事訴訟法》、《行政監察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公務員法》、《行政處罰法》、《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等法律法規。中國政法大學郝建臻博士認為:“我國已逐步建立起國家法律與黨內法規相結合的反腐敗制度體係。”
從此，反腐倡廉走上依法治腐———依靠黨紀政紀法紀和制度反腐敗的新軌道。
B、手段變化：從打擊為主到注重預防
不論是建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還是改革開放後的整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反腐敗的重點都放在“嚴厲打擊”腐敗分子和“側重遏制”不正之風上，而查處大要案打“大老虎”更是90年代前期反腐敗工作的重中之重。
這些打擊腐敗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總體上處于一種治標的層面上，除惡務盡的決心和行動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有的領域腐敗依然易發多發，甚至有的腐敗分子敢于頂風作案。這種現實促使黨和國家在不放棄打擊和治標的同時，探尋新的反腐手段。
十四大以後，反腐倡廉開始由側重遏制到注重預防的結合和轉變，從側重治標到注重治本的結合和轉變。預防和治本，開始被黨和國家領導人屢屢提及———
1993年，江澤民明確提出懲治腐敗，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持之以恒”。1994年，他又提出“要根據揭露出來的問題，查找原因，總結教訓，堵塞漏洞，健全制度，加強管理”。他在黨的十五大上指出，反腐敗要“堅持標本兼治，教育是基礎，法制是保證”。2002年，在黨的十六大上，江澤民再次強調，要“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的方針，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黨的十六大將十五大時的“反對腐敗”的提法，進一步發展為“反對和防止腐敗”，預防腐敗從此擺到了反腐倡廉的重要位置。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反腐敗問題上更加注重預防、更加注重治本。2004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反腐倡廉要“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2005年1月，胡錦濤在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指出，堅決懲治腐敗是我們黨執政能力的重要體現，有效預防腐敗更是我們黨執政能力的重要標志。在黨的十七大上，他再次強調“在堅決懲治腐敗的同時，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預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設”。
隨著黨和國家越來越重視預防腐敗工作，專門的預防腐敗機構也相應建立:2000年8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成立了職務犯罪預防廳;2007年9月，國家預防腐敗局正式挂牌成立。
C、方式變化：從被動應對到主動出擊
針對建國初期出現的“貪污浪費的狂瀾”和官僚主義問題，毛澤東發動了“三反”“五反”運動;針對改革開放初期出現的經濟犯罪“這股來得很猛的風”，黨和國家開展了打擊經濟領域嚴重犯罪的鬥爭;針對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至90年代前期出現的“官商”、“官倒”問題，又開展了清理整頓公司的工作……60年來，黨和國家反腐敗工作的一般模式是:出現什麼腐敗，就及時打擊什麼腐敗;什麼問題突出，就集中治理什麼問題。盡管這種反腐敗的方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畢竟是疲于應付、被動應對。在反腐敗中如何化被動為主動?改革開放的經驗告訴我們，就是要“釜底抽薪”，實施改革，創新體制、制度和機制。“只靠運動式的懲治腐敗是不可能從源頭上遏制腐敗的，有效的策略是加強廉政制度建設，特別是要重視廉政制度的改革創新。”中南大學廉政與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李滿春教授說。
實踐證明，改革是最有效的預防和治理腐敗的方式。如在經濟領域，著名反腐敗學者何增科通過研究認為，上世紀80年代初主要是利用高檔消費品的票證價格與市場價格的差價搞腐敗，實施價格改革，放開消費品價格後，這種腐敗就大為減少了;80年代中後期至90年代前期出現的“官商”、“官倒”問題，主要是因為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的存在，實行價格並軌後，這一腐敗也消退了;針對當年出現的黨政機關、政法機關和軍隊武警部隊經商辦企業的問題，中央不僅明令“脫鉤”，而且實行了“收支兩條線”等改革措施，這個領域的腐敗也得到了有效解決。
中央及時總結這些經驗，提出通過深化改革有效防治腐敗，把工作思路由單純地亡羊補牢調整到著力未雨綢繆上來，實現由淺層面到深層次的結合和轉變，既注意對腐敗結果的治理，又強化對源頭的治理，著力解決深層次問題。
在黨的十五大上，江澤民明確提出:“通過深化改革，不斷鏟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在十六大上，他強調:“創新體制，把反腐敗寓于各項重要政策措施之中，從源頭上預防和解決腐敗問題。”
2005年1月，胡錦濤在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強調，繼續以改革統攬預防腐敗的各項工作，通過深化改革、創新體制，從源頭上預防和解決腐敗問題。同月，中共中央印發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係實施綱要》指出:“通過深化改革、創新體制，加強教育、發展民主、健全法制、強化監督，把反腐敗寓于各項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中，用發展的思路和改革的辦法防治腐敗。”
在這種反腐思路的指引下，黨和國家大力推進幹部人事制度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財稅金融和投資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規範和完善工程建設招投標、土地使用權出讓、產權交易、政府採購等制度。這些改革措施正在發揮著或已經發揮了反腐治本的作用。
“堅持改革創新，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是黨風廉政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山東省委黨校教授魏磊認為，“改革是黨風廉政建設的必由之路和根本途徑。”
D、目標變化：從清除腐敗到控制腐敗
新中國成立60年來，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的砥礪磨煉中，黨和國家對反腐敗的目標定位也在悄然發生變化。
在建國初期，毛澤東提出:“老虎不捉凈不許收兵。”在改革開放後的一段時期，我們黨強調:“對一些嚴重危害社會風氣的腐敗現象，要堅決制止和取締。”“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有能力逐步克服並最終消除這些現象。”至于“根絕腐敗”、“清除腐敗”，在社會上更是不絕于耳。
根絕腐敗、徹底消除腐敗，表達了黨和國家反腐敗的堅定決心、人民群眾對反腐敗的良好願望，但腐敗是一種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古今中外的反腐敗歷史表明，腐敗在進入階級社會後至目前的人類社會發展階段中，是不可能根除和消滅的。反腐敗，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任務，最科學最務實的反腐敗目標是遏制腐敗、有效控制腐敗。
對此，改革開放後，我們黨的認識越來越清晰。
在上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就指出，打擊經濟犯罪“是一個長期的經常的鬥爭”。1989年，他提出:“我們要反對腐敗，搞廉潔政治。不是搞一天兩天、一月兩月，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
在90年代初，江澤民指出，要充分認識反腐敗鬥爭的“緊迫性、長期性和艱巨性”;“反腐敗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一定要樹立持久作戰的思想”。2000年底，在一次講話中，他對滋生腐敗現象的因素進行分析後指出，“這些土壤和條件不是短時期就可以鏟除的”，“我們必須不懈地與腐敗現象進行鬥爭，努力把它減少到最小的程度”。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繼承前人反腐倡廉理論成果的基礎上，科學總結十六大以來的反腐敗實踐經驗，創造性地提出了“反腐倡廉建設”的概念，並把它作為黨的“五個建設”之一。在十七大上，他強調:“全黨同志一定要充分認識反腐敗鬥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幟鮮明地反對腐敗。”
2008年1月，在十七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他再次提出，把反腐倡廉建設貫穿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個領域，體現在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各個方面，不斷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引向深入。在這次會議上，他明確提出要“更加科學有效地防治腐敗”，強調“努力把腐敗現象減少到最低程度”。
“把腐敗控制到一個比較低或者很低的水平，是一個科學的務實的目標選擇。”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說。
E、格局變化：從應急單打的戰術反腐到構建懲防腐敗體係的戰略反腐
“新中國成立60年來，中國共產黨已經形成了一套反腐倡廉戰略思想，為反腐倡廉建設指明了方面。”西安交通大學廉政研究所副所長李景平教授認為。
新中國成立60年來，針對特定時期存在的突出腐敗問題，黨和國家都會果斷採取措施進行應對和治理，如開展“三反”“五反”運動、打擊經濟領域嚴重犯罪、清理整頓公司、清理整頓樓堂館所、治理公款大吃大喝、治理公款出國旅遊等等。這些反腐敗措施當然都是必要的，但都帶有“應急單打”的色彩。如何才能改變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局面?
經過科學總結新中國成立60年來的反腐敗經驗，在新的世紀，我們黨和國家不僅在思想上認識到“反腐倡廉是一個社會係統工程”，而且理論更加豐富，實踐更加有效。尤其是黨的十六大以來，黨和國家的反腐倡廉已由以前的應急抓的戰術反腐轉變為構建懲防腐敗體係的戰略反腐。
2005年1月，中共中央印發《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係實施綱要》;2008年5月，又印發《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係2008-2012年工作規劃》，明確提出了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的指導思想、基本要求和工作目標。
指導思想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切實貫徹維護黨章，以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為主線，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全面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的方針，把反腐倡廉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緊密結合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和制度建設，根據新的時代條件和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以改革創新精神整體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係建設各項工作，為實現黨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決策和戰略部署提供有力保證。”
基本要求是: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堅持改革創新、開拓進取;堅持懲防並舉、重在建設;堅持統籌推進、綜合治理;堅持突出重點、分類指導。
工作目標是:“經過今後5年的紮實工作，建成懲治和預防腐敗體係基本框架，拒腐防變教育長效機制初步建立，反腐倡廉法規制度比較健全，權力運行監控機制基本形成，從源頭上防治腐敗的體制改革繼續深化，黨風政風明顯改進，腐敗現象進一步得到遏制，人民群眾的滿意度有新的提高。”《工作規劃》將《實施綱要》確定的教育、制度、監督、懲處四項工作部署拓展為教育、制度、監督、改革、糾風、懲處六項工作部署，從而形成了對懲防腐敗體係建設的總體布局。
《實施綱要》和《工作規劃》的出臺，對我國的反腐倡廉建設意義重大，正如中共中央下發的通知所言:“《實施綱要》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指導性文件。”“《工作規劃》是今後5年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係建設的指導性文件。”
從此，反腐倡廉實現了由單項工作到綜合治理的結合和轉變，由應急抓到經常抓的結合和轉變，既對已經出現的問題一個一個地解決，又著眼于全局和長遠，堅持係統治理和整體推進。
結論：中國特色反腐倡廉理論已形成
提出加強以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係為重點的反腐倡廉建設，是我們黨深刻總結建國60年以來的反腐倡廉實踐經驗，準確把握我國現階段反腐倡廉形勢得出的科學結論，是我們黨和國家反腐倡廉由被動到主動、由自發到自覺的必然成果，標志著中國特色反腐倡廉理論(內容包括指導思想、戰略方針、目標任務、基本要求、總體布局、依靠力量、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等等)已形成，標志著我們已逐步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仆仆風塵一甲子，江山萬裏美如畫。“趕考”一甲子，中國共產黨考出了好成績。
剛剛閉幕的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強調加快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係建設，指出:“必須充分認識反腐敗鬥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的方針，嚴格執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在堅決懲治腐敗的同時加大教育、監督、改革、制度創新力度，更有效地預防腐敗，不斷取得反腐敗鬥爭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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