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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間不是有些有關明末清初傳教士的譯著，法國伯德萊1997年出版的《18世紀入華耶穌會士畫家》（中譯名《清宮洋畫家》，山東畫報社，2002）有何特別之處？

著譯俱佳，《清宮洋畫家》「是作者用了四十多年的功夫，潛心搜集和苦心鑽研的結果。作者為了寫這樣一部書，曾遍訪歐美各大圖書館、美術館、博物館、拍賣行以及各家公私特藏處。此外，他還遠涉重洋，多次訪問中國的北京和台北故宮博物院、承德避暑山莊和圍場。」(p.248)而譯者耿昇已直接從法文譯過多部法國著名漢學家有關中國歷史和佛教的名著。

那麽多虛美何用？單憑作者的下段話，便可知他和他的前輩傳教士們一樣不知中國畫的「氣韻生動」和「三遠法」：

「利瑪竇抱怨說，中國藝術家們不會畫油畫，更不會繪製陰影。巴羅認為，他們都是一些拙劣的蹩腳畫家，因為他們都不能創作一種透視畫或繪製裸體畫。」(p.129)

「1969年5月，在郎士寧繪畫的一次展覽中，台北大主教走得甚至更遠：『郎士寧的繪畫未能抓住』中國畫的「氣」…其駿馬與花卉圖恰似它們在現實中的形態。它只是一幅照片，這就是一切，缺乏中國畫中的氣韻。」

「我不贊同那位尊敬的大主教的觀點，而是站在乾隆皇帝那更有權威的觀點一邊，因為乾隆像對待歷史上最大的畫家一樣敬佩郎士寧。」(p.110)

伯氏誤引了權威了吧，難道忘了自己在第三章＜大收藏家乾隆的耶穌會士合作者＞中是如何批評乾隆的了：

「他首先是一位貪婪的收藏家。他懷著一種自己印記的秘密心願而積極這一切(p.41)在內務府和皇帝的親自主持下，製造了許多塗漆的家俱或其他器皿，或者是景泰藍製品。其技術都很高超，但其裝飾的華麗及其製造的精湛技藝，却往往損害了其藝術質量(p.42)。」

同理，郎士寧的繪畫不也如此！

算了！不跟你爭虛無飄渺的「氣韻生動」。不過書中多處提及在華傳教為何失敗？其因是歐洲天主教內部的反耶穌會勢力、有些教士涉入中國皇位繼承、尤其是祭祖合不合教義等等之爭。這些總值一讀了吧！

已是清初歷史和中國天主教史的常識！
那書中所言：「1773年7月21日，教皇克萊芒十四世解散了耶穌會。但等到1774年8月5日，逮捕耶穌會長洛倫佐‧利奇的消息才傳到北京…如果耶穌會能成功地接受一種中國化的基督教，如果禮儀之爭能在有利於它的方向結束，如果它未於十八世紀中葉被驅逐歐洲並被解散，那麼耶穌會是否會改變世界的面貌呢？」(p.122)

要是歷史能「如果」的話，中國在明末清初便能加入世界現代化行列，永保天朝地位。 

早期耶穌會傳教士所攜來的西洋畫02-1-8   顧衛民   《世紀書窗》 

  早期耶穌會士中奠定在華傳教事業者爲利瑪竇。當他于1583年到廣東肇慶開教時，便以西洋繪畫作爲傳教的輔助手段。他在寓所的中央祭臺上挂有聖母瑪利亞的畫像，當時的中國人對這幅惟妙惟肖的畫像，印象十分深刻。由于當地的肇慶人誤認爲瑪利亞爲天主的夫人之一，利瑪竇不久又換上了天主的圖像。後來，在韶州和南昌，利瑪竇多次向人們出示天主和聖母的圖像。
    1601年1月，利瑪竇來到北京，他帶來一批西洋方物，進貢朝廷，希冀在北京居留傳教。據其奏疏雲：    
        謹以原攜本國土物，所有天主圖像一幅，天主母圖像兩幅，《天主經》一本，珍珠鑲十字架一座，報時自鳴鍾兩架，《萬國圖志》一冊，西琴一張等物，敬獻禦前。此雖不足爲珍，然後極西貢至，差覺異耳，且稍寓野人芹曝之私。    
    利瑪竇所進呈的兩幅聖母像，一尺半高；一幅天主像，較小一些。其中一幅天主像是從羅馬寄來的古畫，仿聖路伽所畫之聖母抱耶穌像。另外兩幅則是當時人的作品。萬曆皇帝和太後瞻仰以後將其鎖入內庫。
    對于利瑪竇進呈的西洋畫，當時的中國人即有記載，據姜紹聞《無聲詩史》雲：    
        利瑪竇所攜西域天主像，乃女人抱一嬰兒，眉目衣紋，如明鏡涵影，踽踽欲動。其端嚴娟秀，中國畫工，無由措手。    
    姜氏所述之天主像，實爲聖母像。同時代的顧起雲著《客座贅語》卷六，也述及利瑪竇所攜之聖母抱耶穌像，尤爲可貴的是，還記述了利氏從中西畫法的差異的角度向中國人介紹西洋畫的評論：    
        利瑪竇，西洋歐羅巴人也。面皙虯須，深目而睛黃如貓。通中國語，來南京，居正陽門西營中，自言其國以崇奉天主爲道。天主者，制匠天地萬物者也。所畫天主，乃一小兒，一婦人抱之，曰天母。畫以銅板爲，而塗五彩于上，其貌如生。身與臂手，儼然隱起上，臉之凹凸處正視與生人不殊。人問畫何以至此？答曰：“中國畫但畫陽不畫陰，故看之人面軀正平，無凹凸相。吾國畫兼陰與陽寫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輪圓耳。凡人之正面迎陽，則皆明而白；若側立則向明一邊者白，其不向明一邊者眼耳鼻口凹處，皆有暗相。吾國之寫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畫家與生人亡異也。”（向達：《明清之際中國美術所受西洋之影響》，《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三聯書店1987年，第498頁。）    
    利瑪竇將西畫投影原理解釋得十分清楚，西畫注重光線明暗，立體感強，時人稱“凹凸畫”。
    顧起元還談到了印在西書上的西洋銅版畫：“攜其國所印書冊甚多，皆以白紙一面反複印之，字皆旁行……其間有圖畫，人物屋宇，細若絲發。”銅版畫于15～16世紀在歐洲開始流行，以腐蝕法制作：先在銅板上塗一層防腐蠟，用刀刻圖畫以後，用酸性溶液腐蝕，刻處即成凹面。再將油墨填入凹處，通過滾筒印到紙上，形成凸起線條，具有獨特細膩的藝術效果。
    在北京時，爲了便于萬曆皇帝了解歐洲君王們的穿戴，利瑪竇和傳教士們還向宮中進呈了一幅油畫，上有歐洲各國的君王、教宗、公爵等人物，他們的面貌和服飾都很清楚。皇帝命宮廷畫師繪制一幅更大的，色彩更濃的畫，神父們在宮中耽了三天，專門指導他們工作。1606年8月，利瑪竇在給耶穌會總會長的信中說：“我對于繪畫藝術極爲喜愛，不過我擔憂，此事再加上其他一切，都放在我肩上，會使我羈絆得無法脫身。”
    爲此，利瑪竇曾向耶穌會總會要求派遣懂得繪畫的教士來華，1610年，倪雅各修士來華，他聖名Fr. Jacques Neva，是生于日本的華僑，在日本修院中以善于繪事著稱，長期在長崎的耶穌會畫院作畫，隨意大利畫家尼各老學過西畫。他在北京時，仿聖路伽畫，繪制了聖母抱耶穌像。利瑪竇贊揚說：“他畫得惟妙惟肖，絕不會次于原畫。”
    曾長期追隨利瑪竇的中國修士遊文輝也擅于繪西畫。遊文輝，字含樸，1575年生于澳門，1605年入會，1630年卒于杭州，他是一位畫家，同時又擔任講解教理的輔導員。利瑪竇臨終時，遊文輝繪下利氏遺容。此畫系油畫，利氏身著儒服，頭戴方巾，深邃的目光折射出人物內心豐富的心靈世界。利氏遺像由金泥閣(P.Nicol Trigault)神父于1614年帶回歐洲，現存羅馬Residenza de Gesu府邸。    
    1606年1月，利瑪竇將四幅雕版畫贈與程大約(君房)，被程氏收入其編纂的《墨苑》中。《墨苑》將西畫放于書末，繪圖者爲丁雲鵬、刻圖者爲黃等，均爲當時名畫家。此四幅畫爲：(一)信而步海，疑而即沈；(二)二徒聞實，即舍空虛；(三)淫色穢氣，自速天火；(四)聖母懷抱聖嬰耶穌之像。前三幅畫附有羅馬字注音解釋。1927年，時任輔仁大學校長的陳垣曾假通縣王氏《鳴晦廬藏本》將四畫複制印行于世，並著《明季之歐化美術及羅馬字注音跋》一文曰：    
        《墨苑》分天地人物儒釋道六集，今書口題曰緇黃者即釋道合爲一集，而以天主教殿其後也。時利瑪竇至京師不過五六年，而學者視之，竟與緇黃並，其得社會之信仰可想也。明季有西洋畫不足奇，西洋畫而見采于中國美術界，施之于文房用品，刊之于中國書籍，則實爲僅見。
http://www.ewen.cc/books/bkview.asp?bkid=12428&cid=20548 

 

清初兩位耶穌會士畫家——吳曆與郎世寧    by溫羽碩  2008-08-11

　
　　國畫源遠流長，目前保存最久遠的古畫可溯自唐代。唐、宋、元、明、清各朝均有傑出的大畫家。明朝末年因政治不安定，在藝術界也表現出不滿現實的現象，清初以怪誕風格自許的書畫家如鄭板橋等揚州八怪，被稱爲逸格派。而承傳唐宋元明正統畫派的畫家們，受到明朝董其昌的影響，全力摹仿古畫之形似與神似，難脫其窠臼。明末利瑪竇來華傳教，歐洲各修會以不同的手段來華傳播福音，諸如科學、天文、醫學、工學、音樂與藝術等不一而足。傳教士畫家們把油畫及水彩畫等理論與技巧引入中國，開啓了國畫的新視界。

　　清初正統畫派最著名的清初六大家，四王吳惲。四位王姓畫家加上吳震與惲壽平。這四位王姓畫家不是家族血親就有師生之誼，而且長輩提拔後進，後生尊崇長者，亳無文人相輕之心態，難能可貴。王時敏（1592-1680）號煙客與好友王鑒（1598-1677）字圓照，人尊稱王廉州，是兩位最早得享盛名的畫家。王原祁、王翬、吳曆與惲壽平屬于第二代。王時敏的嫡孫王原祁（1642-1745）號麓臺，自幼聰慧過人，繼承祖父衣缽詩書畫俱佳，康熙嘉賞召爲內廷供奉。主編佩文齋書畫譜。王翬（1632-1717）字石谷，二十歲時被同鄉大畫家王鑒發現，視爲天才畫手，于是收爲門徒，傾囊相授。嗣後王鑒遠赴廣東任官（廉州），乃介紹王石谷至王時敏門下繼續習畫。數年後王時敏認爲王石谷摹仿大癡的作品，維妙維肖，形神兩似，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甚至稱爲「畫聖」。王時敏的雅量何其偉大！

　　惲壽平（1633年生）除畫山水之外亦畫沒骨花卉與蟲鳥。1656年曾與王石谷首度合作繪制山水。當時大畫家彼此敬愛，合作無間令人稱羨。

　　吳曆（1632-1718）亦名子曆，字漁山，號墨井道人，常熟人。其十一世祖吳納曾作明朝都察禦史，書香門第。吳曆自幼即承庭訓，接受儒學教育。稍長琴棋書畫無一不精，是一位標准的文人雅士。惜父早喪，家道中落。不得己鬻畫養母。嗣以母與妻相繼喪亡，哀傷憂郁不知所終，因思出世之念。曾與虞山禪寺默容和尚學佛，但未能化解生與死之疑團。又因故居與天主堂不遠，經比利時傳教士柏應理，傳授天主教教義，領洗入教進而獻身于主，前往澳門入耶穌會修道。吳修士聖名西滿勿略。六年之後晉升司鐸。在上海、嘉定一帶傳教。李杕給他寫行狀時就提及他獻身天主的背景與動機，茲節錄如下：

　　『以畫之可取潤以奉母也，尤致力于丹青，而最工山水，迄今存其一者，非數百金不可致。先生娶某氏女，生二子；既而母歿，先生哭之哀，自此郁郁不得志。祿位非其所好，惟念人生于世，荏苒數十年，非偶然而生，偶然而卒，其生也，必有所來，其卒也，必有所攸歸。思久亡，不得透其昧。嗣聞天主教名，與教士交善，考問教理，恍然于惠迪吉，從逆凶之真旨，決意皈依。受洗入教，既而妻亦亡，漸萌修道志，思入耶穌會，發三絕願……。』

　　吳曆四十五歲領洗，五十歲入耶穌會修道。在澳門修道時就住在三巴寺中。三巴是聖保祿的粵語音譯。聖保祿堂亦稱天主之母堂，建築宏偉，堂區內附設學校、醫院、天文臺及神職人員宿舍等，可惜于1595、1601及1835年三次大火，把堂區內的建築全部燒光，如今只剩下一面山牆—大三巴牌坊，被列爲世界遺産供人憑吊。吳神父雖然中年修道，但是爲福音的傳播，身體力行極爲認真。教會檔案（口鐸）中存有他的主張：『凡入是會者，須讀書明辨，能講能走，以勸人爲急務，非徒跪拜，徒敬聖人而己。』他效法聖人背負十字架的精神，勸人皈依天主，孜孜不休。他還要求自己忍受饑餓，體認耶穌爲救贖人類所受之苦難。

　　吳神父因爲修道洞察世間百態，清身自好，不與世俗苟合，所以在畫作上雖然師法古人（亦曾爲王時敏與王鑒之門生）然而胸中自有丘壑，他曾說：不肯一筆寄人籬下。四十四歲時之畫作『湖天春色園』寫江南湖畔堤邊之明媚景色，全脫前人之框柱。故此畫評家秦祖永評論他的畫作爲『神品』，尤在王石谷的『能品』之上。

　　清初來華的傳教士畫家中最出名的就是郎世寧了。郎世寧（GiuseppeCastiglione1688-1766）出生于意大利米蘭，十九歲加入耶穌會成爲修士，同時研習油畫及建築。他作修生時即曾爲教堂畫了兩幅壁畫。一張是「聖依納爵在山洞中」，另一張是「耶穌顯現于聖依納爵面前」。1714年他被派往中國傳教。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抵達北京，以內廷畫師供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長達五十一年。他一方面教授油畫，一方面學習中國的工筆畫。他把西畫中近大遠小的透視法及光影明暗等技巧融入國畫中。郎世寧現存作品中，以清皇室帝妃畫像最多。此外他所畫的駿馬、駿犬。白鷹、白猿等均屬精品，描繪動物之生態與細膩較諸國畫之工筆畫猶勝一籌。他的百駿圖等名畫曾于故宮博物院舉行特展。

ÿÿ郎世寧除去繪畫之外也未曾忘懷傳教的基本任務。乾隆元年及二年曾發生兩次禁教事件，都是利用高宗皇帝參觀他作畫時，當面陳情而解禁的。1757年郎世寧七十歲壽辰，受到乾隆的最高規格的寵賜。1766年病逝北京享年七十九歲。高宗頒旨，墓志銘中記載：『西洋人郎世寧，自康熙間入值內廷，頗著勤慎，曾賞給三品頂戴，今患病溘逝，念其行走年久，齒近八旬，著照戴進賢之例，加恩給予侍郎銜，並責內務府支銀三百兩，料理喪事，以示優恤，欽此。』
http://www.fxjq.org/gengxin3/0305/w.htm

  

郎世寧＞百度百科

　　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是意大利人，原名朱塞佩?伽斯底裏奧內,生于米蘭，清康熙帝五十四年（1715）作爲天主教耶穌會的修道士來中國傳教，隨即入宮進入如意館，成爲宮廷畫家，曾參加圓明園西洋樓的設計工作，曆任康、雍、乾三朝，在中國從事繪畫達50多年。由于郎世寧帶來了西洋繪畫技法，向皇帝和其他宮廷畫家展示了歐洲明暗畫法的魅力，他先後受到了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的重用。他是一位藝術上的全面手，人物、肖像、走獸、花鳥、山水無所不涉、無所不精，成爲雍正帝、乾隆帝時宮廷繪畫的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品有《聚瑞圖》、《嵩獻英芝圖》、《百駿圖》（見插圖）、《弘曆及後妃像》、《平定西域戰圖》等。
　　郎世寧1715年他以傳教士的身份遠涉重洋來到中國，就被重視西洋技藝的康熙皇帝召入宮中，從此開始了長達五十多年的宮廷畫家生涯。在繪畫創作中，郎世寧融中西技法于一體，形成精細逼真的效果，創造出了新的畫風，因而深受康熙、雍正、乾隆器重。盡管如此，洋畫家郎世寧也必須遵守作畫前繪制稿本，待皇帝批准後再“照樣准畫”的清宮繪畫制度，目前保留在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郎世寧《百駿圖》稿本就說明了這一點。郎世寧還將歐洲的繪畫技法傳授給中國的宮廷畫家，使得清代的宮廷繪畫帶有“中西合璧”的特色，呈現出不同于曆代宮廷繪畫的新穎畫貌和獨特風格。
　　郎世寧原系來華傳教的耶穌會教士，但他在清廷官封三品，一直忙于爲皇帝作竟沒有機會傳教。他擅于采納中國繪畫技巧而又保持西方藝術的基本特點。今日全球各大博物館都有他的作品陳列。
　　1688年郎世寧生于意大利米蘭市，19歲入熱那亞耶穌會。不久即運用他的藝術才華爲該市修道院內小教堂繪了兩幅宗教畫。那時歐洲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極爲向往，年甫弱冠的郎世寧就請求該會派他前往中國。

　　畫藝供奉康雍乾
　　郎世寧教士1715年七月抵中國，11月獲康熙皇帝召見。當時康熙61歲，酷愛藝術與科學，雖然不贊成郎世寧所信仰的宗教，卻把他當作一位藝術家看待，甚爲禮遇。康熙對他說：“西方的教義違反中國正統思想，只因爲傳教士懂得數學基本原理，國家才予以聘用。”他又表示詫異道：“你怎能老是關懷你尚未進入的未來世界而漠視現實的世界？其實萬物是各得其時的。”旋即派郎世寧爲宮廷畫師，不給他傳教的機會。
　　宮廷畫師每日清晨從北京東華門附近的寓所步行進宮，七時向宮門禁衛報到。
　　在一所坐落于庭院與禦花園之間的畫室內作畫，直到下午五時爲止。這間屋子夏天炎熱，冬天嚴寒，畫師必須把一缸缸顔料放在小炭爐上烘著以免凝結。除繪畫外他們還得修習漢文與滿文。
　　康熙不喜歡油畫，因爲年代久了就會變得黑乎乎的，模糊不清。于是郎世寧與其他歐籍畫師學習使用膠質顔料在絹上作畫的艱難技巧。一筆下去就不能再加第二筆，也不容修改潤飾。筆觸偶有躊躇，或下筆太重，那幅畫就毀了。
　　宮廷畫家都依照宋人郭熙定的原則作畫：“山水畫中，畫山盈丈，樹木盈尺，馬盈寸，人物盈十分之一寸。”平行線條就是不折不扣地平行下去。在郎世寧看來，中國繪畫的遠近配合觀念徹底錯誤。他向康熙建議設立一所繪畫學校，不獲采納。後來他出版了一本《視學》。
　　不過，在許多中國人看來，用幾何學的透視原理來處理空間問題，是虛僞的，非藝術化的。中國畫中對物的視點不止一個而是幾個，視線的角度不是固定的，所以畫家在同一幅畫中能對山水或庭園表現不同的視點與角度。郎世寧的作畫題材由皇帝指定。人像必須畫平板板的正面，不能畫陰影，人們以爲像上的陰影“好似臉上的斑點瑕疵”。
　　1722年康熙駕崩，皇四子胤禛即位，即雍正繼位，傳教士皆逢厄運，唯有在宮廷服務的教士受到特殊禮遇，向中國的皇帝和宮廷畫家展示了歐洲明暗畫法的魅力。作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的《聚瑞圖》軸、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的《松獻英芝圖》軸和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的《百駿圖》卷等畫幅，都顯示了郎世寧堅實的寫實功底，體現了他早期繪畫的特色和面貌，具有濃厚鮮明的歐洲繪畫風格和情調。
　　在雍正年間，郎世寧根據皇帝的旨意，向中國的宮廷畫家斑達裏沙、八十、孫威鳳、王珓、葛曙和永泰等人傳授歐洲的油畫技藝，從此，純屬歐洲繪畫品種的油畫，在清朝的宮廷內也開始流行。從清代內務府造辦處的檔案中得知，在這段時間裏，郎世寧創作了不少作品，但是保存至今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大多已經失傳了。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皇帝開始大規模地擴建圓明園，這爲郎世寧提供了發揮其創作才能的極好機會。他有較長一段時間居住在這座東方名園內，畫了許多裝飾殿堂的繪畫作品。其中既有歐洲風格的油畫，還有在平面上表現縱深立體效果的歐洲焦點透視畫。雍正皇帝對于這位洋畫師的作品十分贊賞，曾經對一幅人物畫的圖稿做了如下評語:“此樣畫得好！”(見清?內務府造辦處檔案)
　　在宮廷之外，郎世寧還與雍正皇帝的幾個同父異母弟弟關系頗爲密切，如怡親王允祥、果親王允禮、慎郡王允禧等，爲他們作畫，並有多件作品流傳至今。如《果親王允禮像》頁(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八駿圖》橫幅(江西省博物館收藏)、《馬圖》冊(上海博物館收藏)等。這些作品和這一現象，一方面說明了郎世寧在宮廷之外頻繁的藝術活動，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在當時的滿洲貴族圈子裏，玩賞歐洲風味的藝術品是一種流行的時尚。
　　雍正在位13年，由乾隆繼承大統。乾隆皇帝雅好書畫詩文，在位期間重視宮廷繪畫的發展，所以從康熙時就入宮的畫家郎世寧仍然得到重用，成爲宮廷畫家中的佼佼者。乾隆登基時年24歲，每日必去畫室看郎世寧作畫。而且從現存的郎世寧作品上看，弘曆在即位前任寶親王期間，就與郎世寧相識，並有頗多接觸，關系甚爲密切。即位後的乾隆皇帝多次頒賜錢和實物獎賞宮廷畫家，幾乎每次都有郎世寧的份兒，與宮廷畫家中的元老冷枚、唐岱等人待遇相同。後來乾隆皇帝還爲郎世寧舉行了非常隆重的七十歲壽辰祝壽儀式，賞賜壽禮甚豐，並親筆書寫了祝詞。 這時郎世寧已77歲，諳習內廷事務，于是教會高級人士令他向皇帝呈遞奏折，此舉很危險。某日乾隆照常來看他作畫，郎世寧匍匐跪下，說了幾句有關“我們的神聖教律”遭受譴責之類的話後，就從懷中掏出一卷用黃綢包裹的耶穌會奏折呈上。當時內廷太監看見郎世寧的大膽舉動，都嚇得心驚膽戰，乾隆卻溫和地說：“朕並沒譴責你們的宗教，朕只是禁止臣民皈依罷了。”從此以後，郎世寧每晨入宮必受搜查，以保證他的確沒有懷帶什麽奏折。
　　郎世寧還不死心，又試了一次。1746年有5名本篤會傳教士判處死刑。一日乾隆命郎世寧呈一幅新畫的畫稿時，他又跪下說：“求陛下對我們憂傷戚戚的宗教開恩。”乾隆面有慍色，不置答複，皇帝的決定是不能更改的。
　　不過郎世寧在宮中也有輕松的時刻。某日乾隆見妃嬪環繞左右時郎世寧頗感局促不安，就問他：“卿看她們之中誰最美？”郎世寧答道：“天子的妃嬪個個都美。”乾隆又追問：“昨天那幾個妃嬪中，卿最欣賞誰？”“微臣沒看她們，當時正在數宮殿上的瓷瓦。”“瓷瓦有多少塊？”郎世寧回答：“30塊。”皇上命太監去數，果然不錯。
　　此後郎氏就沒再受作弄。不過他還是奉命描繪一幅帝後及11名妃嬪在一起的圖像，畫題是：“心寫治平”。這是郎世寧所繪二百幅人物中最著名的一幅。乾隆僅在該畫完竣、七十萬壽及讓位時看過此畫三次。隨即將畫密封于盒內，旨諭有誰竊視此畫，必淩遲處死。
　　郎世寧身爲宮廷畫師，將乾隆一生中的大事都一一入畫——戰爭的場面，壯觀的狩獵，喜慶宴會等。他最好的作品之一爲“哈薩克貢馬圖”與“瑪，整個絹卷軸中筆觸揮灑自如，景色生動逼真。
　　乾隆要修建圓明園爲夏宮，郎世寧又秉旨設計圖則。乾隆命郎世寧起草建築圖樣進說：“就采用歐夷的樣式吧。”從那幅帶有巍峨壯麗巴洛克風格的藍圖中，可以見到建築上的主要旨趣，大理石圓柱以及意大利式豪華富麗的螺旋形柱頭裝飾。
　　不過，屋頂上金碧輝煌的琉璃瓦和用獸形裝飾的飛簷，卻是中國傳統式樣。這項工程于1747年至1759年間進行。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百余年間，清朝中央政權與西北蒙古族各部和維吾爾族回部爭戰頻繁，終于在乾隆中期平定了蒙古族厄魯特部和回部的叛亂，使得西北的邊境有了一個相對安定的和平局面。爲此乾隆皇帝在宮廷畫家中挑選了以郎世寧爲首的中外畫家，創作了一系列史詩般的畫幅。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厄魯特蒙古族的杜爾伯特部首領車淩、車淩烏巴什、車淩孟克(合稱爲三車淩)以及厄魯特蒙古族的輝特部首領阿睦爾撒納，相繼歸順清朝，乾隆皇帝特地在承德的熱河行宮避暑山莊舉行盛大儀式表示慶賀。時年66歲的郎世寧和另外兩位歐洲傳教士畫家王致誠、艾啓蒙等一起，趕赴承德，畫了一批蒙古族歸順首領的油畫人物半身肖像。後來又根據此行搜集的素材，郎世寧和其他中外畫家共同完成了兩幅大型的曆史畫:《乾隆萬樹園賜宴圖》橫幅(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和《乾隆觀馬術圖》橫幅(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這兩幅畫完成之後，張貼在避暑山莊內“卷阿勝境”殿的東西牆上。郎世寧描繪這一主題的繪畫作品還有《阿玉錫持矛蕩寇圖》卷(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瑪瑺斫陣圖》卷(有兩幅，臺北故宮博物院和德國柏林東亞美術館收藏)、《哈薩克貢馬圖》卷(法國巴黎吉美博物館收藏)等。
　　另外，從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開始，郎世寧和王致誠、艾啓蒙、安德義一起爲銅版組畫《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戰圖》冊(又稱《乾隆平定西域戰圖》冊，北京故宮博物院等很多博物館中均有收藏)繪制圖稿。這套十六幅的圖稿後來通過廣州粵海關將其送往法國巴黎鐫刻成銅版刷印，成爲宮廷藝術的珍品之一。銅版畫草稿主要是由郎世寧負責，他畫了其中的若幹幅，還用拉丁文和法文寫了具體說明。遺憾的是當這套銅版組畫竣工從法國運回中國時，郎世寧已經因病去世了。後來清朝宮廷仿照《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戰圖》繪刻了一系列表現征戰場面的銅版組畫，這些畫幅是由清宮內供職的中國畫家制作的，它們成爲中國最早的銅版畫作品，其中郎世寧的開創之功不可沒。
　　郎世寧除了作畫外，還于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參與了圓明園內長春園歐洲式樣建築物(俗稱西洋樓)的設計和施工。大概就在郎世寧爲修建長春園工作期間，一度擔任過掌管皇家園林工作的奉宸苑苑卿的職務，官職爲正三品。

　　遺墨熠熠照畫史
　　郎世寧在宮廷內作畫，獲得了許多榮耀，不但超過了其他歐洲傳教士畫家，而且令衆多供奉宮廷的中國畫家也無法望其項背。但郎世寧在爲中國皇帝服務時，其身份僅是一個宮廷畫家而已，並無優越條件。他的歐洲夥伴王致誠曾在寫往歐洲的信件中說起他們作畫的情形:“吾人所居乃一平房，冬寒夏熱。視爲屬民，皇上恩遇之隆，過于其他傳教士，但終日供奉內廷，無異囚禁……作畫時頗受摯肘，不能隨意發揮。”其作畫場所及條件都十分艱苦，郎世寧的榮譽來之不易。
　　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十日(公元1766年7月16日)，郎世寧在他七十八周歲生日的前三天，病逝于北京，其遺骸安葬在北京城西阜成門外的歐洲傳教士墓地內。乾隆皇帝對于郎世寧的去世甚爲關切，特地下旨爲其料理喪事。郎世寧的墓碑上刻著皇帝旨諭:“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十日奉旨:西洋人郎世寧自康熙年間入值內廷，頗著勤慎，曾賞給三品頂戴。今患病溘逝，念其行走年久，齒近八旬，著照戴進賢之例，加恩給予侍郎銜，並賞給內務府銀三佰兩料理喪事，以示優恤。欽此。”墓碑的正中下方爲漢字:“耶穌會士郎公之墓”，左邊爲拉丁文的墓志。
　　郎世寧自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來華，至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去世，在中國共度過了五十一年。他爲二百多年前中國與歐洲的文化藝術交流作出了重要和積極的貢獻。由于郎世寧的一生幾乎都是在中國度過的，他的藝術創作也都以中國的人和事爲題材，所以郎世寧的生平和藝術，已經成爲了中國美術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來加以敘述和評價了。
　　郎世寧于1766年去世，年78歲，喪禮備極哀榮，葬于城外數公裏禦賜的一塊土地上，乾隆還親撰墓志銘，以示對這位高年教士永遠懷念。
　　　　爆料 文學腳本原是悲劇基調
　　湖南電廣傳媒節目分公司制作總監吳毅介紹，該劇改編自旅居英國華裔作家蘇立群的傳記小說《郎世寧傳》。與原作相比，電視劇最大的不同是改變了總體風格。小說用第一人稱描寫了郎世寧在清宮不得不改變自己的藝術風格，來迎合帝王的趣味和需要。他的內心痛苦惶惑，是一個悲劇人物。
　　吳毅說，一旦進入電視劇改編，就發現用悲劇風格來編劇本很困難。一方面電視劇首先是一種大衆的文化娛樂品，另一方面影視作品無法反複閱讀、咀嚼。經過研究，最終選取以一個外國人的獨特視角，來審視康、雍、乾盛世如何盛極而衰，以及中西文化在交融中無法避免的激烈碰撞。風格最終定位爲亦正亦邪的輕喜劇，和清宮正劇、和“戲說”都有所不同。
　　爭議1 大山像不像郎世寧
　　正方：外貌不是主要因素
　　之前有媒體報道該劇選角經曆了一些困難，最終敲定了與郎世寧有幾分相似的大山。
　　“外貌的考慮不是主要因素。主角人選最初有兩個，一個是大山，另一位是美國演員。”吳毅說，最終選擇大山最主要是他身上的喜劇色彩和電視劇的基調契合，當然也考慮到他在中國的知名度。
　　吳毅說，雖然是首次“觸電”，但大山非常投入，特別是有一場郎世寧被打板子的戲，打的就是大山本人。
　　反方:人物外貌氣質都不對
　　“我對大山演郎世寧有意見，外貌、氣質都不對。”目前國內研究宮廷美術以及郎世寧最權威的專家、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聶崇正說，雖然目前沒有任何郎世寧的畫像，但郎世寧是意大利人，頭發應該是黑色的，和作爲加拿大人的大山外形區別很大。
　　“憑著多年的研究，我的印象中的郎世寧應該是個身材偏瘦、個性平和的人。因爲他是個傳教士，需要有親和力。”聶崇正說。
　　爭議2 郎世寧可曾有養女養子
　　正方：爲了豐富人物血肉
　　電視劇裏，郎世寧不僅收養了小叫花小弟，後來還和舒暢扮演的養女有一種若有若無的情感。吳毅說，這兩個人物都是虛構的，是爲了讓郎世寧這個人物更有血肉、更立體。
　　“我們在完成的時候，將他和養女之間的那段感情大大地削弱了。”吳毅說。
　　反方:沒有任何關于親友的記載
　　聶崇正說，目前沒有任何資料顯示郎世寧的交友、愛好的記載。史料記載，郎世寧住在現王府井東堂，即王府井天主堂，每天穿過東華門上班。
　　不過，故宮檔案館的相關資料曾記載了這樣一件趣事：夏天到了，郎世寧的畫室很熱，便上書請求在畫室外搭個涼棚。不久後便被批准實施。
　　爭議3 劇中畫作是否有曆史根據
　　正方:《隔代傳位圖》有曆史依據
　　片尾出現了好幾幅郎世寧代表作，有《嵩獻英芝圖》、《八駿圖》等；片中也出現了很多作品，如《隔代傳位圖》和爲十四阿哥畫的《僭越像》。劇中，康熙帶孫子弘曆射殺了一只大熊，四阿哥殺了一只老虎。康熙讓郎世寧將兩件事畫在一幅圖上。實際上，這是一幅隔代傳位圖。康熙想傳位給四阿哥，也希望四阿哥傳位給弘曆。吳毅說，像《隔代傳位圖》、《僭越像》是有曆史根據的。
　　反方:現存沒有雍正時期畫像
　　“康熙末年，２７歲的郎世寧來到中國；但現存他最早的畫是雍正二年，並沒有雍正時期的作品，大量的作品産生在在乾隆時期”。聶崇正說，曆史上並沒有《隔代傳位圖》、《僭越像》這一提法。
　　經查閱，記者發現郎世寧曾畫過《弘曆擊熊圖》、《弘曆刺虎圖》，電視劇中的《隔代傳位圖》是將後者的主角“換”成雍正，並將兩畫合一；而《僭越像》中的人物也不是十四阿哥，而是乾隆，作品名爲《乾隆皇帝大閱圖》。

　　對中國繪畫的貢獻
　　聶崇正認爲，雖然郎世寧的繪畫可謂中西合璧，實際上主要的畫法還是西方的，只是根據中國人的審美習慣在光線利用上進行了調整。歐洲的肖像畫，比如荷蘭的倫勃朗，經常將人物置于側光環境中，人臉就會半明半暗，但這在當時，中國人是接受不了的，認爲是“陰陽臉”，被畫髒了臉。郎世寧就借鑒中國人像寫真，讓人臉盡量接受正面光，避免側面光，同時在人物的鼻翼兩側、鼻子、脖子下，稍稍加重，這樣五官就更清晰、立體。
　　郎世寧對于透視法在中國的引進也起了很大作用。雍正時期的學者、大名鼎鼎的總督年羹堯的哥哥年希堯寫過中國最早介紹透視法的著作《視學》，文中就曾提到該書是和朗學士多次交談、探討才寫成。裏面附有很多介紹歐洲透視法的木刻圖。
　　在還沒有照相機的年代，郎世寧還用他的畫筆記錄了很多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如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莊接見歸順的少數民族頭領的場景。
　　郎世寧和西洋樓
　　對美術不熟悉的人可能不太熟悉郎世寧，但他參與設計的圓明園西洋樓可謂無人不知。聶崇正認爲，曾被英法聯軍掠走，前幾年被購回的大水法１２生肖部分獸頭，有些極可能出自郎世寧之手。雖然沒有任何資料可以證明這一點，但很多地方都明顯看到“郎式風格”。
　　郎世寧作品市場
　　聶崇正介紹，現存郎世寧的作品分爲兩種，一種是有明款的，畫上題有“臣”字，都是爲皇帝畫的，大概有六七十幅；另外還有一部分作品雖然沒有他的題款，但西洋風格很濃，也能達到郎世寧繪畫水平。兩者加起來可以過百。
　　郎世寧的作品現主要存于故宮博物院和臺北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江西省博物館、鎮江市博物館、沈陽故宮、天津藝術博物館也藏有一兩幅。美國克裏夫蘭博物館、德國柏林的東亞美術館也藏有個別作品。
　　聶崇正此前曾爲馬晉收藏的《百駿圖》稿本進行鑒定，目前該作品正在皇城藝術館展出、並將于６月１５日－１７日上拍北京鴻正春季書畫拍賣會。聶崇正介紹，美國大都會博物館也藏有同樣一件稿本。在古代，重要作品都要先畫圖稿經皇帝過目才能正式創作，所以檔案裏常有“成稿預覽”的記載。
　　聶崇正說，郎世寧的作品在藝術品市場上的價格很不規律，但總的來說，升值的空間很大，因爲郎世寧的作品流失在民間和海外的很少。幾年前，《蘋野鳴秋》、《秋林群鹿》兩幅作品在海外拍出了很好價格，自己曾爲之鑒定。法國也拍過一幅半身妃子像，但因爲沒有明款，成交價很低。
　　郎世寧畫作拍賣過億人民幣：
　　2008年，在北京中嘉國際拍賣有限公司秋季拍賣會上，清代乾隆年間郎世寧繪“雍正十二月圓明園行樂圖”十二塊，以1.44億元(不含傭金)勇奪全場頭籌。
http://baike.baidu.com/view/31621.html?tp=0_00

 

耶穌會＞百度百科　　

 

耶穌會（拉丁原名 Societas Jesus, S.J.），爲天主教的主要修會之一，又稱耶穌連隊 ,1535年8月15日由西班牙羅耀拉的依納爵( Ignace de Loyola )爲因應當時基督新教的宗教改革成立，獲得羅馬教廷教宗的許可。耶穌會最主要的任務是教育與傳教，在歐洲興辦許多大學，培養出的學生除是耶穌會人才外，也活躍于政界與知識份子階級，著名的如笛卡兒。

　　【耶穌會的組織及規模】
　　◆組織形式:耶穌會仿效軍隊編制，組織嚴密，紀律森嚴。總會長爲終身制，駐羅馬。在全世界設77個教省，各設省會長，任期3 年，其下按地區分設會長和院長。各省會士外出傳教，即在當地建立歸該省管轄之傳教區。此外羅馬總會長還向各地派出巡閱使，會內實行層層控制，會士之間相互監督，並強調絕對服從長上。總會長對各地會士擁有絕對統治權，故有“黑衣教皇”之稱。正式會士除發三願（絕財、絕色、絕意）外,還發第四願,即絕對效忠教皇。會士除應遵守會規外，尚須按照伊納爵所著《神操》一書的要求，完全聽憑長上以天主的名義隨意調遣，不得違命。會規還規定會士每年應仿效福音書所載耶穌在曠野中40天的事迹，獨自潛修。在這40天中，無論居何職位者均須擺脫會務，根據《神操》內容默思祈禱，此爲“大避靜”。一般虔誠教徒則行“小避靜”，期限爲3天或7～8天不等。按月行者則稱“月省”。耶穌會曆來在天主教靈修生活中居獨特地位，教皇的靈性指導也多爲其會士。
　　◆成員:耶穌會的成員都是神父，非神父不能成爲成員。他們沒有專門的制服。成員一般在他們的名字後面加上SJ的字母。耶穌會的成員必須發誓他們將生活貞潔，貧窮，對修會和教宗的命令絕對服從。從20世紀起耶穌會可以算做是比較先進的天主教派神學者。他們的成員都受到過比較高的教育，有許多是高級顧問。加入耶穌會比加入其它修會考驗的時間要長得多。申請人不但要有神學的畢業證書，而且還要有另一項課程的大學畢業文憑。
　　◆耶穌會士的使命:耶穌會神父和修士努力成爲一個爲別人生活的人。身爲耶穌會的成員是生活在團體中﹐與其他會士以及許多平信徒﹑合作者一起共事﹐將天主帶給人類﹐並設法減輕他們的痛苦﹐消除社會的不正義。會士被天主吸引﹐去向人們﹑世界宣講聖言。那些被召叫而爲司鐸的會士在教會中具有領導職位﹐並透過司鐸職務協助建立基督徒的團體。
　　◆會規及信條:會規要求其會士立絕財、絕色、絕意的誓願，特別強調無條件地絕對效忠于教皇。耶穌會的信條是Ad Majorem Dei Gloriam（愈顯主榮），這句話往往被縮寫爲 AMDG。
　　◆規模:目前這個修會大約有兩萬成員，他們在112個國家活動。大多數耶穌會成員在學校或大學中教書。他們非常重視布道和對年輕人的工作，此外他們協助人祈禱，加深信仰，從事社會工作，幫助難民，以及從事宣傳工作。耶穌會在全世界開辦自己的學校和大學，以此來推廣他們的信仰和爲自己做廣告。

　　【耶穌會的曆史】
　　◆修會的成立
　　15世紀後當時相當腐敗的天主教受到新教的沖擊非常大，天主教內産生了一股維新改革的思想，耶穌會的成立是這個勢力的一部分。它的目的是從內部改革教會，同時修會成員希望能夠以此獲得一個更加靠近耶穌的地位。
　　修會的成員必須對教會絕對服從。羅耀拉曾說[來源請求]：“假如教會這樣定義的話，我就相信白的是黑的。”
　　1540年教皇保祿三世認可耶穌會是天主教的一個正式修會。此後這個修會發展很快，不久就在多個國家活動。
　　◆反新教和巴洛克時期
　　在歐洲耶穌會在反新教的運動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尤其在學校和大學中他們的影響非常大。他們將布道的儀式搞得非常華麗，這正好與馬丁?路德的新教相反，路德宣傳節省的布道儀式。耶穌會對巴洛克藝術的發展和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耶穌會的成員對當時的政治也有很大的影響，因爲他們中許多人是國王的懺悔神父。
　　◆遭到的迫害
　　長時間內耶穌會受到來自不同方面的迫害：他們在天主教內部以及新教外部的敵人懷疑他們建立秘密組織，圖謀不軌。18世紀耶穌會在許多國家受到迫害，1773年在西班牙和法國的影響下教皇克萊孟十四世解散了耶穌會。只有在不承認教皇統治的俄羅斯和普魯士他們還可以繼續活動。直到1814年教皇庇護七世才重新認可耶穌會。

　　【耶穌會傳教的曆史】
　　耶穌會的教士到中國、日本、印度和美洲充當傳教士。在巴拉圭他們在1610年至1767年間甚至建立了一個耶穌會國。以此他們將他們的基督社會體系引入印第安人社會中。在歐洲人們對耶穌會在南美洲的傳教工作的態度並不一致，尤其西班牙和葡萄牙認爲耶穌會妨礙他們的殖民主義行爲。1767年西班牙將在巴拉圭的耶穌會成員驅逐出境。
　　◆耶穌會與中國
　　耶穌會成立之初，會祖聖依納爵的摯友，被稱爲東亞宗徒的沙勿略（François Xavier ）就到了印度，卻只能遺憾的于1552年死在中國廣東外海的上川島。
　　就在這一年,利瑪竇誕生，三十年後的1583年，利瑪竇到了廣東，在中國南方輾轉度過十八年後，終于在1601年進入北京，之後的十年，利瑪竇以其精湛的數學和天文知識，和對中國經典的通曉,在中國的知識份子中建立了良好的形象。這個模式也被其他許多相繼來華的耶穌會士采用。
　　1644年滿清入關，順治、康熙皇帝繼續重用西方傳教士。湯若望、南懷仁相繼出任欽天監正，全國信徒已達27萬。
　　從雍正皇帝開始在全國查禁天主教，迫害教徒和傳教士，但在北京宮廷裏卻留用一批耶穌會士，擔任禦用的學者和藝術家。有意大利籍畫家郎世寧(Brother Giuseppe Castiglione S.J.)，和負責制作地圖的蔣友仁神父（Fr. Michel Benoist S.J.）。17世紀後期，耶穌會傳教士是西方了解中國的最高權威。
　　1762年，法國頒布了解散耶穌會的命令；1773年7月，教廷宣布解散耶穌會。從明末到清初耶穌會總共有472位會士在中國服務了190年。（耶穌會直到1814才被允許重新恢複）。
　　1842年7月11日，三位法國籍的耶穌會士南格祿(Fr. Claude Gotteland S.J.)、李秀芳(Benjamin Brueyre, S.J.)與艾方濟(Francois Esteve S.J.)重返中國，1847年在上海徐家彙（當時還是郊外的一個村莊）正式建立傳教中心，包括幾所修道院、孤兒院、天文臺、土山灣印書館、氣象臺、博物院、藏書樓以及男女中學等。徐家彙聖依納爵堂至今留存，作爲上海教區的主教座堂耶穌會以徐家彙爲中心，逐漸將天主教傳遍教廷委托其負責的江南代牧區（江蘇、安徽兩省），到1920年左右信徒發展到20萬人。
　　1856年，耶穌會開始負責新成立的直隸東南代牧區，主教座堂最初位于威縣趙家莊，不久遷移到獻縣張家莊，建造了華北著名的大教堂獻縣張莊耶穌聖心主教座堂和規模龐大的教會建築群，是耶穌會繼上海之後形成的第二個在華傳教中心。
　　在1900年的義和團事變中，直隸東南代牧區受到重創，5萬多名教友中有5000多人喪生，其中有3000多名都是7月20日在景州朱家河同日被殺。不過戰後直隸（河北）的天主教徒增長的速度更加迅速。
　　1925年以前，在中國的2所天主教大學均爲耶穌會創辦：1903年在上海創立震旦大學，1922年創立天津工商學院。1925年以後，中國共有3所天主教大學（僅在北京增設一所輔仁大學，本篤會創辦，不久由聖言會接辦）
　　1950年，有913名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教，占全世界（4650人）的1／5。他們在中國負責河北、江蘇（含上海）、安徽3省的10個教區，五百多座教堂。
　　法國耶穌會神父集中在最早和最重要的2個教區：上海教區和獻縣教區。這2個教區在1950年以前都改由中國主教負責。1949年從上海教區分出的海州監牧區由法國耶穌會負責。西班牙耶穌會神父負責的安徽省蕪湖教區（由上海教區分出）和安慶教區（由蕪湖教區分出）。意大利耶穌會神父負責蚌埠教區（由蕪湖教區分出）。加拿大耶穌會神父負責徐州教區（由上海教區分出）。匈牙利耶穌會神父負責大名教區（由獻縣教區分出）。奧地利耶穌會神父負責景縣教區（由獻縣教區分出）。
　　1931年，美國加州省的耶穌會士到中國，在上海創辦金科中學，在南京創辦弘光中學。1949年由上海教區分出的揚州監牧區也由美國耶穌會神父負責。
　　香港、澳門兩地也有耶穌會士的教育事業。香港的會士大多屬愛爾蘭籍，澳門的則屬葡萄牙籍。
　　1952年，中國大陸政府驅逐外籍教士，耶穌會士再度被驅離中國。
　　◆耶穌會與臺灣
　　由于天主教在中國大陸遭到壓制，包括耶穌會在內等天主教組織大多遷移至香港與臺灣。
　　1960年在天主教中國主教團、聖言會及耶穌會合作之下，臺灣輔仁大學于臺北縣新莊市複校，成爲全球十四所天主教大學之一。輔仁大學的法學院及管理學院爲耶穌會轄區，此外耶穌會並且在輔大校區之中設立了中華耶穌會神哲學院.但並不爲臺灣當局承認
　　截至目前爲止，天主教耶穌會在臺灣的行政組織，稱之爲耶穌會中華省臺灣區，地址是臺北市和平東路1段183巷26號。
　　除了輔仁大學之外，耶穌會在臺灣各地也開辦了臺北縣徐彙高中與新竹縣內思高工兩所學校。此外，著名的媒體機關光啓社，以及臺北市公館的耕莘文教院也是耶穌會在臺灣的分支機構。
　　◆耶穌會與日本
　　1549年8月15日，耶穌會創始人之一方濟各?沙勿略在一位日本朋友彌次郎的引介之下，攜同兩位耶穌會士（島來斯神父、斐迪南修士）經麻六甲海峽，輾轉抵達彌次郎的家鄉，日本南部九州的鹿兒島。成爲第一位踏上日本國土的天主教傳教士。年底，鹿兒島已經有一百五十人、附近地區有四百五十人領洗入教。
　　16世紀中葉的日本是個極端封閉的社會，所以當時的日本人對西方的新奇事物和信仰非常傾慕。加以當時的日本處在封建諸侯割據，各自爲政的分裂局面，不少諸侯爲了表示自己不受中央的指揮管轄，往往以選擇信仰天主教來顯示自己的獨立自主。1551年，山口領主大內義隆和豐後領主大友義鎮都宣布天主教傳教自由。因此，此後幾十年間，日本皈依天主教的人數直線上升，九州和京都與東京一帶奉教的人最多，總共達三十萬。當時的羅馬宗座視察員，意大利耶穌會士範禮安神父 (Alexandre Valignani)，是日本初期教會傳教工作計劃的最主要負責人。
　　可惜，好景不常，來自歐洲的水手，水兵和傳教士之間的意見不合，目的不同，又加上16世紀末葉日本德川幕府諸將軍極欲統一日本，對不服從中央的諸侯大加討伐，那些傾向或選擇天主教的諸侯和他們的臣民更是幕府將軍征討的對象，何況天主教在日本的發展已經引起佛教和神道教的不滿與反對。
　　就這樣，日本天主教的教難成了預料中的事。1597年二十六位傳教士和教友在長崎致命；其他的迫害事件，或大或小也接踵而來，傳教士和教友受到的酷刑虐待令人發指。1637年，教友人數很多的有馬（Arima）一帶，居民因爲國君的橫征暴斂，苦不堪言，而群起反抗，結果遭軍隊追擊，逃至島原（Shimabara），史稱島原之亂。在這裏，凡不背教者都遭屠殺，計有男女和兒童三萬五千人。從此，日本與外界完全隔絕，處在封閉中達兩百年之久。這期間，雖然沒有神父，但長崎一帶仍有一個教友核心團體殘存下來，他們保持信德，世代相傳。

  

傳教士＞百度百科

傳教士在明清中國的境遇對比
傳教與不平等條約
傳教與不平等條約締結的關系
不平等條約中的傳教利益
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華的工具？
肯定侵華價值的言論

傳教士在明清中國的境遇對比
　　明代傳教士在中國輸入宗教和科學，傳播科學並不比宗教少，因爲中國人需要科學知識，只談宗教不能得到士大夫的尊信。清代康熙前期也有傳教士，但是他們很少談科學（除一些天文曆法），這是因爲漢人不敢接近西洋人，傳教士失去士大夫的支持，宗教也就遭到滿族統治者的壓迫，不能像明末那樣順利發展。而在當時來華的傳教士的科學素養並不比明朝中國的學者高明多少。
　　16世紀歐洲思想界的主導因素依然是神學，科學依然處于裨女的地位。耶穌會興辦教育的目的也只是讓傳教士掌握必要的知識以論證上帝的存在。《幾何原本》的傳播就是很好的例子。《幾何原本》最爲精彩的地方就在于它嚴密的邏輯體系，傳教士學習《原本》的目的就是爲了把這種形式邏輯運用的宗教論證中。在傳教士眼裏科學僅僅只是一種感悟上帝的手段。正如利瑪竇在《中國劄記》中所說:“于天主教的信仰奧秘相比，那（科學）真是雕蟲小技而已。”利瑪竇之後，另一位中國教區的會長龍華民，甚至直接把科學排除到傳教士的言行之外。可見，傳教士對科技的認識遠遠沒有達到徐光啓的水平。
　　以利馬竇和湯若望爲例。一開始利馬竇爲傳教而傳教，結果到處碰釘，相當不順利。後來他改變了態度，宣傳西方科技，馬上就改變了處境，招至大批中國士大夫的親徠，影響也越來越大。先是瞿太素跟隨他，瞿學會並親手制作了天球儀、星盤。後來向利瑪竇學習數學的人多起來：有知名學者顧起元、知府王泮、著名學者李心齋的兒子及他的兩個學生和當時的翰林王肯堂的學生張養默等。
　　利瑪竇在中國的傳教一開始很不順利。爲此，利瑪竇轉變了策略，決定采取了曲線傳教的方針，先向公衆開放圖書室、展示地圖、宣揚西方科技等，然後再伺機行事。事實證明，此計果然奏效。利瑪竇的這些行動不僅吸引了很多平民百姓，而且也招來了很多知識分子。比如當時的知俯王泮和知名學者顧起元等。
　　……早在徐光啓翻譯《幾何原本》之前15年（這個時期是1592年）已經有人開始作這方面的嘗試了。這個急先鋒便是瞿太素。但是，顯然這次的翻譯不是利瑪竇主動和有意識的，是瞿太素爲自己學習的方便和顯示自己的才學翻譯的。翻譯的內容也僅是《幾何原本》第一卷。
　　當利馬竇要張養默去傳播基督教的時候，張說這純屬浪費時間，他認爲以教授數學來啓迪中國人就足以達到他的目的了。當張養默曾經想要翻譯《幾何原本》時，也則遭到利馬竇的拒絕。
　　但利馬竇到京城後發現，如果不向中國的士大夫階層提供西方科技知識，相互交往就消極，來拜望他的人遠不如從前。徐光啓堅持說“算術者，工人之斧斤尋尺，曆律兩家旁及萬事者，其所造宮室器用也，此事不能了徹，諸事未可易論”，利馬竇這才勉強同意了共同翻譯《幾何原本》的要求。在翻譯的過程中，很多中國最高等級的官員和士大夫都參與進來研討商量，如楊廷筠、李之藻、葉向高、楊廷筠、馮應京、曹于汴、趙可懷、祝宰伯、吳大參。其中葉向高在萬曆三十六年後曾三次擔任明朝最高級別的文官——內閣首輔。
　　萬曆32年，利瑪竇在給遠東耶穌會會長範禮安的信中說：“我們和京中顯貴相過從，其中有大學士、尚郎、侍郎和近支宗室等。給他們講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央、日月蝕的道理。又給他們制渾天儀、地球儀、繪制世界地圖，答複他們無數的質問。從此，他們不能再認爲西洋人愚昧無知了。”到崇禎9年（1636年），明朝官員士大夫入天主教者有一等大員14人，進士10人，舉人11人，生員300人。崇禎13年，明朝宮廷內及皇族宗室奉洗入教者有後妃3人，宮女50人，宦官40余人，皇族140 余人。全國範圍內入教的到明末估計可達四、五萬人。可見，明末朝野上下已有相當濃厚的崇尚西學、西教的氣氛。盡管中西文化的矛盾表現于對待傳教士與其傳教活動上屢有沖突，但總趨勢是西學東漸的程度愈加深入。
　　利瑪竇1610年（萬曆三十八年）病逝于北京，享年59歲。其生前信徒已達200多人。按慣例，外國人死後都要移葬澳門。但是中國人爲了紀念利瑪竇，上奏朝廷，申請賜地、下葬北京。明神宗破例准奏，親賜安葬祀費，賜北京西郊“二裏溝佛寺，房屋三十八間，地基二十畝，畀葬利子”“立石爲文記之”，墓碑由順天府尹王應麟所立。這年十月下葬時，文武百官都參加了葬禮，非常莊嚴隆重。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曾記載，“時有內宦言于相國葉文忠（引者注：即內閣首輔葉向高）曰：‘諸遠方來賓，從古皆無賜葬，何獨厚于利子？’，文忠公曰：‘子見從古來賓，其道德學問有一如利子者乎？如無論其它，即其譯《幾何原本》一書，即宜欽賜葬地。’”內閣首輔如此看重《幾何原本》，可見明朝的統治階層對科學的重視和不凡的胸襟。
　　利馬竇死後，澳門教會當局借口應以傳教爲根本，不准傳教士散播科學。當熊三拔在徐光啓要求合譯《泰西水法》時就表現出心不在焉，使徐光啓很不滿意，說“可以窺見其人”。
　　利瑪竇的成功經曆，使傳教士們認識到，要想在中國傳教成功，必須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並尊重中國人敬天、祭祖、祀孔的禮儀習俗，而“最善之法莫若以學術收攬人心”。于是來華傳教士大都是當時西方的飽學之士，在科學上有著較高的造詣，以宣傳西方的科學文明作爲傳教的重要手段。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是法國傳教士金尼閣于1620年攜入的7000部書，“金尼閣遠來修貢，除方物外有裝潢圖書七千余部，……書籍見頓香山澳，俾一朝得獻明廷。”這些書籍中，“除吾人圖書館所習有之人文類、哲學類、神學類、教義類及其他名著外，余所搜醫學、法學、音樂類書，亦複甚多，而今日所發明之數學書，則可謂應有盡有。”傳教士們一面編譯出版，一面還與中國學者合作，直接用中文進行著述，向中國傳播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西方的先進火器技術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傳入中國的。
　　而看德國傳教士湯若望在中國的境遇。湯若望在明朝的時候著述頗多，他參與編寫翻譯的著作有《遠鏡說》、《主制群征》、《坤輿格致》、《渾天儀說》五卷、《西洋測日曆》一卷、《民曆補注釋惑》一卷、《大測》二卷、《星圖》八幅、《恒星表》五卷、《交食曆指》七卷、《測食說》二卷、《測天約說》二卷、《新法曆引》一卷、《曆法西傳》、《主制群徵》二卷、《古今交食考》一卷、《學曆小辯》一卷、《恒星出沒》、《交食表》等等，其中涉及天文曆法的，基本上都是包含在《崇禎曆書》內，或和《崇禎曆書》有關。明末湯若望還撰寫了對西洋火炮的整個制造工藝的《火攻挈要》一書。
　　然而在滿清統治下“從1644年到1663年，湯若望再沒有創造性的著述。”
　　崇禎十二年，天主教傳教士畢方濟直接向崇禎帝上奏富國強兵四大策：“一曰明曆法以昭大統，一曰辨礦脈以裕軍需，一曰通西商以官海利，一曰購西銃以資戰守。”崇禎帝以開明的態度准奏。但很快明亡，沒有起到作用。
　　滿清統治者與明朝不同，將西方的科學技術全部拒絕，這和明末士大夫積極學習西方的態度有天壤之別。對待耶教從理論上的駁斥變爲政治上的嚴禁，其實是一種倒退。如1805年（嘉慶十年）滿清禁止西方人在華刻書，傳教和設立學校。

　　傳教與不平等條約（一八四二 － 一八六零）
　　傳教與不平等條約的關系，一直以來皆爲華人教會避諱談論；因爲它除了牽涉敏感的政治因素外，亦關聯了許多複雜的神學問題如政教關系、對傳教曆史的評價等，故此很難教人心平氣和地討論。但是，倘若我們稍爲跳越基督教的圈子之外，便會發覺這個問題實在是難以逃避，亦難以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的。從曆史的角度看，在過去百多年間，中國人連續不斷地對基督教作相類似的指控：如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傳教士是侵華的先鋒等，這個曆史現象，當然不能單以國人誤解、偏見便可解釋過去。從現實的角度看，此等曆史性的指控，至今日仍相當程度上存在于史學界裏面，並且絕不限于中共史家；他們的看法起碼是依據了部分的事實的。因此，即使我們在感情上抗拒去接受、甚至理解這些對基督教的攻擊，但仍必須面對它們，起碼需要了解它們産生的原因。
　　當基督新教在第十九世紀傳入中國時，正值中國面臨千古不曾有的巨變噩運。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挾著工業及科技革命帶來的船堅炮利的優勢，以壓倒性的力量爆破中國的大門。面對著強列的入侵，中國被迫一次又一次地讓步，自南京條約始，不斷與西方各國締結多條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喪失權利不在話下，更重要的是作爲一個國家，她的主權和獨立性已受到嚴重的危害。國人所感受的屈辱感和亡國危機意識如何濃厚，是可以想像的。
　　惟有當我們認清這個基督教的傳入和發展的背景，我們才能了解中國人的排外心態；反教事件爲何層出不窮，中國人對基督教的不合理待遇才不至于變得不可理喻。倘若撇開中國近代史，孤立地看教會的情況，我們將永不可能接觸到那幅真實的圖畫。
[編輯本段]傳教與不平等條約締結的關系
　　在此一個對我們極重要的問題是，當西方列強脅迫中國簽訂衆多不平等條約時，它們與傳教士及傳教工作發生了什麽關系呢？
　　第一、傳教士參與了條約的制訂。
　　正如上一講所言，傳教士爲了取得合法居留中國的地位，被迫加入外國在華的機構工作，這些機構包括了半政治半商業性質的東印度公司，也包括外國駐華的外交和商務的官方代表。由于他們是早期幾乎唯一通曉中文的洋人，故在這些機構裏多從事與語言有關的工作，如翻譯、書記之類。一旦外國政府對中國采取任何武力行動時，這些傳教士都會被派調往戰場，參與情報搜集和隨軍翻譯的角色。在侵略軍占據中國某些地方後，他們也自然地被選任做占領地的民政官。在戰爭勝利締訂條約的過程裏，傳教士亦預聞其事，充任翻譯之職。
　　這些不同層面的參與非常普遍。例如馬禮遜先後擔任東印度公司及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的漢文翻譯及漢文正使；李太郭（G. Lay）是英國參與南京條約談判的代表樸鼎查（pottihger,港譯砵甸乍）的傳譯秘書，後被派爲英國駐廣州首任領事；此外還有裨治文、衛三畏、柏駕……等，不勝枚舉。或者我們可以用郭實臘來做爲一個較爲詳細的例子。他在主後1840年英軍攻入中國境內向北推進時，充任英軍翻譯及情報官員。當英國占領定海後，他被派任占領地的民政官，管治該地。主後1841年當英軍攻占寧波後，又任寧波民政官。主後1842年調任鎮江民政官。在南京條約簽訂時，郭實臘爲英方傳譯之一。
　　第二，傳教士參與外交事務及日後的中外談判。
　　自南京條約簽訂後，英國及其他隨後而來的國家取得了在中國駐使的權利，因此紛紛簡任使節來華。由于早期惟有傳教士通曉中文，並對中國的社會和文化略有了解；故他們不少自動或被邀轉職，充任母國駐華的使節。例如柏駕在鴉片戰爭後，不複當傳教士，轉投外交工作，在主後1845至1855年間，任美國駐華使館的頭等參贊。其後更協助爲全權委員。衛三畏在主後1856年也辭去教會工作，任美國駐華使館頭等參贊及翻譯，及後隨同美使與中國簽訂天津條約。至主後1876年爲止，先後代理七次館務。
　　傳教士被他們的母國委任爲駐華使節，造成許多很不利的影響。若我們同意第十九世紀西方列強對中國進行的是侵略活動，與中國簽訂的都是不平等條約；則要爲參與這些活動的傳教士完全洗刷其侵華的嫌疑，便很不容易。在主後1842年前，傳教士尚未取得在華的合法居留權時，他們的參與尚可視爲迫不得已之事；但在主後1842年以後的參與，則不能不說是他們的自由意願，並非無可奈何的了。更複雜的是，當傳教士與外交官兩重截然不同的身份集中在同一個人身上時，他所講的
　　話、所做的事，便自然地教人混淆起來，難以判別他是用什麽身份說這些話、做這些事。例如柏駕在轉任外交官以後，積極要求美國政府加緊侵略中國，侵略長江沿岸，他且建議美國應占領臺灣，以爲向中國脅迫更多利權的憑借。對于一個中國史學家，就很難相信他這樣的主張，是與他從前在華的傳教經驗完全不占任何關系的。
　　傳教士轉職外交官並不局限于第十九世紀早期，至第二十世紀仍問有所聞，例如美國在主後1949年前的最後一任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 L. Stuart），原來便是一位傳教土，他且是著名的燕京大學的校長。
　　第三，傳教士大多肯定列強以武力侵華的做法。
　　前面我們提過，早期傳教士爲取得合法居留中國的身份，而被迫間接地參與鴉片貿易。因著身份尷尬的緣故，這些傳教士大都對鴉片貿易緘默不言，不願置評。但大致上，傳教士對于國人吸食鴉片，則大都持反對的態度；特別若有中國信徒或傳道人吸食鴉片，一經發現，便會被革除出教。在第十九世紀末以後，也有不少傳教士及中國籍傳道人投身于禁煙運動的行列裏。因此我們可以概括地認爲，傳教士對鴉片的否定立場是相當鮮明的。
　　但是，傳教士之否定鴉片，卻與他們對鴉片戰爭的看法並無關聯。就今日所能接觸得到的資料而論，傳教士絕大多數都全然肯定這場戰爭。他們認爲，鴉片戰爭是基督教國家與敵基督之戰；並且，整場戰爭之所以發生，實完全基于中國人愚昧無知、狂妄自大，並且抗拒福音所導致的；所以戰爭彰顯了神在中國的主權。他們視英國侵略中國爲執行神的旨意。這樣的言論是相當普遍的。
　　傳教士大都無視鴉片在鴉片戰爭中所占的地位。這主要是由于在當時期，中國與歐美之間並無任何郵政、通訊及客運服務，唯一兩地的聯系便是歐美來華貿易（主要是鴉片貿易）的商船；因此，若傳教士得罪了鴉片煙商，他們將會陷入相當不利的情況。有一位美國公理會的傳教士在寫信給母國的差會時指出，他不欲對鴉片問題作任何評論，否則將會帶來不幸的後果。他列舉了另一位在寧波傳教的麥高溫（J. Macgowan）醫生爲例，由于麥氏就鴉片問題發表過一些意見，獲罪于英國的鴉片煙商，結果他們拒絕爲麥氏連載任何信件及接濟，麥氏無法，只好黯然回國。此外，我亦要抱歉地指出，早期支持在華傳教工作的，有少部分是鴉片煙商。例如在主後1849年，醫療傳道會在香港開辦的醫院的院長Dr. J．Hirshberg在辭職時，向其所屬的倫敦會解釋說，他不能夠忍受在一個容納了鴉片煙商的團體內工作。可見問題之複雜性。
　　不過，必須公允地指出，在華的傳教士于第十九世紀中葉只是一個人數極少的團體，他們不可能對當時的政治局勢起到什麽作用，我們不應苛求他們可以扭轉英國對華的政策。身處于某個時代的人，他的思想很難超越那個時代的其他人的普遍想法，一個十九世紀的英國人或美國人自亦難以高瞻遠矚地看到他們的母國對中國所做的是怎麽一回事。每個時代、每個民族皆有其盲點，恐怕我們亦不例外。如前所言，第十九世紀末傳教士及中國傳道人在禁煙運動中所作出的貢獻，是不能任意地抹煞的。
　　第四，不平等條約與傳教的關系。
　　第十九世紀中國在列強的武力脅迫下，簽訂了衆多不平等條約。在這些條約中，傳教權益並列于割地賠款的諸項中，成爲中國喪失給列強的利權的一部分。
　　爲什麽傳教與不平等條約會牽上關系呢？這要追溯回我們第一講所提到的內容。自雍正年始，中國政府禁止天主教在華傳播，傳教士除少數在朝廷供職者可獲豁免外，皆被逐離中國；而國人若信奉天主教，亦會被處極刑。這些禁令自然亦對日後來華的基督教生效。在如斯嚴酷的禁制下，傳教工作是不可能合法進行的。雖說非法傳教工作仍然持續，但總仍帶來極大的危險與不便。所以，若要福音種子自由地在中國的土地上撒播和生長，必須待中國政府解除對傳教工作的禁令方成。問
　　題是，中國政府怎麽會在毫無利害考慮下解除傳教禁令呢？特別是作爲一個敬重傳統家法的民族，祖宗頒下的法令實不能任意刪改放棄。既然中國政府不會自動放棄，那麽余下的途徑是用強力使她被迫放棄；方是時，向中國進行侵略活動的列強是唯一可以找到的強力。
　　如此我們可以見到這麽一個困局：傳教士來到中國，最大的目標是要將福音傳給國人，他們甚至甘願爲此目標擺上自己的名利富貴、以至生命；但是，他們卻面對著一個不能傳福音的局面。傳教士既需要傳、也認定這是中國人最大的需要，那可以用甚麽方法來扭轉整個不能傳的局面，就成爲他們夢寐以求的關懷。因此他們很自然地要求在母國政府與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時，將自由傳教的權益附加在裏面；這即非不可避免，也是相當無可奈何的事。
　　不管我們對傳教與不平等條約的關系作何評價，總得承認傳教士並不是可以翻雲覆雨的人，他們在本國的政壇上的影響力極爲有限。西方列強亦絕非僅爲了開辟傳教工場的緣故方侵略中國的（即使法國亦不例外），貿易利益才是他們的考慮。可以肯定，即使沒有傳教問題這個因素，帝國主義國家仍有足夠的侵華理由。所以，保護傳教條款只是他們在與中國簽訂各項約章時附加進去的項目。
　　但問題是，作爲中國人，若視這些條約是列強以武力欺淩中國而被迫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而傳教自由條款卻又載在條約之內，則必然使教會陷在一個頗爲尷尬的情況裏，亦使傳教與帝國主義侵華連上不白之冤的糾纏。這是一個曆史的困局。

　　不平等條約中的傳教利益
　　有關第十九世紀中國與列強簽訂的衆多不平等條約，這裏不能一一敘說，下面只就與傳教相關的作扼要的介紹。傳教與不平等條約的關系，大致上可分開兩部分而言；其一是間接的影響，即是說條約的內容非關傳教，但卻間接爲傳教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方便的；其二是直接的關聯，即條約內容是直接針對傳教工作的。
　　中國與外國簽訂的第一條不平等條約是主後1842年的南京條約。在條約內中國允准開放廣州等五個口岸供外商來華貿易；而南京條約後中英簽署的善後章程裏，洋人正式獲得在五個開放貿易的口岸自由進出及居留的權利，如此傳教士作爲洋人，自然也得以合法地居留中國，毋須擔心再被驅逐了。五口通商對傳教工作造成很大的方便。此外在善後章程裏，中國給予了英國領事裁判權的利益，傳教士乃得以如同其他洋人般，享到不受中國司法制度管轄的特權。
　　南京條約簽訂後一年，中英雙方再簽訂虎門條約。中國容許英國人在五個口岸的議定界址內建屋居住，這一條款成了租界的前身。此外，中國也賦予英國最惠國待遇。換言之，中國若與別的國家簽訂任何條約，給予對方任何利權，英國均可以自動分享，所謂利益均沾。嗣後法國爲拓展天主教在華的傳教事業，而對中國作出的各種開放傳教的要求，皆被英、美等國家援引最惠國權利，得以爲基督新教所共享。以上所說的都是間接的影響。
　　主後1844年，中國分別與美國和法國簽訂望廈條約及黃埔條約。在條約內，中國政府允准外國人在五口議定界址內興建房屋、學校、醫院、教堂。這明顯是直接指向傳教工作的，因爲除傳教士爲了宣教緣故外，還有什麽洋人要在中國辦學、設醫院和教堂呢？
　　此時期英國與法國領事積極要求中國政府撤銷雍乾年間訂立的傳教及信教禁令。但由于中國政府禁止她的臣民信奉洋教純粹是一項內政，英、法皆無權將之置在國際的條約上。結果在外國的壓力下，主後1845年2月1日，中國正式弛禁天主教，國人信奉洋教者免受刑罰（基督教亦自動受益）。在法國的極力要求下，中國政府再于主後1846年2月20日答允歸還在康雍年間沒收的天主教堂。這個允准，帶來了日後無窮的禍患，增添了國人更大的反教情緒，連帶基督教也遭牽連，我們在以後會詳述。
　　主後1858年，在英法聯軍攻陷天津後，中國與英、法、美、俄四國簽訂天津條約。中國全面開放她的國土，容讓洋人在各地遊曆，這樣即表示一切傳教的藩籬皆被撤去，整個國家皆可容許傳教士自由傳教了。此外，天津條約又規定，中國政府有責任保護傳教士及中國信徒，免受不公平的待遇。這條條款的訂立，緣因當時不少傳教士在中國遭到國人侵襲攻擊，而中國政府又未給予足夠的保護；中國信徒更往往因爲信奉洋教的緣故，受到歧視及迫害，故此英法等國有感必須以條約迫使
　　中國政府改變此不利的情況。但是，保護傳教條約卻又導致傳教士及外國領事動輒介入中國的司法訴訟中，造成極多禍患和沖突；更重要的是，中國信徒被列在不平等條約的保護範圍內，即意味著一旦一個中國人皈依基督教後，他就不複是普通的中國臣民，反倒成了國際條約，以至條約背後代表的外國領事和軍艦的保障階層了。無怪乎當時不少國人認爲：多一個基督徒，便少一個中國人。
　　由于中國政府的反悔，不肯承認天津條約的效力，結果導致英法聯軍再度入侵，攻陷北京。中國複與英、法、俄簽訂北京條約。北京條約的內容大致上與天津條約相若，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在中法北京條約裏，由于一位擔任傳譯的法籍傳教士狄拉瑪（DeLamarre）的擅自竄改，中法北京條約的中文版竟多了一項法文版所沒有的條款，便是容讓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可以相信這一項本來不是法國代表所要求，而僅是該天主教的傳教士爲了日後在華傳教工作方便的緣故，非法增添上去的。由于當時期的中國人不懂法文，故亦無從比較；日後雖然發覺，但已沿用數十年，要追究也爲時已晚了。無論如何，傳教士因著這條非法條款，得以在五口以外的全中國任何地方，購置土地房屋，興辦教堂及各種供傳教使用的設施了。
　　主後1860年後，傳教及各種關聯的活動和建置，都已成爲不平等條約保護下的合法行爲。從短期的角度看，此舉無疑是開辟了中國的傳教工場，拆除妨礙傳教的各種官方的攔阻，福音的大門確實是洞開了。但從長遠的角度看，將傳教工作系于不平等條約之上，傳教受到政治力量的保護，所造成的禍患及種下的仇恨卻又是難以勝數的。它爲日後中國教會的生根成長，預留了一塊極壞的土壤；基督教始終給國人以洋教的附生的印象，無法嫁接入中國文化中。更不幸的是，它遺下了無窮
　　的口實，讓國人誤解及指責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此等罪狀自第十九世紀末期開始，直至第二十世紀末期的今日，仍存在于國人及史家中間。

　　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華的工具？
　　在分析了傳教與不平等條約的四方面關系後，我們進一步探討「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這個指控的真確性。
　　雖然這個指控的曆史悠久、廣泛存在于不同時期；但至今日，除了部分近代史學者仍堅持之外，主要是來自大陸史家的看法。大陸史家對傳教曆史有他們特定的解釋模式，如凡傳教士租買田地必屬「霸占」，遊行布道則是「刺探情報」，諸如此類。這些特定字彙既然已被確定使用，駁斥亦無必要。至于他們對傳教士的指責，大致而言，可以分爲五點：
　　一、傳教士搜集情報，有助他們母國的侵略行動。
　　二、傳教士參與隨軍活動。
　　三、傳教士參與訂立不平等條約。
　　四、傳教士進行文化侵略。
　　五、傳教士常常訴諸母國領事，以政治勢力維護傳教活動。
　　此五點證據就合成他們以「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的攻擊。以下我們試就其中的兩點作答辯。
　　傳教士是否進行搜集情報的活動，以協助他們的母國侵略中國呢？這要分開兩方面而言。一方面若在戰爭期間，傳教士受雇于入侵的軍隊成爲情報官，那他的主要職責自然是搜集情報，這是不爭的事實。惟是此時期他的身份是軍中情報官，而非傳教士。他不是以傳教士的身份去搜集情報，故此我們也不能說搜集情報的活動與傳教有直接的關系。二方面，若這個指責是泛指在平常日子，傳教士編寫文章，出版刊物，探討及介紹有關中國各種情況（如前面提過的 The Chinese Repository等），也是一種搜集情報的工作，則肯定是一個荒謬的誣捏。事實上，早期傳教土之急欲了解中國社會、文化的真相，目的純粹是爲了傳教的方便，他們需要對傳福音的對象有所了解；而他們之發刊文字，也是旨在將研究成果保留，及向本國的基督徒推介，吸引更多後繼者投身在華的傳教事業而已。這些資料即或可以用爲侵略中國的參考（沒有人敢抹煞一切非邏輯謬誤的命題的可能性），但也不是傳教士原來探求及編寫這些資料的動機。作者不應該要對讀者如何使用他的作品負責。因此，第一點的指責並無什麽根據。
　　至于第二及第三點，傳教士參與隨軍活動及條約的簽訂，前面已有詳及，這裏毋庸重覆。我們只強調一點：傳教士在帝國主義侵華和締訂不平等條約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實並不大，主要是在語言翻譯方面；他們並非不可或缺的人物。在英美諸國侵略中國的政策厘定及策劃階段，傳教士更起不了任何作用，故傳教絕非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原因和目的。個別傳教士的政治立場和抉擇，不應該構成全體的「傳教士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先鋒」，更與「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無關。因爲他們的政治立場，絕非來自基督信仰，毋寧是第十九世紀西方擴張主義時代的産物吧。
　　關于傳教士是否進行文化侵略的問題，並不容易處理，主要原因在于「文化侵略」此四字實在是語焉不詳，難以確定其含義的。我們如何在促進文化交流和進行文化侵略兩者間劃出一條明確的界線呢？也許唯一的分判是中國人是否願意接受這些新輸入的文化，又整個文化輸入的過程是否帶著任何強迫性的意味。對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並無什麽理由顯示在這個分判標准下傳教士是在進行文化侵略的。傳教士在晚清開始所鼓吹的西化改革，包括出版、辦學，以至與中國士大夫階層的來往等活動。皆無列強的武力在背後支撐；並且他們的活動及言論亦廣爲那些具改革思想的士大夫所歡迎，對當時期推行的西化改革起了一定的作用；這只能說是對中國近代化作出貢獻，與文化侵略占不上關系。至于說傳教士的辦學及主張改革的言論，是否同時在散播「崇英」、「崇美」的思想，減損國人對帝國主義侵略的警覺性，亦屬牽強之言。傳教士容或基于一廂情願的想法，認定他們的母國對中國的善意，因而鼓吹中外合作，國際友好，甚至提出一些如將中國交與英國共管之類在中國人看來是大逆不道之言，但這僅是認識不足所致，絕非受別人的指使；並且作爲個人的意見，根本在外交政策上不會産生任何作用。故此，我們盡可反對這些看法，但卻不能「無限上綱」的推斷爲與侵略有關。還有一些人（主要是近代的新儒家）認爲，中國自有其宗教，故在西化的同時毋須一並輸入舶來的宗教，以致挑戰儒家的主宰性或壟斷性地位。這只不過是「中體西用論」的另一個翻版，完全不值一駁。總之，傳教士在近代史上，對輸入西洋文化，幫助中國西化改革，及促進文化交流均起了重大作用，他們絕不是文化侵略者。
　　第五點的指責，由于牽涉一些複雜的背景，要留待第五講才能詳細交代和討論。
　　在大致上了解了這幾點的指責的實況後，雖然我們不能將一些已發生的不幸的、無奈的事實解釋掉去（explainaway）；但是我們仍有足夠理由指出，即使有一些如傳教士參與不平等條約簽訂之類的事實存在，「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這個指控是站不住腳的。

　　肯定侵華價值的言論
　　不過，從第十九世紀傳教士對武力侵華及不平等條約的種種肯定性的言論，卻可以給今日教會的宣教事工帶來一些反省。
　　傳教士贊成西方列強對華的武裝侵略及脅逼簽訂不平等條約，雖各持不同理由；但大致上可總括爲以下四種：
　　第一種（也是最主要的）理由是，傳教工作在中國面臨極大的障礙，這些障礙若不以政治勢力，則無法除去；而且，傳教障礙是由中國政府布置的，所以責任自然也由她去承擔?
　　第二種看法是，中國政府是不可理喻的，與中國人談判並無意義，唯一要她遵守承諾的方法是用武力將之壓服。（這種看法不一定全錯。中國人是否欺善怕惡、是否具有魯迅筆下的阿Q的精神，作爲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實在難以客觀評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因著中國對政治權力的看法與西方有異之故，在近代史上，由中央派代表與西方列強談判擬定的約章，往往每被皇帝貿然一筆推翻，甚至連談判代表本人許多時也沒得好下場，這反覆的態度激怒了西方，因此認定中國人了無信義、欺善怕惡，倒是事實。）
　　第三種則認爲列強與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其實都是符合國際法的原則的。西方各國在華只要求尊重人權、平等外交、彼此合理地共處、公民受到保護等天然權利，這些要求都是合情合理的。
　　第四種是基于神學上的理由。因著西方在第十九世紀普遍存在著一種二元的文化觀；他們將世界二分爲基督教與異教兩部分：歐美諸國就是基督教國家，她們的文化（WesternCulture）就是基督教文化（Christian Culture），而所有西方文化以外的都是異教文化（Heathenism），這思想是非常普遍的（特別在美國的西漸運動時期）。故此，傳教士多數對中國都采取一個相當歧視、負面的態度，甚至將中國比擬爲撒旦的勢力，用武力對付撒旦又有何不可呢？
　　同樣基于神學理由還有：整個武裝侵略的行動都是在上帝的計劃之內，上帝是借著戰爭向中國人施行審判；神可以將壞事變爲好事，就好像迦勒底人的侵略以色列人可以促成他們在信仰上的反省一樣。若不平等條約能使中國人放棄自尊自大的心態，虛心接受福音，則對他們有大裨益；亦有人指出戰爭的苦難可令中國人對信仰産生反省，苦難未始無益……等。
　　以上各種理由，起碼讓我們思想三個重要的宣教課題：
　　其一是目的與手段方面。一個善的目的可否用一個不善的手段達致？無疑在聖經和曆史上，我們都看見上帝曾利用天然和人爲的災難使人悔改歸回，或在信仰上有更深的體會；但人是否有權作同樣的事，或將自己看爲上帝的化身，代行災難性的審判和提醒？又即使一件惡事（如侵略中國）可以帶來一個善的目的（讓國人皈依），這是否可合理化該惡事，甚或將惡事變成善事，使爲惡的人開脫責任呢？
　　特別在傳福音的事工上，我們常常強調「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這個真理。無疑這是聖經的教訓，沒有任何上帝以外的權柄可以叫我們不將福音努力傳揚，我們首要的順服對象是上帝。但是，什麽是「順從神」？是否所有形式及途徑的傳福音都是順從神？傳福音這個善的目的可否合理化一切「法外」（曾有人說過違背政府法律的傳福音才是符合更高的上帝的法律，故這裏不以「非法」名之）的行爲？其間有沒有一些界限（如借助暴力、侵犯人的自由意志是否不應被允許）？當
　　彼得講述這句說話時，他的處境如何？將此話應用至什麽程度？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思考的課題。
　　其二是預定論的問題。雙重預定論（Double Predestination）是教會曆史上自第九世紀開始已備受爭議的問題，到底除了義人是神的預定揀選外，罪人是否同樣是神的預定滅亡呢？這個問題進一步的推展，就變成世上的美善固然是神的恩典供應，但世上的災難、罪惡，除了是人直接制造出來、或因人的罪惡破壞了神預設的自然律而自招報應外，會不會是神刻意的加害于人身上呢？全善的神固然可以爲了最終的善而施行暫時的惡，但是基督徒若貿然地將「暫時的惡」歸咎于神身上（如癌症、艾滋病都是神的審判），則是頗爲危險的事。我曾聽人指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是神利用來打開福音的大門；這說法仿佛是帝國主義侵華是由神親自安排的。無疑，一切若不是得到神允許都不會發生；但神的不幹預、容忍某些罪惡按人的惡行或自然律産生，卻不等同于神刻意的促成阿！
　　其三是信仰與文化的關系。到底基督教是否與西方文化完全依附等同？一個基督徒應如何看外邦的異教文化？若該外邦文化與基督教不相調協、甚至相沖突，我們可以有怎樣的評估角度？這是宣教學上的重要討論課題。值得告慰的是，將世界簡單地二分爲基督教文化與異教文化的看法大致上已遭人摒棄了。
　　除了這三個課題外，政教關系、神的計劃與人的責任（特別倘在時間上有分歧時），以及基督教在這麽一個敏感的時期進入中國對日後中國教會發展的禍福等，都是可以深入探討的問題。
　　以上提出了一大堆問題，都是這裏無法一一處理的。這並不是說它們並不可能求出答案、或筆者企圖隱瞞個人的看法；只是它們都是極爲複雜而又牽涉面甚廣的課題，根本不是三言兩語可以交代清楚的，倘若我們持守著拒絕接受簡單答案的態度，則便只能留待日後作進一步的討論了。

 

宮廷畫師郎世寧＞百度百科

 

《宮廷畫師郎世寧》是中國大陸2003年拍攝的24集曆史人物電視劇。導演張子恩，主演大山（加拿大）、許還山、鍾鎮濤（中國香港）、趙寧宇。
　　劇情簡介
康熙末年，意大利傳教士郎世寧來到中國，以其繪畫技能任職于宮廷，擔任待詔畫師。喜愛西洋技藝的康熙皇帝對西洋畫的寫實技能深爲贊許。他要求郎世寧學習中國畫的意蘊，以便更好地爲宮廷服務。
在學習中國畫的同時，郎世寧還奉旨在宮內爲中國畫師開設了西洋寫真課。爲保證講課的效果，他堅持要畫人體模特。此事驚世駭俗，大度的康熙批示"不許畫男，亦不許畫女"。電影劇照之一(20張)讓他帶學生在秘室畫了裸體的太監。 來華之前，郎世寧曾在葡萄牙王室專爲王後和公主畫像。而在清宮他卻不能爲女性作畫。他對此迷惑不解。康熙的幼女、年輕美麗的七格格偶爾從他面前走過，七格格活潑的身影吸引了郎世寧的注目，他偷偷地給七格格畫起了速寫。七格格發現了他的舉動，很想看他是如何畫自己的。有一天康熙終于下詔讓郎世寧給七格格畫像，原來康熙要將七格格遠嫁西疆去和親。七格格淚眼相視，郎世寧無法下筆……
郎世寧在來華效力的幾十年裏，目睹了中華帝國盛極而衰的曆史進程。 在這幾十年裏，他逐漸模糊了對上帝的信仰。他收養了一對子女，有了家庭的幸福與煩惱。 他逐漸失去了對藝術的追求。作爲宮廷畫師他地位高高在上卻毫無創作自由。如同此時的中國逐漸迷失了前進的方向，郎世寧在這一進程中逐漸迷失了自我……
　　大山介紹
大山是加拿大人馬克?羅斯韋爾（Mark Rowswell）的中文名字。他在中國的名氣要遠遠大過在西方。 　　
1988年大山自多倫多大學畢業後，遠赴北京留學北京大學中文系。其實他本來的中文名字是路世偉，是他原名的中文音譯，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參加了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在小品中出演一名叫大山的中國青年，他出色的表演使他的名字一夜間家喻戶曉，此後他取中文名爲大山，並拜師學相聲。1989年冬，大山正式成爲中國第一位外籍相聲演員。 　　
1995年加拿大國家電影局根據大山的事迹，拍攝一部紀錄片：《駐華滑稽大使：大山》。 　　
2005年大山在24集電視劇集《宮廷畫師郎世寧》中扮演郎世寧。
分集劇情